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古城遗址墓葬揭示的性别问题

陈明辉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良渚遗址于1936年由施昕更发现，1959年夏鼐提出“良渚文化”的命名。1996年，良渚遗址被定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1981年以来，随着系统调查工作的深入，越来越多的遗址点被发现，呈现出成片相连的趋势，由此确立了“良渚遗址群”的概念。2006—2007年发现良渚古城城墙，后来又发现外城和城外的水利系统，促使我们更明确地从整体上系统考虑良渚遗址群的内部层次和结构的问题，从而提出“良渚古城遗址”的命名，其范围包括了原先良渚遗址和良渚遗址群，涵盖了100平方公里，主要包括西部的库区、居中的城址区、东部的郊区三大区块。

据不完全统计，良渚古城遗址范围内已发掘崧泽时期（多属崧泽晚期）墓葬近200座、良渚时期墓葬近400座。笔者根据层位学和类型学，将良渚古城遗址范围的墓葬进行了分期研究，其中崧泽晚期（距今5500—5200年）可分为1段和2段，良渚时期（距今5200—4400年）墓葬可分为早晚两阶段，四期，早期包括一、二期，每期各分两段，晚期包括三、四期，每期也各分两段，平均每100年左右1段。这些墓地总体可分为4个等级，有瑶山、反山一类的王族墓地，有姜家山一类的高级贵族墓地，也有文家山一类的低级贵族墓地，还有庙前、卞家山、黄路头一类的平民墓地。具体到各个墓葬，可根据随葬玉器的差异，划分为12个等级，王占据金字塔顶端，以反山M12和瑶山M12为代表，属第1级；高级贵族阶层均出土琮钺等大型玉礼器、大量小型玉礼器等，可细分为四级，即2—5级；低级贵族阶层出土极少量玉璧和小型玉礼器，可划分为三级，即6—8级，平民阶层可根据玉器的多少有无和陶器组合的完善与否划分为四级，即9—12级，分别代表较富有的平民、一般平民、较贫穷的平民和贫民。

由于南方酸性土壤的侵蚀，这些墓葬的人骨保存都很差，绝大多数墓葬中墓主人骨仅残留少量牙齿、骨骼朽痕或骨渣等，无法分辨男女性别，但大部分墓葬都可以根据随葬的玉器、陶器以及头向来分辨男女之间的差异，这为我们认识墓主的性别差异提供了很好的资料。

1987年瑶山遗址被发掘后，墓主随葬品的性别差异就很清楚地展现出来，墓葬分为南北两排（图一）。瑶山发掘简报根据两排墓葬随葬品的区别，指出琮、玉石钺、三叉形器和与之配伍的成组锥形器，应主要属男性，而璜、纺轮、圆牌则主要出自女性墓，并指出反山也存在大体一致的随葬品性别区分现象（图二）。发掘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南排墓出土随葬品包括冠状器、带盖柱形器、三叉形器、成组锥形器、钺、琮式管、石钺、陶鼎、豆、圈足罐、缸，北排墓出土随葬品则有冠状器、璜、圆牌、纺轮、陶鼎、豆、圈足罐、缸，不出石器，“南行墓列发掘的全部墓葬中，均出土1件玉钺和数量不等的石钺，属于南行墓列的十二号墓也收集了1件玉钺……判断南行墓列的墓主人为男性大概无误；而在北行墓列的6座墓葬的随葬品组合中没有玉（石）钺，玉器组合中主要为璜和圆牌，包括纺轮，所以判断北行墓列的墓主人为女性也在情理之中”，报告还关注了龙首纹与女性墓主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

2000—2001年文家山和2003—2005年卞家山的发掘，则为我们揭露了在部分墓地中，墓葬头向与性别差异存在明显的关联，“根据以往的研究，随葬石钺的墓基本上为男性墓，随葬陶纺轮的墓基本上为女性墓。卞家山墓地的石钺和陶纺轮几乎不共出（只有M33例外），也表现了这样的性别差异……随葬石钺的男性墓，绝大部分墓向朝南……随葬陶纺轮的女性墓，绝大部分墓向朝北”，另外“头部出现玉锥形饰的（往往3件成组）一定是朝南的男性墓，说明将锥形饰用于头上装饰的仅限于男性”，文家山也有与之类似的规律。这种同一墓地男女异向的现象与瑶山、反山截然不同，在文家山、姜家山、黄路头等墓地均可见。

