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视角下的中国女性考古研究

史浩成

（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受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影响，女性主义考古学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随着女性主义考古学的发展，又出现女性主义考古学与性别考古学的分离。西方性别考古学成果斐然，相关论文相继发表，注重从多种角度解读女性在社会中的作用，不仅从宏观的社会生活层面，也从微观层面解读考古材料，从而推动了身份考古学、原住民考古学以及环境考古学等诸多考古学理论的发展。相比之下，中国性别考古学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只是简单地解读考古材料，得出男女地位或分工不同的浅层次结论。近年来受西方性别考古学的影响，开始逐渐重视深层次的研究，并且不断地发展与改进，来更好地适应中国性别考古学的发展，推动中国考古学多元化发展的趋势。

女权主义是源起于西方国家为争取妇女政治平等的思想和社会运动。自19世纪出现后，共发生了三次女权主义运动的浪潮，并且产生于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政治诉求，但是对考古学研究几乎没有很大影响。直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女性主义开始在考古学领域萌芽，80年代开始大量出版女性考古学著作，1983年琼·杰罗发表了《考古学中的性别偏见：跨文化的视野》,1984年玛格丽特·康基与珍妮特·斯佩克特发表了《考古学的性别研究》，指出考古学中存在以男性主义为中心的偏见，批判考古学者用现成的性别结构去阐释考古学材料，并首次将“社会性别”概念引入考古学领域，成为性别考古学进入美国正统考古学研究的一个里程碑。若从此算起，性别考古已经有30多年的发展历程。关于美国性别考古学发展史，林嘉琳和孙岩在其主编的《性别研究与中国考古学》一书的前言中已有简单的回顾。美国性别考古学的发展正如女性主义的发展一样，经历了从早期简单地批判古今考古学界中男性的本位中心主义，要求纠正其偏见，从而以探讨女性在人类历史中的角色、活动和地位为主要任务，发展到现今对古代社会男女两性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中关系的探索，并且讨论的问题变得更加深入且广泛，也引起现今诸多考古学者的关注。

在西方性别考古学3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不断有新的理论与方法产生，并且出版和发表了大量著作及文章，如Marie Louise Stig Sorensen的Gender archaeology（2000），Sarah M. Nelson主编的Worlds of gender:the archaeology of women's lives a-round the globe（2007）、Handbook of gender in archaeology（2006）和 Women in antiquity:theoretical approaches to gender and archaeology（2007），这些著作都是对西方性别考古学历程回顾较为全面的理论性著作。对于女性考古学的研究问题，加拿大考古学家布赖恩·海登认为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规律性的或理论通则性的方法，另一种是具体的方法。但是这两种方法针对史前考古学研究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既无法具体研究，也无法宏观概括性地陈述，其规律性也仅限于集体及群体社会行为，针对个体则无法适用，但史前考古学主要研究的是社群行为和个体行为的变迁，因此社群和家庭是史前考古学更有意义的研究对象。海登进而提出了性别研究的6种方法，分别是比较民族志、骨骼与葬俗、古代文献、艺术与神话、生理学和比较动物学，这些方法极大地推动了整个性别考古学研究的进程。

在西方性别考古的发展过程中，考古学者不仅努力消除历史重建的男性中心论偏见和提高女性考古学家的地位，也努力从民族志类比、历史文献、墓葬骨骼、艺术史和生理学等角度来综合研究考古材料中体现的性别作用。从考古材料来研究性别问题，特别需要防止单凭个别证据或一些表象，就简单对性别问题下结论，而是要将意识形态与社会现实区分开来，避免以偏概全。

西方女性考古学研究要求注意考古发掘中区分两性活动及作用的证据，比如石器、陶器等生产生活用具摆放的空间位置关系、葬式葬俗的细微区别、象征男女的物质证据和符号文字等。只有积累了大量考古实物资料，并对其进行综合分析，考古学者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研究，解决相关问题。在性别差异的考古学阐释上，跨文化研究的通则性解释非常有用，它可以增进我们对于社会演变的一般性趋势的了解。由于两性在社会中扮演角色和所处地位存在一定的特殊性，所以需要针对具体背景进行解读。西方性别考古学也逐渐重视其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并不断完善发展，进而推动整个考古学领域对于性别考古的研究。

