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周恩来的深情友谊

周恩来比邓小平年长6岁，在巴黎相识后的50多年里，他一直是邓小平最亲密的兄长。周恩来1898年3月5日生于江苏淮安。邓小平与周恩来，同是在留法勤工俭学期间参加了革命。那时一起参加革命的还有很多人，后来都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如聂荣臻、陈毅、李富春等。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曾问邓小平：在一起留法勤工俭学的人中间，您与哪个人的关系最为密切？邓小平深思了一下，答道：还是周总理，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也最长。可以说，周恩来是邓小平的兄长，而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邓小平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和忠诚战友。

从1923年起，邓小平就已直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在欧洲时，周恩来和邓小平一道参加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赤光》半月刊的出版工作。周恩来负责编辑、发行和主要撰稿，邓小平负责刻蜡版和油印。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在周恩来领导下做地下工作，一起度过了一段艰险的岁月。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江西中央苏区、在长征路上，乃至随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他们的友谊在艰苦的斗争中进一步发展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邓小平来到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机关工作，长期与周恩来并肩战斗，两家的关系也极为密切。有一段时间，因为周恩来夫人邓颖超与邓小平同姓，邓小平家的子女还喊邓颖超为姑妈。

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这样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们的伟大友谊不论是对他们个人还是对党的事业，都显得弥足珍贵。“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邓小平就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了，周恩来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忍辱负重，竭尽全力，尽可能减少这场大规模动乱给党和国家带来的损失。

1969年，邓小平被下放江西劳动。行前，周恩来给江西省革委会打电话，要他们安排好邓小平夫妇，尽可能地给予方便。江西方面经过商议，提出方案，准备将邓小平夫妇安置在赣州。

周恩来当即表态：赣州离南昌较远，交通不便，而且又是山区，条件较差，将邓小平安排在赣州不妥，应在南昌市郊为宜。邓小平住的房子应该是一栋两层的楼房，楼上他们夫妇住，楼下工作人员住，最好是独家独院，又能散散步，又比较安全。

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邓小平夫妇被安排在南昌市郊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在工厂附近的望城岗原福州军区南昌步兵学校原校长的住房即“将军楼”居住。

周恩来的这份关照，使邓小平的处境稍有好转，对邓小平顺利渡过难关、后来重新走上工作岗位，起到了巨大作用。有一次，邓小平突然生了急病，好在离南昌近，工人们用拖拉机将他送到有较好条件的城里医院治疗，才得以转危为安。

周恩来同邓小平、卓琳在园中漫步（历史图片）

1972年1月6日，陈毅在北京病逝。1月10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追悼会。在同陈毅亲属谈话时，毛泽东提到了邓小平，说邓是人民内部矛盾，并把邓小平和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并列在一起。显然，此时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定性”，已经将他划出了自己的对立面。这是周恩来期盼已久的信号。他当场便示意陈毅的子女，把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传出去，为邓小平早日复出广造舆论。

林彪集团覆灭后，1973年，在周恩来、叶剑英、王震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努力下，邓小平得以复出。2月20日，邓小平全家离开望城岗的“将军楼”，踏上返京的旅程。1973年4月12日晚上7点30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一楼宴会厅，周恩来主持盛大宴会，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当中国领导人鱼贯而入时，客人们惊奇地发现了一个曾经熟悉的身影。

周恩来和邓小平在天安门城楼上（历史图片）

是邓小平？许多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是的，他就是邓小平。已经重新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邓小平，在周恩来的安排下，首次在公开政治场合露面。

不久，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实际代替他主持全面工作。在周恩来的有力支持下，邓小平领导大规模的整顿工作，使局面有了极大的好转，但也因此遭到“四人帮”的忌恨。

身患重病的周恩来对邓小平的工作非常满意。

1975年9月，周恩来住进305医院进行最后一次较大的手术。即将进入手术室之前，躺在手术车上的周恩来突然问：“小平同志在吗？”

等候在旁边的邓小平赶忙走上前去，周恩来紧紧地握着邓小平的手，很激动地大声说道：“过去一年多的工作，证明你干得好，比我强得多！”

1976年1月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逝世。

邓小平忍住巨大悲痛，代表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周恩来致了悼词。当时邓小平处境已经很困难，所谓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他处于受批判的地位。中央开会讨论的时候，“四人帮”有意把邓小平排除在外，张春桥提议周恩来的悼词请叶剑英来作。叶帅很干脆地说，我不能作，邓小平来作最合适，请小平同志来作。江青、张春桥说，那样合适吗？叶剑英为邓小平说话，理直气壮地把他们顶了回去，说：我看不出来有什么不合适，他是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军委副主席，他又是周恩来总理的亲密战友，代理总理工作，为什么小平同志不合适？我作不合适，只有小平作合适。由于叶剑英的坚持，“四人帮”也无可奈何，只得作罢。这样，1976年1月15日，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为周恩来致悼词。

1974年4月，周恩来抱病欢送以邓小平为团长的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代表团（历史图片）

1980年，邓小平在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采访时，满怀敬意地说：周恩来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12小时，有时在16小时以上，一生如此。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1976年1月，周恩来与世长辞。在追悼大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4月，邓小平再次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历史图片）

邓小平对周恩来的评价是发自内心的，邓小平对周恩来的了解、谅解和理解也是发自内心的。

1949年5月，中共华东局书记邓小平在“三井花园”住下。此时，上海已完全解放，歼敌15.3万人。当捷报传来时，极其庞杂的接管工作便开始了。邓小平日理万机，在他的工作计划里，有一项是和一些著名人士会见。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和上海市市长陈毅等人一起去拜望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

宋庆龄是中国共产党忠实的老朋友，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她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是巨大的。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和周恩来曾联名向宋庆龄发出电文致意，并盛情邀请她到华北去共商建国大计。

电文内容如下：

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

宋庆龄接到此电后，因健康情况，未能成行。但她亲笔回信给中共中央，表示“我的精神是永远跟随着你们的事业”，深信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

5月29日，上海解放后，毛泽东委托陈毅和邓小平前往宋庆龄寓所表示慰问，并派出警卫部队为她站岗放哨，以保证安全。

为了拜访宋庆龄，邓小平和陈毅等同另一位知名人士、爱国“七君子”之一的史良女士商量。史良在上海解放的第二天，就看望过宋庆龄。她俩重逢时，宋庆龄欢快地拉着她的手，说：“解放了就好了。国民党的失败，是我意料之中的。因为它敌视人民，反对人民，压迫人民；共产党取得胜利，是必然的，因为它代表人民，爱护人民，为人民谋福利。”于是，他们于5月31日，偕同长期在上海坚持地下斗争的优秀干部文义、吴克坚等一同去拜望宋庆龄。6月1日，他们用华东局的名义向中央报告：

孙夫人宋庆龄处，我们到后即决定首先拜访。因她有点病，故迟了三天才见面。在此三天内，我们部队因找房子（因她现住宅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另拨的）曾进去麻烦了两次，引起她一些误会。昨日陈、饶、邓与吴克坚、史良同往拜访道歉，已检讨问题责任，我们已派卫兵在其住宅警卫。又据史良说，她现在经济困难，决定由潘汉年先送100万人民票给她，以后当陆续供给。

华东局的报告刚刚发出，上海市委便收到中央的指示：要保存孙中山先生在上海的旧居，以资纪念；从优供给宋庆龄的日常费用及实物。邓、陈对此事的处理正同中共中央的指示完全一致，体现了我党和老朋友荣辱与共、生死不渝的真挚感情。

6月，毛泽东又与周恩来商议，决定派中共候补中央委员邓颖超前去上海迎接宋庆龄北上，参加新中国的筹建工作。临行前，毛泽东和周恩来亲笔附信，托邓颖超转交。

6月25日，邓颖超抵达上海，当晚即在宋庆龄住所与之会面，并递交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笔信。宋庆龄看到信后，心情十分兴奋，对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深厚情谊非常感谢，欣然决定北上。

