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直接融资与普惠金融：金融供给侧改革成果

我国的金融结构不合理，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间接融资占比高、直接融资占比低，资本市场对实体部门投融资发挥的作用小；二是间接融资过多依赖房地产抵押品和政府信任的担保，融资更多流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国企和房地产相关领域。由此导致实体部门尤其是民企、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如何促进普惠金融发展是金融供给侧改革的一个重点，也是难点。

政治局会议提出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增加中小金融机构的数量和业务比重。回顾历史，发展民营银行曾经在一段时间是政策重点，有若干民营银行牌照放开，后来政策有所收紧，主要原因在于民营银行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公司治理结构不规范、内部关联交易、负债成本偏高（政府信用担保和网点不足）、信用风险评估能力不强、缺乏退出机制等问题。未来要解决小银行机构牌照如何放开，放多少，如何建立新的机制来防范化解过去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风险等问题。

近年来发展普惠金融的另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大型国有银行建立普惠金融事业部，未来是不是要向中型银行推广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方向。普惠金融事业部在实际执行中遇到不少问题，银行也有较多顾虑，根本问题还是如何平衡银行的商业运营属性与普惠金融的公益属性。如何界定普惠金融的财政属性是普惠金融事业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政策动向是强调降低信贷对抵押担保的过度依赖。抵押品不仅是对房地产，还有对政府信用的依赖，导致信贷资源分配偏向国有部门和房地产领域。《关于加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的若干意见》提到要依靠大数据、金融科技来降低信贷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减少对政府信用和房地产的依赖。(www.xing528.com)

普惠金融是世界性难题，到目前还没有形成有效的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主流的思维是政府干预导致信贷资源向国有企业和政策支持领域倾斜，中小企业融资困难，所以金融自由化、市场配置资源被认为有利于普惠金融，但过去几十年的金融自由化、市场化并没有带来结构改善，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仍然是普遍性现象。也就是说，市场化和政府干预这两个模式的效果都不理想。现在技术进步为发展普惠金融带来了新机遇，值得关注和期待的是大数据的应用有利于减少信息不对称问题、减少信贷对抵押品的依赖，开启了新金融模式。

人口数量和经济体量带来的规模效应使得大数据应用消除了信息不对称，这点在中国尤其有效，实际上正因为这个因素，加上监管的相对包容，中国已经出现世界领先的新金融平台包括蚂蚁金服、腾讯的金融平台等。规模效应意味着大数据覆盖的行业越广、交易量越大，其提供的信息越有价值，市场发展自然导致大平台的行业集中度增加，其系统重要性也随之上升，这就带来规制和监管层面的挑战。

现代银行体系的发展可以说始于支付功能，同样以大数据为基础的新金融平台与支付功能紧密相连，支付体系有其系统重要性的一面，但也催生了市场化配置资源的金融服务，政策导向需要在稳定和创新之间取得平衡。另一个涉及未来发展的问题是新金融平台能否通过吸收存款的方式融资，目前的融资渠道主要是批发市场，这使得大数据平台比传统银行有较大的流动性风险，但其信用风险的评估能力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