瑶山、反山发掘后，墓葬成排分布的现象引起大家的重视，尤其是瑶山墓地中男性位于南排、女性位于北排，规律性相当明显。方向明关注到，崧泽晚期到良渚早期阶段，出现了随葬斧钺的墓葬和随葬璜、纺轮的墓葬各自成排的现象，包括毘山、庙前第一、二次发掘、瑶山均可见，由此可知三处墓地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并根据瑶山的情况，指出南列男性显贵集团占据了聚落的中心地位，形成以男性血缘为纽带的社会。

陈淳等论述了长江下游地区玉璜的随葬情况，指出“自河姆渡至崧泽这段时间里，从妇女普遍拥有玉璜和其他贵重玉饰件和随葬品、而男性一般用简单的生产生活用品随葬的特点来看，当时的社会结构似乎是从母居的母系社会，妇女地位较男性为高”,“但到了良渚阶段，象征神权和世俗权力的琮、璧、钺等器物出现和‘琮和璜、钺不共出’的现象，表明男性为主导的复杂社会发展到了较高的层次”。

以上讨论，以及庙前、反山、文家山和新近发掘的官井头、姜家山、黄路头等墓地的资料为我们分析良渚古城遗址范围内墓葬性别差异创造了条件。

图一 瑶山墓地平面图（《瑶山》）

图二 反山墓地平面图（《反山》）

从良渚文化贵族墓葬尤其是瑶山、反山这两处王陵墓地的墓葬随葬品可知玉礼器的性别差异非常明显。（表一、表二）

通过瑶山、反山两处王陵墓地的分析，可知玉钺、三叉形器、成组锥形器均出自男性贵族墓葬，女性墓不出，可作为男性的标志物；玉璜、成组圆牌、玉纺轮、玉织具等玉器以及陶纺轮、陶甑、陶过滤器则均出自女性墓，可作为女性的标志物。

少部分器类尽管出土数量较少，但似有一定的性别偏向，如带钩、玉鸟、玉龟、玉蝉、鲨鱼牙基本出自男性墓；而玉鱼仅1件，出自反山女性墓M22，陶盆也仅在瑶山女性墓M4中出土2件。

绝大部分玉琮、玉权杖、象牙权杖、成组半圆形饰、琮式管、龙纹管也出自男性墓。女性墓中仅反山M23出土玉琮、成组半圆形饰，仅反山M22和瑶山M3出土琮式管，另外M22出土1件半圆形饰但不成组，仅瑶山M11出土1件龙纹管。但这些玉器种类可能只是因为男性贵族等级要高出同等级女性，而多随葬于男性墓中，与其说是性别标志，不如说是良渚文化男性威权的表现。

陶缸是一种比较特殊的专门随葬于贵族大墓的陶器类型，值得注意的是，瑶山墓地中在男性墓和女性墓中均有出土，但反山墓地中缸只随葬于男性墓葬。

冠状器、玉璧、玉镯、带盖柱形器、成组柱形器、嵌玉漆器和陶鼎、陶豆、陶缸等在男性墓和女性墓中同等出土，无性别差异，等级差异也不明显。

由此可知瑶山墓地13座墓葬中，男性墓7座、女性墓6座，男女性别比例1. 17∶1；反山9座墓葬中，男性墓7座、女性墓2座，男女性别比例3. 5∶1。

表一 瑶山13座墓葬部分玉器、石器、陶器、骨牙器出土情况表

表二 反山9座墓葬部分玉器、石器、陶器、骨牙器出土情况表

结合以上对瑶山、反山的分析，以及文家山、卞家山等墓地资料，可知鼎、豆、罐以及甑、过滤器一般都放置于墓主脚端，而陶盆一般位于头部（但也有与鼎、豆、罐一样位于脚端的案例），瑶山王族墓地及姜家山、文家山贵族墓地中盆均出于女性墓，而卞家山陶盆既出土于女性墓也出土于男性墓，只不过总体女性墓出土陶盆略多，而男性墓出土陶盆的案例略少。在随葬陶盆这一方面，贵族墓地与平民墓地似乎有显著的差异。

