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供给侧改革：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负相关关系

金融竞合观是基于矛盾分析法的金融观。这一金融观有四大核心内涵：

首先，金融竞合观认为，一方面，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具有合作关系，两者相互依存，可以通过对方的发展使自己获得发展。这种同一性用矛盾论的术语来讲，就是金融与实体经济具有同一性。两者之间的同一性不仅体现为“金融发展的根基是实体经济，离开了实体经济，金融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百业兴则金融兴，百业稳则金融稳”[4]，还体现为金融稳定是金融有效服务实体经济的前提，离开了金融稳定，为实体经济服务就是空中楼阁，镜花水月。换言之，两者之间的同一性既体现为金融效率问题，也体现为金融稳定问题。

另一方面，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又具有竞争关系。两者相互竞争、相互排斥，对方的发展可能会阻碍自己的发展。

可以从四个方面来把握这种竞争关系。一是对创新要素的竞争。作为两大类独立的经济部门，为了生存和发展，两者会在获取人才、资本、企业家才能等稀缺的创新要素方面展开竞争。二是对政策的竞争。两者利益并不完全一致，属于不同的利益集团，都会对决策部门施加影响，以便政府实施有利于己方但可能不利于对方的政策。三是对利润的竞争。熊彼特认为，利息来源于利润，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的高低就体现了两者在利润分配竞争时的相对地位。四是金融体系可能会对非金融企业施加影响，使其做出有利于金融业利益而不利于企业长远利益的决策。针对这一观点，哈佛商学院助理教授高塔姆·穆昆达列举了波音公司的案例，认为波音公司迫于金融市场的压力，做出了过度外包和减少研发投入的决策以提高短期财务绩效，而这有损公司的长期发展。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创新专家克莱顿·克里斯坦森也认为，CEO们对股东是负有责任的，在华尔街压力的影响下，他们需要去实现盈利目标。但是，创新通常是在初期收益低，但在长期内却收获丰厚。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不同金融体系而言，其与实体经济的竞争关系并不一定在以上四个方面均有显著表现。

其次，金融竞合观认为，金融与实体经济这对矛盾有其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在某一阶段内，若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为两者对各类要素或实体经济收益的争夺上，若金融业对政策制定及非金融企业行为施加了过多的不当影响，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两者的竞争性，两者的合作性便是矛盾的次要方面。若两者的关系主要体现为相互依存，无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强与弱，无论金融风险的大与小，矛盾的主要方面均为两者的合作性，次要方面则为两者的竞争性。

经历了上一轮成效显著的金融改革后，中国金融业获得了长足发展，行业规模快速膨胀，资产质量得到实质性提升，改变了经济系统内的报酬结构，行业利润及利润率高企，行业平均薪酬也远远高于实体经济平均水平，金融业对各类要素的吸引力或竞争力大大超过其他行业。同时，由于金融体制、金融结构和市场结构等方面的原因，金融业在实体经济收益的分配上也占据优势地位。可以说，现阶段金融与实体经济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两者之间的竞争关系。具体表现为：金融业“发展过度”，吸附了过多的资源，导致人才、企业家才能、资本等生产要素乃至创新要素“脱实向虚”，与此同时，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居高不下，实体经济的发展空间受到挤压。(www.xing528.com)

再次，金融竞合观认为，金融与实体经济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可以随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而相互转化。回顾近20多年来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的演化历程可以发现，在上一轮金融改革之前乃至改革启动后的一段时间内，矛盾的主要方面还是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合作关系，金融的发展和金融体系稳健性的增强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当时，尽管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也存在竞争关系，但仅仅是矛盾的次要方面。到了2008年左右，矛盾的主要方面才由先前的合作关系转化为竞争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现阶段金融与实体经济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两者之间的竞争性，但如果金融风险过度累积乃至发生系统性风险，矛盾的主要方面将由竞争关系转化为合作关系。一方面，若金融风险过度累积乃至爆发系统性风险，金融体系将丧失其基本功能，实体经济难以获得基本的金融服务，合作性自然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另一方面，若大规模金融危机爆发，金融业的行业利润、行业平均薪酬和行业吸引力均将出现大幅度下降，“脱实向虚”的状况得以逆转，竞争性自然退居矛盾的次要方面。此外，若新一轮金融改革成功地解决了金融“发展过度”问题，矛盾的主要方面将再次转化为两者的合作性。

最后，金融竞合观认为，金融体系的本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5]。

金融竞合观强调，要辩证地、全面地看待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其推论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倒U形关系。换言之，金融发展需要适度，存在一个最优值或最优区间。在超出最优区间之前，金融处于“没有发展过度”的状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合作性，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是正相关关系。超出最优区间后，金融便处于“发展过度”状态，矛盾的主要方面由合作性转化为竞争性，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转变为负相关关系。这一推论越来越多地得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最新文献的支持。尽管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也有少数文献关注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非线性关系，但并没有得出金融发展程度超出某一限度后，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呈负相关关系的结论。比如阈值回归（threshold regression）模型研究了金融深度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在金融深度低的情况下，金融深度与经济增长之间正相关但不显著，但对于金融或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金融深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又如有研究人员区分了三类地区来研究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对于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并没有显著相关关系；对于金融发展水平中等的地区，两者之间存在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对于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两者尽管仍然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但关系较弱。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清算银行所做的相关研究取得了明显突破。研究发现，当私营部门信贷占GDP比重超过100％之后，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开始为负。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都呈现倒U形关系，超过一定限度之后，金融便会拖累经济增长；对于发达国家，快速增长的金融部门对于经济总产出而言是不利的。对于金融过度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拖累，原因在于金融部门与非金融部门就稀缺资源展开了竞争。金融诅咒（finance curse）的概念认为，超过了一定限度后，金融部门的增长会从多个方面损害其所在国家的利益，包括降低长期经济增速，加剧不平等，丧失创造力和企业家精神，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