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芝华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在明代本草图谱中有两部图谱由女性绘制而成，即文俶的《金石昆虫草木状》和周淑祜、周淑禧合作完成的《本草图谱》，且二者关系密切，《本草图谱》以《金石昆虫草木状》为蓝本。而《金石昆虫草木状》的图像来源，目前已达成共识，即明代官修本草《本草品汇精要》。正因为将《金石昆虫草木状》定位为《本草品汇精要》的传摹本，有学者认为从学术角度来看，《金石昆虫草木状》并无多少创新，其意义在于图像的精致程度。有趣的是，《金石昆虫草木状》虽以本草图谱《本草品汇精要》为蓝本，但图册名称并未采用本草之名。且二者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于《金石昆虫草木状》只保留了图像部分，这也就是说《金石昆虫草木状》的目的不在于提供本草知识，不是作为本草图谱存在的，其价值在于作为艺术史的研究对象。
《金石昆虫草木状》现存于台北国家图书馆，共十二册二十六卷，包括了金石三卷、草九卷、木六卷、兽一卷、禽一卷、虫二卷、果一卷、米谷一卷、菜一卷、外草和外木合为一卷，由文俶所绘。文俶（1593—1634年），文从简之女，赵灵均之妻。《金石昆虫草木状》是文俶现存作品中年代最早的作品。据赵灵均的叙，可知《金石昆虫草木状》“始于丁巳，纥于庚申，阅千又余日，乃得成帙，凡若干卷”，即《金石昆虫草木状》创作于万历四十五年至四十八年（1617—1620年）之间，历经三年。
《金石昆虫草木状》的图像来源“乃即今内府本草图汇秘籍之为”，即《本草品汇精要》。对于文俶获取此宫廷本草图汇的途径，有学者揣测可能跟文俶的高祖父文徵明在京时摹绘有关。但这一揣测实无必要，明代后期不少宫廷收藏流至宫外，《本草品汇精要》亦可能流出宫廷。李日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在日记中记载了其目睹此宫廷本草图绘之事，称：
（四月）十一日……午刻，至新桥，访沈恒川国医。出观弘治年内府《图绘本草》四套，计四十本，自玉石部至草木禽兽介鳞虫豸，皆毕肖其形，而傅彩晕色，有天然之趣。每种列地、名、质、味、性、合、治、反、忌等目，辨析甚精。先朝留意方术，不苟如此，真盛时文物也。恒川云：“得之吴江林廷用，廷用得之一内侍。”固知金匮石室之藏，其漏逸于外者多矣。是夕，饮恒川家。泊舟新桥。
据李日华的描述，此弘治年内府图绘本草很有可能就是《本草品汇精要》。巧合的是，文俶亦是同一年开始摹绘《本草品汇精要》。是否存在文俶摹绘所参照的正是李日华目睹的《本草品汇精要》的可能性？
虽《金石昆虫草木状》所摹绘的是作为本草图谱的《本草品汇精要》，但《金石昆虫草木状》只保留了图像部分，决定了《金石昆虫草木状》的创作不是作为本草图谱而存在的。
首先，从目录来看。《金石昆虫草木状》的目录并没有沿袭《本草品汇精要》的目录，而是根据图像名称重新编制了目录，这一做法保证了图像和目录之间的相对应关系。实际上，赵灵均在编制目录上仍有遗漏，如虫一卷遗漏了江宁府鳖、蟹、蝤蛑、拥剑、蚱蝉、蝉花这六种药物；兽卷遗漏了狮子这一药物；草九卷遗漏了山慈菰这一药物；菜类遗漏了苋实这一药物，作为《金石昆虫草木状》的目录，并不是尽善尽美的。除了遗漏的问题之外，这一重新编制的目录最大的问题是将原本置于同一药物之下的药图分别独立出来，从而人为地割断了它们之间的联系。譬如粉霜这一药物，《本草品汇精要》的药图为粉霜的制作过程图，共有三幅，分别为配合矾汞、炒砂研曲、升粉霜法。《金石昆虫草木状》只选择了后两幅药图，在目录中，这两幅药图分别独立，作为炒砂研曲、升粉霜的图像而存在。类似的例子不在少数。又如犀角，《本草品汇精要》绘有三图，分别为胡帽犀、兕犀、犀牛，《金石昆虫草木状》亦摹绘了这三幅药图，同样，这三幅药图在目录中亦分别独立，作为单一的图像出现。
