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晋时期两广陶工群体的性别构成与女性考古遗产

韦璇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

手印纹砖，又称手印砖、掌印纹砖等，是指制作时在砖坯上留下的带有手印的砖块，所留下的手印包括指印、掌印和拳印，以右手单手掌印最为常见。目前发现最早的有确切年代的手印纹砖是出土于广州番禺汉墓的“永元五年十月”铭文手印纹砖。过去一般认为，砖上的手印纹是陶工在生产和制作砖坯时无意留下的，或仅为陶工们的即兴之作，或将其视为一种普通的纹饰，没有太大的学术研究价值，因此长期以来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时至今日还鲜有相关研究。然而，即或手印纹无意为之，其上却记载着重要的体质人类学信息。传统的体质人类学研究多聚焦于对骨骼和活体的研究，而手——人体中最为灵活且至关重要的器官同样蕴含着个体的体质信息。

本文将尝试以广西贵港、广东广州两地出土的手印纹砖为主要的研究对象，运用体质人类学和法医人类学中性别研究的方法来分析和探讨手印行为主体（陶工）的性别，从而了解两广地区汉晋时期陶工群体的性别组成特征。这种全新的视角，或可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种新思路和方法。

图一 手印纹砖的基本类型

1.右手印纹砖 2.左手印纹砖 3.指印纹砖 4.多手印纹砖 5.拳印纹砖

广东广州和广西贵港均位于我国南疆，自古以来便是我国南方重镇，汉晋时均是辖控一方的郡治所在。两地纬度相近，相距不远，地理环境相似，分别是汉番禺郡和郁林郡的郡治所在，为当时统领一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时至今日，两地内仍有众多的汉墓分布，出土数量众多且精美的汉晋文物，同时两地也是岭南地区手印纹砖出土数量最多的地区（图一）。两地无论是在地理还是文化上都有着许多的相同之处。

在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番禺博物馆、贵港市博物馆、广西师大王城博物馆多家单位的支持和帮助下，收集到出土于广州、贵港两地的手印纹砖共103块（其中有一块为脚印纹砖），其中掌印完整清晰，可作测量和研究的手印纹砖74块，分别出土于广州汉墓、番禺汉墓、贵港贵城遗址以及贵港马鞍岭梁君垌汉至南朝墓中。在这些手印纹砖中，以东汉时期的泥质灰陶素面砖数量最多，且以右手单手印纹最为常见，与左手印纹砖、双手印纹砖一同构成了本文的研究主体（图一）。本文将以这74块手印纹砖为研究材料，通过引入公安刑事侦查中的指纹学、痕检学分析与检测方法，并结合体质人类学和法医人类学的方法，对陶工的相关体质信息进行分析和研究，拟从性别研究方面进行展开。

本文在对砖进行描述时，为了描述上的方便，根据砖使用时的情况，将朝外的宽面称为正面或阳面，将朝内的宽面称为背面或阴面，其余四面皆称为侧面（长边侧面、短边侧面）。目前所发现的手印均位于阴面上。

人体各部位的生长发育是受一定自然规律所约束的，这个规律表现为在一定条件下人体各部位按一定的比例生长，如人高手长，体胖手宽等。因此人体的一些部位就如同一把尺子，通过对这些部位的测量可以分析出人的基本体质信息。利用手印来分析人的性别、年龄等自然特点，这种方法在刑事侦查系统中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长期以来，许多国内外学者和实际工作者都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就考古学研究而言，结合刑侦系统中指纹学、痕检学的手印分析方法，通过砖上的手印纹可以了解行为主体的基本体质信息。且砖上的手印纹仅可能发生于砖坯制作过程中的湿软状态，因此，手印纹的行为主体是制作砖块的陶工。再者，人类的体质在发展成为现代人后，即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形态结构已基本定型，变化十分微小，到了历史时期，其体质特征与现代人无异，故可以用当代人的体质数据与历史时期人类的体质数据进行对比。因此，结合指纹学、痕检学等方法对砖上手印纹进行分析为了解古代居民提供了除骨骼研究以外的新的研究材料和研究视角。

图二 手印测量示意图

B3C.手长 A3C.掌长 DE.手宽 DF.手最大宽 IF.掌宽JK.掌远侧宽 LM.掌近侧宽 JN.掌尺侧长 A1B1. I指掌侧长A2B2. II指掌侧长 A3B3. III指掌侧长 A4B4. IV指掌侧长 A5B5. V指掌侧长 G1G2.中指最大宽H1H2.中指宽

（一）手印的测量

本文参考邵象清编著的《人体测量手册》、日本人类工效学会所编的《人体测量手册》以及何光箎等人合作的《手的活体测量》等对手印进行测量。测量工具为游标卡尺，测量内容参照图二，具体操作为在标本上直接测量。

B3C.手长（hand length）：桡骨茎突点（sty. r）和尺骨茎突点（sty. u）的掌侧面连线的中点至中指指尖（da Ⅲ）的直线距离。

A3C.掌长（metacarpale length）：自桡骨茎突点（sty. r）和尺骨茎突点（sty. u）的掌侧面连线的中点至中指近指节指骨的掌侧弯曲纹中点的直线距离。

DE.手宽（hand breadth at metacarpale）：自桡侧掌骨点（mr）至尺侧掌骨点（mu）的直线距离。

DF.手最大宽（maximum hand length）：尺侧掌骨点（mu）至拇指指点（phⅠ）的直线距离。

IF.掌宽（metacarpale breadth）：自拇掌指角的隆起点（即当拇指伸直内收时，第一掌骨小头的桡侧部位）至手掌尺侧缘的直线距离。该径与手掌长轴垂直。JK.掌远侧宽：自小指掌指关节纹的尺侧端至手掌桡侧缘的直线距离。LM.掌近侧宽：自桡腕关节纹的桡侧端至尺侧端的直线距离。

