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代表团遭突袭，邓小平真情实录

20世纪60年代的第一个夏天，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和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继苏共二十大后，再次于苏联首都莫斯科进行唇枪舌剑的斗争。

历史真是有趣，毛泽东向赫鲁晓夫介绍过邓小平，早就给赫鲁晓夫留下过“此人厉害”的深刻印象。

1957年十月革命节期问，毛泽东访问苏联。席间，毛泽东突然用庄重的口吻对赫鲁晓夫说：“我准备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了。”

“谁将接替呢？”

赫鲁晓夫问了一句，他对此并不感到意外，因为半年前伏罗希洛夫已经带回了这个信息。

“我们党里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毛泽东边说边扳动手指，如数家珍：“有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

毛泽东认真地向赫鲁晓夫介绍起来：“第一个是刘少奇。这个人在北京和保定参加了五四运动，后来到你们这里学习。1921年转入共产党，无论能力、经验还是声望，都完全具备条件了。他的长处是政治上坚定，原则性很强，弱点是灵活性不够。”

“那第二个是谁呢？”赫鲁晓夫显然对第二个人更有兴趣。

“第二个就是邓小平了。”毛泽东扳了一个指头，胸有成竹地说：“这个人不简单，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个难得的人才呢。”

“唔，是的！是的！”赫鲁晓夫自言自语地说。

1958年，赫鲁晓夫第二次访华，毛泽东去机场迎接他（历史图片）

“你和他打过交道的。”毛泽东点了一句。

“是呀！”赫鲁晓夫又点了点头，说，“我也感到这个人很厉害啊。”

毛泽东一听，笑了，笑得很自信很自豪。因为他了解在1956年处理匈牙利事件中，赫鲁晓夫与邓小平打过交道，领教过邓小平的能力。

毛泽东又补充了一句，意味深长地对赫鲁晓夫说：“希望你们今后把他们像对我一样来接待。”

1960年的夏天，中苏之间的分歧与争论已公开化了。经过1958年和1959年的两次来华，赫鲁晓夫终于明白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是绝不会跟着他的指挥棒转动的。他们开始把两党之间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停止建设项目，使中国蒙受了经济上的巨大损失。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反而更加坚定地奉行着自己独立自主的方针，与之坚决斗争。

6月21日，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上，以赫鲁晓夫为团长的苏共代表团突然向各兄弟党代表团散发了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一份“通知”，对中共代表团发起了突然的袭击。

这份通知称：“列宁主义若干原则已经过时了”，同时对中共代表团大加指责，指责“中国共产党是教条主义……”

这次会议本来是为9月将在莫斯科召开的全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会议做准备的，但苏共的举动给即将召开的莫斯科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会议蒙上了一层阴影，也预示着中共代表将会在莫斯科9月的会议上面临一场更严峻的风浪。

布加勒斯特会议后，中共中央认真地研究了国际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并与苏共中央多次信件往来，还广泛听取了其他兄弟党的意见，最后同意由26国党的起草委员会9月先在莫斯科共同协商，起草一个会议文件，然后再来召开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

赴苏参加26国党的起草委员会，这副担子的压力是不轻的，要在当时复杂的国际政治背景下既坚定又灵活地执行中国共产党人的正确主张，非得挑选一位智勇双全的帅才不可。

在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来“挂这个帅”，得到了中央的一致赞同。

8月下旬的一天，56岁的邓小平来到了钓鱼台，他看望了正在这里进行紧张准备工作的代表团全体成员，再次逐件落实了出发前的各项事情。

看着自己的团长那种认真的劲头，有同志笑着对他说：“小平同志，你对毛主席讲，要他放心，那我们也对您讲，请您也放心。”

邓小平点点头，笑了，说：“要得！只要能叫大家都放心就是好事情嘛。”看着人全到齐了，于是开始了他临行前的动员讲话：“同志们，我们这次参加26国党的起草委员会担子不轻，意义重大。我们要从世界大局出发，要维护国际共运的团结，要维护中苏之间的团结，这是我们的前提……”

