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尔全名为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年），英国19世纪著名哲学家、法学家、政治理论家。密尔于1806年5月20日出生在英格兰的密德萨斯（Middlesex，England），其父詹姆斯·密尔（James Mill）是一位主要靠自由写作为生的人，研究领域涉及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密尔的父亲仅靠写政论文章为生，收入有限，生活比较清贫，但家中的学习氛围很浓厚，所以，密尔从小就学习了比同龄的孩子更多的外语、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等方面的知识。密尔没有上过学校，而是由父亲指导在家自学。他从三岁开始学习希腊语，八岁开始学习拉丁语，并且担任弟弟妹妹们的指导老师。密尔在为弟弟妹妹们讲解的过程中，自己也对拉丁文理解得更为深刻和牢固。密尔对诗歌也有较为浓厚的兴趣，自八岁起开始读《伊利亚特》[4]英文译本，据说读了二三十遍。他还在父亲的指导下，阅读了包括希罗多德、第欧根尼·拉尔修在内的大量希腊散文家的作品。[5]密尔从十二岁开始学习逻辑学，研读《工具论》，继续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阅读了塔西佗、尤维纳利斯和昆体良全集。[6]密尔一生中很多具有价值的思想观点都来自于后者的作品。密尔在八岁至十二岁期间，在攻读代数、几何，学习逻辑学的同时，还通读了《奥德赛》《变形记》《修辞学》[7]等诸多作品。密尔十二岁左右的时候就忙着写《罗马政治史》，他自诩为一部相当严肃的作品。但是，这本书恐怕没有出版（穆勒，1998：17）。他小时候对罗马人的战争与征服感兴趣，而在十几岁时已经对政治学感兴趣，在十三岁时就学习了政治经济学课程。
“密尔奇特的早年教育经历，并不只是取决于其父亲的独特教育理念，而且还受到边沁的影响。[8]边沁认为，正规学校教育的价值被严重高估了，实际上它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边沁的这种认识主要来自于他自己的教育经历。边沁对曾经就读过的学校没有多少好感，他将威斯特敏斯特学校称为“特殊的地狱”，将牛津的指导教师描述为“秉性乖戾、抑郁和脾气极其糟糕的清教修士。”（孔凡保，2007：10）密尔的父亲认为，劝导一个孩子快乐地学习是非常容易的，应当使孩子置身于一个快乐的环境里，只要周围的人都是快乐的，那么孩子就会依照自己的兴趣发展，从而不会只做一些自私的事。但使孩子自私也非常容易，如果让他在日常生活中逐渐积累这样的经历，认为别人的幸福是以自己的牺牲为代价的，他就会对别人的幸福产生嫉恨，从而遇事都会从有利于自己的角度考虑。密尔从来没有进过学校大门，童年一直在父亲的指导下学习，虽然可能比同年龄的孩子知道的外语、历史、哲学等知识更多，但是他也失去了很多。他没有同龄人那样的生活，而是过着一种与世隔绝、充满压抑的生活，他的父亲只关心他的教育，而对他的童趣漠不关心，家里几乎没有儿童图书和玩具。因此，当时就有人把密尔称为“一个制造出来的人”。密尔自己也不无遗憾地说：“我从来没有过自己的童年，从来没有玩过板球。”（托马斯，1992：8）在出现精神危机的这段时间，密尔自己也意识到，他所受到的这种家庭式的教育是十分片面的。
密尔十四岁时，他父亲认为密尔应该接触外部世界，自己已经不再适合对密尔进行家庭式的教学，至此密尔的童年功课正式结束。他受边沁的弟弟塞缪尔·边沁爵士[9]的邀请，前往法国游学一年。在法国期间，密尔学会了法文，完成了高等数学的课程，还研究植物学，并且还领略了法国的自然风光，开拓了眼界。他还接触了欧洲浪漫主义哲学，并且意识到英国和欧洲大陆哲学思想的不同，产生了将两者进行比较的想法。但是密尔自己认为，他在法国期间获得的最大好处也许还是在一整年里呼吸了欧洲大陆生活的自由而友好的空气。[10]虽然当时他无法估计这个好处，也无法真正意识到，但它却是真实存在的。他几乎没有英国生活的经验，认识的少数几个人大多是关心公共事业而无视个人权利的人，因此他对所谓英国社会的低微的道德风气一无所知。人们虽不会公开承认英国社会的行为习惯的确是日趋低微和卑劣，但却以各种暗示的方式对卑劣的社会风气表示认同。高尚情操的缺乏，表现在嘲笑和贬低所有展现高尚情操的行为准则，除非在特定的场合下要公开承认道德情操，以此做做样子而已。“他当时不知道也无法估量英国人的生活态度和法国人的生活态度有何不同，但是法国人的缺点，如果同样存在的话，那么无论如何也截然不同。”（穆勒，2007：43-44）在法国一年的经历对后来密尔世界观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从法国回来后，密尔开始学习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思想著作，这对密尔思想的形成产生了终身的影响。也许因为他父亲的家庭理念，密尔一直没有进过学校大门，但是密尔本人很想进入大学继续深造。从法国回来后，密尔是有机会可以前往剑桥大学继续深造的，他想学习法律，准备将来做律师，但是他父亲认为律师是骗人的职业，[11]不值得密尔去学习。但是为了学习必要的法律知识，父亲给密尔安排了家庭教师约翰·奥斯汀给密尔讲授法律。[12]奥斯汀本人就是一位律师，后来成为伦敦大学的法学教授。奥斯汀的妻子萨拉·奥斯汀依靠教德语和从事翻译工作来维持家庭生计，同时教授密尔学习德语。萨拉也是一位女权主义者，密尔最早的女权主义思想就是来源于萨拉·奥斯汀。从1826年开始，奥斯汀夫妇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在欧洲旅游，尤其是在德国和法国。密尔就是通过这一渠道进一步了解了大陆的浪漫主义哲学思想。