漆木器方面，由于保存情况不佳，相关出土较少，从瑶山、反山的出土情况来看，嵌玉漆器似并无性别之分。卞家山出土较多漆器，漆觚在女性墓和男性墓也都有出土，如漆觚共发现7件，5件出土于女性墓（M21、M56、M61、M63、M65），2件出自男性墓（M12、M66），总体上女性墓中出土更多，此外M3（女）、M5（男）、M6（男）、M7（男）、M15（男）、M23（女）、M24（女）、M32（女）、M34（男）、M37（男）、M47（女）、M54（男）、M59（女）有疑似漆器出土，不论男女，出土颇为普遍，可见在卞家山墓地中漆觚等漆器并无明确的性别属性，也不显得贵重。文家山仅M10出土1件漆觚，墓主头朝南，属男性的可能性更大。另外，桐庐小青龙的4件漆觚分别出自墓地中等级最高的4座男性墓（M9、M10、M14、M33），说明在小青龙墓地中，漆觚是特殊的贵重物品。

部分器物的性别关联是源于男女的两性分工。如石钺、石镞、石锛，从马家浜时期开始逐渐成为男性墓葬的随葬器物（相关分析见后文），说明男性在战争、狩猎、木作中占据主导地位，同时也是其义务所在。纺轮、织具、过滤器、甑、鼎均出自女性墓，说明女性需要在纺织、日常饮食中付出更多的劳动。但良渚古城遗址范围内的良渚文化墓葬中，不管是王族墓地、贵族墓地，还是平民墓地，均不随葬石镰、石刀（包括“耘田器”）、石犁等农业工具，颇耐人寻味。

石钺等石器与男性，以及纺轮、玉璜、过滤器、甑与女性的关联至少从崧泽晚期就开始了。庙前第一、二次发掘清理崧泽晚期至良渚早期的墓葬32座（图三），石钺等石器与纺轮、过滤器、甑不共出，可能分别属于男性和女性。男性墓有M8（石刀）、M9（石镞、盆）、M10（石钺、石锛）、M12（石钺）、M16（砺石）、M18（石钺）、M19（残石器）、M21（石钺）、M22（石锛）、M24（砺石）、M25（石钺、石镞）、M27（石钺）、M28（石钺）、M31（石钺），共14座；女性墓有M3（纺轮、过滤器）、M4（甑）、M7（纺轮、过滤器、盆）、M14（纺轮、盆）、M23（纺轮、过滤器、甑、盆）、M29（纺轮、过滤器、盆）、M30（纺轮、玉璜、过滤器、甑、盆）、M32（甑），共8座墓，M1、M2、M5、M6、M11、M13、M15、M17、M20、M26、M29等11座墓未出性别标志物。陶盆除了M9外均出自女性墓，可见庙前墓地中陶盆与女性有更密切的关系，这一特征与瑶山、反山、姜家山墓地一致。庙前墓地中除了出现与毘山和瑶山墓地一致的男女分排埋设的现象，还存在自西向东埋设墓葬的现象。

图三 庙前第一、二次发掘平面图（深灰色表示崧泽时期、浅灰色表示良渚早期）(www.xing528.com)

注：此图据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庙前》（文物出版社2005年）中的图一三与图二七改绘。

良渚古城遗址范围内墓葬中存在两种不同的头向传统，即男女异向的丧葬传统和男女同向的丧葬传统。庙前属平民墓地，瑶山、反山属王族墓地，男女墓主同向，均朝南，这一男女同向的传统起始于崧泽晚期，延续至良渚晚期，从庙前到瑶山再到反山，三处墓地存在明显的传承关系。官井头、黄路头、卞家山、文家山、姜家山男性墓大多朝南，女性墓大多朝北，其中官井头、姜家山属高等级贵族墓地，文家山属低等级贵族墓地，黄路头、卞家山属平民墓地，这种头向传统在崧泽晚期还处于初创阶段，正式形成于良渚早期，延续至良渚晚期。这两大群体基本同时共存，尤其在良渚古城城址区同时可见两种头向传统的墓地。以官井头、黄路头、卞家山、文家山、姜家山等墓地为代表的男女异向的丧葬习俗在整个良渚文化圈中独具特色，代表着一种本地的习俗及人群。以庙前、瑶山、反山为代表的男女同向则是整个良渚文化的主流葬俗。由此推测瑶山、反山墓地所代表的统治阶层是整合了这两大人群，最终完成了良渚古城的营建、创建了良渚王国。下面我们具体分析姜家山、文家山、卞家山这三处男女异向的墓地资料。

