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法律传统下的叛国罪研究

1783年的《巴黎协议》标志着北美独立战争以英国承认美国独立结束。英属北美殖民地居民推翻了英国的政治统治，建立了独立的美利坚共和国，但没有完全抛弃英国传统。在法律上，美国承继了英国的普通法和制定法，包括英国对于叛国罪的有关规定。

自中古以来，反叛罪（treason）一直是英国最严重的罪名，受到最严酷的惩罚。同时，它又是各种刑事犯罪中界定最宽泛、边界最模糊的“口袋罪”（Simon，1961：699-700）^[1]。英国国会制定的《1351年反叛罪法》（Statute of Treasons of 1351）规定：（1）反叛罪保护的对象不是国家，而是代表主权的君主（国王）个人及其王位继承制度和有关个人。就这层意义来讲，中世纪英国的“treason”的含义是“叛君罪”，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叛国罪”。（2）反叛罪行为主要包括两类：一是在王国境内向王室发动战争（levying war），二是在王国境内或境外依附王国的敌人（adhering to enemies），予敌人以方便或协助。（3）杀害服务君王的任何大臣，构成针对国王的反叛罪。（4）不但是行为、言论甚至意念都可以构成反叛罪：任何人“图谋或意想（compassing or imagining）”国王、王后及其长子或后嗣的死亡，都构成反叛罪。（5）国王或国会有权随时扩大反叛罪的范围（Wharam，1995：xii-xiii）。

反叛罪名的宽泛界定，尤其是将言论、甚至意念入罪，使其成为掌握现行统治权力的专制君主进行政治迫害的有力工具。国王政府无须证明任何反叛行为，便可为被告定罪。例如，1592年爱尔兰大臣约翰·裴洛爵士（Sir John Perrot）被指控反叛，王室检察官如此论证：“被告反叛始于其内心之意想；该意想虽未发展到任何公然行为，其本身即为严重反叛罪行；被告之心充斥反叛意想，不能自抑，继而发表恶毒与叛乱言论（Hoffer，2008：59）。”(www.xing528.com)

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结束了君主专制，建立了立宪君主制。不久之后国会通过的《1696年反叛罪审判法》（Treason Trials Act of 1696）对反叛罪审判程序进行了改革，包括：（1）只有至少两名证人对同一“公然行为”作证，才能定罪；（2）被告有权得到律师协助；（3）被告在审判开始之前有权得到控诉状和陪审团名单；（4）法庭应当保证被告传唤己方证人为自己出庭作证（Chapin，1964：4；Hoffer，2008：62）。但反叛罪实体法内容并未改变，仍然以“叛君”为惩罚对象。18世纪进入君主立宪时代的英国，政治上对政治反对派日渐宽容，但法律上对反叛罪的认定和惩罚没有相对放宽。英国法院在审理反叛罪实践中发展出一系列普通法理论，保持和扩大了反叛罪的“口袋罪”特性（Chapin，1964：5）。对反叛罪的法定惩罚是各种犯罪中最为严酷的，个人判处死刑，剥夺爵号，财产收缴，而且株连所有按照继承法律有权承继其爵号或财产的他人，一并丧失有关权利。

英属北美殖民地独立之后，将反叛罪列入刚刚成立的联邦共和国的根本大法——《美国宪法》。由于宪法创设了一个新的共和国家——美利坚合众国，反叛罪从英国君主制之下的叛君罪，演变为背叛代替君主行使主权的合众国及其各州政府的行为，虽然英文词语依旧，其内在含义业已转变为“叛国罪”。但是，宪法规定的叛国罪的文意如何解释，有待于在司法实践中运用具体案例解决。独立战争期间建国初期虽然有一些案例，但都没有直接面对宪法条文，作出权威解释。伯尔审判是宪法实施以来，特别是1803年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确立联邦法院司法审查权力之后，在一个涉及全国知名政治人物刑事犯罪的案件中，为司法部门提供阐释宪法条款的机会。为此，伯尔审判吸引了全国民众的高度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