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皇后制度建立：妻俩同体与天子之制

白坤

（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秦汉以来，皇帝的配偶群一般由一妻多妾构成。汉自高祖立国，就建立起一后众妃的内宫格局。作为“汉家之制”的重要构成，皇后制度的建立过程，是汉帝国大一统政治建构的深刻体现。

以“皇后”为天子嫡妻之号，应该始于汉代。保科季子认为，具有制度意义的“皇后”称号，出现于西汉文帝时期。我们认为，该意见尚可商榷。保科氏的判断，基于以下两条史料。其一曰：

宣平侯女为孝惠皇后时，无子，详为有身，取美人子名之，杀其母，立所名子为太子。孝惠崩，太子立为帝。帝壮，或闻其母死，非真皇后子，乃出言曰：“后安能杀吾母而名我？我未壮，壮即为变。”

引文叙述了吕后为惠帝嫡室夺子的过程。这段文字显然采用了倒叙手法，提到惠帝及其嫡室时，称之为“孝惠”及“孝惠皇后”。保科氏认为，“孝惠皇后”是文帝时追赠给张氏的谥号，我们不以为然。“孝惠皇后”一称由“夫谥+己号”构成，“皇后”是惠帝嫡室张氏的称号无疑。该判断在下一处得到证明。太子即位后，得知自己并非张氏所生，直言长大后要为生母报仇。《史记》以“非真皇后子”叙述这一事实，句中的“皇后”即指惠帝嫡室张氏。

其二曰：

七月中，高后病甚，乃令赵王吕禄为上将军，军北军；吕王产居南军。吕太后诫产、禄曰：“高帝已定天下，与大臣约，曰‘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今吕氏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为变。必据兵卫宫，慎毋送丧，毋为人所制。”辛巳，高后崩，遗诏赐诸侯王各千金，将相列侯郎吏皆以秩赐金。大赦天下。以吕王产为相国，以吕禄女为帝后。

吕后病重时，安顿吕产、吕禄握紧军权，以备不虞，并留遗诏安排身后事宜。文中出现的“高后”和“帝后”，即保科氏所说汉初“皇后”指代不明、二吕同时称“皇后”。我们认为，保科氏对上引史料的解读，可能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史记》并没有称二吕为“皇后”。其次，“高后”明显由“夫谥+己号”构成，只能指向高祖嫡室。第三，吕后遗诏公布时，少帝刘弘尚在位，故以“帝”而非谥号称之。据此，“帝后”一称当由“夫号+己号”构成，只能指示少帝嫡室。故此，保科氏的判断并不成立。

《史记》一般将高祖嫡室称作“吕后”、“吕太后”或“高后”，却并不称之为“皇后”。第一位明确称“皇后”的汉帝嫡室，是孝惠皇帝张氏。据此我们判断，用“皇后”称呼皇帝嫡室，应该始于西汉惠帝时代。

自“皇后”之号确立起，汉皇后就面临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同为皇帝伴侣，皇后与嫔妃的身份区别不显著。第二，皇后与诸侯王妻同用“后”号，造成的身份尴尬。第三，皇后身份单调，与皇帝多样的身份不相匹配。有鉴于此，汉朝开始从以下三方面着手，逐步建立符合大一统帝国统治需求的皇后制度。

汉朝内宫因秦之制，虽有“皇后”之号，但“妇制莫厘”，皇后与嫔妃之间并无显著差别。高祖宠幸戚姬，出入与之相随。戚夫人恃宠而骄，竟欲以己子代太子，幸得诸臣力争，太子之位才不致易主。

《史记·袁盎晁错列传》云：

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从。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坐，郎署长布席，袁盎引却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说曰：“臣闻尊卑有序则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岂可与同坐哉！适所以失尊卑矣。且陛下幸之，即厚赐之。陛下所以为慎夫人，适所以祸之。陛下独不见‘人彘’乎？”于是上乃说，召语慎夫人。慎夫人赐盎金五十斤。

文帝有幸姬慎夫人，常与皇后同席而坐，臣下对此也习以为常。袁盎有意纠正，特意引慎夫人坐于皇后之次，文帝及慎夫人为此大怒。袁盎以尊卑有别、妻妾当异位而处，说服文帝及慎夫人尊重皇后权威，维护内宫秩序。袁盎此举，表明至晚在文帝时期，朝臣已经开始有意区别皇后与嫔妃（特别是得宠嫔妃），强调皇后在内宫至上无二的地位。

