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改革方案颁布带来的成果

在改革方案颁布之前，国内学者更多地从改革必要性、改革推进困难的原因分析、改革的突破口和路径、改革方案的设想等方面展开研究。在改革方案颁布以后，更多的学者开始根据改革方案的相关内容，进行养老金替代率的测算、财政负担的测算以及对公平问题的再审视。

由于待遇差是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改革方案出台后，一个自然的问题是该方案对待遇差有何影响。因此，测算改革方案的养老金替代率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薛惠元、宋君根据2015年颁布的改革方案，构建出机关事业单位“新人”的基本养老金和职业年金替代率精算模型，在对基本参数合理假设的前提下，对机关事业单位“新人”的养老金替代率做出测算，测算结果发现改革后“新人”的养老金替代率更有弹性，改革是否降低了工作人员的养老待遇要视缴费基数、缴费年限、个人账户收益率等情况而定；新制度养老金替代率与缴费年限、退休年龄、个人账户收益率呈正相关，与缴费基数呈负相关；强制性职业年金的存在，使得养老保险“隐性双轨制”依然存在^[24]。郭瑜通过精算分析表明，由于新制度实行个人账户、社会统筹和职业年金相结合的部分累积制，特别是职业年金的设置可以显著提高替代率水平，养老保险在个人生命周期中具有熨平收入的作用。简言之，改革并不必然明显降低退休金的替代率水平，反而可能带来更多弹性并形成正向的激励机制。同时，职业年金的投资回报率将极大地影响退休后的收入，所以应积极谨慎地妥善投资。另外，如果工资持续高速增长，退休者的相对收益将是下降的，此时就需要政府注意代际之间的调节与转移^[25]。曹园、杨再贵采用精算方法考察了不同加入年龄、工资水平、退休年龄和职业年金缴费率对养老金替代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若考虑职业年金，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养老金替代率不降反升，进一步拉大了与企业职工养老金替代率的差距，加剧社会不公。同时，我国社会基本养老保险承担了过高的养老责任。为此应适当延长退休年龄；短期应降低职业年金缴费率，确保养老保险制度的公平性；长期应逐步降低基本养老金替代率，大力发展职业年金，完善养老金结构^[26]。

由此可见，2015年的改革方案由于在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设置了职业年金，这意味着改革并不必然降低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替代率，替代率和工资、工龄、退休年龄、职业年金投资回报率密切相关。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由于设置了职业年金，对顺利推动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除了测算改革后的替代率外，很多学者也非常关心2015年改革方案的债务规模及其对财政负担的影响。杨再贵通过养老金测算的平行四边形框架建立养老保险的精算模型应计负债，测算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在2015年初的精算应计负债。研究发现，提高养老金增长率、工龄工资增长率和同年度养老金随年龄增长率都增加精算应计负债，为控制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精算应计负债，可适时适度提高退休年龄，创造条件提高投资收益率，通过全社会创新提高社会生产力来提高工资增长率，与此同时可降低缴费率^[27]。魏臻、梁君林使用系统动力学方法测算了养老金资金缺口的估测值。根据估算，养老保险制度并轨所产生的“老人”资金缺口约为3.73万亿元，“中人”的资金缺口约为1.08万亿元，总计约为4.8万亿元^[28]。曾益、刘倩、虞斌从转制成本分担的视角，通过建立精算模型对该制度2015—2090年的财务运行状况进行动态模拟，研究发现：如果该制度的转制成本由养老金计划自身筹资体系承担，其在测算期内均出现年度收支缺口；为使得该制度在测算期内不出现累计赤字，财政需要负担一半左右的转制成本；在未解决该制度的转制成本问题前，如果其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合并，合并后的制度出现累计赤字的时点较未合并时提前约15年。如果能够解决该制度的转制成本问题，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在测算期内具备财务可持续性^[29]。曹园通过建立精算模型，测算改革前后养老金财政支出缩减额及缩减比例。研究发现，养老金支出缩减额随着职工逐年退休而增大，且当“新人”及“新中人”全部退休时缩减额达到最大；缩减比例逐年小幅降低，相对稳定。可见，改革可减少养老金财政支出，实现养老金待遇的平稳过渡，对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金支出压力具有积极作用^[30]。李俊、安立波通过构建人口和精算模型来预测分析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财务状况及财政支持能力。研究结果发现，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支出总额占财政收入比重不算太高；2050年前缴费支出、弥补统筹收不抵支支出先后成为影响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财政支出的首要因素，另一方面弥补个人账户缺口支出增长速度很快。收入替代率呈现出“老人”“中人”“新人”逐级递减的特征。从整体上而言，财政能够承受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财政支出的压力，但需要职业年金的补充才能保证“中人”“新人”待遇水平不下降^[31]。许鼎、敖小波在养老金精算公平框架下采用加入年龄成本法构建精算模型，根据制度运行实际情况测算了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统筹账户的精算应计负债。研究结果表明，坚持养老金精算公平原则能够大幅降低制度精算应计负债和政府的财政负担，提高现行统筹账户缴费率才能实现制度长期的精算平衡。因此，面对我国人口老龄化和长寿风险的双重冲击，政府应该基于精算公平框架改革完善现行的制度设计，从而实现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的长期财务可持续性。除了使用全国数据进行测算外，一些学者使用省级数据和部分群体数据进行测算^[32]。童素娟、米红、王国隆针对不同的养老金改革方案，对浙江省未来35年的养老金待遇支出、个人养老金权益以及改革后基础养老金和职业年金的财政支出情况进行政策仿真分析。研究表明，未来浙江省在养老金“双轨制”改革问题上面临的财政压力并不算特别大，养老金“双轨制”改革在浙江省具有可行性和可持续性^[33]。董振廷通过选取某一中小学教师群体作为研究标的，模拟测算出了改革与不改革情况下财政所要承担的支付压力的变化情况，并就工资增长率、投资收益率和账户做实程度等变量进行了关于财政负担变化的敏感性分析。研究表明，进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具有制度的优越性与可持续性，且合理的工资增长率等配套措施安排将有助于财政压力的进一步降低^[34]。(www.xing528.com)

