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雪1 洪芳芳2
李清照作为宋代婉约词派的代表人物,其文学造诣和学术素养并非是天生而成的,这与她的家庭背景、成长环境息息相关。同样,她在金石学方面的爱好与成就,也与家学颇有渊源。
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也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宋史》记载:“有司方以诗赋取士,格非独用意经学,著《礼记说》至数十万言,遂登进士第。”这说明李格非对于经学颇有研究。又载其“再转博士,以文章受知于苏轼”,“格非苦心工于词章,陵轹直前,无难易可否,笔力不少滞。尝言:‘文不可以苟作,诚不着焉,则不能工’”。这两条记载体现了李格非的文学素养和追求。他与廖正一、李禧、董荣同在馆职,俱有文名,被称为苏门“后四学士”。可见,李格非的学术素养之高,他能够培养出李清照这样的才女也不无缘由。除此之外,《宋史》还记载李格非“妻王氏,拱辰孙女,亦善文”,也就是说,李清照的母亲是北宋名臣王拱辰的孙女,王拱辰状元及第,被赐名拱辰,后官至节度使,“善文”也就不足为奇了。
李清照的父母都出身于书香门第,李清照从小受到父母的熏陶,继承家学,为她的诗文创作和之后的金石收藏、研究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碧鸡漫志》记载李清照“自少年便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近前辈。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若本朝妇人,当推词采第一”。
虽然由于家庭的影响,李清照具备了极高的文学素养,但是李清照与金石学结缘,却更多要归功于其夫赵明诚。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李清照与赵明诚成婚,时年18岁,赵明诚21岁。李清照与金石纠葛一生的命运也因此而开启。
赵明诚从小就对金石学有极大兴趣,他在《金石录》序中提道:“余自少小喜从当世学士大夫访问前代金石刻词。”这个爱好伴随了他的一生。可叹的是,他的身份是赵挺之之子。赵挺之进士出身,曾官至尚书右仆射。赵明诚在与李清照成婚前还未步入仕途,到崇宁二年(1103年)开始做官,但是赵挺之之子的身份使得他不断被迫卷入党争之中,官职调动受到父亲政治境遇的影响,波折的仕宦生涯或许也是他坚定金石之路的重要因素。
而李清照的父亲仕途同样不顺,因为出身于苏轼门下,李格非被归入元祐一党,因朝廷对元祐党人的政策变化而受到波及。
李清照与赵明诚成婚之后,将金石收藏作为生活乐趣。但随着赵挺之在大观元年(1107年)罢相、去世,赵明诚受到牵连打击。赵被夺官之后,二人避居青州,更是专心于收藏古物、研究金石。也许这既是夫妇二人钻研学问的方向,也是排遣忧思的方式。
李清照因赵明诚而与金石结缘,也因为良好的素养能够全心投入,从中找到生活的意义。《金石录后序》记载了夫妻二人婚后收藏金石的经历,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在二人避居青州之前,也就是大观元年赵挺之逝世之前,是第一阶段。这时二人虽然“族寒,素贫俭”,但还未受到政治波及。从成婚(1101年)到崇宁二年(1103年)间,赵明诚仍在太学。他每月初一、十五请假出去,典当衣物,换取钱财,然后去相国寺购买碑铭、果实。