当然，这一问题的出现很有可能跟赵灵均在编制目录之时没有本草的意识，亦未以《本草品汇精要》的目录为依凭有关。赵灵均直接根据图像名称来编制目录，如果图像名称出现同一药物名称，只是产地的不同，赵灵均则将药物名称作为目录名，在其下注明产地。如丹砂，《金石昆虫草木状》分别绘制了辰州丹砂、宜州丹砂，在目录中，则编为丹砂辰州宜州。但对于从图像名称无法简单判断是否属于同一药物，赵灵均则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将每一幅药图作为独立的图像，编进目录，从而产生了上述列举的问题。
显而易见，赵灵均在编制目录之时并未将《金石昆虫草木状》视为本草图谱，而是直接依据图像名称编制目录。当然，这一做法存在着将原本属于同一药物之下的药图分割开来的可能性，但反过来亦赋予了《金石昆虫草木状》的图像以独立的意义，而非作为本草著作的插图。
其次，从图册名称来看。《金石昆虫草木状》这一名称没有采用任何跟“本草”相关的字眼。“本草”之名的使用源远流长，但对其名称的原始含义存在着多种说法，其中后蜀韩保昇的解释广为流传，称“按药有玉石草木虫兽，而直云本草者，为诸药中草类最多也”。《金石昆虫草木状》的内容虽都包括在本草范畴之内，却不采用本草之名，可能跟文俶夫妇有意识地与本草学保持距离有关。
《金石昆虫草木状》中的“昆虫草木状”很有可能受到郑樵《通志》中的《昆虫草木略》的启发。《昆虫草木略》是郑樵在《通志》中的独创，其内容包括了八类：草类、蔬类、稻粱类、木类、果类、虫鱼类、禽类、兽类。这一分类明显受到本草学著作分类的影响，而且据学者的研究，《昆虫草木略》具有明显的本草学渊源，系由删减其《本草成书》而成。但郑樵创设《昆虫草木略》的目的不在于本草学，本草只是路径，通过本草，最终达致“已得鸟兽草木之真，然后传诗；已得诗人之兴，然后释尔雅”才是目的。在这里，最为关键的是郑樵认为通过本草可以得鸟兽草木之真。这揭示出本草的双重性，既可作为药材之用，又有作为博物学的一面。当然，不同的侧重点导致了对本草的文字描述之间的差异。因郑樵更关注的是本草作为博物学的一面，导致他在对本草的描述更集中于名，而不是本草的性味、功效、主治等方面，正如在序中称“夫物之难明者，为其名之难明也，名之难明者，谓五方之名既已不同，而古今之言亦自差别。是以此书尤详其名焉”，譬如芝，称“芝曰菌，其类有五色，加以紫，是为六芝。青曰龙芝，赤曰丹芝，黄曰金芝，白曰玉芝，黑曰玄芝，紫曰木芝。瑞草也，生则有云气，及禽兽之异”。郑樵对本草的文字描述可见一斑。
由此可见，郑樵创设《昆虫草木略》，虽渊源于本草学，却意不在于本草，《昆虫草木略》的创设亦不采用本草之名。同样，《金石昆虫草木状》的图像、分类亦是来源于本草，但《金石昆虫草木状》的创作意图不在于作为本草图谱，在名称上亦不沿用本草之名。相对于郑樵《昆虫草木略》所囊括的内容来说，《金石昆虫草木状》多出了金石类的内容，这很有可能是这一名称的由来。二者都可谓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更关注的是作为博物学的本草。
再次，从内容来看，《金石昆虫草木状》的图像来源虽是《本草品汇精要》，但二者之间最大的差异在于图说文字的有无。《金石昆虫草木状》只保留了其图像部分，且对部分图像进行了调整。赵灵均在叙中称“若五色芝、古铢钱、秦权等类则皆肖其设色，易以古图；珊瑚、瑞草诸种易以家藏，所有并取其所长，弃其所短耳”。具体而言，《金石昆虫草木状》中涉及图像调整的情形有三：第一，图像之间有着较大的差异，计有珊瑚、秤锤、锡铜镜鼻、古文钱、黑芝、青芝、白芝、黄芝、紫芝、兰草、滁州百合、峡州贝母、藕实等。第二，由于构图比例变化导致对图像的增减处理。在《本草品汇精要》中，因图像与文字是连续的，且图像只占据了一半的页面，导致部分图像的边缘部分略去不绘。但在《金石昆虫草木状》中，因图像基本上是一页一图，文俶需视情况进行左右延伸，从而使画像完整。涉及这一情形的图像有桂、西京茯苓、乳香、天竺黄、毗梨勒、卢会等。