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州书佐秦君神道石刻的发现与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导赏

东汉

1964年6月石景山区老山北坡出土

现藏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

秦君神道石柱及墓阙的发现将北京地区石刻的起始年代提早了很多，它是北京地区现存时代最早的石刻文物，也是目前国内发现的东汉时期神道石柱中保存最完整的一对，对研究中国古代陵墓石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另外，无论从其纹饰雕刻还是文字雕刻方式来看，该石刻都为中国美术史增添了新的材料，是文物考古界、美术界十分重视的一组石刻文物。

阙是中国古代建筑体系中极为重要的一种建筑形象，溯源于门。汉代石阙，是汉代的一种纪念性建筑，有石质“汉书”之称，是我国古代建筑的“活化石”。汉代成对地建在城门或建筑群大门外表示威仪等级的建筑物，因左右分列，中间形成缺口，故称阙（古代“阙”“缺”通用）。它的雏型是古代墙门豁口两侧的岗楼，在人们能够建造大型门屋后，便演变成门外侧的威仪性建筑，防御功能逐渐减弱。文献记载，西周时已有阙，现存最早的遗物是汉代的。现存石阙中，基本完整的有25座，其中四川16座，河南、山东各4座，北京1座，均用块石雕琢后砌成。

柿蒂纹藻井

这组“汉故幽州书佐秦君神道石柱及残石阙”，1964年6月在北京石景山区老山北坡出土，共计17件，其中3件为神道柱构件，14件为石阙构件。

在石柱的柱头、柱础上，都有两只古朴而生动的螭虎纹浮雕。螭虎是战国之后玉器中常见的异兽，汉以后螭虎的使用更为广泛。秦君神道石柱上部雕刻的两只半浮雕螭虎，雕刻技法精湛，表现力丰富。螭虎的头和爪已不大像龙，吸取了走兽的形象未刻鳞甲。躯体粗壮有力，腰部与后胯肌肉感强烈，比例协调，生动自然。汉及以前诸代的石雕作品基本上以反映生活及信仰为基础，运用夸张手段，不追求装饰性，以宣教、祈福和示威为主要目的。(www.xing528.com)

柱额阳刻隶书“汉故幽州书佐秦君之神道”3行11字。这几个字是最早采用阳刻方式刻成的，被书法界公认为汉代隶书的精品，为后世篆刻的楷模。

一石柱正面有刻石年代及工匠名“永元十七年四月板令改元元兴元年其十月鲁工石巨宜造”；左侧柱额柱铭刻有记述建造石阙缘由的《乌还哺母》铭文，为墓阙及石柱确定建造年代和建造缘由提供了重要实物佐证，开启了北京地区碑刻的先河。

铭文内容：“维乌维乌，尚怀反报，何况于人，号治四灵，君臣父子，顺孙弟弟。二亲薨没，孤悲恻怛，呜号正月，旦夕思慕冱心，长网五内。力求天命，年寿非永，百身莫赎。欲厚现相，尚无余日。呜呼，匪爱力财，迫于制度，盖欲章明孔子葬母四尺之裔行上德。比承前圣岁少，以降昭皆，永为德俭。人且记入于礼。秦仙爰敢宣情，征之斯石，示有表仪。孝弟之志，通于神明。子孙奉祠，欣肃慎焉。”铭文的内容，是以乌鸦的“反哺”来表达子女对父母的孝心，郭沫若先生曾对此铭文作了精辟的考释。

另几件墓阙上浮雕门吏、朱雀、青龙等，雕刻手法、风格与汉代画像石相同，题材多为神话传说、奇禽异兽、人物故事，是汉代厚葬风俗的一个明证，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汉时期人们的信仰和生活。

秦君神道石柱及残墓阙，是北京地区继新石器时期石雕艺术品后的最早发现。我国现存东汉时期陵墓建筑石构遗存中，神道石柱存2套4件，其一为秦君神道石柱；其二为山东琅琊刘君石柱（现存山东省博物馆）。两相比较而言，秦君神道柱柱顶佚失，柱身及柱础相当完整，能真实反映东汉墓前神道石柱的神韵；而山东琅琊刘君石柱，残毁严重已不辨原貌。

中国人一直有“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风俗习惯，厚葬是有汉一代的整体风气。据《潜夫论·浮侈篇》记载：“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金镂、玉匣、檽梓、梗、楠。多埋珍宝、偶人、车马，起造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务崇华侈。”东汉末年，袁绍讨曹檄文中指责曹操，说“又梁孝王先帝母帝，坟陵尊显，松柏桑梓，犹宜肃恭，操帅将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宝。至令圣朝流涕，士民伤怀。操又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遇毁突，无骸不露。”据说，曹操盗掘梁孝王刘武墓后，所得金银无数，大军数年不缺粮饷。两汉厚葬之风由此可窥一斑。甚至有史学家认为，兴旺发达的大汉帝国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厚葬。

西汉早期，帝王墓室采用木椁玄宫的建筑方式。汉制规定，皇帝、诸侯的椁室以“黄肠题凑”构成，发展了先秦时代人君“以雕玉为棺，文梓为椁，梗、枫、豫章为题凑”的葬制，在西汉中期普遍使用，盛极一时。“黄肠题凑”是以黄心的柏木块或柏木条垒叠互嵌，木条端头内向，紧密围筑，即“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故曰黄肠。木头皆向内，故曰题凑”。长沙湘江西岸象鼻嘴一号墓、北京大葆台西汉墓等均为规模较大的黄肠题凑形式，老山汉墓的墓室木墙也是黄肠题凑的形式。东汉时期出现了用石头取代木材的做法，即以“黄肠石”代替黄肠木。除物品之外，汉代的大型墓葬按旧俗还普遍使用车马殉葬。大葆台汉墓出土的是唯一保存完整的西汉车马殉葬的遗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