中国性别考古学从1954年许倬云《从周礼中推测远古妇女工作》一文开始探讨女性问题。20世纪60年代，关于仰韶文化社会性质的争论是中国考古学界性别问题研究的热点。80年代中国考古学界受苏联考古学影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建立了马克思主义考古学，“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将研究社会性质看作是考古工作者的主要任务，而研究社会性质又主要是运用考古材料去证明和阐释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母权制—父权制—奴隶制—封建制……的直线社会发展模式”。研究对象几乎全是墓葬，通过人骨鉴定性别，并根据墓葬中男女两性的组合、比例、葬式、随葬品的数量和做工用途，以及墓葬整体布局、墓地位置和民族志研究等来推测当时的婚姻制度和家庭状况以及社会等级，以此来研究是女性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还是男性占主导地位，并说明此时所属的社会发展阶段。其中以墓葬中男女性别为基础，综合其他因素来推论婚姻制度和社会发展阶段的推论模式主要运用于史前和青铜时代的考古学研究中。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由于中国各地考古学文化谱系基本建立，加之与西方考古学交流增加，西方各种考古学方法与理论传入，中国考古学进入理论多元化的新时期，中国性别考古学也在此时有所发展。这一时期所涉及的性别考古学研究，在史前和青铜时代考古研究中，主要集中在人口性别构成，以甲骨文和金文探讨女性称谓、古代姓氏及制度、女性角色与地位、婚姻制度和女权问题等；在秦汉以及之后的考古学研究中，由于大量简牍和新考古材料的发现，学者利用简牍和墓葬中出土的有关服饰的考古遗存，来研究古代性别关系和女性服饰。这种以“透物见人”的方式对考古材料进行研究分析，属于较为传统的研究方法，也是当时中国女性考古学主要的研究方法。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女性考古学研究出现了新特点。除了以上所述研究方面，还出现了从西方性别考古理论视角重新审视中国古代的两性关系及女性在历史中的角色和地位、作用，为中国性别考古学研究提供新的理论与方法。自此中国性别考古学也开始逐渐发展起来，涌现出一批相关的研究学者，引起了中国考古学界的关注。

“性别考古学”一词在中国最早出现于王苏琦翻译的英国杜伦大学（Durham University）考古学教授马太·约翰逊（Matthew Johnson）的《考古学理论：导言》（Archaeological Theory:An Introduction）一书的第八章“考古学与性别”（Archaeology and Gender），由此将西方性别考古学理论引进中国考古学界。随后，2004年发表于《江汉考古》第1期的《考古学与性别》一文是第一篇介绍西方性别考古学理论的文章。同年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陈淳与孔德贞在《中国文物报》发表《玉璜与性别考古学》一文，这是首篇中国大陆学者以性别考古学视角对考古材料进行性别考古学研究的文章。而2006年《性别研究与中国考古学》一书被译为中文并出版，此书一经问世就被众多学者奉为中国性别考古学的开山之作。自此之后，以性别考古学角度来进行考古学研究的文章和著作渐多。(www.xing528.com)

此外，2007年7月16日至22日，在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召开了“2007年吉林大学考古（国际）学术论坛——女考古学家的思考与实践”学术会议，这是国内举办的首次专门面向女考古学家的国际学术会议。2010年8月13日至15日南京大学历史系、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举办了首届“女性考古与女性遗产学术研讨会”，这是首次专门以性别考古为主题的学术会议。之后出版了会议论文集——《女性考古与女性遗产》，其内容主要包括女性考古、女神信仰、杰出女性、女性遗产（包括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四个部分，虽然没有突破研究深度，但开拓了中国考古学的研究视角，并将考古材料与性别学相结合，引起了中国女性考古学者的重视，同时这次会议把女考古学家本身和女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纳入其中，为今后的中国性别考古学发展提供了新方向。

中国考古学者将性别学运用至考古材料，从后现代视角来进行考古学研究，这明显地区别于旧有的两性问题研究模式，真正引起了中国考古学界关注考古遗存中的性别问题，以及以性别学视角重新审视以往习以为常、理所当然的社会现象。从此之后，越来越多的中国考古学者开始关注性别考古学（表一），要求以这种后现代的性别学视角来重新审视考古遗存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表一 中国性别考古学论著统计（从2004年至2018年6月）

