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中的概念轻松获取，理论创新从这里启动

对于有些博士生或硕士生来讲，会有“做学位论文就是做实验，把实验结果写出来就是学位论文”的想法，研究生以及导师要在一开始就纠正这些似是而非的理念：仅仅做一些实验是达不到学位论文水准的。要避免把学位课题的结果简单地认为就是“把数据表达好，写出实验是怎么做的”。这样的做法既不合算，也不是导师指导学生的目的。如果只是训练学生做几个实验，写写科技报告，就用不着设置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了。我是大约40 年前（1980—1983 年）做的博士学位论文工作。我的全部工作，回过头来看，重头戏似乎就是数值模拟（因为我的实验设备之一，到毕业时才到的实验室）。但我在得到一系列计算机输出的数据时，思想上一直是把这些数据放在一个现存的（已达100 年之久的）理论中来观察的。导师和我都知道这些新的数据和100 多年来的种种（文献上的）数据，有着不同的性质——我们使用了更接近实际（更少一些假设）的物理的和数学的模型。这样说来，我的博士课题岂不就是对一个经典理论的拓展吗（也就是说得到了一个新理论）？这正是导师和我从大量数字中得到的理论结果，而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恰恰也表明这篇论文是一个“扩展的理论”。顺便说一句，我的博士论文是当年该校最佳物理化学博士论文。如何加深从学位课题中得到的数据的理论意义，是导师和学生首先应该做的理论工作之一。这样的工作的前提，是存在着一个已经见于文献的理论（这也恰恰是文献调研的意义之一）。

多数时候，研究生的课题很难说是与某个理论的发展直接有关。相当多的情况是，学位课题得以落实，受惠于若干个理论的恩施，特别是别人刚刚提出的新理论，这也是越来越多的学生用计算机做研究生论文的原因。但我们还是不能说这时候就没有“理论工作”了。简单地说，理论总是起始于概念。从数据中得到概念其实是不难的，即使只是给数据取个名字，也表明“理论之路”已经出现。如果正好需要把数据分群，那么给这些群分别取一些名字，说明你已经走上了理论工作的第二步。有了名字（概念），有利于判断的产生。给别人的同类数据也取个名字，你就可以作比较，进行讨论了。比如可以把别人的数据叫作“陈氏结果”“王氏实验”等。如果数据已经成了曲线，那就可以叫“董氏曲线”等。对整篇文献取名，可以叫“郑氏理论”等。把“陈氏结果”“王氏实验”“董氏曲线”与自己的结果放在一起（即让现存结果纳入当前结果的框架之中），也许就可以发现新结果的闪亮之处。这个工作叫分析，把分析的结果写下来，就是判断，比如“当前结果”优于“王氏实验”。值得说一说的是，“当前结果优于王氏实验”也许就是学生学位论文的重大创新。这是多么好的情况！ 可以说，取名字这样简单的事也有十分明显的进步性：它让理论产生得十分清楚。中国文化中人名用于取名字的传统不明显，活着的凡人平民不用说，伟人也要等到逝世后才会被普遍接受，比如“钱学森之问”。用人名取科学成就之名这项“专利”，看来都给了外国科学家（外国学术论文作者），而这些外国专家实际上会比你的导师还年轻几十岁。导师应该指导学生在这方面解放思想。你不妨实践一下，中国需要这方面的经验。中文学术论文中创新少，与中文文献不习惯于取名新概念也许是有关联的。不会思考新概念，就不会产生新判断、新结论、新理论，那么与此有关的创新又从何而来？更不要说学术大师了。(www.xing528.com)

新取名的概念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包含着并非简单的许多新“工作”。“钱学森之问”虽然只有5 个字，但若要把这5 个字的所指、所值、来龙去脉一一写出，恐怕用一页纸都会不够。研究生在从数据中产生理论时，容易忽视的还有被称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现象。旅游是先有了“森林”概念，然后大家参观时看见了比如长白山森林中的许多许多树。科研正好相反，是你先看见一棵一棵种在山上的成片树木，然后让你“取名字”（它们的集合叫什么呢？）。又好比你走进一间屋子中看到了桌、椅、床、灶、锅……你知道这个集合体有个名字叫“家”吗？从实践中看，只有少数学位论文关注到了这方面的训练。其中一些，在对自己研究对象的个体集合体合理准确地取名后（比如叫“森林”“松树林”等），从中抽象出“生态”作为研究的问题，他们是更为优秀的学生。研究生通常会在课题研究时，发现他们动手在干的题目不容易产生研究问题和分析概念，这令他们失望。多数情况下，他们最终会把所做过的研究一一罗列在一起。导师会发现这是非常乏味的文字。这样写出来的文章是不能称为学位论文的。虽然研究生在成为研究生以前已经从专业课中掌握了大量的概念（名词）、判断（规律、模型）和理论等，但是研究生课题只停留在这些上面是不行的，导师在专业内容上要指导学生往前走，研究出更新更高层次的概念、规律、理论来。这样的情况，有时是要好几代人才能完成的，比如现在许多科学家在研究的“环境问题”“生态问题”“能源问题”。即使是工程、技术性问题，也要从中找到“理论内容”，这应该成为导师和学生的基本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