姜家山墓地2015年共清理墓葬14座（图四），部分资料已有披露，根据陶器和玉器特征，其年代总体与反山M20、M22、M23同时，而略晚于反山M12。14座墓葬中，M1（石钺、成组锥形器、三叉形器）、M2（石钺、成组锥形器、鲨鱼牙）、M3（石钺）、M6（石钺、成组锥形器、三叉形器、鲨鱼牙）、M11（石钺）、M12（石钺）、M13（石钺、三叉形器、成组锥形器）七座墓葬头朝南，M4（玉璜、陶纺轮、过滤器、陶盆、漆盆）、M5（陶纺轮）、M8（玉璜、玉纺轮、过滤器、甑、陶盆）、M9（陶盆）、M10（陶盆）、M14（陶盆）六座墓葬头均朝南。M7头朝南，但出土玉璜1件，为女性的可能性更大。这样的话，姜家山贵族墓地男女比例是1∶1。姜家山墓地中男女墓葬杂处一排，与庙前、瑶山墓地有极大的差异。陶盆仅出于女性墓，进一步说明贵族墓地中一般只有女性才随葬陶盆。

图四 姜家山墓地平面图

文家山贵族墓地和卞家山平民墓地的年代基本相同，其早期阶段遗存与反山墓地相当，但也有一批属良渚晚期的墓葬。文家山清理墓葬18座（图五），其中11座墓葬头朝南，且出土石钺、成组锥形器、鲨鱼牙、石镞，应为男性墓，包括M1（南，成组锥形器、石钺）、M2（南，石钺）、M3（南，石钺）、M6（南，石钺、石镞）、M8（南，石钺、鲨鱼牙）、M9（南，石钺）、M12（南，石钺）、M13（南，石钺）、M15（南，石钺）、M16（南，成组锥形器、石钺）、M17（南，石钺），可能为男性墓；有3座墓葬头朝北，出土纺轮、陶盆，应为女性墓，M5（北，陶盆）、M7（北，纺轮、陶盆）、M14（北，未出性别标志物）。值得注意的是，文家山墓地中，男性墓均不出陶盆，这一点与瑶山、反山、姜家山类似。

另有4座墓头向朝南，但未出性别标志物，包括M4（头向不明，可能朝南）、M11、M10（出土漆觚1件）、M18，为男性的可能性较大。如此，则文家山墓地中共有男性墓主15例，男女性别比例非常突出，达5∶1。这一现象文家山报告已经给予了高度关注，并推测“或许表明女性的寿命大于男性，或者是因为男性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更容易丧失性命”，但下文中我们也会提到，卞家山墓地中男性明显少于女性，这种观点对于卞家山墓地是缺乏解释力的，因此可能还需要寻求更细致的解释。

图五 文家山墓地平面图（未标注为女的均为男性墓）

注：此图根据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家山》（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11页）中的图3-1改绘。

据报告，卞家山清理的66座良渚文化墓葬（图六）中，除了两座墓葬为东西向，其余均南北向，头向可分为南向和北向两种，朝南者绝大部分为男性墓，朝北者绝大部分为女性墓。卞家山出土石钺、成组锥形器、石锛的墓葬头向均朝南，为男性墓，包括M1（南，石钺、陶盆）、M2（南，石钺、陶盆）、M5（南，石钺、成组锥形器）、M6（南，石钺、成组锥形器）、M7（南，石钺）、M9（被打破，南，石钺、盆）、M11（南，石钺、成组锥形器）、M12（南，石锛，小孩）、M15（南，石钺、盆）、M18（南，石钺、成组锥形器）、M20（南，石钺、陶盆）、M27（南，石钺、盆）、M34（南，石钺、石镞）、M51（被打破，南，石钺、石镞）、M57（南，成组锥形器、石钺）、M60（南，成组锥形器、石钺、陶盆），由此也可将未出土性别标志物的头朝南的墓葬大致归入男性墓，包括M29（南，无随葬品）、M36（南，陶盆，小孩）、M37（南，小孩）、M38（南，小孩）、M41（南，小孩）、M42（南，小孩）、M52（南，陶盆）、M54（南）、M66（南，陶盆）。如此，以上可明确归入男性墓的墓葬共有25座。