当毛泽东得知宋庆龄由上海乘车来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的消息后，曾高兴地表扬了邓小平、陈毅和邓颖超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任务。

1960年陶铸和邓小平等同志在湛江市海滨公园。前排右一为杨尚昆（历史图片）

陶铸与邓小平的关系也是感人至深的。当年，陶铸坚定不移地站在刘邓一边，说“保刘邓，我是对的”，被康生等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含冤而死。粉碎“四人帮”以后，陶铸的夫人曾志和女儿陶斯亮奔走呼吁，要求为亲人平反昭雪，但四处碰壁，在两年中，几十万字的申诉材料如石沉大海。

邓小平要出山的消息使曾志心中顽强闪烁的火苗燃烧起来，像一股热流迅速发散到全身。她像丈夫生前思考问题时所喜欢的那样踱起步，然后冷静地对女儿说：“我们只有去找小平同志了，现在就去找！如果等他出山后再去找就困难了。那时他工作忙，要见也难。现在他正在西山休养，空闲多，也好见面，也好谈话。”

曾志带着女儿陶斯亮一同找上西山，见到了邓小平。

邓小平赋闲在家，儿孙绕膝，似乎已经超脱于世外，除了天伦之乐再也别无所求。曾志满怀希冀地向他陈述陶铸的情况，可是邓小平却笑眯眯地将手朝旁边一指，说：“你们听，这是最好的音乐。”

曾志和陶斯亮一怔，很快明白邓小平是指孙子孙女吵得热闹。

陶斯亮的心抽缩着打了一个寒噤：他在闪避？他对陶铸是什么态度？要不要管？肯不肯出面说一句公道话？……

曾志坚持讲完要讲的话，将陶铸的材料递上去。她的神情是那么庄重，仿佛双手托着全部希望和责任。

“哦，陶铸的。”邓小平淡淡地喃一声，或者说是随意地、不经心地，甚至是下意识地喃了这么一声，用一只手接过材料，看也没看一眼，随手放到桌子上，就那么随随便便一丢，像丢一本过了期的毫无保留价值的旧刊物！

陶斯亮的心一下子凉到底。她尽了自己的努力，几次帮助母亲重提父亲的话题。她一心想听听邓小平对父亲的看法，哪怕“唉”一声，给个无言的感情流露也好呀！

偏偏没有。邓小平既不动情也不接关于陶铸的话题。

下了西山，陶斯亮再也无法掩饰那种绝望而痛苦的心情：“他怎么这样子啊？”

曾志却露出了微笑：“耐心等等，主席说他是绵里藏针。你爸爸生前也讲过，党内如果允许拜师，他愿拜邓小平为师……”

果不其然，邓小平出山后首先办的几件大事中，就有一件是将陶铸的案子从专案组调出来，交中组部胡耀邦负责审查，并且交代了许多话，表示出少有的重视。陶铸的案子原来就是卡在专案组，邓小平把它从专案组调出来交给中组部，问题一下子迎刃而解。

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邓小平对陶铸问题亲笔作出指示：“关于陶铸同志的问题。陶铸同志，他是我们党的一位老党员，在几十年的工作中，对党和人民是有贡献的。经过复查，过去把他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平反。陶铸同志已于1969年11月30日病逝，他的骨灰应该安放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十多年间，刘伯承和邓小平曾并肩战斗，共同领导和指挥八路军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历史以自己特有的进程，把刘邓连在一起，他们之间难以放进一个顿号。

刘邓连接在一起，像一座威严的山，一座威严的太行山，一座威严的大别山，一座威严的喜马拉雅山。

我们仅从刘、邓生活方面的交往中便可见一斑。

让我们先从邓小平为刘伯承祝寿说起吧。

邓小平和刘伯承同是四川人。刘伯承诞生于1892年12月4日，比邓小平年长12岁，两人生肖都属龙。

1942年刘伯承即将迎来自己的50寿辰。

1942年，可以说是敌后各根据地斗争最艰苦、环境最恶劣的一年。为了鼓舞全体军民的抗日斗志，为表彰刘伯承领导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军民英勇抗日的伟大功绩，为提高并活跃部队的情绪，掀起一个向刘伯承学习的高潮，邓小平决定并报请中央批准，在太行山根据地组织为刘伯承祝寿的活动。

对于组织上的关怀和邓政委的深情厚谊，刘伯承深感欣慰。但他却坚决不同意举行祝寿活动，不愿宣扬自己。为此，他连自己的生日都秘而不宣。

无可奈何的办事人员实在没招了，只好去搬邓政委来劝。

邓小平听了工作人员一番叙述，笑了笑说：“我有办法让师长开口讲。”因为他最知道也最了解这位老大哥一样的师长的性格和脾气。因此，进门就说：

“师长，我看您还是讲一下子！这是党组织的决定，也是中央批准了的。

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和师长刘伯承（历史图片）

没得年谱和简历咋个庆寿嘛！这些人既然来啰，您就简要地谈谈嘛，更详细地以后可以再谈，您说好不好？”

刘伯承沉默了片刻，说道：

“既然政治委员说了，这是党的决定，那我只好无条件地服从了。不过说实在的，我的生日已经过去十几天了呀！”

一看刘伯承松了口，机智的邓小平马上接上说：

“具体日子在哪天不要紧，择日不如撞日，依我看就定在12月16日好了。”

刘伯承这回算彻底没话讲了，因为他历来是尊重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决议的模范。

1942年12月16日这一天，晴空万里，阳光和煦。太行山上锣鼓喧天，彩旗招展，军民一起，纵情高歌，到处是欢声笑语，衷心祝贺统帅兼士兵的刘伯承将军健康、长寿。一二九师师部宾客如云，函电如雪。八路军彭德怀副总司令、罗瑞卿主任、滕代远参谋长以及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和各个区党委的同志，都来到了师部，参加庆寿。

邓小平作为刘伯承亲密无间的老战友，又是这次为刘伯承祝寿活动的发起人和主持人，自然是有更多的话语要讲。为此，他撰写了热情歌颂刘伯承高尚品德及其为革命所作出的伟大贡献的长篇贺文——《庆祝刘伯承同志五十寿辰》。在文中，邓小平热情洋溢地写道：

热爱国家，热爱人民，热爱自己的党，是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优良品质。我们的伯承同志不但具备了这些品质，而且把他的全部精力献给了国家、人民和自己的党。在30年的革命生活中，他忘记了个人的生死荣辱和健康，没有一天停止过自己的工作。他常常担任着最艰苦最危险的革命工作，而每次都是排除万难，完成自己的任务。他为国家和人民的解放事业负伤达九处之多。他除了国家和人民的福利，除了为党的事业而努力，简直忘记了一切。在整个革命过程中，他树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我同伯承同志认识，是在1931年，那时我们都在江西中央苏区。后来都参加了长征。而我们共事，是在抗战以后。五年来，我们生活在一块，工作在一块。我们之间感情是很融洽的，工作关系是非常协调的。我们偶尔也有争论，但从来没有哪个固执己见，哪个意见比较对，就一致地做去。

……

伯承同志可供同志们学习的地方太多了，这些不过是其中的一枝一叶。他的模范作用，他的道德修养，他的伟大贡献，是不可能在短文中一一加以介绍的。

……

在伯承同志五十寿辰的时候，我祝福他健康，祝福我们共同努力的事业胜利！

1949年底，邓小平和刘伯承在重庆（历史图片）

原来本不愿意做寿的刘伯承，被邓小平政委和广大军民发自肺腑的热情深深打动了，不由得抚今追昔，回想起半个世纪以来自己所走过的坎坷道路，感慨万千。

他缓步地走上讲台，向大家深致谢意之后说：“我自己的一生，如果说有一点成就，那是党和毛主席的教导所给的。离开党，像我这样的人，是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的。因此，我愿在党的领导下，做毛主席的小学生，为中国人民尽力，如果我一旦死了，能在我的墓碑上题‘中国布尔什维克刘伯承之墓’12个大字，那就是我最大的光荣。”