第三，增加的图像，如桑上寄生，《本草品汇精要》只绘有一图，《金石昆虫草木状》一方面在此图基础上，将局部的桑叶重绘，另一方面增补了二图（图一、图二）。在这三种情形中，赵灵均在叙中提及的更换图像的药物与第一种情形相对应。且据赵灵均的叙，可知替换图像的方法有二：“易以古图”、“易以家藏”。文俶为什么用“古图”、“家藏”替换《本草品汇精要》中的部分药物图？虽然文俶替换的药物图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这一行为蕴含了文俶对《金石昆虫草木状》的定位。文俶未将《金石昆虫草木状》视为本草图谱，而是视为绘画。在绘画的脉络之下，则不难理解文俶置换部分药物图的行为。首先是“古图”。师古、仿古是古人习画的途径之一，在董其昌创造性地提出南北宗理论之后，师古、仿古更形重要，而且师法选择的对象至为关键。文俶用“古图”置换部分药物图，实与“古图”之“古”有关。其次是“今藏”，也就是文俶夫妇的收藏。收藏可能是“古”的，也有可能是“当下”的。文俶将“今藏”嵌入到《本草品汇精要》中，类似于明代晚期书画收藏家在编撰书画收藏著录之时，将自己的书画收藏置于书画收藏整体的脉络之下，这里的书画收藏整体既有可能是目力所及和道听途说，亦有可能是历代著录的记载，张丑的《清河书画舫》及汪砢玉的《珊瑚网》即是这方面的典型。总而言之，文俶用“古图”、“今藏”置换部分药物图的行为，可以在绘画的脉络之下得以理解。甚至，文俶置换的部分图像延续到之后的创作中。如灵芝的画法，见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文俶《花卉》册页的其中一开，这一开即为灵芝（图三、图四）。
图一 桑上寄生之一
图二 桑上寄生之二
图三 黑芝
图四 《花卉》册页之一
总而言之，《金石昆虫草木状》的图像来源虽是《本草品汇精要》，但文俶夫妇从目录、图册名称、内容等方面淡化《金石昆虫草木状》的本草色彩，强调本草的博物学侧面，并赋予图像以独立的意义，进而在绘画的脉络之下予以定位。这一定位亦得到了题记者的呼应。如张凤翼对《金石昆虫草木状》的评价称“是册告成，三历寒暑，于画家十三科可谓无所不备矣。予虽酷嗜图画，能言其意，然观是册，而欲即其得力之处，一一为之颂扬，将以为道子之龙宁王之马，则生雾衮尘足以尽之，而是册不止此也。将因为董羽之水韦偃之石，则银河青嶂足以概之，而是册不止此也。至于黄筌之轻色写生摩诘之得心应手，亦泥于花木之一家而不及乎他也”。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张凤翼不是苏州有名的戏曲家张凤翼，而是另一同名同姓之人。张凤翼，字九苞，又字象风，代州人（今山西代县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进士。张凤翼对《金石昆虫草木状》的评价亦是从画的角度出发，称“于画家十三科可谓无所不备矣”，可见本草画相对于传统画科来说，涉及面之广。但与此同时，亦揭示出本草画的尴尬地位，作为整体的本草画无法被纳入传统画科中去，这是文俶当时所面临的困境。这一困境是传统画科发展以及对本草图认知转变所带来的，可以通过绘画著录中的本草图来考察这一变迁过程。
本草图见于绘画著录的，最早的来自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张彦远在卷三中列举了“多散逸人间，不得见之”的“古之珍画秘图”，其中与本草图有关的主要有：
神农本草例图一
……
灵秀本草图六。起赤箭，终蜻蜓，源平仲撰。
本草图二十五。其形状苏敬撰，显庆中事。
《神农本草例图》可能为《神农本草》的配图，《灵秀本草图》到宋代已不传，《本草图》乃唐显庆四年（659年）由苏敬等人编撰的《新修本草》的配图。
由此可见，张彦远是将本草图视为画的。而且，综观卷三“述古之秘画珍图”所列举的图画，不仅包括了本草图，而且包括了天文图、地形图、祥瑞图、著作插图，等等。这些图在当时都是被当成画看待，可见当时画这一概念所包括的范畴远远超出后世作为审美对象的绘画范畴，更接近于图这一概念。(www.xing528.com)