而出土纺轮、玉璜的墓葬头向均朝北，为女性墓，包括M10（北，纺轮、盆）、M14（北，纺轮、盆）、M16（北，纺轮、盆）、M17（被打破，北，陶器也在北部）、M21（北，纺轮、盆）、M22（北，纺轮、盆）、M24（北，纺轮、盆）、M26（北，纺轮、盆）、M30（北，纺轮、陶盆）、M31（北，纺轮、陶盆，小孩）、M32（北，玉璜、纺轮）、M45（北，纺轮、陶盆）、M50（被打破，北，纺轮、盆）、M59（被打破，北，纺轮）、M65（北，纺轮）。由此，我们可以将头向北但未出纺轮、玉璜一类女性标志物的墓葬也大致归入女性墓，包括M3（被打破，牙齿和陶器位于北端，头似朝北，陶盆）、M4（被打破，北）、M8（北，盆）、M13（被打破，北，盆）、M19（北，小孩）、M23（北，盆）、M35（北）、M40（北，小孩）、M43（被打破，北，陶盆）、M47（北，陶盆）、M53（北）、M55（北，陶盆）、M56（北，陶盆）、M58（北）、M61（北，纺轮）、M62（北）、M63（北，盆）、M64（北，盆）。如此，以上可明确归入女性墓的墓葬共33座。

上文指出，瑶山、反山、文家山陶盆均出自女性墓，而卞家山女性墓和男性墓均出陶盆，只不过女性墓中出土陶盆的比例更高，由此说明陶盆不是性别标志物。

做出以上区分之后，仍有几座墓葬需要单独讨论，包括M25、M28、M33、M39、M44、M46、M48、M49。整个墓地仅有2座墓葬人骨保存完好，即M44（出土陶盆）和M49（无随葬品），报告指出，“根据头颅和盆骨特征分析，这两座墓的性别均为女性”。不过这两座墓葬头向均朝南，与卞家山墓地女性墓绝大多数头朝北的现象矛盾，暂且存疑。两座头朝东的墓葬中，M39出土纺轮，应为女性，M28出土石钺、石锛，应为男性。M25内有两具人骨，一具头朝南，一具头朝北，尽管未出土性别标志物，但根据墓葬头向与墓主性别的紧密联系，推测该墓葬可能为夫妻合葬墓。M48被打破，但人骨总体保存较好，可辨头朝北，但只出土1件一般只出土于男性墓葬的石镞，性别暂时存疑。M33头朝北，同时出土标志男性的石钺和标志女性的纺轮非常罕见，总体上推测为女性的可能性较大。M46是唯一出土冠状器的墓葬，出土纺轮1件，但比较特殊的是头朝南埋设。

图六 卞家山墓地平面图（《卞家山》）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卞家山66座墓葬、67具人骨中，可辨为男性的共27座，可辨为女性的37座，男女性比例为0. 73∶1，男性墓明显少于女性墓，这一现象在良渚古城范围内仅见于卞家山墓地。

在上文中，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发现，在王族和贵族墓地中，绝大多数玉琮和全部玉钺均出自男性墓，且拥有男性独有的三叉形器、成组锥形器等头饰，说明男性墓主掌控了王权和神权，占有更多的玉礼器，居于良渚王国的顶端，良渚贵族社会无疑是男权占据主导的社会。

在瑶山、反山两处王族墓地中，最高等级的女性墓要低于男性墓葬一到两个等级，迄今所知的古城遗址范围的两座王墓反山M12和瑶山M12均为男性墓，同墓地最高等级的女性墓分别为反山M23和瑶山M11，等级上的差异非常明显。不妨以反山男性墓M20与女性墓M23作为对比，两座墓葬年代基本同时，略晚于反山M12。反山M20是反山墓地中等级仅次于M12的墓葬，出土器物206件组，以单件计538件，包括玉琮3件、玉钺1组3件套、玉璧43件、成组锥形器1组9件、半圆形饰1组4件、冠状器1件、三叉形器1件、成组柱形器（均刻简化兽面纹）、带钩1件、琮式管9件、石钺24件、象牙器9件、鲨鱼牙1件。反山M23是整个良渚时期目前发现的等级最高的女性墓葬，出土器物编号210件组，以单件计459件，包括玉琮3件、玉璧53件、半圆形饰1组4件、成组圆牌1组、玉璜1件（刻纹）、织具1组6件、冠状器1件、嵌玉漆器1件。这两座墓葬均可作为仅次于王墓的第2级，但无论是玉器种类还是玉琮等高等级玉礼器的随葬情况，反山M20都要明显高于M23。