在刘、邓心里，觉得彼此难以分开的思想感情和友谊，一直保持到他们的晚年。一位日本学者撰文写道：“据传，在‘四人帮’垮台后的1976年10月26日（邓小平还未复出），两眼均已失明、卧床不起的刘伯承向来看望他的华国锋提出要求说：我同邓小平同志一起工作50多年，我最了解他。以后我死了，希望邓小平同志主持我的追悼会，如果不行，我决不进八宝山。让儿子把尸体扔到荒草野地里好了。”如果此事属实，那么，这位同邓小平有着深厚情谊的老元帅的话，表明了他直到晚年仍然保持着“彼此难以分开”的心情。

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在北京病逝。

10月14日，邓小平率全家向老战友的遗体告别。

邓小平最先来到灵堂，向静卧在鲜花翠柏中的战友深深地鞠躬，然后久久凝视着昔日的搭档，仿佛回想起太行山的岁月、大别山的战斗，以及逐鹿中原、鏖兵淮海、渡江作战和进军大西南的往事……渐渐地，泪水模糊了他的视线。

邓小平的夫人卓琳和刘伯承的夫人抱头痛哭。邓小平的儿孙辈，能来的也都来了。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只有世交情分的家族，才享有这份崇高的礼遇。

按刘伯承生前愿望，邓小平主持了刘伯承的追悼会。

10月21日，邓小平撰写的《悼伯承》一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中说：“伯承久病，终于不治。我和他长期共事，相知甚深。他的辞世，使我至为悲痛。”“我们一起工作，是1938年在八路军一二九师，一个师长，一个政治委员，以后在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前后共事13年，两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协调。我比他小十多岁，性格爱好也不尽相同，但合作得很好。人们习惯地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同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

这篇朴实无华但却充满真情的悼文高度概括了刘、邓共事数十年间产生的深情厚谊，为刘、邓之间的友谊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邓小平请刘伯承为胖胖起名也成为佳话流传至今。

1945年10月，平汉战役前夕，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在涉县赤岸村，共同运筹、制订、部署平汉战役的作战方案。那时，刘伯承的大儿子已7岁，起名刘太行。邓小平的儿子两岁了，还没起名，因为长得胖，都叫他“胖胖”。

一天工作之余，就着落日的余晖，刘、邓两家在院子里休息聊天，在逗胖胖玩时，卓琳对邓小平说：

“咱们孩子都两岁了，总叫胖胖也不行呀！该给孩子起个名字了！”

邓小平想了想，说：“胖胖也出生在太行，我们也给他起个‘太行’，叫邓太行吧。”

“不行，不能都叫‘太行’呀！”卓琳不同意，转身对刘伯承说，“司令员，你的儿子占了我们的名字，你得给胖胖起个名！”

刘伯承笑着说：“这是政委的事情，与司令员没有关系。”

邓小平不以为然，说：“谁都知道刘、邓不分嘛！你就给起个吧！”

1945年，邓小平、卓琳和刘伯承、汪荣华两家人在河北武安县（历史图片）

既然政委要求，刘伯承就笑眯眯地答应道：“那好！”

刘伯承一边把胖胖叫到跟前，爱抚地摸着孩子的头，一边让夫人汪荣华把桌子上写的几个字拿过来，说：“我刚才写了朴实方正四个字，这孩子生得正是朴实方正，就叫‘朴方’好不好？”

邓小平和卓琳没想到刘伯承为胖胖起的名寓意这样好，听后都异口同声地说：“好！很好，就叫朴方吧！”

卓琳忙拉住胖胖说：“快，快！快谢谢伯伯。”

在一旁玩耍的刘太行看见后，马上跑上前去，按着胖胖的头向他爸爸行了个礼，引得满院子的人朗声大笑。从此，邓朴方的名字就叫开了。

后来次子出生后，邓小平以“质朴”配对，取名为质方。

……

在业余爱好方面，邓小平和刘伯承迥然而异。刘伯承闲时多是散步、聊天。不过由于他博学多闻，闲聊起来，天文地理，风土人情，古今中外，无所不侃，常有令人捧腹的笑话出口，人称“口头娱乐家”。邓小平业余活动则相当丰富，除各项运动，还常在“梅花”“方片”“黑桃”“红心”中斗法，或是在麻将城中摆方阵。尽管如此，他们却是一对密不可分的搭档。“刘、邓不可分”一直是一二九师和第二野战军老同志中流传的佳话。

但在书法方面，两个人的爱好却是相同的。

安徽桐城，是清朝以著名散文家方苞、姚鼐为代表的“桐城派”的发祥地，人文昌盛，遐迩闻名。1949年初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部暂时设在这里。首长们群策群力，为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战役积极做着准备。

在桐城中学的花园内有一个亭子，亭子里有一块由乾隆年间著名书法家梁山献书写的碑刻，故名梁碑亭。由于碑文书法刚劲挺拔，刘伯承非常喜爱，便吩咐处长魏锦国、参谋李明义和高易拓下来。几天后，为了战备工作的完美落实，邓小平风尘仆仆地赶到了桐城，和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等召开二野高级干部会议。刘伯承知道邓小平喜欢书法，立即赠给他桐城梁山献碑墨拓。

刘伯承是文武双全的儒将，书法造诣颇深，写得一手好字。当时，刘、邓首长同寝一室，每日他们黎明即起，刘伯承翻译俄文军事论著，邓小平就将他的字帖、拓本拿来细心琢磨，并临摹刘伯承那运笔遒劲的手迹。诸如“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王者之道，厚爱其民者也；王者之师，所向无敌”等，邓小平都临摹得入木三分，惟妙惟肖。

有时，工作人员前去欣赏，邓小平总是自豪地说：

“我练的是‘刘体’，这可是集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等名家之大成呀！”

经过一段认真临摹，邓小平的字很快就颇接近刘伯承的翰墨了。

刘伯承有一张1915年时的照片，但在战乱中丢失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刘伯承在重庆一位友人处又重新得到了这张珍贵的照片。1950年10月，他把这张珍贵照片赠给邓小平，并在照片背面亲笔写下如下字样：

小平同志：

1916年袁世凯称帝，发生了反袁战争。我在反袁战争中于是年阴历二月十七日在四川丰都县城脑顶受伤，右眼残废。此为前一年所照之相，历经36个年头始获之。置之左右，以博一粲。

刘伯承敬赠

邓小平十分珍惜地保存着这张照片。这张珍贵的照片，承载着两人并肩战斗、非同一般的战友情谊。

邓小平和刘伯承在战争年代结下的深厚情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得到加强和升华。在西南、在北京，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两家相邻而居，往来十分密切，成为真正的世交之家。

邓小平与陈毅都是四川人，早年都在法国勤工俭学。

他们留法回国后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29年夏天。当时陈毅去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的情况。邓小平当时任中央秘书长，在参加听取汇报时与陈毅重新见面了。之后，邓小平参加长征北上，陈毅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

1944年元旦以后，陈毅赴延安参加中共七大，顺路到达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所在地——晋冀鲁豫解放区的中心左权县麻田，在这里他又与邓小平会合了。

两位四川老乡、留法的同学、党内的战友重逢后甚为欣喜。

1948年，中原局和中原军区领导人在河南宝丰县。右起：邓小平、李达、李雪峰、张际春、刘伯承、陈毅（历史图片）

邓小平对远道而来的陈毅给予了十分热情的接待，对生活食宿作了周密细致的安排。

过了将近十天，邓小平交给陈毅一份毛泽东发来的电报：“……望动身来延，沿途请小平注意安全部署。”

