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觉寺历史：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导赏

明清皇室重视与西藏、蒙古的关系，“因其教不易其俗”，“兴黄教，之所以安众蒙古”，对佛教非常尊崇。明太祖朱元璋起自寒微，发迹之前曾经在龙兴寺出家为僧，这段经历对他影响甚大。登基后，他以佛教有“阴翊皇度”之功和社会教化之用，在思想文化层面上大力推崇和扶持，同时，在社会组织的层面上又对其进行强有力的整肃，特别是教寺的设立对明代及其后佛教的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明成祖朱棣上台后，崇好佛教，意图通过佛教的宣传为其篡夺皇位正名，给自己树立忠孝仁义的“明君”形象。成祖极力加强同藏传佛教的关系，藏传佛教在明宫廷的影响由此大幅增长。自明中期开始，皇室奉佛，以祈福为主要诉求，佛教不仅为社会教化之具，更被视为护持宗社国脉的护国之器，诸帝奉佛亦多有耽溺之态，对藏密等尤其热衷。

真觉寺，始建于明永乐年间。永乐二年（1404年），明成祖遣太监侯显迎印度高僧来京（今南京，当时朱棣还未迁都北京）。永乐十二年，成祖在南京见到来华印度僧人、中天竺大菩提寺末代主持者室利沙。室利沙向成祖呈献了五尊金佛和印度“佛陀伽耶塔”图样。成祖与他谈经论法十分投机，封他为国师，并下旨以室利沙进献的古印度大菩提寺模型、金刚宝座塔及五佛像为样式。“西番班迪达来贡金佛五躯，金刚宝座规式，诏封大国师，赐金印，建寺居之。寺赐名真觉”（《日下旧闻考》）。寺院前有大殿五楹，后为金刚宝座塔，塔后殿五楹，塔院之东为行殿。这种以塔为中心的寺院建筑格局，继承了印度佛教早期寺院的传统，寺院全盛时期，寺内建筑百余间，香火兴旺。

清代皇室对佛教的信仰与尊崇较朱明皇室更甚，特别是满蒙联姻和清朝对西藏地区统治的加强，受蒙古贵族信奉藏传佛教的影响，从顺治开始，之后的清朝帝后们，对佛教特别是藏传佛教虔诚信仰，大力推广。比如，雍正帝除了是一位虔诚的禅宗居士，对于藏传佛教也多有涉猎。在《雍正行乐图》中，雍正帝不仅曾以儒者、道士以及西洋猎人的形象出现，也身着藏传佛教格鲁派僧衣，以喇嘛的姿态现身。

《明宪宗御制真觉寺金刚宝座塔记》

对于高梁河北岸的大护国仁王寺位置有以下两种不同的说法：一是在白石桥北面西侧的国家图书馆址；二是以现真觉寺为中心的白石桥东侧高梁河北岸。1999年疏浚长河，对水道进行整治时，在五塔寺路的首都体育馆滑冰馆门前稍西发现残石桥基，刘之光先生据此在《大护国仁王寺觅址》和《元代大护国仁王寺与西镇国寺位置的商榷》二文中，指出了白石闸不但建有水闸，还在闸稍东有一座汉白玉石桥，并提出了大护国仁王寺的位置应该就在以首都体育馆滑冰馆为中心的方圆近67万平方米的范围之内，位于白石桥东500米处的真觉寺，就囊括在元大护国仁王寺的寺院遗址之中的观点。明永乐大典本《顺天府志》卷七记载：“大护国仁王寺，按《大都图册》都城之外西建此寺及昭应宫。”永乐时所记寺院情况已经是参考元时旧时文献，可推测当时大护国仁王寺已经不复存在了。把这样一座位于北京城近郊，毗邻城门，规模又如此宏大的著名皇家寺庙夷为平地，一定是一件有计划、有组织的事情，此事应该与明初名将徐达在明朝洪武元年至洪武十二年为防御需要增筑北平城墙和修建燕王府有关。

