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信用法概论：守信激励的法理基础

社会主体信守承诺、遵守法律，是其应然义务。从这意义上来说，社会主体的守信行为，并不应当获得额外的激励措施。因此，实践中将具有公共性的行政资源作为激励给予守信行为人，需要论证其正当性。

（一）信用机制的“相对论”

虽然守信是社会主体的契约义务，守法是社会主体的法律义务，不应当接受额外的奖励，否则会使社会主体的守信、守法由义务演变为一种有偿行为。但是，在一个健康的社会，社会主体守信、守法行为应当受到肯定和良好的信誉评价，并能与失信、违法者相区分。让守信、守法者得到社会赞誉，甚至在一定程度内受到不同待遇，从而使其声誉心理得到满足，这是信用机制发挥作用的基本要求。守信奖励，只是相对于失信、违法而言的一种应有的不同状态。比如，实践中对守信、守法者加以公示和表彰、减少对其检查或给予审查便利的激励措施，在本质上并非特殊奖励，只是相对于失信、违法者的一种肯定行为。这种相对肯定，是社会信用体系运转的基本条件，也是声誉机制的基本原理：如果守信、守法者不能或未能从群体中的失信、违法者得以区分，信用制度将陷入失灵，因为那些试图通过守信、守法获得良好信用的群体将失去动机。因此，守信激励在一定程度范围内，是信用机制的内在要求。

（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范式转换之需

尽管守信、守法是社会主体的应有义务，但实践中社会主体并不必然地会守信守法，尽管可以通过失信惩戒以及其他法律措施制裁失信、违法者，但失信惩戒与法律制裁只能有限地发挥作用。强制性制裁运用于失信行为，一是在使用范围上十分有限，不管是通过立法规定失信惩戒措施还是鼓励市场自发建立惩戒机制，均不可能完美覆盖所有失信行为和失信情形；二是效果有限，即失信惩戒及法律惩戒在实施后未必能制止失信、违法行为的再次发生；三是使用程度有限，当社会中失信行为普遍发生时，失信惩戒与法律制裁并不必然保证能有效惩戒失信者，频繁的惩戒会形成一种乱世重典的错觉。相反，设置一定的守信激励措施，不仅可以正向激励社会主体积极守信、守法，而且避免了强制性措施的使用，缓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管理者和社会大众之间的关系。因此，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视角而言，不仅应当从反向对失信行为进行惩戒以制止失信、违法行为，更需要正向激励社会主体积极守信、守法，从而促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www.xing528.com)

（三）诚信社会的“助推器”

强调社会主体守信、守法的义务性，而认为不必对守信、守法予以奖励，是一种有限政府的态度，如果将“人人守信、人人守法”作为政府和社会积极追求的目标，那么我们更应通过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去建立一个诚信社会。这种目标的正当性在于，“人人守信、人人守法”的诚信对每一个社会主体均是有益无害，也是人类秩序心性的使然。因此，基于对诚信社会的追求，当社会主体缺少足够意识和动力积极守信、守法时，可通过采取一定的激励措施助推社会主体积极守信、守法。

助推社会主体守信、守法，是帮助社会主体认识守信、守法的显性收益。守信、守法在信用经济时代是一种无形资产和通行证，但是社会主体并不能充分认识这种隐性利益，尤其是在我国，处于信用经济起步较晚的社会转型时期，更是需要为社会主体揭示守信的隐性利益。因为守信、守法往往需要一定成本，若社会主体未能意识到这种隐性好处，或意识到了这种好处，但因此种好处无法抵消其为守信、守法而付出的成本，则很有可能作出失信、违法的选择。^[13]因此，在诚信社会的建设中，行政机关及社会采取措施帮助社会主体感知守信、守法的好处，以促使社会主体积极主动守信、守法，仅是政府和社会积极主动追求诚信社会的助推行为，并非额外的给予奖励。

对行政机关而言，采取一定的激励措施，助推社会主体积极守信、守法，是政府在诚信社会建设中由消极政府向积极政府转变的必要。在现代社会，政府早已不是早期“守夜人”式的政府，而是应当积极作为的政府。同样，在诚信建设中也要求政府不再消极地只通过对违法、失信者予以惩戒以维持社会信用，更需要其采取积极措施促进诚信社会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