邓小平专门为陈毅赶路选配了好马，再派部队护送，保证了沿途的安全，使陈毅一行顺利到达了延安。

陈毅对邓小平热情的接待和周密细致的护送安排十分感动，不久，他以雄浑笔墨创作了《过太行山书怀》诗一首。诗中写道：

黄河东走汇百川，自来表里太行山。

万年民族发祥地，抗战精华又此间。

山西在怀抱，河北置左肩。

山东收眼底，河南示鼻端。

长城大漠作后殿，提携捧负依陕甘。

更有人和胜天时，地利攻守相攸关。

创业不拔赖基地，我过太行梦魂安。

解放战争后期，邓小平和陈毅都与自己的夫人、子女团聚了，尽管他们仍旧日夜忙碌，但开始有了家庭生活的温馨。陈毅和邓小平呢，回到家里后，有时或俩人一起下围棋，或一起在花园散步，或一起陪客人进餐，显得十分融洽。两位大首长住在一个院子，在今天肯定有许多不便，可是邓、陈两家却比一家人还和睦友爱。有一天，他们忽然来了兴致，居然把各自的夫人、子女都找来合影留念，使我们今天有幸重睹当年这十分感人的一幕——

陈毅坐在正当中，大腹便便，潇洒倜傥，派头十足，张茜竟是那么年轻漂亮，头上还扎着头绳，一点儿也不像三个孩子的母亲。邓小平和卓琳也显得很年轻，英姿勃发，而几个孩子也都很小，活泼可爱……

1949年，上海解放后，邓小平和陈毅两家人合影。左二为陈毅夫人张茜，后立者为卓琳（历史图片）

这是邓、陈两家友谊的真实写照。

整个京沪杭战役胜利结束后，总前委的历史使命胜利完成。刘、陈、邓根据中央命令各司其职，陈毅留华东任华东军区司令员、上海市市长。邓小平将和刘伯承一起挥戈向大西南进军。

在上海的这段时光，也有趣事。

有一次，邓小平和上海新任市长陈毅去参加一个大型庆祝活动。他们走出办公地点的大门，在众多警卫人员的簇拥和保卫下，去街对面开会。就走这么一条不宽的街道，就这么几分钟的时间，邓小平胸前口袋中别着的一支从敌人手中缴获来的派克钢笔，就被上海的小偷偷走了。

后来邓小平一到上海就对孩子们讲起这件事。他说：“上海的小偷真厉害啊！”

邓小平在即将离开上海和陈毅一家人分手时，在小本子上工工整整地记下了陈毅的电话号码：

市长办公室：15630

家中（湖南路262号）：79649

1952年，邓小平从西南调到中央工作，任中央政务院（1954年后改称国务院）副总理。1954年，陈毅从华东调中央工作，任国务院副总理。从此，在长达12年的时间里，他们共同协助周恩来总理工作。1957年，邓小平一家搬进了中南海。在一条胡同里排列着四个四合院：一院为李富春家，二院为谭震林家，三院为邓小平家，四院为陈毅家。从此，邓小平便和陈毅毗邻而居，打开邓小平家的后窗，便是陈毅家的小前院，故而两家来往更多，友谊也与日俱增。

在这里，他们两家共同度过了一些令人难忘的好时光。当时，陈、邓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都是国务院副总理，俩人总是一起开会，一会儿是中央的会，一会儿是国务院的会，一会儿又是一组（毛泽东）那儿的会，一天到晚总是在工作，总是在开会，总是忙个不停。

邓小平的小女儿邓榕在《怀念陈伯伯》一文中曾这样写道：

我还是很小的时候，就认识陈毅伯伯了。

那是1957年，我们家搬进中南海，一条胡同里一字排列着四个四合院。一院是李伯伯（富春）和蔡妈妈，二院是谭伯伯（震林），三院是我们家，四院就是陈伯伯和张茜阿姨。

打开了我们家的后窗，就是陈伯伯家的小前院。

我和陈伯伯的小女儿珊珊同岁，于是就成了好朋友。我和珊珊一天进小学，我还记得我们两人紧紧地手拉着手，靠在门边上，不敢进教室的样子。我和珊珊一起去少年宫学钢琴，有一次上台表演四手联弹，慌张之间把琴谱都放倒了。我和珊珊一起去少年体校学游泳，一个黑黑的袁教练教我们，她学的是蛙泳，我学的是仰泳。

我们还一块儿跳皮筋、跳房、玩各种各样的游戏。

因为和珊珊是好朋友，我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天都要去陈伯伯家。

那时候我觉得，陈伯伯家真有意思呀！一进院子，有时就会听见张茜阿姨那细细的却是音调很高的叫声：“珊珊！侉子！羊子！……”他们家还有老爷爷和老奶奶，是陈伯伯的父母。那个老爷爷的胡子又白又长又扎人。珊珊带我去看过陈伯伯的元帅服，吓，真棒，全是金晃晃的大勋章！我和珊珊还趁她哥哥不在的时候，摸进他们的屋里张望一下，小侉哥哥是中国科技大学的高才生，多神气，多了不起呀！把珊珊带大的刘妈，总是在她的小屋里给我们两个人讲东讲西的，反正都是有意思的小故事。陈伯伯很忙，不是开会，就是外事活动，连饭也很少在家吃。但是如果他在家，家里就总是很热闹。因为他们家的人都是斯斯文文的，大概是张茜阿姨的遗传，而陈伯伯则是个大嗓门，他一在家，就好像家中的人口增加了一倍！

……

爸爸和陈伯伯都是四川人，四川人的通病就是嘴馋，陈伯伯尤其好吃。爸爸知道陈伯伯爱吃东南亚那种味道很怪的水果“榴梿”，于是每逢外国友人送来榴梿，爸爸定要把大半都送去给陈伯伯，而每逢此时，陈伯伯又定要约了另一个榴梿爱好者——廖公（承志），来共同品尝。有时候，爸爸得到一点好的葡萄酒，也总是送去给陈伯伯共尝。

在中南海里，吃完晚饭，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了。因为我们的功课都做完了，而如果父母有空，就会带着我们去散步。有时候爸爸妈妈带我们去李伯伯、蔡妈妈家串门，有时候就去陈伯伯家串门。有的时候他们这些大人们聚在一起，有周伯伯、有陈伯伯、有李伯伯、有爸爸，他们一聊就聊得海阔天空，一聊就聊得十分开心，还常常会听到他们开怀地哈哈大笑。至于他们说些什么，我们这些小孩不去听，也听不懂。但长辈们之间的那种亲密无间的样子，至今还历历在目。他们那种开朗的、心怀坦荡的笑声，永远在我们的耳际萦绕。

他们那一代的人，一起战斗、生活几十年，相知甚深。他们是同志，是战友，他们之间的关系，亲如兄弟，甚于兄弟，就连我们这些孩子们，也好像是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之中，没有丝毫的隔阂与障碍。

慢慢长大了，我才知道，原来，父亲和陈伯伯的交往，并非一朝一夕。他们相知，已有几十年了。

……

1967年10月，刘少奇和邓小平两家的孩子被赶出了中南海的家。在这之前，有一天，邓榕和姐姐俩人从家里往外走，当她们走至胡同中间的时候，便看见陈毅带着警卫员，刚刚看完大字报，正往回走。当时，为了“教育”这些还不理解“文化大革命”伟大意义的高级领导人，要求他们都要去看大字报“学习”。邓榕姐妹俩看见陈毅消瘦多了。原先那脸庞上的红润没有了，往日那慈祥而又动人的笑容也消失了，但他的腰板，还是挺得那样笔直，犹如傲霜凌雪的青松一般。邓榕和姐姐很久没有见过陈伯伯了，也从未见过他这样一副严肃和沉默的神情，她们正要绕道走开时，陈伯伯一眼看见了她们，脸色一变，眉头一扬，远远的几步就跨过来，叫着她俩的名字问：“都好吗？”(www.xing528.com)