文帝之后，一系列保障皇后权威、突出皇后身份的制度逐步建立，皇后与嫔妃之间的区别也日益显著。大致来讲，汉朝区别皇后与嫔妃的制度手段有以下几种。

第一，册立皇后有专门的仪式。东汉蔡质的《汉官典职仪式选用》云：

尚书令臣嚣、仆射臣鼎、尚书臣旭、臣乘、臣滂、臣谟、臣诣稽首言：“伏惟陛下履乾则坤，动合阴阳。群臣大小咸以长秋宫未定，遵旧依典，章表仍闻，历时乃听。令月吉日，以宋贵人为皇后，应期正位，群生兆庶莫不式舞。《易》称‘受兹介祉’,《诗》云‘干禄百福，子孙千亿’，万方幸甚。今吉日已定，臣请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太常条列礼仪正处上，群臣妾无得上寿，如故事。臣嚣、臣鼎、臣旭、臣乘、臣滂、臣谟、臣诣愚闇不达大意，诚惶诚恐，顿首死罪，稽首再拜以闻。”

制曰：“可。”

惟建宁四年七月乙未，制诏：“皇后之尊，与帝齐体，供奉天地，祗承宗庙，母临天下。故有莘兴殷，姜任母周，二代之隆，盖有内德。长秋宫阙，中宫旷位，宋贵人秉淑媛之懿，体山河之仪，威容照耀，德冠后庭。群寮所咨，佥曰宜哉。卜之蓍龟，卦得承乾。有司奏议，宜称绂组，以临兆民。今使太尉袭使持节奉玺绶，宗正祖为副，立贵人为皇后。其往践尔位，敬宗礼典，肃慎中馈，无替朕命，永终天禄。”

皇后初即位章德殿，太尉使持节奉玺绶，天子临轩，百官陪位。皇后北面，太尉住盖下，东向，宗正、大长秋西向。宗正读策文毕，皇后拜，称臣妾，毕，住位。太尉袭授玺绶，中常侍长乐太仆高乡侯览长跪受玺绶，奏于殿前，女史授婕妤，婕妤长跪受，以授昭仪，昭仪受，长跪以带皇后。皇后伏，起拜，称臣妾。讫，黄门鼓吹三通。鸣鼓毕，群臣以次出。后即位，大赦天下。

上引《汉官典职仪式选用》，是目前可见最早系统记载汉代册立皇后仪式的文献。该书的撰著者蔡质是东汉灵帝朝人，以本朝人记本朝事，“其情应该可信”。上文详细记载了灵帝册立宋皇后之仪，仪典大致包含以下环节：（1）群臣上立后奏章；（2）皇帝批复同意；（3）皇帝下立后诏书；（4）皇后即位典礼；（5）皇帝下诏大赦天下。皇后即位典礼是整个仪程的核心。典礼当天，皇帝、百官、嫔妃等亲临现场，太尉持节奉皇后玺绶，宗正宣读立皇后策文，皇后拜受文书、玺绶，皇帝颁诏大赦天下。

见于文献记载的汉代立后仪式，虽仅以上一条，但从上文的几处细节可知，此前应该已经存在比较成熟的立后礼制。首先，群臣请立皇后的奏章中有“群臣妾无得上寿，如故事”一句。检索文献，《后汉书·皇后纪》云：

制诏三公曰：“……阴贵人乡里良家，归自微贱。‘自我不见，于今三年。’宜奉宗庙，为天下母。主者详案旧典，时上尊号。异常之事，非国休福，不得上寿称庆。”

光武帝建武十七年（41年），下诏废郭氏而立阴氏，诏书称此举为“异常之事”。光武帝认为，后位易主并非国之福祉，故命众人不得向阴氏上寿祝贺。请立宋皇后奏章中提到的“无得上寿，如故事”，即指光武朝立阴氏为皇后时的规定。另外，册立阴氏的诏书，命有司在备办立后仪式时“详案旧典”，此中“旧典”即西汉旧制。