真觉寺遗址（曹立君/摄）

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和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乾隆皇帝母亲六十、七十万寿，正觉寺被选为祝寿之地，使其有幸被修缮，再次进入皇家寺院的序列。乾隆因避其父“胤禛”讳，敕更名为“正觉”。乾隆十六年第一次修缮，寺内主要殿宇更换黄琉璃瓦顶，升格为皇家寺院。乾隆二十六年，乾隆为皇母崇庆太后七十万寿，改建天王殿五间、东西配殿十间、顺山房六间、金刚宝座塔台一座、宝塔五座、重檐亭一座、毗卢殿五间等，寺内屋顶全部换上黄色琉璃瓦，大殿后添砌大墙一道，高二丈五尺，厚五尺。改建后，乾隆为此亲笔撰写了《御制重修正觉寺碑》碑文。期间，并请千名喇嘛于寺内诵经。乾隆三十六年，乾隆为崇庆太后八十万寿，赏正觉寺接驾喇嘛银一千两、饽饽桌六十张。光绪九年（1883年）时据故宫藏《正觉寺陈设册》记，南起牌楼、天王殿、前大殿、塔、中大殿、后罩殿、东西配殿、转角房、僧房、行宫等，计176间，各殿堂的陈列物品，计225件。光绪二十年（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万寿庆典，赏正觉寺饽饽桌六十张。(www.xing528.com)

清乾隆《崇庆皇太后万寿庆典图》（图片来源：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馆藏资料）

民国初年金刚宝座前仍存大殿一座，塔室壁画残缺。民国十六年（1927年），蒙藏院以二千五百元的售价将正觉寺卖与商人黄垿东。此后寺内除金刚宝座塔外，房屋建筑俱已无存。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金刚宝座塔被散兵强登塔顶，毁掉中塔塔顶上半部。事后将塔下洞门用碑石堵塞，自此无人再能登塔。此后，“正觉寺”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世人多称此处为“五塔寺”，而“真觉寺”“大正觉寺”的称呼逐渐为人们所淡忘。

1934年北平市公安局制定保护方案，对金刚宝座塔进行保护。1937年5月12日，由国民政府出资，对五塔寺进行全面修缮。修塔座，添塔座木门四扇，配齐铁铃，配中塔铜顶，罩亭上下檐添新琉璃瓦，楼梯口外添石柱两根，竖起石碑，添新院墙，高三公尺，建硬山门楼一座，新添瓦房八间，宅地八亩九分。门楼内右侧镶石碑一方，有“二十七年十一月七日完工”字样。重修后的五塔寺归坛庙事务所管辖，寺院整体仍为凸字形，增修了院墙。门楼及楼两侧共六间南房，院内占地三十亩。1938年12月1日，北京特别市公署发布接收、保管五塔寺的训令和指令，坛庙事务所也报送了接收、保管的办法、清册和略图。训令发布后，五塔寺的管理状况得到了改善。

1980年3月，北京市成立五塔寺文物保管所。1987年10月，将北京地区发现和汇集的各类石刻和出土墓志等共1200余件在此展出，并成立了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以收藏、研究、展示北京地区的石刻文物精品。

真觉寺现存大殿基址为1979—1980年归整后的形状，占地面积640平方米。台基上残存一座中央佛台（须弥座）和两处顺墙转角小型佛台。据记载，寺院正殿原有匾额为“心珠朗莹”，有楹联曰“般若演慈源，妙通筏喻；菩提宏觉路，长炳灯传”，皆为乾隆御书，今均无存。根据史籍记载绘制的明真觉寺复原平面图，我们可以一览当年真觉寺的盛况——最南面有一座牌楼，两侧为朝房，中轴线自南而北依次建有为山门殿、天王殿、大雄宝殿、金刚宝座塔、毗卢殿、藏经楼。天王殿前左右有钟楼、鼓楼，大雄宝殿有东西配殿，西路建筑为僧房，东路建筑为行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