自从邓小平被打倒后很少有人这样问候她们及家人了，邓榕不禁心头一酸，忍不住一股热泪就要夺眶而出。但坚强的她还是忍住了泪水，说道：“都好。”

陈毅连声说道：“好，好。”

说完，陈毅走了，缓缓地向着巷子深处走去。此后，邓榕再也没有见过陈毅。

1972年，邓小平一家在江西从广播中听到了陈毅去世的消息，十分悲痛。1973年年初随着形势的好转，邓小平夫妇带着全家回到了北京，一到北京就听说，张茜也不幸身患癌症。昔日的战友岂能相忘？邓小平夫妇带着邓榕去301医院看望张茜。当时，正好珊珊刚刚从国外学习回来，也在医院。邓小平夫妇和张茜久别重逢，真是有说不出的万千思绪在心头。张茜身穿一套过于宽大的医院病服，人已相当瘦削，颧骨显得很高，眼睛显得更大。她含泪向邓小平夫妇讲述了“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们的遭遇，讲述了他们在林彪“一号命令”以后被下放到石家庄的生活，讲述了陈毅追悼会的情形。她的双眼饱含着热泪，但泪光中闪烁的是坚毅和一股傲然之气。

这时，张茜赠给卓琳一张照片，那是她和陈毅在石家庄谪居时照的。照片上陈毅已重病在身，身体虚弱，而张茜则鬓添白发，俩人身着军服，并肩而坐，深沉地微笑着……

看着这张照片，想到邓、陈两家在上海解放时的那张合影照，卓琳不禁唏嘘不已，感叹不已。欣慰的是，邓小平和陈毅的友情已超越时空！

由于陈毅和邓小平关系极深，同时由于邓榕与陈珊珊的友谊的确不同一般，所以，在陈毅和张茜去世后，邓小平说：“别人我都不管，就管珊珊一个，我收她当个女儿！”

聂荣臻和邓小平同为四川老乡，又同为中国革命历史上两位杰出的代表人物。他们各人的经历，都是一部富于传奇色彩的光辉篇章；而由他们这一代人所共同谱写的，则是我们民族辉煌灿烂的革命史诗。他们的相识是在20世纪20年代初。

当1920年10月，邓小平和中国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一起到达巴黎时，欢迎他们的人中，有一位于一年前来法勤工俭学的四川同乡，他就是聂荣臻。从那天起，这两位四川老乡便结下了非同一般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友谊。

1922年6月，由周恩来、赵世炎等人发起组织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应运而生。不久，聂荣臻、邓小平等一批进步学生相继加入“少共”。

从此以后，聂荣臻和邓小平，由一般的同乡和同是勤工俭学学生的关系，进一步上升为革命战友之间的战斗情谊。

他们在“少共”的组织下，一同参加会议，一同进行革命活动，并先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成为职业革命家。

此后，他们又先后被党组织派到当时的革命圣地苏联学习，先后回到祖国，直接投身于中国革命的最前线。

他们参加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经历了“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此后，聂荣臻参与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邓小平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开始成为中国革命斗争中叱咤风云的人物。

在经历了风风雨雨、坎坷不平的革命历程后，1931年，他们又走到了一起，先后进入中央苏区，参加了红军反“围剿”斗争。在长征过草地前的毛儿盖，邓小平从中央秘书长上调到红一军团任宣传部部长，而红一军团的政治委员就是聂荣臻。从这时开始，直到全国抗日战争爆发，邓小平调到总政治部任副主任的两年间，邓小平和聂荣臻一直战斗在一起、工作在一起。

据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回忆说：聂荣臻曾决定把所有的牛奶都给邓小平，而邓小平就是靠着这些牛奶而起死回生的。

那是在西安事变发生前，邓小平在甘肃庆阳得了非常严重的伤寒病，昏迷不醒，什么东西也不能吃，生命十分危险。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正好此时张学良将军和共产党搞统一战线，派人送来两车慰问品，其中有一些罐装牛奶。

看到这些在当时是十分高级的食品，聂荣臻马上就想到了重病的邓小平，当即决定：所有的牛奶全给小平。

正是靠了这些牛奶，才救了邓小平的命。

1952年，邓小平全家从四川迁往北京。说来也巧，正好住在聂荣臻家的隔壁。

那是在景山的东北角上，一条小胡同里，一道不高的围墙把他们隔成两家，墙上有一个小木门，打开门，两家就成了一家。

邓小平和聂荣臻，两个四川老乡，两个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两个国务院副总理，两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两个亲如兄弟的革命老战友，住在一起，来往更加频繁了。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曾这样回忆两人及两个家庭的关系：

晚上，饭后，只要有时间，聂伯伯、张妈妈，总要和我们的父母亲一起去散步。在北海公园那湖光塔影之畔，在景山公园那苍郁翠绿之中，留下了多少他们轻松的脚步，留下了多少他们那欢快的笑声。我和我的弟弟飞飞，才上幼儿园，下学后，从来是问都不用问，开门就钻进聂伯伯家的院子，去爬假山，去钻山洞，去摘藤萝架上长满了的长豆角。

聂伯伯和张妈妈只有一个女儿——力力姐姐，家里没我们这样的小不点儿。因此，他们很喜欢我和飞飞。只要我们一去，张妈妈就又是拿糖，又是拿水果。在我们心里，从小，就把聂伯伯和张妈妈看成和我们自己的爸爸妈妈一个样儿。

1957年，我们搬家了。但是，爸爸和聂伯伯之间的亲密友谊依然如旧。爸爸常常会带着我们全家人一起去聂伯伯家吃四川小吃——豆花。爸爸说，聂伯伯家的豆花最地道。因此，我们从来也不见外，隔一个时候，就自动提出“打一次秋风”。聂伯伯家平时人少清静，我们家一去就会热闹一场，每逢此时，张妈妈总是忙东忙西，而聂伯伯却总是看着我们这乱哄哄的一大家子人，斯文而满意地微笑。

1937年，红军第一军团和十五军团的部分领导干部在陕西淳化县。右起：邓小平、徐海东、陈光、聂荣臻、程子华、杨尚昆、罗瑞卿、王首道（历史图片）

啊，那是哪一年？力力姐姐结婚了，生了一个又小又乖的小女儿，取名叫非非。在北戴河，爸爸妈妈带着我们去聂伯伯家玩，大家围着襁褓中的小非非一个劲儿地看，聂伯伯和我的父亲，两个爷爷，看着这第一个小孙辈，开心地、慈祥地笑了，笑中透露着那种当爷爷的心满意足。

聂荣臻虽晚年身患重病，但始终为党为国操劳，思虑不已。邓小平退休后，已不大外出，但时不时地还是去聂荣臻家走动一下、探望一下，凡有要事都去通报一下。

每当他们坐在一起，邓小平总是亲热地高喊“老兄”；每当他们坐在一起，话长话短，总还是离不开党、国家、人民和军队；每当他们坐在一起，半个多世纪的时光好像一下子就会浓缩变醇；每当他们坐在一起，那些历史巨变和艰苦岁月都好像顿失其色，而化为可以弹指一挥的瞬间。

1990年10月，86岁的邓小平还登门探望91岁的老兄聂荣臻。

邓小平乐观而幽默地说：“过了90岁，就是胜利。”

1991年12月29日，聂荣臻92岁大寿时，邓小平的夫人卓琳代表邓小平去向聂荣臻祝贺生日。

聂荣臻仍然念念不忘邓小平，说：“你们回去替我问小平好。”

他叫毛毛过去，拉着她的手，说：“毛毛，我还没有和你聊天呢！”