此外，蔡质在叙述宋皇后即位典礼时，提到昭仪、婕妤在皇后玺绶传递过程中任职。据《汉书·外戚传》，武帝在汉初七班的基础上，增设婕妤等，元帝又在婕妤之上增置昭仪。东汉内宫并无昭仪、婕妤之号。故此，蔡质在记叙立宋皇后仪制时，很可能征引了西汉旧典，且未处理好所有细节。另据《汉书·外戚传》记载，武帝陈皇后被废时，帝使有司赐其策曰：“皇后失序，惑于巫祝，不可以承天命。其上玺绶，罢退居长门宫。”又武帝卫皇后被废时，帝“诏遣宗正刘长乐、执金吾刘敢奉策收皇后玺绶”。以上两例表明，在武帝时期，帝遣使奉策收皇后玺绶是废黜皇后仪程的核心部分。据此逆推，至晚到武帝时期，可能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立后仪制。

表一 汉代立皇后颁赏情况统计

第二，皇帝立后，会颁赏天下。据上引《汉官典职仪式选用》，皇后即位之后，皇帝会颁诏大赦天下。统计汉代三十五位皇后的情况，除去追尊的高祖薄氏和武帝李氏，有十四位皇后册立时伴有颁赏天下的圣旨（表一）。赏赐内容大概有大赦天下、金钱布帛、爵秩、粟食等。大赦天下的情况集中于西汉，东汉则固定为爵、粟。以此反观上引《汉官典职仪式选用》，知蔡质在记叙立宋皇后仪时，征引西汉旧制的可能性极大。赏赐对象囊括了诸侯、官吏及广大平民。册立皇后伴随如此大范围的封赏，目的是让被统治者切身感受到皇后即位带来的益处，以此树立皇后“母天下”的政治形象。

第三，赐封皇后父为列侯。两汉有封皇后父为列侯的传统。文帝时，群臣请立皇后。文帝母太后薄氏曰：“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为皇后。”又王莽为平帝立后一事上奏曰：“博采二王后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长安者嫡子女。”薄太后与王莽所言，反映了汉代人眼中皇后的理想出身。周天子纳后，必娶异姓诸侯之女。今汉虽有诸侯国，但皆与汉朝一宗同姓，故不能聘皇后于诸侯国。然汉皇后必须有匹配身份的出身，赐封皇后父为列侯，或立列侯之女为皇后，成为解决皇后出身问题的有效手段。统计史料，汉代共计有正号皇后三十三位，因皇后父被追封或封列侯者十九位，皇后父本为列侯者十一位。只景帝薄后、王后及武帝卫后父无侯号。

表二 汉代皇后父为列侯者统计

注：表格据《汉书·外戚传》、《后汉书·皇后纪》等文献整理。

除以上外，皇后的玺绶、舆服、居处，以及接受臣下觐见等日常细节，也与嫔妃严格区分。据《汉旧仪》记载：“皇后玉玺，文与帝同。皇后之玺，金螭虎纽。”1968年在陕西省咸阳市韩家湾的狼家沟发现了一枚西汉皇后玉玺，形制与《汉旧仪》所载基本一致。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西汉“緁伃妾娋”玉印，应该是名为“娋”的婕妤所有。两枚玺印从质地、形制到印文，都有明显差别。（图一）目前虽无东汉后妃玺印出土，不过据《汉官典职仪式选用》，后汉“皇后秩比国王，即位威仪，赤绂玉玺”，又据《后汉书·皇后纪》:“贵人金印紫绶。”只在皇帝崩逝、生育皇帝等情况下，少数贵人可受赐诸侯王赤绶，以示加恩、尊崇。如东汉明帝崩逝后，“诸贵人当徙居南宫，太后感析别之怀，各赐王赤绶”。又明德皇后崩逝后，章帝策书加生母贾贵人“王赤绶”。又和帝崩逝后，和熹邓皇后以皇太后身份，“赐冯贵人王赤绶”。

图一 西汉“皇后之玺”与“緁伃妾娋”玉印

据《续汉书·舆服志》，在亲蚕、朝会等场合，皇后、贵人所着服饰差别很大（表三）。又“自皇后以下，皆不得服诸古丽圭襂闺缘加上之服”。除以上外，史料虽未反映其他场合皇后与嫔妃的服饰区别，但“汉家之制”多据经典发明，后妃服饰亦不当例外。《周礼》有内司服、追师等职，负责辨别各种场合王后及内、外命妇的服饰。据此反观，不论祭祀、燕居，汉皇后与嫔妃的服饰应该都存在等级差别。

