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名对犯罪行为作出认定，在人际互动中约束人们的行为，其人际意义表现为对行为的价值评判。马丁建构了评价系统（APPRAISAL system），该系统分为态度系统、介入系统和级差系统三大子系统（Martin，2000a；Martin＆Rose，2003：22-58，2007：25-63；Martin＆White，2005：42-153）。其中，态度系统属伦理范畴，是根据伦理道德的标准来评价语言使用者的行为（王振华，2001：13-20）。该系统包括社会尊重（social esteem）和社会制裁（social sanction）两部分，前者属于“道德范畴”，后者属于“法律范畴”，法律意义上的社会约束力与行为的真实可靠性（veracity）和正当性（propriety）有关。态度系统的三大子系统情感、判断、鉴赏意义都可以通过隐性的概念意义表达（Martin，2000：142-176），罪名的评价意义体现了概念意义和人际意义的耦合。罪名中原本动词表现经验意义并描述人的行为，通过“过程∧目标”判断，谋杀、敲诈、勒索等行为对外界施加了不好的结果，是不道德的、邪恶的，评价意义虽然隐性但强烈，传达了对非正当行为的谴责，其消极的人品裁决赋予罪名负面的评价意义。
两大法系在评价意义程度上有所区别。英语的名物化过程削弱了动词词组的具体性，罪名的经验意义和人际意义也相应地得到削弱，而汉语词形没有曲折变化，不同于英语的词缀派生或零派生，原始形式保留了行为的具体性，负面意义并没有减少，评价色彩相对更强。两大法系在罪名分类上的不同语势分布反映出不同的评价取向。评价系统中的级差子系统是对态度介入程度的分级资源，包括语势（force）和聚焦（focus）两个变量，其中语势可调控词语的评价力度，分强势（raise）还是弱势（lower）；聚焦是把不能分级的态度范畴分级，可以使得焦点明显（sharpen）或者模糊（soften）。法案罪名顺序按照犯罪性质的严重程度排序，反映法案整体的语势流动趋势。2016年法案中A-F类目按照个人安全、财产、毒品、公共秩序、司法公正和其他六类排序，从个人到集体利益语势渐强，区别于中国刑法罪名的排列规律。在具体类别中，以A类侵犯个人权利的罪名为例，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内容。2016年C3法案从A10生命安全（homicide）、A20身体侵害（assault/sextual offences）、A30人身自由（abduction）、A40钱财损失（robbery/blackmail/extortion），到A50心理侵犯（stalking/harassment），惩罚的语势渐弱，与罪行的伤害性呈正相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从故意杀人/致人死亡→重伤/强奸→猥亵→非法拘禁/绑架/拐卖→诬告陷害→侵犯隐私/利益，语势分布基本与伤害性相关，但42个具体罪名内部未做分类，评价力度分级没有英美法系明显，这与其需要定义和规定的罪名数量和内容有关。(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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