回到家后,夫妻二人一边展玩碑文,一边吃着食物,自得其乐。到崇宁二年赵明诚开始做官后,有了更广阔的途径获取金石文物。他一方面通过做官的机会游历天下,节衣缩食,搜集文字;一方面通过在秘书省做官的亲戚旧故,借阅并抄写古文经传和竹简文字。虽然通过各种渠道尽力搜罗,却也因为清贫,不免错失许多书画珍品。《金石录后序》记载:“尝记崇宁间,有人持徐熙《牡丹图》,求钱二十万。当时虽贵家子弟,求二十万钱,岂易得耶?留信宿,计无所出而还之。夫妇相向惋怅者数日。”当时二人得见徐熙《牡丹图》,却因为钱财不足而无力购买,自然倍感惆怅。
在这一时期,赵明诚、李清照二人的活动主要是以金石收藏为主,虽然也有展玩、鉴赏,但是并未提及具体的文物整理工作。而随着之后家庭、仕途的一大变动,夫妻二人得以专心于金石文物研究中,这一事件就是赵挺之的逝世。
大观元年,赵挺之被罢相,不久即逝世。随后,赵明诚被夺官。夫妻二人旋即避居青州,也由此开始了十余年的金石研究,将对金石的爱好发展为了对金石学的研究。其成果就是《金石录》。
在收藏金石的第二阶段,二人对金石的探索已经不仅仅是收藏把玩,还有做学问、著文章。在青州定居后,二人暂时摆脱了官场的压力。即便之后赵明诚起复做官,也不过是为二人扩展收藏增加了便利。《后序》记载二人:“每获一书,即同共是正勘校,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故能纸札精致,字画完整,冠诸收书家。”也就是说,二人每得到一书,就先进行校勘工作;每得一古物,也要先展玩、考校。所以二人的收藏完整、考校完善,超过许多收藏家。
夫妻二人对金石文物由爱好性的收藏,演变为学术性的研究,这一转变也可以从李清照的记载中体现出来:“收书既成,归来堂起书库大橱,簿甲乙置书册。如要讲读,即请钥上簿关出。卷帙或少损污,必惩责揩涂完整,固不复向之坦夷也。是欲求适意而反取憀慄。余性不耐,始谋食去重肉,衣去重采,首无明珠翡翠之饰,室无涂金刺绣之具。遇书史百家,字不刓缺,本不讹谬者,輙市之,储作副本。自来家传《周易》、《左氏传》,故两家者流,文字最备。于是几案罗列,枕席枕藉,意会心谋,目往神授,乐在声色狗马之上。”二人将所收书籍整理分类,需要用时再取出,每次取存皆有记录。而赵明诚对这些书籍也十分珍视,凡有污损,便要修补完整,完全没有以前那样悠闲适意的心态。这使得李清照更加节衣缩食,留下钱财来购买书籍,充作副本,以免为赵明诚的严肃态度所忧心。这足见赵明诚已经把金石文物的整理、研究工作放在了首位。而对于家传的《周易》《左传》之学,自然收藏最为完备,让他们不甚欣喜。
在长期的整理中,二人的工作虽然艰苦,却也能自得其乐,李清照记道:“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这种“翻书赌茶”的趣事,既体现了夫妻二人整理金石文物、博览群书的工作状态,也反映了二人志趣相投,携手著述的乐趣所在。
通过二人的不懈努力,《金石录》才得以完成,而李清照在文后感慨赵明诚之逝世时说到“因忆侯在东莱静治堂,装标初就,芸签缥带,束十卷作一帙。每日晚,吏散,辄校勘二卷,题跋一卷。此二千卷,有题跋者,五百二卷耳”。这句话为二人的成果作了总结,即最终成型的《金石录》著录两千卷,题跋五百零二卷。
赵明诚受欧阳修《集古录》的启发而著书,他与妻子所著的《金石录》,除了卷帙较《集古录》更为浩繁之外,自然也较前书有所改进。
根据考察,可以发现,赵明诚的《金石录》较之《集古录》的改进及其用意大致有三点。其一,“惜其尚有漏落,又无岁月先后之次,思欲广而成书,以传学者”。也就是认识到欧阳修《集古录》有错漏,而且不按时代顺序编排。所以赵明诚广搜博取,从三代至隋唐五代,从京师至四邦,铭文、书画、碑帖,无不毕具,搜集达到两千卷,可见广博而有序。其二,“则又考其异同,参以他书,为《金石录》三十”。