汉代皇后居未央宫椒房殿，“以椒涂室，取温暖除恶气也”。故史书常以“椒房”代指汉皇后。如《汉书·霍光金日传》云：“及父子并为将军，有椒房中宫之重。”又《后汉书·周章传》云：“且宪椒房之亲，执倾王室。”按《汉官仪》，西汉“婕妤以下，皆居掖庭”，昭仪、婕妤则各有居舍，如哀帝封董贤妹为昭仪，为显荣宠，“更名其舍为椒风，以配椒房云”。不过，昭仪、婕妤的宫室，在规模上应该逊于皇后居住的椒房殿。

表三 《续汉书·舆服志》的蚕服等级

至于日常仪节，则皇后与嫔妃坐不同席，如前引文帝慎夫人例。又据《汉旧仪》:“侍中左右近臣见皇后，如见帝。见婕妤，行则对壁，坐则伏茵。”类似仪轨应该很多，只是细琐小节反映为史料的较少，导致我们看到的极其有限。

汉兴而行分封之制，诸侯王国“一用汉法”。皇帝嫡称“皇后”，诸侯王妻称“王后”。《新书·等齐》曰：

天子妃号曰“后”，诸侯妃号曰“后”。然则诸侯何损而天子何加焉？妻既已同，则夫何所异？

“夫妻齐体”是婚礼的核心理念之一。贾谊指出，天子、诸侯王妻室同号，意味着汉帝与诸侯王等齐无别。变异诸侯王妻之号，是改变现状的方法之一。然西汉始于文帝的制度改革，并未涉及这一问题，西汉的诸侯王妻始终称“王后”。

光武中兴，以上情况得到根本改观。据《汉官解诂》，后汉诸侯王“妾数无限制，乃制设正嫡，曰妃，取小夫人不得过四十人”。东汉诸侯王正嫡改称“王妃”,“后”号从此被皇后独占。

《礼记·曲礼下》云：“天子之妃曰后。”“后”字最早见于甲骨文，写作“”（《合集》795反）或“”（《合集》795反），可以用作先妣尊称。在母系时代，掌握氏族权力的多为年长女性，“后”也因此具备了君主、管理等含义。

与“后”相比，“妃”的含义则简单许多。甲骨文中的“妃”，从女、从巳，本义为王妾。金文之“妃”则多指王侯之妻。传世文献中的“妃”，多指配偶或妻子，如《史记·五帝本纪》:“嫘祖为黄帝正妃。”亦可通“配”，作婚配讲，如《左传·文公十四年》:“子叔姬妃齐昭公。”总之，不论卜辞金文、传世文献，“妃”仅作“配偶”讲，并无“后”之“君主”、“管理”等含义。诸侯王妻由“后”改称“妃”，意味着在名号上式微于皇后。

除去名号上的分别，皇后与王妃的车驾规格也相去甚远。《汉仪》云：

皇后出，乘鸾辂，青羽盖，驾驷马，龙旂九旒，大将军妻参乘，太仆妻御，前鸾旂车，皮轩阘戟，洛阳令奉引，亦千乘万骑。

《后汉书·舆服志》云：(www.xing528.com)

乘舆大驾，公卿奉引，太仆御，大将军参乘。属车八十一乘，备千乘万骑。

《汉仪》记载的是皇后行亲蚕礼的车驾规格，《舆服志》记载的是天子大驾的规格。两相比较，皇后行亲蚕礼的车驾规格，堪比皇帝大驾。与皇后声势浩大的车驾规模相比，王妃所乘不过“油画軿车……右騑而已”。除名号、车驾规格外，皇后与王妃的差别，应该还会体现在服饰、互称等方面。然囿于史料，我们对相关细节知之甚少。

帝、后本质上是夫妻。《礼记·内则》云：“聘则为妻。”郑注：“聘，问也。妻之言齐也。以礼则问，问则得与夫敌体。”帝、后的夫妻关系，致使皇后成为唯一能够匹敌皇帝的女性。汉帝国从建立伊始，就具备“家天下”的属性。皇帝制度的不断完善，势必对构建多维度的皇后身份提出要求。以皇帝的身份为参照系，汉皇后至少需要具备以下四重身份：（1）家庭场合的嫡妻；（2）家族场合的嫡妇；（3）国家（天下）层面的女君；（4）宇宙（宗教）层面的“后”。

