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体系的显著特点是“重规模、轻机制”，金融体系规模很大，但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空间不大。如果将中国金融体系做一横向国际比较，可以发现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在整个金融体系中，银行占比非常高；二是中国的金融抑制水平，即政府对金融体系的干预程度，位居全球前列。历经40年的金融改革，我国的金融抑制现象依然非常严重。
我国的金融抑制这么严重，有其独特的政策历史原因。改革开放初期阶段，我国采用了“双轨制”改革策略，国企和民企之间、计划和市场之间，都是实行的“双轨制”政策。“双轨制”改革的一个目的是保护国有企业，同时支持非国有企业成长，维持转型期经济与政治的稳定。
但是，相比较而言，国企的效率不如民企。为了保证国企持续生存、发展，就需要获得一定的外部支持。再直截了当地说，外部支持就是政府补贴，但在改革开始以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连年下降，从1978年的36％跌到1996年的11％。没有办法，政府只能通过扭曲要素市场的方式变相补贴国企。这就形成了改革期间不对称市场化改革的现象，即产品市场全部放开，但要素市场普遍扭曲。要素市场扭曲在金融部门的具体体现，就是压低正规部门的利率，同时在资金配置上偏好国企。这实际是变相补贴。
这解释了金融改革与发展40年，为何呈现“重规模、轻机制”的特点。虽然金融部门规模庞大，但是市场化机制发挥作用的空间不大，政府持续广泛地干预市场。(www.xing528.com)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金融（特别是利率）存在“双轨制”。正规金融部门将利率压得很低，又偏好国有企业，导致高速发展的非国有企业的金融需求得不到满足，就必然派生出体制外非正规金融体系，如民间借贷、“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等部门。也因此有了正规市场利率和非正规市场利率这两套利率，利率水平呈现巨大差异。
在今天的中国经济体系中，抑制性金融政策明显地歧视民企，从而形成了两个方面的后果，一是民企确实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但这两个问题要分开来说。对大部分企业而言，如果能从正规金融部门融到资，其实并不贵，但确实很难，所以大部分民企只好到非正规市场去融资，那就很贵。正规部门的利率压得越低，民企融资就越难，非正规部门的利率也就越高。二是非正规金融其实就是抑制性金融政策的产物。很多企业和家庭无法从正规金融部门获得合适的金融服务，催生了诸如民间借贷、“影子银行”甚至金融科技那样的“非正规金融部门”。这些金融交易因为没有得到很好的监管，所以有风险，这是事实。但它们的形成与发展是政策扭曲导致的，也是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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