赵明诚认识到了碑铭等文字史料对于考证历史的重要作用,因而对所搜集的文字史料进行整理、考订,这就是《金石录》题跋部分的主要内容,这项工作也是前人金石之书所缺乏的。其三,“是金石之固犹不足恃,然则所谓二千者,终归于摩灭,而余之是书有时而或传也”。赵明诚从金石文物和文字资料的损毁状况感受到,大量的文物资料是难以保存的,而著录性的著作或许给这些资料的传世增加了可能,这也是他著书的用意。
赵明诚是《金石录》成书的主力,但由于官职调动,他很难长期随身携带大量的金石、文献资料,因此,这些文物的保存工作主要是李清照在负责。而随着时局动荡,大量的文物也不幸流失、湮灭。在赵明诚逝世后,李清照为了让二人的心血不至于空耗,而将《金石录》的书稿托付亲友,才使之得以传世。因此,李清照在这一时期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据《金石录后序》记载,靖康丙午(1126年)岁,赵明诚在淄川为官,二人所收文物盈箱溢箧。建炎丁未(1127年),由于为母奔丧,二人不得不“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寻常者,器之重大者”。二人舍弃的古物,正说明他们心中已经有了判定文物价值高下的初步标准。而二人在青州旧居存有十余间房屋的文物,也在同年十二月因金兵攻陷青州而毁于战火。
建炎戊申(1128年)秋九月,赵明诚起复,官建康,己酉(1129年)三月罢官。五月,二人行至池阳,赵明诚突然被任命赶赴湖州,李清照因而暂居池阳。夫妻短暂的分别,未想到不久之后却是天人永隔。告别时,李清照一人肩负保管二人收藏的重任,向赵明诚询问,赵明诚答:“必不得已,先弃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所谓宗器者,可自抱负,与身俱存亡,勿亡失也。”赵明诚的回答,可见他对这些文物的重视。夫妻分别后,赵明诚因赶路而染病,李清照收到书信后,担心赵明诚服药不当,加重病情,于是匆忙赶往,却已经回天乏术。八月,赵明诚逝世。自此,保管文物的重任由李清照一人担负。
奈何时局动荡,天子宗庙尚难保全,何况一女子,又有何能力保全数量众多的文物呢!建炎三年(1129年)七月时,李清照、赵明诚家还有“书二万卷,金石刻二千卷。所有的器皿、被褥,约可接待上百位客人;其他物品,数量与此相当”。因担心长江禁渡,李清照将大部分文物、行李运送至在南昌做官的亲戚处保存,谁知十二月金人攻下南昌,所有送去的文物,消散不存。至此,李清照手中只有部分“轻小卷轴,书帖写本,李杜韩柳集,《世说》、《盐铁论》,汉唐石刻副本十卷轴,三代鼎鼐十余事,南唐写本书数箧,偶病中把玩,搬在卧内者”得以留存于世。显然,这些文物也是二人收藏中价值最高的一部分,因为李清照随身携带、把玩而幸免于难。
而这些得以幸存的文物,后来又历经波折,流失殆尽。其中十之五六,是青铜器物,李清照为洗脱通敌之嫌,上进不得,而暂存在嵊县,因官兵搜索逃兵被取走,而被“前李将军”获得。此外,剩余有五六筐书画卷轴,李清照在越州时借居当地居民钟氏家中,被人凿墙盗走大半,又重金悬赏,邻人仅拿出十八卷轴,后来才得知,其余物品都被福建转运官员吴说低价买走了。(www.xing528.com)
经历了金人的战火和国人的搜刮、窃取,赵明诚,李清照多年的收藏流散殆尽,仅剩下“一二残零不能部帙书册,三数种手书帖,犹复爱惜如护头目”。可见在乱世,一位女子要保存这些文物是何其不易。“何得之难而失之易也”,一句话,道尽了李清照夫妇二人的艰辛与无奈。