理论上讲，帝、后婚礼是汉皇后获得以上四重身份的前提。然检阅史料，两汉兼及新莽的三十五位皇后中，被聘为后的只有孝惠张氏、孝平王氏、王莽史氏和孝桓梁氏四位。除去微时妻、追尊及以太子妃立的九位，其余二十二位皆以妾受册而称中宫（表四）。

表四 汉代皇后花名

注：表格据《汉书·外戚传》《后汉书·皇后纪》等文献整理。

汉代册妾为皇后的仪程，前文已揭。下文，我们将着重考察汉帝聘后的相关仪节。平帝聘王莽女为皇后时，有司上奏曰：“故事，聘皇后黄金二万斤。”又《后汉书·皇后纪》云：“于是悉依孝惠皇帝纳后故事，聘黄金二万斤，纳采雁璧乘马束帛，一如旧典。”由上可知，汉代皇帝的聘后仪制，始建于西汉孝惠皇帝，之后的平帝、桓帝聘后，皆依孝惠故事。

除聘金外，《外戚传》及《王莽传》还记载了平帝聘后的其他细节。《汉书·外戚传》云：

遣长乐少府夏侯藩、宗正刘宏、少府宗伯凤、尚书令平晏纳采，太师光、大司徒马宫、大司空甄丰、左将军孙建、执金吾尹赏、行太常事太中大夫刘歆及太卜、太史令以下四十九人，赐皮弁素绩，以礼杂卜筮，太牢祠宗庙，待吉月日。明年春，遣大司徒宫、大司空丰、左将军建、右将军甄邯、光禄大夫歆奉乘舆法驾，迎皇后于安汉公第。宫、丰、歆授皇后玺绂，登车称警跸，便时上林延寿门，入未央宫前殿。群臣就位行礼，大赦天下。益封父安汉公地满百里，赐迎皇后及行礼者，自三公以下至驺宰执事长乐、未央宫、安汉公第者，皆增秩，赐金帛各有差。皇后立三月，以礼见高庙。

《汉书·王莽传》云：

莽既尊重，欲以女配帝为皇后，以固其权，奏言：“皇帝即位三年，长秋宫未建，液廷媵未充。乃者，国家之难，本从亡嗣，配取不正。请考论《五经》，定取礼，正十二女之义，以广继嗣。博采二王后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长安者嫡子女。”事下有司，上众女名，王氏女多在选中者。莽恐其与己女争，即上言：“身亡德，子才不，不宜与众女并采。”太后以为至诚，乃下诏曰：“王氏女，朕之外家，其勿采。”庶民、诸生、郎吏以上守阙上书者日千余人，公卿大夫或诣廷中，或伏省户下，咸言：“明诏圣德巍巍如彼，安汉公盛勋堂堂若此，今当立后，独奈何废公女？天下安所归命。愿得公女为天下母。”莽遣长史以下分部晓止公卿及诸生，而上书者愈甚。太后不得已，听公卿采莽女。莽复自白：“宜博选众女。”公卿争曰：“不宜采诸女以二正统。”莽白：“愿见女。”太后遣长乐少府、宗正、尚书令纳采见女，还奏言：“公女渐渍德化，有窈窕之容，宜承大序，奉祭祀。”有诏遣大司徒、大司空策告宗庙，杂加卜筮，皆曰：“兆遇金水王相，卦遇父母得位，所谓‘康强’之占，‘逢吉’之符也。”信乡侯佟上言：“《春秋》，天子将娶于纪，则褒纪子称侯，安汉公国未称古制。”事下有司，皆白：“古者天子封后父百里，尊而不臣，以重宗庙，孝之至也。佟言应礼，可许。请以新野田二万五千六百顷益封莽，满百里。”莽谢曰：“臣莽子女诚不足以配至尊，复听众议，益封臣莽。伏自惟念，得讬肺腑，获爵土，如使子女诚能奉称圣德，臣莽国邑足以共朝贡，不须复加益地之宠。愿归所益。”太后许之。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黄金二万斤，为钱二万万。”莽深辞让，受四千万，而以其三千三百万予十一媵家。群臣复言：“今皇后受聘，踰群妾无几。”有诏，复益二千三百万，合为三千万。莽复以其千万分予九族贫者。