姜家山等级最高的墓葬M1为男性墓，随葬品编号65件组，以单件计175件，包括玉琮1件（整个墓地仅出1件玉琮）、玉璧9件、石钺9件、成组锥形器1组7件、冠状器1件、三叉形器1组2件；姜家山M6也是等级比较高的男性墓，随葬品66件组，以单件计96件，出土整个墓地唯一的琮式管、玉璧5件、5件1组的成组锥形器、带盖柱形器1组、三叉形器1件、冠状器1件、柱形器1件；姜家山M2随葬品56件组，以单件计69件，包括玉璧3件、冠状器1件、柱形器1件、5件一组的成组锥形器。等级最高的女性墓M8，随葬品编号67件组，以单件计94件，包括玉璧1件、玉璜2件、玉镯1件、冠状器1件、玉纺轮1件、柱形器3件，等级上要明显低于M1、略低于M6这两座男性墓葬，而高于男性墓M2。可见，无论从玉器的总数还是玉礼器的种类与数量，姜家山墓地男性墓葬都要高出女性墓葬一到两个等级。

文家山最高等级的墓葬M1（年代属良渚晚期偏晚阶段）为男性墓，随葬品以单件计达106件，包括玉璧2件、成组锥形器3件1组、冠状器1件、石钺34件，同墓地年代基本同时的墓葬有M3（男）、M4（男）、M5（女），4座墓葬集中分布于墓地西南部，可能代表一个核心家庭，其中M3随葬品11件（包括石钺6件），M4随葬品7件，M5随葬品12件，除了陶器外均为小件管珠和锥形器。M5的等级比M3还要略低一些，可见，文家山墓地中同时期的女性墓的等级要明显低于男性。文家山其余两座女性墓M7和M14随葬品分别为9件和18件，除陶器外均为小件管珠、锥形器，其余男性墓中随葬品较多的有M16（28件，包括玉璧1件、冠状器1件、3件1组的成组锥形器）、M13（24件，包括玉镯1件）、M2（16件）、M9（12件）、M8（10件），可见女性墓M14的等级要低于男性墓M16和M13，而与男性墓M2相当。女性墓的等级在文家山墓地中是较低的。

以上案例说明，男女之间社会等级的差异、男尊女卑的现象在王族、贵族墓地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但在平民墓地中则不然。

庙前第一、二次发掘随葬品超过10件的墓葬共5座，其中男性墓2座、女性墓3座。M31（男）随葬品14件（包括10件玉器，均为小件），是庙前等级最高的墓葬，居于成排墓葬的中部，清理出独木棺葬具；M28（男）出土随葬品12件。M30（女）随葬品13件，包括1件玉璜及4件小件玉器，是等级最高的女性墓，M7（女）随葬品12件，M14（女）随葬品10件。此时，男性尚未使用成组锥形器来标识身份，而女性除了拥有过滤器、甑、盆，还有玉璜这种大件玉器，男女基本平等，女性的地位还总体上略高于男性。

官井头墓地清理了崧泽晚期至良渚早期的墓葬106座，是目前良渚古城遗址范围内清理墓葬最多的，崧泽时期等级最高的M62随葬品18件，包括玉璜、玉镯、玉玦、圆环饰各1件，以及玉坠、隧孔珠各2件，另外还有3座墓葬随葬品超过10件，均为女性墓。另外，官井头良渚早期的M51、M54和M64等规格居前的七八座墓葬，与瑶山北排的几座墓葬M1、M4、M5、M14一样也都是女性墓。有意思的是，官井头的良渚时期墓葬头基本朝北，而瑶山的所有墓葬均头朝南，显示二者之间可能有人群的差异。基于官井头的发掘和认识，赵晔先生认为“良渚文化早期，良渚地区是女性主导的社会，它与之后男性主宰的王权社会具有本质区别”，并指出如果按照早年的历史观，而认为这两种社会可被分别归为母系社会与父系社会。

在卞家山墓地中的4件等级较高的玉器（1件玉璜、1件冠状器、2件玉镯）均出自3座女性墓葬，其中M32出土玉璜、M46出土冠状器和玉镯、M10出土玉镯；男性墓葬有6座墓葬出土3件成组的锥形器，包括M5、M6、M11、M18、M57、M60。随葬品超过10件的墓葬共14座（不包括合葬的M25），属于男性墓的有M5、M6、M7、M27、M34、M51、M60，属于女性墓的有M21、M30、M33、M45、M46、M47、M53，数量上持平，随葬品总数男性为87件，女性为91件，其中M45和M53两座墓出土随葬品最多，为16件，均属女性墓。M25前文中推测是夫妻合葬墓，其中男性墓主随葬品仅2件，女性墓主随葬品达12件。因此，从出土随葬品数量和种类来看，男性和女性的地位是基本平等的，甚至上女性总体等级似乎还要略高于男性。