而后,李清照将集夫妻二人毕生心血而成的《金石录》校勘整理,作《金石录后序》,记录夫妻二人文物收藏和整理的曲折坎坷。南宋政局稳定后,李清照居临安,于绍兴十三年(1143年)前后将此书表进于朝。《金石录》得以刊刻传世。
《金石录》是一部重要的金石学著作,它是宋代金石学形成时期的代表性著作之一。其书成三十卷,前十卷目录,后二十卷题跋。著录两千多卷,有题跋者五百零二卷。所著录碑铭文字,今多不可见,因而价值极高。而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在金石研究中,不仅仅为保存原始资料做出了重大贡献,还致力于古文字的校对、研究,并自发形成了文物鉴别的观念。这些都为后世的金石学,乃至近世考古学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李清照夫妇二人长期的文物搜集、整理工作功不可没。一直以来,赵明诚被推为此书的首要功臣,而多数人都忽略了李清照在书籍前期搜集材料、编著和后期整理、刊刻过程中所作出的贡献。
宋人张端义《贵耳集》言:“易安居士李氏,赵明诚之妻,《金石录》亦笔削其间。”清代道光《济南府志·列女传》记载李清照在赵明诚编著金石录时“与共校勘”、“实助成之”。后人对李清照在《金石录》中所做的工作大多忽视,只有这一二零星字句提及,且大部分的赞赏都被加诸在李清照《金石录后序》这篇文章的文采和真情之上,而非李清照的金石研究工作。
李清照金石学家(或者说考古学家)的身份,一直被掩盖在她词人、才女的光辉之下。本文的论述,正是为了将李清照对《金石录》的贡献展示出来。李清照,以一介女子之身,在乱世飘零的生活中,能够不忘本心,坚守学问,为金石学的形成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堪称中国最早的女考古学家。
附:
附一 金石录序
余自少小,喜从当世学士大夫访问前代金石刻词,以广异闻。后得欧阳文忠公《集古录》,读而贤之,以为是正讹谬,有功于后学甚大。惜其尚有漏落,又无岁月先后之次,思欲广而成书,以传学者。于是益访求藏蓄,凡二十年而后粗备。上自三代,下迄隋、唐、五季;内自京师,达于四方遐邦绝域夷狄,所传仓史以来古文奇字、大小二篆、分隶行草之书,钟鼎、簠簋、尊敦、甗鬲、盘杅之铭,词人墨客诗歌、赋颂、碑志、叙记之文章,名卿贤士之功烈行治,至于浮屠、老子之说,凡古物奇器、丰碑巨刻所载,与夫残章断画、摩灭而仅存者,略无遗矣。因次其先后为二千卷。余之致力于斯,可谓勤且久矣,非特区区为玩好之具而已也。
盖窃尝以谓《诗》、《书》以后,君臣行事之迹悉载于史,虽是非褒贬出于秉笔者私意,或失其实,然至其善恶大节有不可诬,而又传之既久,理当依据。若夫岁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考之,其柢梧十常三四。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不疑。则又考其异同,参以他书,为《金石录》三十。至于文词之恶,字画之工拙,览者当自得之,皆不复论。
呜乎,自三代以来,圣贤遗迹著于金石者多矣。盖其风雨侵蚀,与夫樵夫、牧童毁伤沦弃者,终归于摩灭,而余之是书有时而或传也。孔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是书之成,其贤于无所用心,岂特博弈之比乎!辄录而传诸后世好古博雅之士,其必有补焉。
东武赵明诚序。
附二 金石录后序