1832年，密尔在父亲的安排下到东印度公司[13]工作，从事管理公共事务的实践。东印度公司的工作并不繁忙，这为密尔后来能够继续研究和写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东印度公司的薪酬丰厚，密尔无须担心生计问题，除此之外，公司还为密尔提供到欧洲大陆出差或者度假的机会，这为密尔观察社会提供了很好的契机，可以接触社会上层。密尔在东印度公司工作了三十五年，直到公司解散，密尔才离职。(www.xing528.com)
在东印度公司期间，密尔一直没有放弃学术研究工作。密尔的思想受到他的父亲以及其他英国和法国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者柏克莱、休谟、边沁、孔德等人的影响。[14]密尔著作较丰，他于1843年发表了《逻辑体系》（A System of Logic）一书，[15]但是他对这一专题的研究却花费了很长时间。密尔在写作《逻辑体系》这本书时，克服了很多困难，从各种书本里尽其所能吸取知识，特别是休厄尔博士的《归纳科学史》（穆勒，1998：123）。《逻辑体系》一书中包含了强烈的科学精神与反思意识，是当时的英国迫切需要的理论。英国工业革命完成时期[16]，在传统工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过程中，虽然经济快速发展、物质极大丰富，但人们的精神文化存在感却出现缺失，信念淡薄、智力麻木，表现出行为习惯的日趋卑贱、高尚情操的日渐缺乏，甚至以嘲弄的态度贬低高尚行为等，这种精神危机给密尔本人也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密尔在对英国社会发展问题进行思考时，注意到了精神危机的严重性和文化重建的迫切性，他发现有效的思想方法与摆脱精神危机之间具有密切的因果关系，他试图将逻辑方法作为思想方法的基础，从思想方法的分析入手，确立解释精神危机的前提问题。
在密尔看来，英国出现的精神危机，表现为工业产品的丰富与精神产品的匮乏之间的矛盾，即精神文化滞后，不能适应快速发展的工业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是社会转型期人们在思想上出现批判和否定意识的必然反应，也是人们失去旧有的信念，但又尚未建立起具有普遍性和权威性的新信念的必然结果。密尔重视从思想方法上研究道德、信念等人类社会生活根本问题的思辨与论证方式，使思想能够产生更多的优质精神产品，激发文化的凝聚力，充分发挥精神文化建设在摆脱精神危机中的作用。为此，他强调通过对个体思想方法的培养与完善，以理性的方式确立信念，并使其成为社会理想融入人们的普遍情操中，让思想自由更具有科学性，进而引领公共生活获得精神力量，促进个体与社会共同进步。他称自己的这些思考是“思考方向明确进步的转折点”。面对公众情绪沮丧、精神麻木、道德沦丧、信心微弱的社会现实，密尔主张将逻辑作为思想方法的基础，发挥逻辑在精神文化重建中的理性选择与整合作用，推进社会发展改革目标的顺利实现（宁莉娜，2016：3）。
针对当时英国社会的各种弊病，密尔进行了认真思考，发表了许多著作，如1848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with Some of Their Applications to Social Philosophy），1961年发表的《代议制政府》（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1869年发表的《论妇女的屈从地位》（The Subjection of Women）等，限于篇幅关系，此处就不再逐一介绍。在他的所有著作中，《论自由》是密尔表达其自由主义人权思想最重要的著作，它与洛克的《政府论》（下篇）、罗尔斯的《正义论》并称为自由主义三大经典著作。[17]《论自由》发表于1859年，其时，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在英国确立，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基本实现了自由，很多理论家已经为经济自由作了充分的论证，在这种背景下，密尔这部著作的要旨在于论证个人的言论和行动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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