以上两则材料，反映了平帝聘后的全过程。整个仪程大概分为六个部分（表五）。按《仪礼·士昏礼》，周人聘女有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礼。若舅姑业已过世，新妇需于婚礼后三月见于宗庙。上引《外戚传》及《王莽传》虽未明言问名，但王莽奏请立后一事获得许可后，采女诏令下达有司，有司旋即按要求采选诸女。采选工作结束后，有司遂上入选女性名册于太皇太后，莽女之名亦当在其中。至于请期，《外戚传》云：“以礼杂卜筮，太牢祠宗庙，待吉月日。”结合《王莽传》文，知此次占卜，兼卜莽女宜为皇后否及婚礼日期。至于卜得吉兆、吉日后，太皇太后是否依礼遣使告莽，史料未言，我们也无从知晓。故此，平帝聘后，除亲迎外，其余五礼应该基本齐备。

上引平帝聘后过程中的几个细节，体现了汉代帝、后关系的几个要点，我们需择出讨论。

第一，莽女何时称皇后。据上引《外戚传》，迎亲使团至莽第逆女时，大司徒马宫、大司空甄丰、光禄大夫刘歆，将皇后玺绂授予莽女，莽女在接受玺绂之时即称“皇后”。后汉桓帝迎娶梁女莹时，有司奏曰：“春秋迎王后于纪，在途则称后。”可见被汉帝聘为皇后之女，不必当面接受皇帝册命，即可称“皇后”。

与前引《汉官典职仪式选用》载立宋贵人为皇后仪比较，与皇帝行婚聘六礼者，其皇后身份的获得可谓自然而然，不必皇帝当面许可；由嫔妃晋升为皇后者，则必须经过皇帝当面册命，方可正位中宫。前者不必伏于皇帝脚下称“臣妾”，后者则此礼是必须环节。

第二，逆后使团的规格。据《外戚传》，迎娶莽女的使团由大司徒、大司空、左将军、右将军、光禄大夫等构成。成帝绥和元年（前8年），改称大司马票骑大将军为大司马，御史大夫为大司空，“益大司马、大司空奉如丞相”，建立了名副其实的三公之制。经过几次反复，至哀帝元寿二年（前2年），终于“正三公官分职”，以大司徒、大司空、大司马为三公的官制格局最终形成。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左、右将军位上卿，金印紫绶，光禄大夫秩比二千石。综之，平帝迎娶莽女的使团，由两位公、两位上卿和一位上大夫构成。公马宫、公甄丰、上大夫刘歆，负责授皇后玺绂。

表五 汉平帝聘后仪程

反观前引《汉官典职仪式选用》载册后仪，太尉奉皇后玺绂，宗正宣读册后诏书。皇后玺绂经长乐太仆、女史、婕妤等人传递，由昭仪为皇后佩戴。按《续汉书·百官志》，太尉位公，宗正位卿。长乐太仆即中太仆，掌太后宫舆马，太后三卿之一，名随太后所居宫室变化。据《周礼》，女史职掌王后礼事，协助王后治理内宫。两汉内宫亦置女史，职事较《周礼》所记或有减省。按《汉书·外戚传》，婕妤为武帝时置，位视上卿，爵比列侯；昭仪为元帝时置，位视三公，爵比诸侯王。以上执事者计有公一人、视公一人，视上卿一人、卿二人，不明爵位者一人。其中仅太尉、宗正为朝官，其余四人皆宫官。与聘后仪相比，规格略低。

第三，皇帝不亲迎。据引文，平帝聘后并未亲迎，而是遣使奉玺绂迎皇后于莽第。前揭两汉兼新莽，皇帝聘后共四例。据《后汉书·皇后纪》，梁女莹于“建和元年六月始入掖庭，八月立为皇后”，桓帝亦未亲迎。平帝、桓帝聘后皆依孝惠故事，又《五经异义疏证》许慎案：“高祖时，皇太子纳妃，叔孙通制礼，以为天子无亲迎。”此处的皇太子纳妃，实是惠帝聘后之误。故此，惠帝聘后应该也未亲迎。至于王莽聘杜陵史氏，只象征性地“亲迎于前殿两阶间”，并未依《士昏礼》至女家亲迎。

