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昭燏的湖熟文化发现与当代启示

杜小钰

（金陵科技学院人文学院）

曾昭燏（1909年2月3日—1964年12月22日）是中国杰出的女博物馆学家和考古学家，曾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专门设计委员和中央博物院代理总干事、干事，新中国成立后任南京博物院副院长、院长等职。她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中国的考古与博物馆事业，对南京博物院的建设和江苏考古学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和奠基性的贡献。在她众多的学术成就和社会贡献中，对“湖熟文化”的发现和命名令人瞩目。本文主要对曾昭燏参与发掘并命名“湖熟文化”的前后经过进行了一定的梳理，并针对当前考古遗址的保护以及女性从事考古事业所面临的问题，谈谈她留给我们的启示和思考。

秦淮河地处江南宁镇山脉地区，流经南京市及其东南郊的江宁、句容和溧水三县，全长110公里，流域面积约2600平方公里，对该地区人类文明的起源、发展和交流产生了重要影响。古镇湖熟（今属南京市江宁区，称“湖熟街道”）坐落于秦淮河上游之畔，面积约62平方公里，秦淮河从东向西贯穿全镇。镇内沟渠纵横，水域广阔，土地肥沃，素有“鱼米之乡”之称。“湖熟文化”的考古发现揭示了这一地区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就有人类居住。西汉始于此设县，凭借依临秦淮河的地理优势和水运便利，加之农业上的富庶，湖熟发展得十分迅速。从三国东吴时起就成为古城南京东南一带的水上运输枢纽和商贸活动中心。晚至民国时期，这里又有“小南京”之称。今湖熟镇内保存有较完好的历史街区，传统民居依河而建，人文和自然环境相得益彰，形成一处重要的古秦淮运河城镇景观。

1949年冬天，江宁县湖熟镇的文博爱好者钱立三先生到南京参观了南京博物院举办的“从猿到人展览”后，对石器有了初步的认识，回到湖熟镇后田野采集了一些陶片和石器。1951年2月10日，钱立三先生又到南京参观南京博物院举办的“社会发展史展览”，给南京博物院捐赠了一些他在湖熟镇收集的陶片和石器。钱立三先生捐赠的陶片和石器立即引起了时任南京博物院副院长曾昭燏的重视，“我们细细检查一遍，知道其中含有三个时期的遗物：（一）史前期的，有灰黄色一面刃的石锛，用角页岩细石磨制而成，非常光滑，还有陶纺轮，陶网坠和红砂粗陶片；（二）汉代的，有绳纹半瓦、方格纹陶片，陶片大部为灰色，也有红色的；（三）六朝的，有越窑瓷片和‘军持’残片。汉代和六朝的东西不算奇怪，史前石器发现于南京附近，是十分新鲜的事情，因此我们有三次湖熟之行”。

同年的3月23日，曾昭燏邀请其师胡小石先生（时任南京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亲自带领南京博物院的考古工作者尹焕章等到湖熟镇进行专门的田野调查。曾昭燏3月23日（星期五）日记：“同夏庐师及尹子文、李连春等往湖熟调查，得石器及陶片颇多，大概已发现一新石器时代遗址。”此次调查发现了城岗头、梁台、小宝塔山、鞍头岗、老鼠墩五处遗址，在调查的第二日就已经撰写了调查报告。曾昭燏3月25日（星期日）日记：“下午为尹先生改所作‘湖熟调查报告’。”可见对湖熟文化遗址的重视程度。

第二次湖熟之行是在同年的4月7日至4月10日，发现了前岗、馒头墩、乌龟墩、蛇墩、神墩、木鱼墩、大宝塔山七处遗址。此次调查主要是在尹焕章先生的主持下进行的，曾昭燏由于参加人民代表大会，未前往。

第三次湖熟之行是在同年的5月9日至5月24日，主要对老鼠墩和前岗两处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船墩遗址，并在由湖熟沿秦淮河返宁的途中在方山脚下发现了磨盘山和庙墩两处遗址。期间，曾昭燏抽空专门到湖熟工地观看遗址的发掘情况。曾昭燏5月16日（星期三）日记：“往湖熟，看尹先生等发掘。上午七时半启程，下午七时余归。”

三次湖熟调查后，尹焕章等执笔撰写了调查报告，曾昭燏对调查报告的撰写进行了修改指导。曾昭燏8月22日（星期三）日记：“下午为尹[焕章]改《湖熟调查记》。”8月23日（星期三）日记：“下午改《湖熟调查记》，夜仍继续。”8月27日（星期一）日记：“为尹先生改湖熟报告毕，下午与之细谈。”在湖熟调查报告刊印之前，曾昭燏又进行了编辑校对工作。曾昭燏12月24日（星期一）日记：“夜校《湖熟报告》稿子并写信与梁白泉及蒋祖安，宿于淮颍公寓。”12月25日（星期二）日记：“与赞初校《湖熟报告》稿子……归，仍校《湖熟报告》稿子。”1952年6月，湖熟调查报告以《江宁湖熟史前遗址调查记》命名在《南京附近考古报告》上刊登。

