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供给侧改革对本外币债务危机影响的差异

此外，去杠杆过程中的债务问题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即本外币债务和外币资金跨境流动的影响，而本外币债务对危机的影响存在很大不同。

达利欧在其《债务危机》一书中进一步指出：“基于对过去100年中所有那些GDP下降超过3％的（48宗）极端案例的研究，我认为，只要债务是以本国货币计价的，政策制定者几乎可以很好地应对每一种情形。”“从我对这些案例的研究来看，最大的风险不是来自债务本身，而是来自政策制定者由于缺乏知识或缺乏权威而无法做出正确的事情；政策调整在帮助一些人的过程中会伤害另一些人。”“在所有债务危机的案例中，最终政府都会选择印钞、借钱大搞投资，以及让货币贬值。那些行动越快的国家，恢复得也越快。”

《断层线：全球经济潜在的危机》的作者、前印度央行行长拉古拉迈·拉詹，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几十年经济发展的研究也指出：一个国家的投资越多，经济发展就越快。然而，如果投资中资金来源是外债的比例越大，其增长速度相对于那些少有外债的国家就会越慢（外债投资大量的收益将流出海外，而不是保留在本国），而且很容易陷入困境难以自拔。换句话说，用自己国民的储蓄来投资并发展经济，才是最好的方式。

那么，为什么本币债务与外币债务的实际影响有那么大的不同？

这就涉及一个货币管控与币值调整的问题。

在废弃金属本位制之后的信用货币体系下，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不再是货币当局购买货币储备物投放基础货币，而越来越多的由信用中介通过间接融资方式投放货币。这也产生了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两大融资方式的很大不同：直接融资不会派生货币，而间接融资会派生货币。间接融资增加的社会债务，会使货币总量增加。

在社会财富不变的情况下，货币总量的增加就意味着货币一定程度的贬值。而货币贬值意味着社会财富无形之中的重新分配：持有货币的人实际购买力下降，意味着其财富的一部分被剥夺。通过货币贬值进行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是最隐蔽最容易推动的，因此，货币政策也成为越来越被广泛运用、影响力越来越大的宏观调控政策。当然，货币总量和货币贬值的调控是有度的，一旦失控造成其剧烈波动并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生存，就可能引发严重的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引发严重的社会动荡和政府更替。(www.xing528.com)

需要明确的是，一国政府或货币当局只能主导本国货币的投放和总量控制，而不能主导他国货币的投放。

当一个国家对外开放、促进经济加快增长时，往往会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本和产能流入，在推动经济更快发展的同时，也会刺激劳动力价格和资产价格快速上升。劳动力价格和资产价格的上升，又会助推社会负债，包括外债的不断扩大，进而导致资产泡沫和金融风险不断聚集。一旦风险暴露，国际资本或外汇资金就可能大量撤离或外流，就很容易引发本币贬值和金融危机。

这又进一步引申出一个重要问题：招商引资、对外负债引进的资金，是否允许外汇自由流通或自由兑换？从投资人角度来说，当然是再好不过，可以减少其风险。但对接受投资的一方而言，则面临资金流动失去控制，造成严重金融危机的风险。其结果取决于资金供需双方的博弈。从接受投资方来看，最佳选择是，严格控制外汇流通和自由兑换，外汇必须兑换成本币才能使用。当然，这会被动扩大本币投放量，看起来似乎会削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实际上，这是货币投放最便宜的方式，央行基础货币投放量扩大，可以采取抑制货币信用投放和货币乘数的方式有效抑制货币总量的过度扩张，同时，将流入的外汇高度集中起来掌握在国家（央行）手中，也有利于形成最大的外汇储备实力，从而有效抵御国际资本做空本币和外汇大量外流的冲击。这方面中国积累了成功的经验。

也正因为如此，即使宏观杠杆率很高，但如果主要是本币负债，其引发金融危机的概率也是比较低的。相反，即使宏观杠杆率不是很高，但由于外债占比很高，其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仍是很高的。

达利欧在其《债务危机》一书中披露：所有发生货币危机的国家，其关键数据是：外债占GDP之比比较高，平均为46％；经常账户维持逆差，平均为-6％；外汇储备占GDP之比比较低，平均为10％。

2017年年末中国这三项指标的数值为：13％、1.75％、23％。从这一角度看，中国不会发生货币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