表六 汉儒对“天子亲迎否”的态度

天子亲迎与否，是关乎帝、后关系的根本问题，也是学界讨论比较热烈的话题之一。爬梳文本，汉儒对该问题的态度，不外两种：刘向、班固、郑玄、杜预等人持亲迎说，叔孙通等以为不必亲迎，何休则两说兼采，飘忽不定（表六）。郑玄论证天子亲迎的证据有二：一曰文王亲迎太娰于渭；二为孔子答鲁哀公之言。虽然两条证据都有问题，但证据二呈现的材料，值得我们注意。

《礼记·哀公问》曰：

孔子对曰：“古之为政，爱人为大。所以治爱人，礼为大。所以治礼，敬为大。敬之至矣，大昏为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亲迎，亲之也。

亲之也者，亲之也。是故君子兴敬为亲。舍敬，是遗亲也。弗爱不亲，弗敬不正。爱与敬，其政之本与！”公曰：“寡人愿有言。然冕而亲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对曰：“合二姓之好，以继先圣之后，以为天地宗庙社稷之主，君何谓已重乎？”

鲁哀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答，指出“爱”与“敬”是为政之本，而“敬”的极致体现，便是国君大婚时着冕服亲迎新妇。天子有大裘冕、衮冕、鷩冕、毳冕、希冕和玄冕六种规格的祭服，诸侯国君可服大裘冕以下的五种。哀公对冕服亲迎感到困惑，认为这样太过隆重。孔子解释道，国君大婚是合和二姓、承继周公功业、为祭祀立主的大事，冕而亲迎，恰如其分。

以上对话告诉我们，至少在鲁哀公时期，诸侯国君已经开始对高规格的亲迎礼提出质疑。儒家构建的天下秩序基于夫妇伦常，“夫妻齐体”是儒家天下秩序的核心概念。将这一概念体现到极致的，莫过于婚礼亲迎，是故大多儒生倾向于天子亲迎。但是，随着皇权专制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对帝、后关系提出了新要求。亲迎造成的帝、后等齐，违背了汉帝国要求的皇帝唯一、皇权至上。故叔孙通等备办惠帝大婚仪时，选择由使团逆后，以全皇帝威仪。不过，皇后毕竟是皇帝妃匹、天下之母，经过谨慎考量，叔孙通等最终选择依成周旧法，使公率卿、大夫等迎接皇后。

其实，汉帝不亲迎亦有典可征。统计《左传》文本，周天子遣使逆后就有四次（表七）。又《仪礼·士婚礼》的记文，对婿不亲迎、婚后三月拜见外舅姑的仪节，亦有详细记载。

表七 《左传》见天子遣使逆后次数统计

通过婚礼，皇后可以获得皇帝嫡妻、刘族嫡妇的伦理身份，以及天下之母的政治身份。不过，婚礼不是获得这些身份的唯一手段。被册命为皇后的妾，也具备同样的身份。既然殊途同归，汉皇后中的被册者为何远多于被聘者？两者虽然都称“皇后”，但她们之间的区别却不容忽视。首先，就成为皇后前的身份来讲，被册者的“妾”身份无法隐藏。《礼记·内则》云：“奔则为妾。”郑注：“妾之言接也。闻彼有礼，走而往焉。以得接见于君子也。”妾未经聘问之礼而来，故不得体君。被聘者则完全不同，她们从一开始，就具备匹敌皇帝的身份。其次，在仪式上，被册者需伏于皇帝脚下称“臣妾”，经皇帝最终确认，方可正位中宫。受聘者的皇后身份则由宗庙卜核，无须再经皇帝确认。在这种情况下，皇帝对皇后的身份优势无从显现。

总之，聘后并不能显示汉帝国要求的“皇权至上”，册后却从礼制上肯定了皇权对后权的控制，这是多数汉帝选择册妾为后的原因之一。如孝昭上官氏和孝元王氏，即使是已经确定的皇后人选，也需先作婕妤数日至数月，方可被册立为皇后。光武中兴，册妾为后甚至成为定制。后汉十五位皇后，仅懿献梁氏因其姊擅权称制被聘，其余十四位皆由贵人被册。

