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美石美刻导赏

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

残高170厘米　宽112厘米　厚90厘米

1998年9月15日西城区西直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出土

现藏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

石像头部断失，跣足坐于石台之上，身穿长袍，外着披肩，两袖宽阔，几近于地；右手拄剑，左手扶膝，右腿盘曲，置于腹前，左腿垂于地。石台左侧下方，刻有相互缠绕的龟蛇。石像背后长发及腰，发丝原有彩绘，现已不存。背刻题记：“……真□特立□□师大都通玄元观住持提点李志真，提举弟子郑□□命工镌造，采石局副常秀使，本局提领王秀，匠人□……”“大都通玄观”。根据题记的内容，推断该石像是珍贵的元代道教造像。1998年9月，征集于西城区西直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工地（西直门桥东南角）。

这尊残损的石像虽然已失去头部，但从现存的形象、衣着、武器及与其他动物形象的组合来看，无疑是道教著名的神——真武大帝。真武，也称玄武神、玄武大帝、真武大帝，是道家诸神中的北方之神。自宋代以来真武大帝就是一位披发赤足、黑袍金甲、手执宝剑、脚踏龟蛇的降魔神的形象。玄武大帝最初是龟蛇之形，后来衍化成为人的形象，披发、黑衣、赤足、仗剑、蹈龟蛇。后为避“宋圣祖”（宋朝皇帝传说中的始祖）赵玄朗名讳，改玄为真，即今之真武。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推崇春秋时期道家的老子作为始祖，把传世的《老子》一书作为基本经典，称作《道德经》。汉代初年，经过秦末的大乱，民生凋敝，天下衰弱，为求政治安定和恢复经济，休养生息，提倡“无为而治”，“黄老之道”于是成为主流思想。这一时期，方士、方仙道和黄老道，是道教形成最主要的基础和最早的表现形式。东汉末年，以太平道和五斗米道为代表，标志着具有完整形态的道教开始正式出现。东晋时期，道教的代表人物首推葛洪。葛洪又称抱朴子。他总结战国以来神仙方术的理论，写成《抱朴子》一书，此书是道教发展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全书分内外篇，内篇讲“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益年、攘邪祛祸之事”，外篇讲“人间得失、世事臧否”。葛洪为道教构设出各种修炼成仙的方法，建立了一套成仙的理论体系。他还对道教的炼丹术有很大贡献，著有《金匮药方》《肘后备急方》等医书。(www.xing528.com)

北魏时期道教在北方有了转折性的发展，与此相关最重要的人物是寇谦之，他在太武帝的支持下，在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建立天师道道场，制定乐章，创立新规和诵戒新法，道教在北方大为得势。相对于同时期南方的天师道，后人把寇谦之经过改革后的道教即新天师道称为北天师道。

南朝道教另一个重要人物是陶弘景，他是学者，也是医学家，对历算、地理、医药都很有研究，曾经整理《神农本草》，撰成《本草集注》七卷。陶弘景一方面继承老庄思想和葛洪的方术理论，一方面顺应南方道教发展的趋势，把道教的理论与儒家以及佛教的思想进一步融合起来，主张三教合一。

隋、唐两朝的皇帝都尊崇道教，隋朝所施行的基本是以崇佛为主、佛道并重的宗教政策，李唐皇室因老子李耳的缘故把道教定为国家宗教，并凌驾于佛教之上。在政治和宗教双重因素的推动下，道教逐渐走向全盛。唐高祖曾下诏为三教排定座次：“令老先、孔次、末后释。”在太宗和玄宗两朝，对道教的推崇达到顶点。这一时期，在道教教派方面，一个突出的表现是道教的南北融合。隋代天下一统，南方的茅山宗北上与北方的楼观道结合，道教的上清派和天师道汇合在一起。唐初，茅山道士王远知成了南北道教的领袖，其后潘师正、司马承祯先后领导道教，贞观时所建的茅山太平观是最重要的道教中心。茅山上清派逐渐成为唐代道教的主流。这一时期，道教的全面建设逐步展开，在道教神仙谱系、道教经典、道教礼仪、道教宫观等方面都有新的进展。北宋时，统治者也曾仿效李唐，册封其始祖赵玄朗，把赵宋皇室和道教神祇联在一起，还降过几次天书，但影响已大不如唐。

道教的另一个兴盛时期是南宋、金、元时期，出现了新道教诸派，从而形成唐代道教发展的又一高峰。这一时期，道教最突出的思想贡献是内丹学，它与儒家的“心性说”、佛教的“佛性说”，都是三教从本体论向心性论转变的标志性成果。王重阳所创立的全真道在金、元两朝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北方的代表教派。明代统治者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过程中，都曾利用道教为他们服务。在明代中叶以前，道教仍处于兴盛时期，嘉靖年间，达到高潮。此后开始走向衰落。由于朱元璋、朱棣的推崇，明代道教正一教得到极大发展，其父子两人都声称他们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得到过玄武真人率天兵天将的帮助，因而特别尊奉玄武神。朱棣还曾撰《真武庙碑》，歌颂其功德，并在京城和武当山营建宫观供奉，其中武当山营建规模最为宏大，该地因此成为中国著名的道教圣地之一。

隋唐以来道教发展的一大文化成果是编纂了《道藏》，其中《长春真人西游记》一书很有趣，它记录了全真七子之一的丘处机应成吉思汗之召，以七十余岁的高龄，率十八弟子西行数万里到大雪山（今阿富汗兴都库什山）行宫的经历。该书不仅记录了这次历史性的会面，还记载了沿途的风土人情和自然景色，以及丘处机吟咏的诗词七十首。后人称赞此书足以与法显的《佛国记》、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相媲美，既是一部珍贵的历史、地理文献，又是一部杰出的古代游记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