右《金石录》三十卷者何?赵侯德甫所著书也。取上自三代、下迄五季,钟、鼎、甗、鬲、盘、匜、尊、敦之款识,丰碑大碣、显人晦士之事迹,凡见于金石刻者二千卷。皆是正(《瑞桂堂暇录》本,(下简称瑞桂堂本)作“正其”)讹谬,去取褒贬,上足以合圣人之道,下足以订史氏之失者,皆具(各本无“具”字,从瑞桂堂本补)载之。可谓多矣。呜呼!自王播(何义门校“播”应作“涯”)元载之祸,书画与胡椒无异;长舆、元凯之病,钱癖与传癖何殊。名虽不同,其惑一也。
余建中辛巳始归赵氏,时先君作礼部员外郎,丞相时作吏部侍郎,候年二十一,在太学作学生。赵、李族寒,素贫俭。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后二年,出仕宦,便有饭疏衣綀,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日就月将,渐益堆积。丞相居政府,亲旧或在馆阁,多有亡诗逸史、鲁壁汲冢所未见之书,遂力传写,浸觉有味,不能自已。后或见古今名人书画,三代奇器,亦复脱衣市易。尝记崇宁间,有人持徐熙牡丹图,求钱二十万。当时虽贵家子弟,求二十万钱,岂易得耶?留信宿,计无所出而还之。夫妇相向惋怅者数日。
后屏居乡里十年,仰取俯拾,衣食有余,连守两郡,竭其俸入,以事铅椠。每获一书,即同共是正(二字今传各本(下简称各本)脱,从瑞桂堂本补)校勘,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瑞桂堂本无“夜”字)尽一烛为率。故能纸札精致,字画完整,冠诸收书家。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瑞桂堂本作“不少缓”)。
收书既成,归来堂起书库大橱,簿甲乙置书册。如要讲读,即请钥上簿关出。卷帙或少损污,必惩责揩涂完整,(各本作“揩完涂改”,从瑞桂堂本改),固(各本脱,从瑞桂堂本补)不复向之坦夷也。是欲求适意而反取憀慄。余性不耐,始谋食去重肉,衣去重采,首无明珠翡翠之饰,室无涂金刺绣之具,遇书史百家,字不刓缺,本不讹谬者,輙市之,储作副本。自来家传《周易》、《左氏传》,故两家者流,文字最备。于是几案罗列,枕席(二字从瑞桂堂本、谢世箕、吕无党抄本补)枕藉,意会心谋,目往神授,乐在声色狗马之上。
至靖康丙午岁,侯守淄川,闻金寇(各本作“人”,从瑞桂堂本改)犯京师,四顾茫然,盈箱溢箧,且恋恋,且怅怅,知其必不为己物矣。建炎丁未春三月,奔太夫人丧南来,既长物不能尽载,乃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寻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屡弃去,尚载书十五车。至东海,连舻渡淮,又渡江,至建康。青州故第尚锁书册什物,用屋十余间,期明年春,再具舟载之;十二月,金人陷青州,凡所谓十余屋者,已化(各本作“皆”,从瑞桂堂本改)为煨烬矣。
建炎戊申秋九月,侯起复知建康府。己酉春三月罢(瑞桂堂本下有“建康”二字),具舟上芜湖,入姑熟,将卜居赣水上。夏五月,至池阳。被旨知湖州,过阙上殿,遂驻家池阳,独赴召。六月十三日(瑞桂堂本作“十二日”),始负担舍舟坐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烂烂,光射人(各本作“目光烂烂射人”,从瑞桂堂本改),望舟中告别。余意甚恶,呼曰:“如传闻城中缓急奈何?”戟手遥应曰:“从众。必不得已,先弃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所谓宗器者,可自抱负,与身俱存亡,勿亡失也(各本作“勿忘也”,从瑞桂堂本改)。”遂驰马去。涂中奔驰,冒大暑,感疾。至行在病痁。七月末,书报卧病。余惊怛,念侯性素急,奈何,病痁,或热,必服寒药,疾可忧。遂解舟下,一日夜行三百里。比至,果大服茈胡黄芩药,疟且痢,病危在膏肓。余悲泣,仓皇不忍问后事。八月十八日(瑞桂堂本作“十七日”)遂不起。取笔作诗,绝笔而终。殊无分香卖屦之意。