毛毛为了了解邓小平和聂荣臻的革命历程以及他们之间相濡以沫的战斗友谊，提出要求，请聂荣臻给她讲点“故事”。没想到，在病痛之中，聂荣臻居然还记得她的这个小小的请求……

邓小平和聂荣臻（右一）与来自四川的川剧演员亲切握手（历史图片）

1992年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聂荣臻让秘书先后读了三遍，没听清的地方，他都要再仔细询问一遍，边听边深有感触地说：“小平同志了不起！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中国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就因为坚持了小平同志思想。按小平同志的思想搞下去，我国的改革开放会有更大的发展。”

1992年4月，聂荣臻病重，他自知不起，说：“医生当然在想尽办法挽救，但很难挽救过来。因此趁头脑还清醒，写几句话，就叫作临终遗言吧。”

秘书赶紧取来收录机，让共和国最后一位元帅的遗言忠实地留在世间。

聂荣臻声音嘶哑，断断续续地说：

“我已经93岁了，寿命也算是很长的。我入党已70年，从未脱离过党的岗位，始终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终生。我虽然对党没作过多大的贡献，但党交给我的任务都是坚决完成的。

1987年10月25日，聂荣臻与邓小平、邓颖超在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高兴地相互握手留念（历史图片）

“我坚信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坚信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十分正确的。我非常赞同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重要讲话……”

聂荣臻的临终遗言表明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和心声，表明了对邓小平的崇敬和信赖。

在20世纪的史册里，能找出多少人具有这样的风采和光辉？只有在中国，只有在中国这片广袤丰润的沃土之上，才能孕育出聂荣臻和他的战友们这样出类拔萃的杰出人物。

邓小平和聂荣臻，70多年的革命战友，70多年亲如兄弟的浓厚友情，此种豪情，此种风采，任你抚古述今、知晓中外，又能找到几人可以与之相比！

邓小平与叶剑英的友谊，主要表现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及其以后，是患难中的真情、战斗中的友谊。邓小平被打倒，叶剑英大声疾呼：中国可以没有叶剑英，不可以没有邓小平！林彪折戟沉沙，邓小平复出，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立即向毛泽东提议：邓小平参加军委并主持工作。西沙之战，他们并肩指挥，严惩了南越侵略者。毛泽东去世，邓小平与叶剑英密议，把粉碎“四人帮”的希望寄托在叶剑英身上。

1969年10月至1970年年初，由于林彪的所谓“一号命令”，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被以战备为名“疏散”到了外地。邓小平则被“下放”到江西，住在原南昌步兵学校内。此前王震也被“下放”到了南昌。叶剑英被“下放”到长沙，受尽林彪及其追随者的刁难和折磨。

三位老一辈革命家，尽管天各一方，但却心心相印。邓小平、王震很惦念叶剑英。此时，王震尚未被限制自由，可以走动，便借故从南昌来到长沙看望叶剑英。

王震带来邓小平的问候。叶剑英一见王震的面，首先就询问邓小平的情况：

“小平同志的身体怎么样？”

“他生活起居情况如何？”

“是不是天天要去劳动？”

“家里的子女都到身边了吗？”……

当王震告诉叶剑英邓小平生活很苦时，叶剑英忙说：“你赶快回去照顾他，中国可以没有叶剑英，不可以没有邓小平！”

一句话，充分表达了叶剑英对邓小平的信任和关心。

王震陪叶剑英吃了顿饭，找来在长沙的老部下，交代要改善叶剑英的生活后，就遵照叶剑英的嘱咐匆匆返回江西去照顾邓小平。

邓小平见到王震，知道叶剑英的处境后深为不平，同时，也甚为叶帅处境忧虑。

随着林彪反党集团的覆灭，叶剑英、邓小平、王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先后陆续返京。

在“四人帮”疯狂地迫害邓小平的同时，打击矛头进一步指向了叶剑英。他们制造事端，追查“天安门反革命事件”，一直追查到叶剑英头上，说他“保护邓小平”“紧密配合了右倾翻案风”，逼他“靠边站”，妄图完全剥夺他对军队的领导权。

在“四人帮”肆虐、邓小平遭难的日子里，叶剑英还让子女们去问候，寄予安慰，沟通联系，并采取措施竭力保护他。

这时，担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难以有效地制止“四人帮”的猖狂活动，而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又遭到打击迫害和严密监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瞩目于叶剑英。叶剑英虽然被宣布“靠边”了，但他仍保留着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职务，团结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运筹决策、粉碎“四人帮”的历史重任理所当然地落到了他的肩上。

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思索，叶剑英意识到，解决“四人帮”这场斗争不是轻而易举的。这需要一个酝酿、决策乃至实施的过程。

邓小平再次被打倒，退居在家里，但他仍然时刻关注政局的发展，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担忧。

据王震回忆，一天吃过早饭，他去看望邓小平。邓小平正在院内散步。主人喜出望外，到门口迎接。他照例恭恭敬敬地鞠上一躬，问候小平同志身体健康状况和生活起居。主人关切地问了问“外边”的情况之后，打听起叶剑英来。

“叶帅那里，你最近去过吗？”

“常去。”

邓小平稍微思索一下，接着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叶帅现在常住在什么地方？他每天的起居活动是怎样安排的？身体怎么样？什么时间精神最好？……

王震一一作答，告诉邓小平，主席逝世前后这一段，叶帅从西山下来，来往于小翔凤和二号楼之间。

邓小平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王震事后知道，第二天邓小平连电话也没有打，竟单独去看望了叶剑英。他冒着极大风险，悄悄来到叶帅住地。

两位老革命家坐在元帅的书房里，悄悄地交谈着。邓小平嘱咐叶剑英，一定要多找老同志谈话，听听群众呼声。

他们对斗争形势的发展和如何解决“四人帮”问题，交换了看法。邓小平对叶剑英必能“收拾残局”抱以极大的期望。

叶剑英对邓小平的处境十分关切。那一年，邓小平因患前列腺炎等病，住进解放军301医院，叶剑英给医院领导人打招呼要安排好一切。那时虽然报纸和广播每天“批邓”、口诛笔伐不已，但叶剑英不顾一切，给医院作明确指示：“一定要治好，一定要保护好！”

叶剑英没有辜负邓小平等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期望。他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和充分的准备，配合华国锋果断地作出决策，于1976年10月6日晚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粉碎“四人帮”之后，当天夜里叶剑英回到玉泉山，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宣布处置“四人帮”的经过和商讨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的大计。会议完全赞同对“四人帮”所采取的果断行动。会议刚刚结束，叶剑英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粉碎“四人帮”的喜讯迅速透露给一直被“软禁”的邓小平和其他老同志。邓小平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喜悦。

随着“十月的胜利”，全党和全国人民渴望着中央能解决两大问题：一是请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二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可谓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粉碎“四人帮”不久，叶剑英立即考虑到请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问题。他派孩子把邓小平接来，向他传达政治局会议精神。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回忆说：“为了让父亲第三次复出，叶伯伯让他的小儿子亲自驾车，把还在软禁中的父亲偷偷接到他的住处。当时我在场，清清楚楚地记得，他们两人见面之时，万分激动，父亲长叫了一声‘老兄’，两人的手便紧紧握在一起。”

叶剑英多次向华国锋提议，赶快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恢复他原来的职务。他说：小平同志具有治党治国的全面经验，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人才。毛主席、周总理多次赞扬过他。现在，党内、军内的绝大多数同志和全国人民强烈要求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应该顺应民心，顺应潮流，尽快把小平同志请出来。

紧接着，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排除阻力，正式提出这个问题：“我建议让小平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他吧？他参加了政治局，恢复了工作，总不会跟我们挑剔吧？”后来，叶剑英干脆派人把正在生病的邓小平请到西山疗养，住在离自己住的15号楼不远的25号楼里。