大家都在认真地听着、记着。

邓小平接着有力地挥着手势，进一步说：“但是，我们在原则问题上绝不能让步！一定要把主要的问题实质和分歧阐明，表明中国共产党人的观点。要反对赫鲁晓夫将苏共一家的观点强加于人的错误做法。总之，要争取有理、有利、有节，让兄弟党的同志了解我们的看法和观点。”

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后，受到的接待是高规格的，这大概是赫鲁晓夫记住了毛泽东在三年前与他谈到邓小平时说的“希望你们今后把他像对我一样的来接待”那句话。

莫斯科列宁山的苏共中央别墅是专门接待苏共领导人和外国最高级别代表团用的，邓小平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就下榻在这里。

苏共中央安排的这次接待是细致精心的、高规格的，服务人员一律经过认真挑选，接待工作十分热情友好。为了保证邓小平和中国代表团的绝对安全，整个列宁山布下了几道警戒线，别墅周围一天24小时都有苏方配备的专门警卫人员在执勤。一次，我方人员由于没有事先与苏方打招呼独自驱车去中国大使馆办事，顿时整个列宁山别墅都惊动了，保卫人员和工作人员又打电话又四下查寻，唯恐中国代表团出了问题。事后，他们对中方说：“邓小平总书记是我们中央请来的主宾，中央对我们有命令，我们要用头来保证他的安全。保卫工作一旦跟不上，我们要负政治责任的。”

邓小平的活动与中国代表团主要的工作地点都是在我方驻苏大使馆内开展，我方每天去使馆工作，苏方都要派专门的警车为我方开路护送，可谓是天天浩浩荡荡，享受着元首级的国宾待遇。

在邓小平还没有到达莫斯科之前，赫鲁晓夫就在克里姆林宫里主持了好几次会议，与苏联的最高层领导研究与邓小平谈话的内容。

会上，赫鲁晓夫不止一次地站起身来说：“我要亲自与邓小平谈，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不过我不会怕他的。他是总书记，我还是第一书记嘛……”

邓小平和赫鲁晓夫的正面交锋，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一到莫斯科的当天，就开始了。

交锋，从欢迎国宴上拉开了序幕。

苏共中央为中共代表团举行的第一次欢迎宴会安排在叶卡捷琳娜大厅。当晚，大厅内一派灯火辉煌，偌大的水晶吊灯透射出明亮的光线，把镶着大理石的地面照得反光耀眼。

在俄罗斯音乐的旋律和热烈的掌声中，邓小平和代表团的同志们走进了叶卡捷琳娜大厅。他步伐稳健，神态自若地与等候在大厅前的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一一握手，脸上微微带着笑容，神态中充满了自信和坦荡。

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全体成员都参加了这次欢迎宴会。他们依次而立，神情各异，但大都保持着一种严肃的表情，当邓小平与他们一一握手时，他们只是礼节性地笑了一下，随即又恢复了严肃的神态。

赫鲁晓夫陪着邓小平一起来到主宾席前就座，记者们纷纷围上前去拍照。面对众多不停闪亮的照相机镜头，邓小平显得从容大度、坦坦荡荡，而赫鲁晓夫却始终保持着一种令人捉摸不透的微笑。

几次敬酒刚刚过去，赫鲁晓夫就开始了他的挑战：“邓小平同志，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那个霍查老爱自搞一套，弄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是不团结，中国应该有个态度才对。”

他的这席话很显然是从阿尔巴尼亚入手，影射攻击中国共产党。

邓小平放下酒杯，直率但又诚恳地对赫鲁晓夫说：“赫鲁晓夫同志，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个小党，但他们能够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你应该好好地尊重人家才对，不应该随便向他们施加压力。”

“可他们总和我们过不去。”

“在这一点上我们中国共产党与你们有不同的看法。”

“这不仅仅是苏共和中共之间的分歧问题呀！”赫鲁晓夫脖子红了，声音也大了，“他们拿了我们的金子和粮食，可是反过来还骂我们，说我们是想控制他们，也太不像话了。”