张彦远曾引用颜光禄的话，称“图载之意有三：一曰图理，卦象是也；二曰图识，字学是也；三曰图形，绘画是也”。可知，图包括的范畴有三：图理、图识、图形。图形即是绘画。这里的绘画之义显然已经超出作为审美对象的绘画。正因为如此，张彦远对绘画的定义从功用出发，而不是考虑审美因素，称“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发于天然，非由述作”。
这一情形到了宋代有了变化，本草图开始不见于绘画著录中。这一方面可能是宋代绘画著录有关画家的编撰方式出现了新的变化，另一方面可能跟宋代对本草图的认知发生了变化有关。
首先，宋代绘画著录中有关画家的编撰方式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即按照画作题材进行分类。在此之前，如在《历代名画记》中，张彦远按照时间先后不同朝代进行分类，记载了轩辕时一人、周一人、齐一人、秦一人、前汉六人、后汉六人、魏四人、吴二人、蜀二人、晋二十三人、宋二十八人、南齐二十八人、梁二十人、陈一人、后魏九人、北齐十人、后周一人、隋二十一人、唐二百六人，总共三百七十一位画家。进入宋代，即便是模仿《历代名画记》体例的《图画见闻志》，关于画家的分类却呈现出不同的方式。对于唐会昌元年（841年）至宋代之前的画家，按照朝代先后记载了唐末二十七人、五代九十一人，总共一百一十八位画家。而对于本朝即宋代的画家，首先按照身份分为王公士大夫依仁游艺臻乎致极者一十三人、高尚其事以画自娱者二人、业于绘事驰名当代者一百四十六人三类，接着在业于绘事驰名当代者一百四十六人中，分为人物、山水、花鸟、杂画四门，其中人物门五十三人、山水门二十四人、花鸟门三十九人、杂画门三十五人。《图画见闻志》对于画作题材的划分，仍然是比较粗疏的。在《宣和画谱》中，对画作题材有了比较详细的划分，将画科分为十门：道释、人物、宫室、番族、龙鱼、山水、畜兽、花鸟、墨竹、蔬果。然后在每门画科之下将画家按照时间先后进行分类，正如叙目所言“凡人之次第，则不以品格分，特以世代为后先，庶几披卷者因门而得画，因画而得人，因人而论世，知夫画谱之所传，非私淑诸人也”。《宣和画谱》总共记载了画家二百三十一人，其中道释门四十九人，人物门三十三人，宫室门四人，番族门五人，龙鱼门八人，山水门四十一人，畜兽门二十七人，花鸟门四十六人，墨竹门一十二人，蔬果门六人。而承继《图画见闻志》而来的《画继》，对画家的分类继承了郭若虚的方式，只不过更为详细。首先，按照身份进行划分，分为圣艺、侯王贵戚、轩冕才贤、岩穴上士、缙绅韦布、道人衲子、世胄妇女宦者附。其次，按照画作题材进行划分，分为仙佛鬼神、人物传写、山水林石、花竹翎毛、畜兽虫鱼、屋木舟车、蔬果药草、小景杂画。
由上可见，宋代绘画著录出现了按照画作题材分类的新变化，这一新变化导致了本草图无法进入绘画著录中去。正如上文所言，本草图牵涉到多种画作题材，作为整体的本草图无法被纳入绘画著录中去。而且，本草图可能是多人之作，更加无法纳入到以单一画家为主的绘画著录中去。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宋代对本草图的认知发生了变化，不再将本草图视为画，而是视为图。如张彦远所记载的《灵秀本草图》在宋代已不传，这一本草图在郑樵《通志》中被置于图谱略“记无”医药类之下。虽然郑樵将《灵秀本草图》置于医药类之下，看似强调其药用价值，但郑樵更加关注图谱在名物之辨中的重要性。