在调研了湖熟镇古遗址之后，曾昭燏组织了南京博物院的考古工作者对江苏境内相同类型的遗址进行了更全面的调查，1955年至1957年重点发掘了南京的北阴阳营、锁金村、安怀村、丹徒葛村等遗址，并对宁镇丘陵地区和秦淮河地区的古遗址进行了较全面的普查，共发现150多处遗址。

在此基础之上，1959年曾昭燏和尹焕章在《考古学报》上发表了《试论湖熟文化》一文，给予正式命名，“‘湖熟文化’是主要存在于江苏、安徽境内长江沿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末期（或者最好说铜石并用时代）一直到铜器时代的一种文化。它最初发现于江苏省江宁县湖熟镇附近，所以称为‘湖熟文化’”。

文章对“湖熟文化”遗址的分布范围、特征，当时人们的生活情况、社会性质，与江南诸文化和商周文化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方方面面的探讨，并认为“湖熟文化”为一种土著文化，其人为荆蛮族无疑。在“湖熟文化”的年代问题上，最终认为是相当于中原商周时期。“湖熟文化”的命名，“将江苏考古纳入系统研究范畴，为后来的江苏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研究开启先河”。自此，“湖熟文化”成为中国历史学上的一个重要名词。

（一）关于“湖熟文化”遗址的保护问题(www.xing528.com)

曾昭燏等发现的“湖熟文化”遗址大都是突出地面的土墩（突出高度一般为6至7米），形状多为圆形或椭圆形，因此被称为“台形遗址”。“湖熟文化”台形遗址除了在湖熟镇首次发现外，在附近乡镇也有大量发现，共有“34处之多，占当时宁镇地区已发现的遗址五分之一强，这样就奠定了‘湖熟文化’命名的物质基础”。湖熟镇也因“湖熟文化”的发现和命名而闻名于学界。因此，在“湖熟文化”古遗址保护方面，湖熟镇占有重要的地位。近年来，我国政府和学术界都十分关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湖熟镇台形遗址作为“湖熟文化”的典型代表，理当给予重视和科学保护。然而，我们发现相关的保护工作存在诸多问题，导致该组遗址正在或已经面临损毁消失的危险。

“湖熟文化”遗址遭遇损毁消失的主因是人为破坏，遗址大都在本地房屋修建和道路建设中遭到破坏。1951年，在湖熟镇周围发现的“湖熟文化”遗址总共有13处，分别是镇上的城岗头、梁台、鞍头冈和大宝塔山、小宝塔山、老鼠墩、前岗7处，镇东的馒头墩、乌龟墩、船墩、蛇墩、木鱼墩、神墩6处遗址。到1964年，湖熟镇上的城岗头、鞍头岗、大宝塔山和小宝塔山等遗址就已经遭到人为破坏。据南京博物院参与进行“湖熟文化”遗址田野调研的张正祥先生描述：“1964年11月曾再访湖熟，复查了过去发现的几处遗址，除确定前冈的文化性质外；还看到原来文化层较薄或面积较小的遗址，因当前修建房屋或道路，有的被全部或部分挖去，如镇上的城冈头、鞍头冈和大小宝塔山遗迹已不明显，花茅村的遗址已不复存在。”1982年8月，前岗、梁台、神墩、船墩和老鼠墩五处遗址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但保护状况堪忧。今梁台遗址台顶修建为水泥晒谷场，遗址下方为沙石场和垃圾堆。神墩遗址上面则修建了工厂，盖了数栋房子和职工食堂。老鼠墩遗址上宁杭高速穿墩而过。

当下，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的逐渐加快，湖熟镇也升为湖熟街道，在如火如荼的现代化建设中，幸存下来的几处“湖熟文化”古遗址的前途也堪忧。湖熟镇历史文化悠久，“湖熟文化”的发现又让其扬名于世，在其现代化建设和未来发展中，我们希望她能够走历史文化名镇的道路，能够对幸存的历史遗迹给予足够的重视和科学的保护、合理地开发和利用，以慰前辈。

（二）曾昭燏留下的“女性”精神遗产

田野调查和发掘是考古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受传统思想的影响，中国考古工作中的田野调查和发掘多由“身强力壮”的男性完成，因此中国的考古事业多为男性所主导，女性在从事考古事业时，往往遭受性别歧视和固化的男权压力，给她们的地位和待遇很不平等。曾昭燏在考古学界取得的成就和赢得的地位，打破了中国女性不能从事考古事业的社会偏见。此外，曾昭燏是20世纪中国女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她追求婚姻自由的精神遗产，也值得当代中国女性的思考和学习。