“赫鲁晓夫同志，”邓小平语调不高，“我们一向认为援助是为了实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义务，而不是为了干涉和控制别人。再说你援助了人家，人家也援助过你嘛！”

“这——”赫鲁晓夫一下子语塞了，涨红着脸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邓小平的这些话打中了他的要害。正是在他的旨意下，苏联刚刚单方面背信弃义地全面撕毁了对中国的援助合同，撤走了专家，中断了几百个正在建设中的大型项目，这种国际交往上罕见的不守信用，已经严重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赫鲁晓夫不再谈援助了，不再谈阿尔巴尼亚的事了，他直接把矛头对准了面前的客人发难。

“邓小平同志，你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在斯大林的问题上态度那么前后不一致呢？”赫鲁晓夫的粗暴性格现在又展现出来了。

邓小平显然不买他的账，很干脆地回答说：“不对！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

“不！你们开始赞成我们，后来却又在反对我们。”

“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这个原则问题是要说清楚的哟。反对搞个人迷信我们过去赞成，现在赞成。在我们党的八大上，对这个问题早有明确态度，刘少奇同志向你们的尤金大使讲明了我们党的态度，你问问米高扬同志，他到北京来时，我们对他讲过没有？”

邓小平随即把目光落在一旁的米高扬身上，这位苏联领导人有些不自然地与赫鲁晓夫对视了一眼，忙调开了目光，端起杯子给别人敬酒去了。

赫鲁晓夫气得用手拍打了一下桌子：“对斯大林的问题，我们是不能让步的，他是犯下了罪的……”

“不应这样一概而论！赫鲁晓夫同志，我们赞成反对搞个人迷信。斯大林的功绩和错误怎样看待，这不仅关系苏联国内，也关系到整个国际共运。斯大林的错误当然要批评，但成绩也一定要肯定，我们反对的是全盘否定。”

“你知不知道？我们苏共比任何人对个人迷信的体会都更深切，我们受害也最深。”

“个人迷信要批判，但对斯大林不能全盘否定。尤其不允许借反对个人迷信来攻击其他的兄弟党。”

邓小平毫不含糊，把气势汹汹的赫鲁晓夫弄得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了。

大厅里乐曲声还在回荡，宴会进行到一半时间了。赫鲁晓夫用指头轻轻弹了弹酒杯，突然他的思维又跳到了另一个问题上，他脖子一直，说道：“你知道的。高岗是我们的一位好朋友，可你们中央却清除了他，这就是对我们的不友好。但高岗仍然是我们的朋友。”

“这可是你说的啊！”邓小平的语调一下子变得严厉起来，他抓住赫鲁晓夫这句话里的轻率和不负责任，庄重地说：“今天我们都要把你的这个讲话记录在案的。”

赫鲁晓夫旁边的苏共中央几位领导都不约而同地投来一种极不自然的目光。但这位说话往往不计后果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话锋一转，思维又跳到了另外的一边了……

“邓小平同志，你们不是喜欢莫洛托夫吗？你们把他拿去好了，我们把他给你们。但高岗是我们的朋友。”

“赫鲁晓夫同志，你怎么可以讲出这样的话来呢？”

“你们喜欢的人，我们就给你们，这难道不好吗？”

“荒唐！简直是无稽之谈。”邓小平觉得没必要多谈下去了。

可赫鲁晓夫似乎还觉得语犹未尽，当他还想同邓小平纠缠不休的时候，几位苏共领导人也认为实在太失脸面，忙纷纷站起身端着酒杯上前来为他们的第一书记找台阶下。一阵碰杯和寒暄之后，赫鲁晓夫才把话题转向了别的事件上……