在当时中央还没有作出相应的正式决议的时候，叶剑英就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凡我看的文件，都要送给小平同志，让他看，熟悉情况。”他派自己的办公室主任和机要秘书去转送文件、汇报情况。

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前，叶剑英对中央的一份文件的修改稿提了两条意见：一是“天安门事件”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对邓小平同志的评价，应把提法改变一下，为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就在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叶剑英、聂荣臻、王震等不少老同志针对邓小平出来工作和给“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提出了强烈的要求。这是全国人民的心愿。

4月10日，邓小平经过深思熟虑，给中共中央写了封信，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他明确地写道：“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5月3日，在陈云、叶剑英等一大批老同志的坚持下，中共中央转发了此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正确意见。从此，一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运动在全国逐步开展起来。

神州大地到处充满勃勃生机。

……

1977年5月14日，天晴日朗，微风和煦，叶剑英迎来了80寿辰。这一天在京的将帅们纷纷来到叶帅住地给他祝寿，庆赞他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为人民立下了新功。

第一个到来的是王震夫妇。随后到来的是余秋里、杨成武。接着聂帅夫妇来了。徐帅也来了。

人们刚刚坐定，聂帅的女儿聂力便向众人透露了一个秘密，爸爸手里有一首诗。于是聂荣臻手里的诗篇展现在寿星和众人面前：

揭竿羊城五十年，风雨齐州步履艰。

川西传讯忠心耿，京华除害一身胆。

行若吕端识大事，功成绛侯有愧颜。

八秩寿翁犹继志，旗展神州贺新天。

徐向前元帅也补来一首诗：

吕端当愧公一筹，导师评论早有定。

当年英，劲倍增，八秩犹似四十前。

射虎屠龙宿有志，二三鬼神一扫光。

千秋伟业断不坠，辅佐堪作后者镜。

叶剑英捧读老战友热情洋溢、满纸褒勉的诗句，一如往日的谦虚，连连说：“惭愧、惭愧，不敢当啊！”

众人正谈笑间，邓小平和家人也驱车赶来了，邓小平一进门就十分高兴地说：“老帅们都在这里盛会啊！我也来祝贺。”

听到邓小平的笑语，叶剑英赶忙迎上前去，高声说道：“你也是老帅嘛，是我们老帅中领班的！”

正说着，粟裕最后一个赶到。邓小平开玩笑说：“别让他进来，坐不下了！”

叶帅起身，迎他进来。

邓小平叶剑英并肩坐下以后，元帅、将军们都如同众星拱月一般，很自然地围拢过来，和家人孩子们一起来吹寿烛。

插在寿糕上的寿烛，因是叶剑英80大寿，所以只有8根。邓小平建议再插一根。众人不解其意，邓小平笑道：“这样变成9根，象征‘长久’。”

叶剑英听着老战友这衷心的祝贺，十分开心，和大家一齐吹起来，顿时满室生辉，爆发出一阵阵笑声和掌声。

入夜，“寿星”送走了战友、亲朋和同志，独自坐在写字台前，回顾走过的人生道路，喜见除掉“四人帮”后的大好景象，心如潮涌，情不自禁，他奋笔疾书，作七律一首：

八十毋劳论废兴，长征接力有来人。

导师创业垂千古，侪辈跟随愧望尘。

亿万愚公齐破立，五洲权霸共沉沦。

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

这就是后来被广为传诵的豪情满怀、脍炙人口的著名诗篇《八十书怀》。

……

叶剑英和邓小平不仅在工作上携手并进、积极配合、互相支持，也在生活上彼此关照、体贴入微、亲密无间。在广东梅县雁洋叶剑英元帅纪念馆里，有这样一张珍贵照片：邓小平和叶剑英两位老人与子女们相聚在一起，他们互相交换抱着刚刚几个月大的外孙女，笑容满面，其乐融融，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86年10月，叶剑英重病卧床，身体健康每况愈下。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非常关心他的病情，前往探望。此时，正值全国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之际，学术界有人对长征路上党中央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叶剑英及时向毛泽东报告张国焘的阴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提出了不同看法。

10月22日，叶剑英逝世后，邓小平亲笔修改审定中共中央悼词，并主持叶剑英的追悼会。由时任总书记胡耀邦宣读的悼词中，高度评价了叶剑英一生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所建立的丰功伟绩，特别是他在中国革命历史转折关头所作出的正确选择和重大贡献。

悼词对叶剑英长征途中与张国焘斗争的功绩，用精练的语言做了高度概括：

长征中，他坚决维护全党和全军的团结。当张国焘拒绝执行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并企图分裂和危害中央时，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的叶剑英同志识破了张国焘的阴谋，立即报告毛泽东同志。党中央采取正确措施，保证了红军胜利北上。毛泽东同志后来屡次称赞这是叶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刻为党为革命建立的一个大功……

邓小平和叶剑英这两位老革命家和老战友，在粉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既解决了“国难”，又加深了友情。然而，这十年的交往和友情，只不过是他们在漫长革命岁月中所结成的战斗友谊的一个延伸。他们之间经过血与火的考验而建立起来的深厚友情，用一句古诗来比喻最为恰当，这就是：“持正相倚，嶷如秋山。”

王震以英勇善战、威震敌胆而著称于世，也以铁骨铮铮、不畏权势、仗义执言而有口皆碑。

“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被错误打倒，悲愤异常的王震将军情难自抑，在撤销邓小平职务的文件上愤然写下了四个大字：人才难得。“文化大革命”结束，王震又为邓小平的再次复出奔走呼号，表现了对邓小平的无限崇敬和信赖。

1971年9月，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之后，毛泽东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林彪、江青一伙迫害的一大批老干部得到解放，恢复工作。不久，王震就回到了北京。

但是邓小平却依然留在江西。王震对被迫害的老战友及其家属子女充满感情，不顾自己的危难处境，尽一切可能提供保护，并为邓小平恢复工作而四处奔波。

林彪事件之后，邓小平一家的处境也有所好转，生活待遇也有所改善，儿女们也被允许探望父母了。1972年4月，邓小平的小女儿毛毛从陕北插队的地方来到江西探望父母，在回陕途中顺便送哥哥邓朴方到北京治病。到北京后，毛毛借住在一个同学家里。五一劳动节前的一天，一个朋友告诉她，王震要见她。

已经体会到世态炎凉的毛毛开始有点不敢相信，但对方的诚恳态度告诉她：这是真的。在朋友的引导下，毛毛来到北太平庄王震家里。王震站起身，绝没有将她当孩子看待的意思，一把握住她的手，十分热情地问：“听说你从江西来，你爸爸怎么样？”

一听这话，毛毛忍不住热泪盈眶。因为几年来，她都没有听到过这样温暖的言语了！已很少有人问起她爸爸了。王震详细地询问了邓小平及全家的情况，然后十分郑重地告诉毛毛：“告诉你爸爸，他的问题一定要解决！我要去找周总理，我也要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信。你爸爸应该出来工作！”

王震顿了顿又说：“你到北京来，我已向有关的中央领导汇报过了，现在外面很乱，我要对你在北京的安全负责。你哪儿也别去，就住在我家里。”

后来毛毛饱含深情地回忆道：

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从我成人开始，便历尽那非常时期的世态炎凉，但此时此刻，在胡子叔叔这里竟然受到如此的关怀、如此的厚待，实是令我感动万分。胡子叔叔在那种时刻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挺身出来为我父亲说话，怎能不令人敬佩之至，没齿难忘呢！胡子叔叔的这种以正义勇敢、豪情侠胆著称的品格，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回到江西把这些告诉父亲后，父亲也是十分感动的。