上述学者在测算养老金改革债务及其对财务可持续性影响方面，尽管测算方法、测算群体和测算范围不同，但是总体结论是改革方案具有一定的财务可持续性，与此同时需要重视退休年龄、工资增长率、养老金增长率、职业年金投资回报率等制度内外参数对可持续性问题的影响，并提出了一些应对方法。

除了上述定量研究以外，2015年改革方案出台以后，很多学者也非常关注改革方案的公平性问题。徐红、代琼认为建立更加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落实到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中，就是要把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制度中，使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成为社会主义公正、平等价值的有效载体。公平价值观理念是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的灵魂，公平价值思维是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难题的破解秘方，公平价值实现方式是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机制创新的路径^[35]。高和荣、韩艳认为碎片化社保制度造成了事业单位员工与公务员、国有企业职工养老金收入的不公平，不同的事业单位之间以及同一事业单位内部之间的不公平问题仍然比较严重，结果却引发非国有单位人员、自主就业人员对于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不彻底的不满。因此，在推进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中应该坚持事业单位与政府机关、国有企业、社会组织、私人企业以及农民、自由职业者之间在养老金待遇上的相对公平性，合理确定包括事业单位员工在内的各个群体的养老金待遇差距，确保公平价值理念得到充分体现，以推进养老保险制度公平可持续的发展^[36]。高和荣指出，任何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必然会受到某种价值观念的影响，为了避免改革误入歧途，需要深化对公平的认识，抛弃那种无差别的、普遍高福利的公平，选择一种体现差异性、注重基础普惠的底线公平作为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价值取向，形成一种扎根于中国社会特质、养老保险制度本性、可持续的理论取向。在公平理念的指导下，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的再分配效应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37]。朱梅、姚露采用精算方法，选择终身净转移额和内部收益率两大指标，从全国和地区两个层面，定量分析了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代内再分配效应和代际再分配效应^[38]。研究认为，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对城镇职工、其他制度模式下的参保群体、不同地区、代与代之间的收入再分配效应，主要取决于工资增长率和利率的动态组合，新制度既可以发挥正向的代内再分配效应和代际再分配效应，也可能会引起代内不公平和代际不公平，而且再分配效应会随缴费年限增加而增强。

由此可见，在2015年改革方案出台以后，学术界对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的公平性问题更加重视。与此同时，很多学者对公平的理解和思考更加深入，对公平概念的复杂性和多面性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公平不能仅仅停留在无差别的、普遍高福利的公平，而且应该结合国情，更加重视基础普惠的底线公平。在公平概念的引导下，使用定量方法深入研究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的再分配效应逐步兴起，在可预见的将来会有更多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