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教育思想：百年初心与坚守

《现代汉语词典》对“实用”的解释是“实际使用、有实际使用价值”；对“实用主义”的解释为“以实用价值来评判事物、指导行动的思想观念”。同时也介绍说，这是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派别。

这个“西方哲学派别”伴随着工业革命带来的冲击，随着20世纪“西学东渐”的过程传入我国，曾对中国的思想界产生过很大的影响^[22]。与之相应的实用主义教育，也随着倡导者杜威在1919—1921年间在中国的系列演讲，在中国教育界产生过巨大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初的“壬戌学制”及相应的课程设置，就是深受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影响而形成的。在整个民国时期，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随着他的弟子陶行知、陈鹤琴等人的倡导以及中国化的表述，对中国教育的发展，更是有着深刻的影响^[23]。

毋庸讳言，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对黄炎培产生了影响，但两者之间还是有明显区别的。

从时间上讲，早在杜威来华演讲前近二十年——20世纪初，王国维、蔡元培以及黄炎培等都已经在自己的教育教学实践中倡导“实利”“实用”。而此时的杜威在芝加哥大学教育系当主任。杜威正通过后来被称为“杜威学校”的教育实验学校，进行着实用主义教育的实验。杜威最重要的教育著作《我的教育信条》（1897）、《学校与社会》（1899）、《儿童与课程》（1902）、《明日之学校》（1915）、《民主主义与教育》（1916）等，正在酝酿或验证的过程中。

1913年，黄炎培发表《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正式提出与倡导实用主义教育，他向教育界推介的范本不是杜威的著作，而是根据日本竹原久之助的《小学校实用的施设》编译的《实用主义小学教育法》。2015年的一项研究指出日本的近代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为源自日本江户时代的实学思想，二为源自英国的功利主义、法国的启蒙主义、德国的国家主义的混合，三为源自欧美的实用主义思想^[24]。这一研究没有进一步介绍这三个来源对日本教育影响的实际情况，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追求“现代化”的热潮中，同处于“汉文化圈”的中国和日本，针对本国教育的弊端，倡导“实用”是教育界共同的课题。所不同的是，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欧化”的发展，比中国快了一步。由此，试图以日本为桥梁学习西方是当时的常态。在这种情况下，竹原久之助的著作《小学校实用的施设》，不仅提倡“实用主义”，而且涉及“小学”，被用作宣传实用主义教育的材料，顺理成章。

史料记载，黄炎培曾于1915年赴美考察，但似乎没有与杜威见面的记录。1919年，杜威来华演讲期间，据黄炎培的日记记录，他开始系统阅读杜威的著作。同年8月，黄炎培在《教育与职业》上发表《我之最近感想》一文介绍和评价了杜威的学说^[25]。1920年5月底至6月初，杜威来到上海。在这期间，杜威应邀在中华职业教育社等多个场所发表多次演讲。这段时间，黄炎培与杜威有过很密集的接触，不仅有私下交往，更有以职业教育等为主题的探讨和交流活动。杜威的演讲，尽管内容并不都是关于职业教育，但“新人生观”“工业与文化”等话题，本身就与职业教育有着不可割舍的关系^[26]。

王颖在《杜威教育学派与中国教育》^[27]一书中提到：

黄炎培对清末《奏定学堂章程》颁布以来中国教育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回顾反思，提出教育与社会生活是相联的……他提倡“渐改文字的教育而为实物的教育”……黄炎培提倡的实用主义教育重视教育与生活、学校与社会相联系，他的实用主义教育也在全国一定范围内得到了实验，获得了一些成果……但黄炎培对实用主义并没有深入研究，也没有对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进行实验，他只是想借实用主义之名实行自己改造中国教育的理想，他的实用主义教育与以后中国形成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潮的联系并不紧密，对杜威研究也没有起到过很大的作用。

可见，这位研究“杜威学派与中国教育”的专家没有将黄炎培的实用主义与杜威联系起来，他们之间只是碰巧使用了同一个术语而已，这应该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2019年出版的《上海教育史》在总序中谈到“辛亥革命后至新文化运动时期，上海在教育思想解放方面尤其扮演了重要角色”时，提及黄炎培的实用主义教育主张：

1913年，教育家黄炎培发表《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对中国办新教育几十年、办新学堂十年来教育脱离实际、学校脱离生活的弊端提出批评，倡导切合实用的教育，建议改革学校教育的目标、内容和方法，提倡教育与学生生活、学校与社会实际相联系，由此开了一个世纪中国学校教育转型的思想先导。^[28]

文中“倡导切合实用的教育，建议改革学校教育的目标、内容和方法，提倡教育与学生生活、学校与社会实际相联系”是对黄炎培的实用主义教育的特征比较准确的归纳。在这方面，与杜威以及后来中国教育界的实用主义有着内在的联系，但也有明显的区别。

在我们看来，若要追溯20世纪初出现在中国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实学”思想更值得被关注。

《上海教育史（第二卷）》在具体谈到黄炎培实用主义教育在历史上的地位时，提及：

早在杜威来华前的1913年，黄炎培已在上海《教育杂志》第5卷第7号发表《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对脱离生活实际的学校教育进行过猛烈抨击。1914年，《教育杂志》还特别组织发表了有关实用主义教育的专刊，进行专题介绍和讨论。虽然黄炎培所介绍和倡导的实用主义包含有浓厚的传统实学精神，与杜威的实用主义理论并不完全一致，但他的前期宣传确实为其后杜威在上海乃至全国的广泛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9]

