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金制度对金融发展的重要影响

由此可见，虽然“法律起源假说”和“资源禀赋假说”都得到了很多国家证据的支持，但是这些假说在面临不同国家的时候很难给出金融发展的合理解释，只能被认为是“例外”。如果说“宗教文化差异”观点和“政治学和战争”等其他观点是对“法律起源假说”和“资源禀赋假说”的质疑的话，那么这些质疑是很有道理的。例如，“法律起源假说”很难解释荷兰、丹麦和瑞士这些民法国家金融市场为什么高度发达；“资源禀赋假说”很难解释地理位置相似、死亡率相差不大的智利与周边国家金融发展的差异；“法律起源假说”和“资源禀赋假说”都不能解释为什么智利股票市场发展水平远远高于新西兰，前者是大陆法国家，并且殖民者死亡率远远高于后者。Davis和Hu以改进的柯布 −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工具，通过对19个OECD国家和19个转轨国家的数据统计发现：养老金资产规模能够解释经济增长的国别差异，尤其对于转轨国家更为明显。在养老金制度改革中，建立了某种程度的积累制养老金计划可以改变一国金融发展落后的局面，促进经济增长^[9]。由此可见，从法和经济学层面来看，基于养老金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独特作用，LLSV的法律起源理论应予以修正，养老金发展促进一国的资本市场发展，为实体经济提供充裕的资金支持，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基于此，本章作者认为：不同的养老金制度能够很好地解释上述这些所谓“例外”国家金融发展的差异，可以给出“宗教文化差异”和“政治学和战争”等观点之外一个新的角度。

图14.1是瑞士等民法国家金融发展与英美两国的比较。瑞士是以德国法为代表的大陆法国家，荷兰是以法国法为代表的大陆法国家，而丹麦和瑞典都是北欧大陆法国家。如果以私人信用（Private Credit，PC）和股票市值（Stock Market Capitalization，SMC）与GDP之比来衡量金融发展，那么从图中可以发现，瑞士的金融发展程度已经超越英美两国，而丹麦、荷兰和瑞典等国金融发展水平和英美相差并不大。因此，法律起源假说很难解释除英美两国之外五个大陆法国家的金融发展水平，只能认为是一种“例外”。罗伊的“政治学和战争”观点虽然给出了关于瑞士的解释，但仍然不能够解释北欧国家发达的金融市场。

图14.1　2012年瑞士等民法国家金融发展与英美两国的比较

数据来源：World Bank.New Database on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Structure［R］.September 2019.

图14.2是智利金融发展水平与周边国家（包括同在南半球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比较。智利与周边南美国家不仅地理位置相近、法律传统（都继承了法国民法）相似，而且根据Acemoglu et.al.^[10]的数据，历史上殖民者在这些国家的死亡率也相差不大：智利和阿根廷每年每千人的死亡率是68.9，玻利维亚、巴西、秘鲁、和墨西哥每年每千人死亡率都是71。但是，就金融发展水平而言，智利私人信用占GDP的比重是阿根廷的5.3倍、玻利维亚的1.9倍、秘鲁的2.6倍；智利股票市值占GDP的比重是阿根廷的16.7倍、玻利维亚的6.9倍、秘鲁的2.3倍、巴西的2.4倍。因此，法律起源假说和资源禀赋假说都不能解释智利金融发展水平为何远远高于周边国家。(www.xing528.com)

图14.2　2012年澳大利亚、智利金融发展与周边国家的比较

数据来源：World Bank.New Database on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Structure［R］.September 2019.

同样地，法律起源假说和资源禀赋假说都不能解释为什么智利股票市场发展水平远远高于新西兰。新西兰不仅继承了英国的普通法，而且殖民者死亡率（每年每千人死亡8.55人）远远低于智利（68.9人）。但是，智利股票市值占GDP的比重是新西兰的3.2倍。这两种假说也不能解释同在大洋洲的邻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的差异，两国几乎是姊妹国家，地理上非常接近、语言文化一致、法律起源相同，但澳大利亚的金融发展水平和智利相差无几，而股票市值占GDP的比重却远远高于新西兰。是什么因素造成澳、新两国股票市场的差别？

如果说一种理论假说不能解释这么多“特例”的话，势必引起我们对这些理论假说的质疑和思考：在这些假说不能解释的背后，是不是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因素造成了这些所谓的“特例”呢？这也是引发本章研究的核心问题。为此，本章分析养老金制度对金融发展的影响，希冀提出新的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