葬毕,顾四维,无所之。(各本作“余无所之”,从瑞桂堂本改)朝廷已分遣六宫,又传江当禁渡。时犹有书二万卷,金石刻二千卷,器皿裀褥可待百客,他长物称是。余又大病,仅存喘息。事势日迫。念侯有妹婿任兵部侍郎,从卫在洪州,遂遣二故吏先部送行李往投之。冬十二月,金寇(各本作“人”)陷洪州,遂尽委弃,所谓连橹渡江之书,又散为云烟矣。独余少轻小卷轴,书帖写本,李杜韩柳集、《世说》、《盐铁论》,汉唐石刻副本十卷轴,三代鼎鼐十余事,南唐写本书数箧,偶病中把玩,搬在卧内者,岿然独存。
上江既不可往,又虏势叵测。有弟迒任勅局删定官,遂往依之。到台,台守已遁。之嵊(各本作“剡”,从瑞桂堂本、《容斋四笔》改)出陆,又弃衣被,走黄岩,雇舟入海,奔行朝,时驻跸章安。从御舟海道之温,又之越。庚戌十二月,放散百官,遂之衢。绍兴辛亥春三月,复赴越;壬子赴杭。先侯疾亟时,有张飞卿学士,携玉壶过视侯,便携去,其实珉也。不知何人传道,遂妄言有颁金之语,或传亦有密论列者。予大惶怖,不敢言,亦不敢遂已,尽将家中所有铜器等物,欲赴外廷投进。到越,已移幸四明,不敢留家中,並写本书寄嵊县(各本作寄“剡”,从瑞桂堂本、《容斋四笔》改)。庚戌春,(此三字各本、瑞桂堂本均脱,从《容斋四笔》补)官军收叛卒,悉(各本、瑞桂堂本均脱,从《容斋四笔》补)取去,闻尽入故李将军家。所谓岿然独存者,无虑十去五六矣。惟有书画砚墨,可五七簏,更不忍置他所,常在卧榻下,手自开阖。在会稽,卜居土民钟氏舍。忽一夕,穴壁负五簏去矣。余悲恸不已,(各本作“不得活”,从瑞桂堂本、吕无党抄本改)重立赏收赎。后二日,邻人钟复皓出十八轴求赏,故知其盗不远矣。万计求之,其余遂牢不可出,今知尽为吴说运使贱价得之。所谓岿然独存者,十去其七八。所有一二残零不能(各本作“成”,从瑞桂堂本改)部帙书册,三数种手书(各本作“平平书”,依瑞桂堂本改)帖,犹复爱惜如护头目,何愚也耶!
今日(瑞桂堂本无“今日”二字)忽阅(雅雨堂诸本作“开”,从瑞桂堂本、《容斋四笔》改)此书,如见故人。因忆侯在东莱静治堂,装标初就,芸签缥带,束十卷作一帙。每日晚,吏散,辄校勘二卷,题跋一卷。此二千卷,有题跋者,五百二卷耳。今手泽如新,而墓木已拱,悲夫!昔萧绎江陵陷没,不惜国亡而毁裂书画;杨广江都倾覆,不悲身死而取图书。岂人之性之所著,生死不能忘欤!或者,天意以余菲薄,不足以享此尤物耶!抑亦死者有知,犹斤斤爱惜,不肯留在人间耶!何得之难而失之易也!
呜呼!余自少陆机作赋之二年,至过蘧瑗(瑞桂堂本作“蘧伯玉”)知非之两岁,三十四年之间,忧患得失,何其多也!然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所以区区记其终始者,亦欲为后世好古博雅者之戒云。绍兴五年,(各本作“二年”,瑞桂堂本作“四年”,今据历代学者考证应作“五年”改)玄黓(各本下有“岁”字,从瑞桂堂本删)壮月朔甲寅日(各本脱“日”字,从瑞桂堂本补)易安室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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