图谱略并不是郑樵的首创。早在南朝时期王俭作七志，其中一志专收图谱，称为图谱志。可惜这一传统未能延续。郑樵创设图谱略，强调图谱无论是在治学方面还是在实用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并列举了十六种需要图谱的情形，称“今总天下之书，古今之学术，而条其所以为图谱之用者十有六：一曰天文，二曰地理，三曰宫室，四曰器用，五曰车旂，六曰衣裳，七曰壇兆，八曰都邑，九曰城筑，十曰田里，十一曰会计，十二曰法制，十三曰班爵，十四曰古今，十五曰名物，十六曰书。凡此十六类，有书无图，不可用也”。从郑樵列举的十六种情形来看，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所列举的“古之珍画秘图”大多可以被置于图谱略之下。《灵秀本草图》亦不例外，不过郑樵在这里强调的是图谱在名物之别中的作用，称“要别名物者，不可以不识虫鱼草木，而虫鱼之形，草木之状，非图无以别”。这亦是强调本草作为博物学的一面，与《昆虫草木略》有着相通之处。
总而言之，宋代不再将本草图视为画，而是视为图。更广泛而言，这是宋代关于画的观念缩小的结果。在《历代名画记》中，画的概念几乎等于图形，但进入宋代，画所包括的范畴急剧缩小，画被视为具有审美意义的对象，从而导致了不少带有实用功能的图绘退出画的范畴。本草图亦是如此。
由此可见，《历代名画记》虽将本草图视为画，但在历史上昙花一现，随着宋代绘画著录出现了新的变化，即按照画作题材进行分类，因本草图涉及多个画科，无法被归入任一画作题材，导致本草图不见于宋代的绘画著录。更为重要的是，宋代对本草图的认识发生了转变，不再将本草图视为画，而是视为图。这从郑樵将《灵秀本草图》置于图谱略之下，可见一斑。文俶在创作《金石昆虫草木状》之时，面临着本草图不被视为画的局势，一方面缘于本草图一直被视为本草著作的插图，另一方面可能跟本草图的创作者多人有关，文俶通过淡化《金石昆虫草木状》的本草色彩赋予图像以独立的地位，从而扭转了这一局面，进而在绘画的脉络之下定位《金石昆虫草木状》。这亦与文俶强调《金石昆虫草木状》的博物学侧面有关，而博物学与绘画之间的关系密切。
本草既有作为药材之用的一面，又有作为博物学的一面。本草图从宋代始虽不见于绘画著录中，但这并不意味着本草不能入画。文俶之所以能够在绘画的脉络之下定位《金石昆虫草木状》，恰恰利用的是作为博物的本草与绘画之间的关系。本草图可能包括了作为艺术的本草画，这亦见于赵灵均追溯本草图的叙述中，称“尝阅胜国郑氏通志谓，成伯璵有毛诗草木虫鱼图，原平仲有灵秀本草图，顾野王有符瑞图，孙之柔有瑞应图，侯亶有祥瑞图，窦师纶有内库瑞锦、对雉、斗羊、翔凤、游麟图，又于符瑞有灵芝、玉芝瑞草诸图，今皆逸而不传矣”。
赵灵均所列举的诸图虽都出自郑樵《通志》图谱略之内，但分布于不同条目之下。如成伯璵毛诗草木虫鱼图置于“诗”这一条目之下；顾野王符瑞图、孙之柔瑞应图、侯亶祥瑞图、玉芝瑞草图、灵芝图置于“符瑞”之下；窦师纶画内库瑞锦对雉斗羊翔凤游麟图置于“艺术”之下；原平仲灵秀本草图置于“医药”之下。值得注意的是，窦师纶画内库瑞锦对雉斗羊翔凤游麟图置于“艺术”之下。窦师纶为唐朝画家，《历代名画记》称：
窦师纶，字希言，纳言陈国公抗之子。初为太宗秦王府咨议、相国录事参军，封陵阳公，性巧绝。草创之际，乘舆皆阙，敕兼益州大行台、检校修造，凡创瑞锦宫绫，章彩奇丽，蜀人至今谓为陵阳公样。官至太府卿，银、坊、邛三州刺史。高祖、太宗时，内库瑞锦、对雉、斗羊、翔凤、游麟之状，创自师纶，至今传之。
可见，图谱可能包括了作为艺术的绘画。如果题材与本草相关，本草图亦可能包括了作为艺术欣赏对象的本草画。但本草入画，更加强调的是作为博物学的一面。因本草涉及面广，如入画，势必会分散于不同画科之中。《宣和画谱》将画科分为十门：道释、人物、宫室、番族、龙鱼、山水、畜兽、花鸟、墨竹、蔬果。其中，可能跟本草关系比较密切的画科有龙鱼、山水、畜兽、花鸟、蔬果等。其中，在花鸟门所列举的画家作品中，出现了带有“药苗”字眼的作品，具体如下：
黄筌：《药苗双雀图》一、《药苗小兔图》一、《药苗戴胜图》一；
滕昌祐：《药苗鹅图》一；
黄居寀：《药苗图》一、《药苗引雏鸽图》一；
徐熙：《药苗戏蝶图》一、《雏鸽药苗图》一、《药苗图》一；
徐崇嗣：《药苗鹁鸽图》一、《蝉蝶药苗图》一、《药苗草虫图》一、《药苗鹡鸰图》三、《药苗茄菜图》四、《药苗图》一、《野鹑药苗图》一。