两天后，苏共中央再次举行欢迎宴会，这次是为迎接26国兄弟党的代表团来莫斯科赴会。

在辉煌的大厅内不断响起阵阵的碰杯声中，赫鲁晓夫借敬酒的时机，向中共代表团的康生发起了攻击。

“现在我们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许多看法上，与中国同志有分歧。根据中国发表的《列宁主义万岁》这篇文章来看，我们说，中国有许多错误的观点。”赫鲁晓夫说到这儿，用眼角瞟了邓小平一眼，见邓小平似乎很坦然地在听着，他便继续对康生说：“听说这些文章都是出自你的手笔。”

康生刚要说什么，只见邓小平不紧不慢地端着杯子走过来，对赫鲁晓夫说：“赫鲁晓夫同志，关于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看法，是当前各国兄弟党都面临的重要问题。各党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不能以你画线。”

“这种观点我不能接受。”赫鲁晓夫显然又冲动起来了，“你们说社会主义阵营要以苏联为首，但我方提出的意见，你们并不接受。”

“可我们也从没有强迫要求你们接受我们的观点呀！”

“邓小平同志，苏美戴维营会谈你们就唱了反调。”

“我们是唱了反调！”康生冷冷地接过话来说，“没有中国参加签字，你们签字的任何条约对中国都没有约束力的。”

“为首为首，我们为首不是只能出面召集一下会议，这样的为首我们不当了——”赫鲁晓夫脖子又涨红了起来。

“为首也不是老子党，可以随便发号施令，任意规定别的党怎么做。”邓小平显得沉着镇定，与赫鲁晓夫的激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听着主宾席上中苏两党的领导这番唇枪舌剑，在座的各国代表神情各异，没有一人插话，大概他们谁也没想到赫鲁晓夫会在今天这样的场合公开向中共宣战……

赫鲁晓夫放下酒杯，用手巾揩揩嘴角，避开了邓小平那犀利的目光，转开起身端起了一杯白兰地，大声说道：“算了算了，不争了，还是让我们互祝身体健康吧。干杯——”

“干杯——”

1960年9月在莫斯科，26国党的起草委员会上，中苏两党代表团的成员经常针锋相对，激烈争论，气氛是相当紧张的。

但在紧张激烈的交锋中，邓小平始终是泰然自若，举重若轻。他只要一走出会议室，便谈笑风生。代表团成员在大使馆里吃饭，也常常是笑语不断，轻松活泼。

苏斯洛夫是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瘦高个子，架一副眼镜，喜欢戴一顶圆形列宁帽。说话比较稳重，很注意逻辑性。

在一次会议中，苏斯洛夫对邓小平说：“苏联专家在中国已经很难开展工作，你们的气氛，使他们无法工作。”他用左手拇指触触眼镜框的下沿，瞥一眼邓小平，再继续盯住自己的两只手，不紧不慢地说，“比如你们的大跃进，搞什么拔白旗。重庆发电厂的苏联专家也被你们送来了一面白旗。可见你们对我们的专家的态度已使得他们无法工作。撤走专家的责任并不在我们，恰恰是你们的做法造成的……”

当时，会议发言一般都是按顺序进行，你讲一段，我讲一段。中共代表团一般都是后发言。当苏斯洛夫说出这番话后，在场的多数中方人员不由得一愣。邓小平却十分沉着。他暗示中方翻译李越然立即给国内挂电话，对上述情况进行核实。然后，他有礼貌地继续听苏斯洛夫的发言。

当李越然赶来把向国内核实的情况悄悄地做了详细汇报后，邓小平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

轮到邓小平发言了。他双臂放在桌面上，左手指头夹着的香烟还在悠然地冒着白烟，目光在各国党的代表的身上缓缓掠过。

“苏斯洛夫同志讲我们给苏联专家送了白旗，所以苏联才撤走了专家。我们核实了。确实送了一面‘白旗’。是用白色锦缎做底，镶有金边，上面精心绣了八个红字：真诚友谊，无私援助。”说到这里，邓小平停顿了一下，嘴角露出一丝浅笑。同时，他又一次将目光缓缓掠过表情各异的各国党的代表们，最后，目光停留在苏斯洛夫身上，笑容也消失了。

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苏斯洛夫（1902—1982年），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杰出的活动家（历史图片）