中国考古学的长处是文献资料比较丰富，考古学者通过历史文献资料与考古发掘中实物资料相结合印证分析，从而得出结论，这是中国考古学研究基本通用的方法，但是考古学者需要留意文献记录本身的偏颇与误差，最好通过多层次多角度的印证分析。但由于后现代性别考古学在中国考古学界产生的时间较晚、发展不充分，研究中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局限。

其一，研究时段主要集中在史前和青铜时代，此后时期中国考古学者对于性别考古学研究相对较少。除了《性别研究与中国考古学》和《女性考古与女性遗产》两本论文集中有少量青铜时代之后的性别考古学文章，其他基本都是对史前和青铜时代考古材料所作的性别考古学研究。虽然有非考古学者的研究使用青铜时代之后的考古材料，其研究依然是运用历史学或文学的视角，但是其关注的角度和探讨思路则可以给研究学者开拓性别考古学研究提供新的启示。其二，在中国大陆没有一所高校开设有关性别考古学相配套的教学课程，西方则较早就开设相关性别考古学课程以培养相关方向的研究人才，台湾大学也在1997年就开设了这一相关课程。其三，中国的性别考古学研究基本停留在西方性别考古研究的第二阶段，如性别差异、社会分工、女性形象和角色地位分析，极少关注“性别代码”和史前性别模糊化等相关问题。其四，研究材料较为单一，主要集中于墓葬遗存，没有对居址、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岩画等考古材料所反映出的性别信息给予足够的关注及研究，导致其得出的结论一般是片面、孤立的。此外，研究方式较为单一，大多数文章进行简单的数据统计分析，从而得出相对浅层次的结论，很少运用西方性别考古学的方法与理论进行分析和研究。再有，中国考古学者对性别学研究关注度低，相关研究的学者较少，学界的重视程度不够。

中国性别考古学研究材料主要是墓葬发掘材料，但是在墓葬的性别研究中还存在一些需要注意的方面，不能单纯地把墓葬习俗等同于当时所体现的男女地位、两性关系等问题。另外，性别是个异常复杂的问题，在不同区域、文化、民族、年龄，甚至同一民族、文化的人对性别的认识就可能产生出不同的观念，不能一以贯之。每个人对于性别的认识都是不同的，进而产生性别的多元认识论。由此提醒研究者应具体分析，不能以通常的性别观念来审视考古材料中的性别问题，而应多视角、多方法对考古材料进行新的阐释，进一步为中国女性考古学研究提供新视野。

最后，后现代性别考古研究不能只局限于考古学自身的方法与理论，更需要借鉴和利用社会学、人类学、性别学、艺术学、民族学、生理学和历史学研究的一些理论、方法与成果，进行相关结合发展。而考古学与历史学是密不可分的，尤其是历史时期考古学。因此，考古学者应借鉴多学科性别研究理论，采用多学科、多手段、多视角来进行性别考古学研究。而现今的性别考古学研究中男性依旧处于主导地位，因此更应发展女性考古学者对女性考古学的研究，突出女性考古学者的地位和作用，更好发挥女性考古学者的特殊作用，为中国女性考古学发展提供原动力。

21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受西方考古学的影响，朝着理论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而性别考古学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也是现今中国考古学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在这一前提下，中国考古学者开始密切关注考古材料中对性别问题的解释，并且注重运用多学科、多方法来进行性别考古学研究，并切实做出更多的实践。其实，不只是需要在研究中带着性别意识，在考古发掘中也需加强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美国的性别考古学经历20多年的发展，取得斐然成果，并且已经成功地修正了一部分男性中心主义，提高了女性考古学家的待遇和地位，最好的例子无疑是美国考古学界已用“humankind”取代“mankind”来指代“人类”这一词。美国的性别考古学研究，正努力从民族志类比、历史文献、墓葬骨骼、艺术史和生理学等角度，来综合探讨物质文化所表现的性别作用、两性地位等诸多问题。与美国的性别考古学相比较，中国女性考古学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在此方面还需中国考古学者的努力。前辈学者已经发掘和记录了大量的考古材料，需要我们用现代视角和研究方法进行分析、整合，将西方性别考古学方法、理论与中国考古学实际相结合，运用“性别”的视角对原有考古学材料进行新的阐释，想必应该会有更多新的发现。更为重要的是希冀性别考古学能够引起更多学者们的关注，消除误解，真正了解和认识到性别考古学的意义所在，希望性别考古学不断前进发展，逐渐形成中国考古学界新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