此处的药苗指药材苗，亦可作为野蔬，供日常食用。这一特性可能是《宣和画谱》将药品附于蔬果门的缘由。这一画科亦在《画继》中延续下来，称为蔬果药草。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列举的本草入画的例子，除了少量独立的药苗图之外，其他药苗图都是与别的动植物相组合。
有学者注意到《宣和画谱》所收录的画作与当时博物学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宣和画谱》中亦多次出现“虫鱼草木”、“鸟兽草木”、“草木虫鱼”的字眼，如叙中称“今天子廊廟无事，承累圣之基绪……故得玩心图书，庶几见善以戒恶，见恶以思贤，以至多识虫鱼草木之名，与夫传记之所不能书，形容之所不能及者，因得以周览焉”。又如花鸟门叙论中称“故诗人六义，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而律历四时，亦记其荣枯语嘿之候。所以绘事之妙，多寓兴于此，与诗人相表里焉”。又如蔬果门叙论中称“诗人多识草木虫鱼之性，而画者其所以豪夺造化，思入妙微，亦诗人之作也”。本草作为“鸟兽草木之学”的一环，入画也就不足为奇。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虽本草图可能受到绘画的影响，而且本草图的创作者可能就是宫廷画家出身，但因为二者创作目的的不同，二者之间仍存在着差异。正如上文引用《宣和画谱》中带有药苗的画作名称显示，除了少量画作是以独立的药苗图出现之外，不少画作都是与其他动植物组合出现。虽然《金石昆虫草木状》的大部分图像仿自《本草品汇精要》，但文俶对部分图像的调整，体现了在博物画视野下的本草画的创作意图。如上文提到的灵芝的画法，亦见于文俶以后的画作中。又如兰草，将《本草品汇精要》与《金石昆虫草木状》的兰草作一比较，《本草品汇精要》将兰草置于向上延展的坡地上，且密集生长，而《金石昆虫草木状》将兰草置于向下延伸的坡地上，寥寥几笔，将兰草的摇曳生姿展现无遗，且旁边的小草、石头起着衬托的作用。两相比较，后者作为绘画，无论是在构图、内容上，还是画法上，都更胜一筹。（图五、图六）
图五 《本草品汇精要》兰草
图六 《金石昆虫草木状》兰草
在完成了《金石昆虫草木状》之后，赵灵均在叙中称“余家寒山芳春盛夏素秋严冬，绮谷幽岩，怪黾奇葩，亦未云乏，复为山中草木虫鱼状以续之。如稍经世眼易辨，绘事家所熟习者皆所未遑也，务以形似求之，物各有志，志各以时，俾后览观案图而求，求易获耳”。可知，文俶接着创作了山中草木虫鱼状。可惜的是，这一山中草木虫鱼状未能留存下来。从赵灵均的叙述中，可知文俶采用了写实的技法，亦可视为博物画创作的延续。
作为文俶现存作品中年代最早的《金石昆虫草木状》，虽大部分仿自《本草品汇精要》，但《金石昆虫草木状》只保留了图像部分，决定了《金石昆虫草木状》不是作为本草著作的插图而存在的。从《金石昆虫草木状》的目录、名称、内容来看，文俶有意识地淡化《金石昆虫草木状》的本草色彩，强调本草的博物一面，并赋予图像以独立意义，进而在绘画的脉络之下定位《金石昆虫草木状》。
文俶之所以如此做，在于在《金石昆虫草木状》之前，虽本草图在《历代名画记》中一度被视为画，但随着宋代绘画著录出现新的变化以及宋代对本草图的认知发生了转变，本草图不再被视为画，而是视为图。究其原因，可能跟本草图一直作为本草著作的插图以及多人完成有关，文俶的《金石昆虫草木状》无疑突破了这一局限。这亦与本草的双重性有关，本草既可作为药材之用，又有作为博物学的一面，而博物学与绘画的关系密切。文俶在淡化《金石昆虫草木状》的本草色彩的同时，援引了博物画的传统，最终实现了在绘画的脉络之下定位《金石昆虫草木状》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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