JN.掌尺侧长：自小指掌指关节纹的尺侧端至桡腕关节纹的延长线的直线距离。该径与手掌长轴平行。

A1B1—A5B5.Ⅰ-Ⅴ指掌侧长（fingerⅠ-Ⅴ length at facles palmates）：自Ⅰ-Ⅴ指指尖点（da Ⅰ-Ⅴ）至ⅠⅤ指近节指骨的掌侧弯曲纹中点之间的直线距离。(www.xing528.com)

G1G2.中指最大宽（maximum fingerⅢ breadth）：在中指的近位指关节部位，平行于桡侧和尺侧的最外侧掌面，垂直于中指伸展方向的直线距离。

H1H1.中指宽（fingerⅢ breadth）：在中指的远位指关节部位，平行于桡侧和尺侧的最外侧掌面，垂直于中指伸展方向的直线距离。

（二）手印的性别分析

男女性别不同，在手印的外形、大小、长宽比值等方面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差别，借此可为性别分析提供一定的依据。依据总体观察，男性手印整体观之较为粗大，掌长且宽，指头长圆，关节较为凸出，按捺有力，印痕较深；女性手印整体观较纤细，掌较短且窄细，指头细长，关节较为平直，印痕较均匀。此外，据统计观察，在手各部位的长度上，男性手的均值大于女性手，而在长宽比值上，女性手则大于男性手，说明女性手较为细长的特点。

本文在对手印进行性别分析时，除了采用上文所提到的对手印的外形、大小、长宽进行整体观察分析外，还结合了数学方程式进行综合分析。根据标本的实际情况，本文在众多手印性别判别公式中选取了陈献跃在《根据人体的手部数据推断性别的研究》一文中所提出的推断性别的判别函数：

Y（X）=0. 952X₁+2. 525X₂+1. 1272X₃+1. 1822X₄

其中，X₁为手长（cm），X₂为手宽（cm），X₃为掌长（cm），X₄为掌宽（cm），判别函数的临界值为Yc=44. 3449。若Y（X）-Yc>0时，则判定X为男性；若Y（X）-Yc<0时，则判定X为女性；若Y（X）-Yc=0是，则不能判定X属于哪一类。

（三）两广地区汉晋时期手印纹砖的性别分析

通过观察手印以及结合上文所提到的陈献跃在《根据人体的手部数据推断性别的研究》一文中提出的性别判别函数，对两地出土的这批标本的手印纹行为主体的性别进行推断，得出如下结果。

如图三所示，在广州的30件标本中，初步识别出来的女性手印只有5例，仅占17%，男性手印25例，占83%。

而在贵港的44件标本中，根据公式推导和外形观察得出的结果是，这44块手印纹砖行为主体的性别均为男性，未发现有明显的女性手印。

图三 广州、贵港两地性别对比分析图

砖的生产要经过练泥、成坯、拍打、阴干，最后入窑烧制而成等工序，而练泥、成坯以及拍打等关键工序则是需要极大力气才能得以完成的重体力劳动方式，因此，承担这部分劳动的自然应该是青壮年男性，相较而言搬运、阴干、烧制等工序似乎相对轻松，但对于普通女性而言仍是劳动强度很大的体力工作，因此承担这部分工作的也应以男性为主。因此，在整个生产和制作过程中，以男性劳动者为绝大部分或者全部为男性劳动者就不足为奇了。虽然在贵港收集的标本中未发现女性手印，但仍不排除当时已经有少部分有女性参与砖瓦手工业生产中的可能，只是所占的比例应非常小。

两地这一时期陶工性别的共同特点是男性陶工占了绝大部分，而女性所占的比重相当少，甚至是没有女性参与其中。先秦两汉的礼制大多要求妇女围绕着家庭活动，理想的妇女行为状态活动空间是不理外事，不出家门。《礼记·内则》曰：“礼始于谨夫妇，为宫室，辩外内，男子居外，女子居内。……男不入，女不出。”但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女子并非完全“居内”而“不出”，实际上，仍有许多汉代妇女迫于生活的压力而从事一些社会劳动，但主要集中于农业劳作、蚕桑纺绩、刺绣编织等“轻体力”劳动的工作，而从事制陶手工业等“重体力”劳动的工作则较少。但不管从事何种社会劳动，女性都有一个重要特点，即她们基本上只是从事辅助性的劳动，与男子相比，女子的劳动是次要的，在生产中的地位和重要性均低于男性。由此可知，汉代社会是一个以男性为主要劳动力和主要经济来源的社会，女性在社会劳动中扮演着辅助性和从属性的角色。

在广州的手印纹砖中发现有少量女性陶工的手印（图四），这可能与部分女性迫于生活压力而进入制陶手工业作坊中进行辅助性的工作有关。也可能是因为该制陶作坊属于家庭手工作坊的形式，因此家庭中的女性参与其中也就不足为奇了。但即便如此，女性在其中所从事的也仅是辅助性的工作。

本文通过采用体质人类学、法医人类学等方法将两广地区出土的汉晋时期的手印纹砖进行性别分析，分析方法将外形观察与测量计算相结合，从而推测当时陶工群体的男女比例情况，并由此推测可知当时制陶工业是以男性为主体的手工业，女性极少参与其中或仅参与辅助性的工作。通过手印纹砖来了解陶工群体的性别构成为了解当时社会手工制造业男女分工情况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图四 未成年女性与男性手印纹砖对比

1.未成年女性手印纹砖（广州竹丝网战士杂技团东汉墓）

2.未成年男性手印纹砖（贵港贵城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