又如庙前第三、四次发掘中良渚早一期的4座集中分布的墓葬（图七），可能代表一个核心家庭，包括3个男性和1个女性，等级在平民墓地中都属较高级别。M4（男）随葬品16件，出土3件1组的成组锥形器。M5（男）随葬品19件，出土玉镯1件。M6（男）随葬品24件，出土3件1组的成组锥形器。M11（女）随葬品14件。尽管女性随葬品略少于男性，但并不明显。

图七 庙前第三、四次发掘墓葬平面图（《庙前》）

至少从崧泽晚期开始，良渚古城所在区域内的男女两性就开始随葬不同的物品，女性多随葬纺轮、玉璜、过滤器、甑，而男性多随葬石钺、石镞、石锛等工具。

崧泽晚期至良渚偏早阶段，女性地位要高于男性，可能是女性占主导的社会。而随着良渚早期偏晚阶段瑶山M9、M12（约距今5100—5000年），尤其是反山M12、M20（约距今5000—4900年）的崛起，男性威权正式树立起来，从而进入男性占主导的社会，标志着良渚社会正式进入早期国家和成熟文明的新阶段。男性除了独占象征军权和王权的玉石钺，还占据了绝大多数象征神权的玉琮，并设计出成组锥形器、三叉形器这类专属男性的玉礼器，琢刻神徽和龙首纹的玉器也绝大多数出自男性墓。

男女分排埋设，以及男女同向墓地和男女异向墓地的确认和初步分析是良渚古城考古的重要突破，为探讨古城内人群的划分提供了新的视角。官井头、桑树头、文家山、卞家山等为代表的本地人群与瑶山、反山、庙前为代表的外来人群的整合，可能是通过两大人群联姻来推动的，外来人群的强势介入与王权的产生、神王观念的出现乃至王国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良渚王国的形成过程可能与东南亚扶南王国和中美洲的科潘王国等有类似之处。根据《南齐书·扶南传》记载：“扶南国……其先有女人为王，名柳叶。又有激国人混填，梦神赐弓一张，教乘舶入海。混填晨起于神庙树下得弓，即乘舶向扶南。柳叶见舶，率众欲御之。混填举弓遥射，贯船一面通中人。柳叶怖，遂降。混填娶以为妻。恶其裸露形体，乃叠布贯其首。遂治其国。子孙相传。”混填应是来自印度的可能性较大，反映了外来印度文化与本地文化融合并由外来强者建立统治的过程。科潘第1王亚斯·库克·莫（公元426—437年在位）可能来自佩腾地区，并与墨西哥中部的特奥蒂华坎城有着紧密的联系，他经过长途跋涉到达科潘，通过与当地遗族联姻而建立了延续17代、近400年的科潘王国。

在庙前、卞家山一类的平民墓地中，男女性在随葬品占有方面较为平均，延续了崧泽时期的特征，即使贵族墓地中已经确立了男性王权和男性族权，平民阶层中男女性地位仍然是基本平等的，并没有出现女性完全屈从于男性的现象。

上文中可知文家山、反山男女性比例分别为5∶1和3. 5∶1，庙前第一、二次发掘男性略多于女性，官井头、姜家山墓地男女性比例较为均衡，瑶山偏早阶段女性大墓居多，偏晚阶段男性大墓居多，而卞家山女性墓略多于男性墓，为何不同的墓地有如此大的性别比差异，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对于史前时期存在的男性高比例现象，学术界已有了初步探讨，比如半坡文化的部分墓地男女性比例高达5. 21∶1，大汶口早期王因墓地男女性比例为2. 26∶1，有学者提出性别歧视、婚姻形态区别和妇幼卫生条件等不同的推测。不过，良渚文化墓地中高性别比的现象存在于特定的时间段和特定的墓地，尤其是在瑶山墓地偏晚阶段和反山墓地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可能是伴随着男性王权出现、女性地位下降而出现的。而文家山贵族墓地出现高达5∶1的性别比，则可能是某一些家庭或家族特殊情况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