1.首先，曾昭燏投身中国考古事业的志向和付诸实践的行动给当代女考古学者树立了榜样。曾昭燏出生于湖南双峰县荷塘乡万宜堂，是曾国藩的大弟曾国潢的曾孙女，从小受家庭的熏陶，打下了良好的国学基础。1929年，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中央大学中文系，深受国学大师胡小石的器重和栽培。1933年大学毕业后，曾昭燏在金陵大学附中任语文教师。但是，曾昭燏对考古学极为感兴趣，于是克服各种困难，1935年自费去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在英国留学期间，她便确立了投身祖国考古事业的志向。当她看到大量的中国文物流失到海外时，十分痛心，因此尽力全面搜集流失海外的中国青铜器资料，撰写毕业论文《中国古代铜器铭文与花纹》，获得导师的赞赏，取得硕士学位。同时，她对西方先进的博物馆学理论十分关注，后来她与李济先生合著的《博物馆》一书，是一部系统介绍博物馆学基础理论的专著，对中国博物馆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曾昭燏决然回国，报效祖国。回国后，她接受时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著名考古学家李济的邀请，担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专门设计委员（后任代理总干事、总干事）。自此，她步入自己梦想的考古事业，并将毕生精力全部奉献给了祖国的考古与博物馆事业。抗日战争时期，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南迁，曾昭燏积极投身到当地的考古发掘工作，她先后参加了吴金鼎带领的云南大理考古工作、四川彭山汉代崖墓的考古发掘工作等，整理出版了《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和《四川彭山汉代崖墓》，为云南、四川地区的考古学和古史研究揭开了新的篇章。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曾昭燏担任南京博物院副院长之职（1955年任院长）。曾昭燏1950年3月9日（星期四）日记：“今日，是南京博物院正名的日子。这有无限前途的博物院的新生，也是我自己事业的起始。离去年6月29日，只八个月零十几日。去年的接管可说是起始怀胎时期，今年真呱呱坠地了。来的客人很多，礼堂装饰得很好看，客人讲话的不少，并照了相留纪念。”可见曾昭燏视新生的南京博物院为自己的孩子，将如母亲般把其抚养并为之奉献自己的一生。于是，她更加精神饱满地投身到祖国的考古事业中。1950年，她组织发掘了南唐二陵，整理出版了《南唐二陵发掘报告》，为研究五代十国时期帝王墓葬制度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实物资料。1951年，她在江宁县湖熟镇考古发现了“湖熟文化”遗址，并组织南京博物院的考古工作者对江苏境内相同文化类型的遗址进行了全面调查和重点发掘，1959年与尹焕章撰写《试论湖熟文化》，提出了“湖熟文化”的命名。1954年，华东文物工作队山东组在沂南县考古发掘了一座古画像石墓，曾昭燏参与编写了《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为古画像石的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20世纪60年代初期，曾昭燏与尹焕章对江苏地区的考古资料进行了系统地整理，1963年发表《古代江苏历史上的两个问题》一文，对江苏地区的考古成果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总结。

此外，南京大学历史系邀请曾昭燏在大学课堂讲授考古学理论课程，她在授课期间编写了“考古学通论”和“秦汉考古”讲义，为高校中国考古学科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综上所述，曾昭燏是中国早期从事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的第一位女学人，她投身中国考古事业的抱负，并为之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卓越学术成就，永远激励着从事考古事业的中国女性。

2.其次，曾昭燏追求婚姻自由的精神也值得当今中国女性的思考和学习。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促进了中国女性追求自由的觉悟。婚姻自由在先进女知识分子中较为流行。在当时，婚姻自由被定义为独身、结婚、离婚、再嫁或者不再嫁，可自由选择。曾昭燏等先进女知识分子则是这种婚姻自由论的实践者。1923年，曾昭燏进入长沙乙芳中学读书，校长曾宝菽是曾国藩的曾孙女。曾宝菽便是奉行婚姻自由论选择独身的女杰，其婚姻观直接影响了曾昭燏。曾昭燏为了全身心投入到考古事业，也选择了独身，并在中国考古学界取得非凡的学术成就。

在今天，虽然婚姻自由的思想早已普及，但旧婚姻观的思想仍然根深蒂固。投身学业和事业的单身女性往往会遭遇来自父母和社会的压力，被催促尽早结婚生子，建立家庭，如果选择单身，则被视为不孝和耻辱。学历高和年长一些的女性在择偶方面也备受歧视。更有甚者，单身或者尚未生子的女性在求职方面也会遭遇歧视。即使结婚建立家庭的女性，在家庭内部仍然受到封建观念的强烈支配。女性既要投身职业，承担家庭经济收入的责任，也被要求是贤妻良母，担负起照顾孩子和打理家务的全部工作，女性职业身份往往被视而不见，在家庭中照顾孩子和打理家务则被视作天经地义。在当下，婚姻不自由依然是中国女性所面临的问题。20世纪以曾昭燏为代表的女知识分子在追求婚姻自由方面遗留的精神遗产，也值得当今21世纪中国女性学习和思考。对中国女性来说，婚姻自由的内容除了包含独身、结婚、离婚、再嫁或者不再嫁，可以自由选择外，也包含在家庭内部中，女性与男性具有平等的地位、角色和责任。这是当下中国女性应该觉悟和争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