当得知党中央和毛泽东已经准备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后，王震十分高兴。

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发生后，邓小平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再一次受到隔离软禁。在以后一段时间里，王震一直因病住院，一是为失去他极其尊重的周总理而悲痛过度；二是为江青一伙的反动行径而怒气积心，而更主要的则是为邓小平再次被打倒而义愤至极。他悲愤，他不平，他抗议，他要喊、要叫，还骂娘！他把一些老同志找到医院，直冲冲地对他们说：“我要上山打游击去！你们敢不敢跟我去！”他问一些老将军：“你们能带多少队伍？能带多少枪？”可见他已到了何等悲愤的地步！

邓小平和王震在漓江留影（历史图片）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王震将军洒下了悲痛的泪水。毛泽东逝世后，中国向何处去？当时形势非常严峻：“四人帮”仍在祸国殃民，共和国大厦将倾，王震第一个在叶剑英、陈云等同志之间“穿梭”，商讨抓“四人帮”的方案。打倒“四人帮”之后，“文化大革命”并没有结束，“批邓”还在继续，他所期盼的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局面还没有出现。

王震非常着急，通过各种渠道，不断给邓小平传递各种消息，甚至在邓小平还没有完全被解除软禁的情况下，他就以极大的勇气，悄悄来到邓小平在西山的住地，做了长时间的密谈。同时，他又到叶剑英元帅那里，到李先念副总理那里，找各种各样的人谈话，奔走疾呼，要让邓小平尽快出来工作。

1977年3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上陈云书面发言中提出要求恢复邓小平的工作。王震在会上又直言不讳提出恢复邓小平的工作，他在发言中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嘛！……他也是同‘四人帮’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现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迫切地希望他早日出来参加中央的领导工作。”

在陈云、王震等许多老同志的强烈呼吁下，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作出了顺应民心的决定：恢复邓小平党内一切职务。

邓小平恢复领导工作后，王震极力支持邓小平的工作。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王震极力支持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并且是积极的实践者。邓小平提出办特区后，王震即带领国务院十多位部长去深圳，以当年屯边的精神，选项目、下命令。1984年年初，他又随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特区。

1991年，王震不慎摔伤骨折，卧床半年之久。1992年，王震病重，需要切开气管治疗，他不同意，医生和家人都没有办法。无奈之际，家人只好求助邓小平家。得知消息，邓小平夫人带着女儿毛毛很快去医院劝慰，说：“小平同志很关心你，问候你，让你一定要服从医生。”

王震说不出话，用颤抖的手，一笔一画，郑重地写下几个字：“尊重邓主席的命令！”

手术顺利，他奇迹般地战胜了病魔。

1993年2月，王震逝世前不久，在广东休养时，还和别的同志一起盛赞邓小平为中国改革开放设计宏伟蓝图，使国家日益强盛的丰功伟绩，对祖国前途充满了信心。

罗荣桓与邓小平在红军时期的中央苏区，都曾因拥护毛泽东而遭到打击。长征途中，俩人又一起走完了二万五千里征程。在那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俩人互相搀扶，饥饿时进行精神会餐，困顿时抽一支用树叶卷成的“香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邓小平分到一套较好的房子，他首先想到的是身体不好的罗荣桓，一句“我不去住，让罗帅去住”，透出了他的高风亮节，也透出了他对罗荣桓的关怀。

说起邓小平与罗荣桓的交往，当年一起长征的红军女战士、罗帅夫人林月琴对前来访问的邓小平的女儿毛毛讲了他们之间生动有趣的故事：“罗伯伯和你爸爸两个人，一个人一匹马，1935年长征一直在一起。那时候天天就是行军，罗伯伯这个人不爱说话，而你爸爸就经常说笑，哈哈地笑。他们这些人在一起就经常一块儿吹牛，吹牛吹什么呢？就是说什么好吃。说辣椒好吃，一说辣椒就直流口水。说回锅肉好吃，一个说四川的回锅肉好，一个说湖南的回锅肉好。反正没有吃的，就精神会餐嘛！那时候他们没有烟抽，就沿途找点破纸，找点干树叶子，拿破纸包上树叶子当烟抽。你爸爸还说：‘我是香烟厂制烟的！’过草地的时候，他们两个人还在河沟里洗澡，四川人、湖南人都爱干净。”

说到这里，林月琴深情地说：“你爸爸和罗伯伯，性格上一个主动，一个被动，他们长征时行军在一起，宿营在一起，非常合得来！”

邓小平自己也曾说：“我们是无话不谈。”

1935年年底，红军长征到了陕北后，进行了直罗镇战役，邓小平和罗荣桓在一个山头上共同“观战”。就在这时，二人突然遭到一小股敌人袭击，火力密集，子弹嗖嗖地从身旁飞过，情况相当危急。他们身上的大衣，也被敌人的子弹打了几个洞，万幸的是人没有负伤。正在危急之时，原红七军的一个连猛冲上来，解了他们的围。

邓小平拍拍身上的尘土，诙谐地说：“咱们真是一个战壕生死与共啊！”

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和罗荣桓各在一个独立战区或一个方面军担任政治委员，相互接触不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们长期住在北京，一个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一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总政治部主任，同为国家栋梁，来往自然多起来，两个家庭也产生了亲密的友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罗荣桓夫妇住在南池子18号的一座小四合院内。这时他们已经有四个孩子。罗荣桓在家办公，管理部门在院子里又加盖了秘书的办公室和车库。院子里显得很挤。住处紧靠劳动人民文化宫，每逢节假日，人声嘈杂。邓小平调到中央后不久，经常和卓琳一起去看望罗荣桓。当他发现护城河边游客游玩，划船声音较大，从劳动人民文化宫传出来的广播声很嘈杂时，便对罗荣桓说：这哪行？你是病号，干扰太大。

不久，组织上在北京东交民巷盖了四幢房子，邓小平为了照顾身体不好的罗荣桓说：“我不去住，让罗帅去住！”

罗荣桓说啥也不肯去住，邓小平就限期让罗荣桓搬了进去。

两家的友谊还表现在许多日常小事上。有一次，邓小平和卓琳去看罗荣桓，还送给他一个从苏联带回来的淋浴用的喷头。对此，在邓小平逝世一周年时，林月琴在撰写的回忆文章中说：“这种喷头现在许多家庭都有，但在当时，却是我们都没有见过的新产品，俗话说：‘礼轻情谊重。’这个小小的淋浴喷头体现的是小平同志对病中战友的一片深情。”

1955年授元帅衔时，罗荣桓请客吃饭，邓小平夫妇都去了。1963年，罗荣桓逝世时，邓小平全家十分悲痛。卓琳还让毛毛搬到罗家，陪罗荣桓的女儿一起住了几天。后来，他们两家人依然亲密，卓琳和林月琴两位老同志，还不时地相互探望。

邓小平对罗荣桓的评价是：为人朴实、诚恳厚道，在干部中很有威信。所以，邓小平对他十分尊敬。他曾说：“连罗帅这样的人，林彪都不能团结。”

邓小平还和罗荣桓一起，同林彪将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做法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73年，邓小平从江西返京后便去看望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和孩子们，并询问孩子们的工作、学习、生活的情况，关心地问他们“结婚了没有”？最后，他怀着深情对孩子们说：“要记住你们的爸爸。”

20世纪80年代初，在编写《罗荣桓传》时，传记组的同志曾委托邓榕询问邓小平和罗荣桓的交往时，邓小平言简意赅地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交了一个朋友。”

当《罗荣桓传》编写组撰写了《在战斗中成长的罗荣桓》《罗荣桓在山东》《罗荣桓传》，请邓小平题写书名时，他欣然答应，给予满足。

1992年，在罗荣桓90周年诞辰时，发行了纪念邮票。罗荣桓的孩子们希望能得到邓小平在邮票上的签名。林月琴到邓小平家，见到了已经88岁高龄的邓小平并说明来意。邓小平笑吟吟地答应，并亲笔签了一版又一版。

这也是林月琴同邓小平的最后一次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