在实践中，以上几重身份也是可见的。如永初七年（113年）正月，邓太后“谒宗庙，率命妇群妾相礼仪，与皇帝交相亲荐，成礼而还”。邓氏以先帝嫡妻、刘宗嫡妇的身份，主持谒庙礼，并与安帝共荐先王。在汉代人的思想观念中，皇后为“天下母”天经地义。汉帝的立后诏书中，也以昭明此项内容为要务。如光武帝立阴氏诏曰：“宜奉宗庙，为天下母。”和帝立邓氏诏曰：“皇后之尊，与朕同体，承宗庙，母天下，岂易哉！”又灵帝立宋氏诏曰：“皇后之尊，与帝齐体，供奉天地，祗承宗庙，母临天下。”皇后母天下职能的极端体现，是帝妻升格为帝母后的摄政临朝，而两汉最不乏的，就是皇太后称制。

至于与“天子”对应、象征宇宙之阴的宗教身份，是汉代诸生既渴望又畏惧的命题。儒家的天地秩序，建立在“夫妻齐体”的伦理基础上。汉帝自诩“天子”，作为天子之妻，汉皇后理应具备“后”这重身份。“天子”与“后”的身份，通常体现在祭祀天神地祇的礼仪场合。汉代针对天地的祭祀，主要有西汉初的雍五畤、陈宝祠，武帝时期的甘泉泰畤、汾阴后土祠，以及成、哀改革后的南、北郊等。这类场合，一般由皇帝担任主祭，皇后并不亲临现场。

以东汉的南郊合祭及光武帝封禅为例。光武帝即位后的第一件事，便是“采用元始中郊祭故事”，郊祭天地。《汉书·郊祀志》云：

祭天南郊，则以地配，一体之谊也。天地位皆南向，同席，地在东，共牢而食。高帝、高后配于坛上，西向，后在北，亦同席共牢。

又云：

天子亲合祀天地于南郊，以高帝、高后配。

据《汉书·郊祀志》，元始仪规定，合祭天、地于南郊，由皇帝亲自主祭，并以高帝、高后（吕后）夫妇配祭，以示天地一体、阴阳和睦。在南郊合祭中，地神并非主角，只扮演配位神的角色。建武三十一年（55年），光武帝“使司空告祠高庙”，废吕后不得配祀高庙，改尊文帝母薄氏为“高皇后”，并配祭地祇。此后的南郊合祭及夏至北郊别祭，均改由薄氏配祭。

《后汉书·祭祀志》云：

二十五日甲午，禅，祭地于梁阴，以高后配，山川群神从，如元始中北郊故事。

建武三十年（54年）二月，群臣上书，奏请光武帝行封禅之礼。光武帝于中元元年（56年）二月辛卯，“柴望岱宗，登封太山”。三日后“禅于梁父”，以高后配祭。

通过以上两例我们看到，汉代统治者及诸生只能接受高皇后以女性祖先的身份配祭地祇，但绝不允许任何一位皇后染指郊祭、封禅等礼仪场合。缺席祭祀天地的场合，导致汉皇后缺失了与“天子”对应、象征阴性的宗教身份。

汉代皇后制度的建立，深受儒家“夫妻齐体”家庭伦理及“天子之制”政治理念的影响。然而，“夫妻齐体”与“天子之制”，本身就暗含了家庭伦理与国家秩序的矛盾。“夫妻齐体”要求皇后具备三重身份：第一，家庭、家族场合的伦理身份；第二，国家、天下场合的政治身份；第三，天地、宇宙场合的宗教身份。以“皇权至上”为核心的“天子之制”却不允许帝、后匹敌。

在此前提下，汉代皇后制度的制作过程，大致表现出以下三个特点：首先，强化皇后与嫔妃及诸侯王妻之间的差别，维护皇后的伦理身份；弱化婚礼在帝、后婚姻关系缔结中的作用，消解帝、后齐体的伦理依据。其次，在众臣、群妾面前，树立皇后的君主权威，保障皇后的政治身份；推动“册妾为后”成为定制，调整嫔妃等级的“比视”序列，确保皇权对后权的控制。最后，承认天命在立后过程中的决定作用，却拒绝皇后列席郊祀等场合，以此剥夺皇后对应“天子”的宗教身份。

为适应大一统的政治需求，汉帝国以儒家设计为蓝本，开创了许多制度。皇后制度的制作，不仅是汉代女性群体被纳入帝国秩序的缩影，也是汉代两性关系建构的集中体现。儒家政治理念影响汉代皇后制度建设的同时，后者也从制度实践的角度，为前者提供了全新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