在有关史料的查阅中，我们发现，1906年3月，由学部起草的《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30]在谈到“尚实”这一宗旨的来源时，就曾追溯过“尚实”思想的渊源：

所谓尚实者何也？夫学之所以可贵者，惟其能见诸实用也，历代理学名臣如宋之胡瑗，明之王守仁，国朝之汤斌、曾国藩等皆能本诸躬行实践，发为事功，足为后生则效。(www.xing528.com)

中国历史上的“实学”哲学流派肇始于宋代，在明清之际达到高潮，以“实体达用”为宗旨，强调“崇实黜虚、经世致用”，主张关切时代主要矛盾、回答时代主要问题，主张学术要有益治国理政，从而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在近代，张謇等一批主张“实用”“实利”的实业家、教育家，也在各自的领域倡导和践行“实学”的思想。可以认为，这一流派在中国哲学史上曾经产生过积极的影响，是西方“实用主义哲学”能在中国产生影响的土壤之一。而在1919年杜威来华之前，围绕“改造中国教育”在朝野开展的以“实用主义教育”为主题的讨论，恰好为五四前后在中国形成实用主义的热潮，做了前期的铺垫和准备。

在本书撰写过程中，我们注意到黄炎培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渊源：“浦东学派”的影响和传统。

在与观澜小学新川校区仅一路之隔的黄炎培故居陈列中，有一块展牌介绍了浦东学派（如上图所示）。虽然介绍比较简单，但已经可以看出这一学派的主张。

资料显示，“浦东学派”这个名词，并不是早已有之，它第一次出现是在1940年，黄炎培为悼念秦锡田而写的《述百年来浦东学派悼秦文砚》长诗之中。但是，这个学派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

那时，南汇张文虎、金山顾尚之、南汇贾步徕、南汇于鬯（香草）、川沙沈树镛父子等名人，由于都处在“大浦东”的地域，形成了一种以”^[31]为特色的学术趣味。在世纪交替、兴办新式教育的潮流中，以顾忠宣、秦荣光、秦锡田、黄炎培、杨斯盛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乡土人士，他们恪守教育救国的理念，直面当时教育的种种弊端，“提倡实学，联系实际，注重实践，把研究学问与改造社会结合”。

20世纪初叶，秦荣光、秦锡田在三林（1902）、黄炎培在川沙（1903）、杨斯盛办浦东中学（1905）……差不多同一时间段，具有相近办学理念和办学实践，可以证明，虽未命名，但这个学派已经实际存在并发挥着作用。或许，由于当年这些有共同见解的读书人地处农村，也很少著书立说，因此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但我们从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的办学主张和实践，以及随后他们在不同的领域所作出的贡献不难看出，这一在1940年才正式命名的浦东学派的主张与实践，或许正是黄炎培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重要的渊源。

黄炎培倡导实用主义，关注的焦点后来转向职业教育，本质上还是根据自己对实用主义的理解：从重视教育与生活、学校与社会相联系出发，改造中国教育。

应该说，在那个年代，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端，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批判的过程中，“与生活脱节”“学而无用”逐渐成为大家共同批判的对象。

然而，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却各有主张。

李剑萍、杨旭在《原创型教育家的文化自觉与中国现代教育体系之形成》^[32]一文中，以历史上教育家的创造程度为标准，分为继承型教育家和创新型教育家两类。又根据创新的程度，进一步分为消化吸收再创型和原创型两类。按照他们的看法：

原创型教育家一般产生于历史大周期的巅峰时代或转型时代，他们“善于以广博而深邃的文化视野，敏锐而深刻地洞察教育问题”，他们“具有丰富的实践积累，他们在教育实践中感受、认识和抽绎教育问题，总结、修正和检验自己的教育思想和理论，形成和发挥自己的教育影响”，他们“曾身在教育旧体系之内，思想却指向之外的教育新体系”。

根据他们的研究，在中国近代，能够称得上原创型教育家的人士一共是八位，分为三代：第一代，属于以维新运动和新政改革为背景的晚清一代，代表人物是张之洞、康有为；第二代，属于以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为背景的民初一代，代表人物是蔡元培、黄炎培；第三代，属于以国内革命和全面抗战为背景的民国中后期一代，代表人物是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陈鹤琴。

黄炎培之所以被列为第二代原创型教育家，主要是因为两点：其一是清末发起成立江苏教育会，并使其成为全国最有影响的教育社团；其二是组织成立中华职教社，由民国初年倡导职业教育的前身——实用教育开始到1917年组建中华职教社，推进职业教育。

研究者认为：

黄炎培一生的教育路向，主要是指向社会改造的，通过教育来改造社会进而造福人，而教育改造社会的路径就是社团化、试验区化和社会化、政治化，即教育家们要组织起来、行动起来。在这一点上黄炎培不同于蔡元培，而更接近于晏阳初、梁漱溟，黄、晏、梁三人应该说是“教育救国”论的代表和实践家。^[33]

这项研究认为，第二代中的蔡元培和第三代中的陶行知、陈鹤琴，与其他五位人士相比，区别在于：他们都接受过严格的教育学心理学训练，因而是更纯粹的教育理论家，“中国近现代原创型教育家中真正能够进入教育理论思维层面者，前有蔡元培开启端绪，及至陶行知、陈鹤琴乃臻形成”^[34]。这项研究成果，对于我们更准确地理解黄炎培实用教育思想的历史地位，把握黄炎培实用教育思想与杜威及其他教育流派之间的关系，是有启发和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