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残碑

宋天圣五至八年（1027—1030年）

长方形　高约200厘米　宽52厘米　厚27厘米

1984年东城区朝阳门南大街雅宝胡同东口迤北（明城墙填土内）出土

1986年5月14日北京市文研所拨交

现藏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

仿木结构建筑单坡屋檐(www.xing528.com)

1965—1971年，北京市文物管理处组织发掘，在崇文门东400～500米处的明代城墙内皮墙基下发现5件残石。1983年4月在朝阳门南大街雅宝胡同东口明城墙墙基下又发现2件残石。经考证，此为宋天圣五年（1027年）至天圣八年（1030年）间所刻针灸图经残石。我馆现在展出了其中2方。一件为长方形针灸图经残石，上下边框线刻缠枝牡丹，碑文正书刻有《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等。另一件为仿木结构建筑单坡屋檐。

《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系由皇家医官院主持，医官尚药奉御王惟一负责编纂的，经过多年对古医书中有关针灸的记载和针灸图式详加考订，并对历代医学的针灸实践进行系统总结，于天圣四年（1026年）编撰成书，并摹刻成石，作为学习针灸及临症取穴的标准。这是自汉唐以后到宋天圣时期，古代医学家在针灸腧穴方面反复实践的基础上，科学地总结整理的。王惟一还据此主持铸造了两具中国最早的宋天圣针灸铜人。铜人的躯体，体表用金字标有针灸穴位名称，里面是空的，可注水。当时不仅范铸铜人模型，在其身上刻经穴名称和位置，而且还详述主治和疗法。

石刻图经与铜人一起存于开封相国寺仁济殿“针灸石壁堂”。此组石刻是如何从河南开封移至北京，又为何在明城墙内被发现的呢？宋朝在北方地区先后被辽、金政权取代，此组石刻在元至元年间（1264—1294年），由安抚使王楫将铜人和刻石从开封移到北京，放置在皇城以东明照坊太医院三皇庙的神机殿内，即今北京东城区灯市口以北一带。明正统八年（1443年），铜人已有400多年历史，经脉昏暗难辨，石刻图经文字也已漫漶不清，明英宗令工匠重新制作铜人和图经，安置在阙东太医院的药王庙内，其地点在今劳动人民文化宫东南一带。宋石刻图经在明正统十年（1445年）间修筑城墙东垣时被毁，充当了城垣的砖石，历经坎坷的图经就这样被埋于城墙下。宋铜人也不知去向。直到近千年后在拆除明城墙时，石刻图经又重新被发现，引起考古界和中医界专家们的高度关注，但宋铜人和明代石刻图经却至今没有找到。

类似针灸铜人这种教学模具在我国其他地方也有发现。1993年，在四川省绵阳市双包山汉墓出土一件黑色重漆的小型木质人形，其上有红色漆线的针灸经脉循行经络，但无文字及经穴位置标记。虽然针灸木人仅为正常人的约六分之一，但它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标有经脉流注的木质人体模型。宋代的针灸图经和针灸铜人不仅在石刻上有详细的文字记载，而且有明确的经穴位置标记，比前者更为先进，从材质上也更易保存。2003年，中国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专家发现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冬宫的明代中国针灸铜人是现存最早的明正统仿宋针灸铜人，并对这具铜人进行了成功的复制。复制品已存中国针灸博物馆。

从这组石刻中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它的文物价值及其坎坷的流传经历，还可以了解到它的医学价值，从经脉图像到图经的刻制，从汉代针灸木人到宋代针灸铜人，经过了近千年的几代医家和工匠们的努力。在今后的岁月里，它仍将见证着北京的城市变迁和医学技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