苏斯洛夫听完邓小平这番话，刚才的沉稳和自信一扫而光。他头也不抬，只把眉毛做遗憾状地耸了耸，两手交替搓着有些不自在。

“可见，苏斯洛夫同志，”邓小平的声音比刚才更为低沉缓慢，因而也显得更有分量，“你掌握的情况与事实有何等大的距离！”

苏斯洛夫此时的表情十分尴尬。他喃喃地说：“这种枝节问题不值得纠缠。”

“那么，到底为了什么撤走专家呢？你们撤专家，我们一再挽留，因为涉及我国各重要经济部门。你们片面撕毁合同到底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邓小平的双眼射出锐利的光芒，苏斯洛夫无言以对，因为就在两个多月前的7月16日，苏联政府撕毁了同中国政府签订的几百个合同，并通知中国政府，自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的苏联专家，并且终止全部图纸、计划和资料，停止供应中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的关键部件的供应，使中国250多个大中型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建设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这种做法且不论在道义上和政治上应当承担何种责任，就是从国际法上讲也是不允许的。苏斯洛夫深知此举会影响苏联在国际上的声誉，因此，为了替苏联方面开脱，他在这次谈判一开始便举出了给苏联专家送“白旗”的例子，想先发制人，以挽回苏联的声誉，没想到被邓小平抓住了把柄，使苏方陷入极为被动的境地。

有一天，在激烈的争论之后，中共代表团成员回到大使馆的饭厅吃饭，大家一时话不多。这时，邓小平忽然招呼刘晓大使的夫人张毅，笑着问：“张毅啊，你是江西人，你知道‘兔子吃鸡’这个掌故吗？”

“什么，兔子吃鸡？兔——子？”张毅以为听错了。

“对，兔子吃鸡。”

“哎呀，小平同志，我只听说过黄鼠狼吃鸡，可从来还没听说过兔子会吃鸡。”张毅欲忍住笑却又忍不住，鼓着嘴巴摇头，“而且还有什么掌故？”

“当然有掌故，此事发生在30年代。”邓小平含笑望望大家。大家不由得也都急切地望着他，等着听下文。

“你们谁知道？不知道我就告诉你们，这事出在陆定一身上……”

“是在延安吗？”有人问。

“是在延安。但不是在延安养兔子，是有一次在延安做报告，谈到托洛茨基什么什么的，他那个无锡话就糟了。说来说去总是‘兔子吃鸡’。我们有些同志听完报告，总是不相信兔子吃鸡，就像张毅现在一样，边出会场边四处打问：‘兔子吃鸡’怎么回事？没听说过兔子还会吃鸡呀……”

饭厅里早已笑成一片，会议争论时留下的紧张气氛被笑声一扫而光，大家的胃口立刻好起来。

那时，许多兄弟党的代表在会议上都是用俄语发言，并且是看着苏方的眼色行事，在发言中谴责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指责中国共产党。这其中就有一位伊拉克共产党的代表巴格达什。但这位代表俄语讲得蹩脚，学着苏联的腔调指责中国共产党时，常常洋相百出，人们听过他的话后总是忍俊不禁。

一天到了吃饭时，邓小平知道翻译李越然善于模仿别人讲话，过去就曾模仿过薄一波讲话，于是提议：“小李，你给大家出个洋相，学学巴格达什讲话。”

于是，李越然便模仿巴格达什的腔调和表情即席表演，引得哄堂大笑。

在26国党的起草委员会开会期间，中共代表团的成员都感到，尽管会上的争论紧张激烈，但会后，尤其是大家在一起吃饭时，邓小平非常善于调节紧张的气氛，往往他的一个笑语、一句玩笑，就会使大家从紧张的情绪中解脱出来。会议期间，大家的生活有张有弛，工作效率也很高，从而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晚秋的东京，是红叶绚烂的时节。

1978年10月22日，一架尾翼上有红色五角星徽记的中国专机在东京羽田机场徐徐降落。

舷梯停靠后，早已等候在机场的日本外相园田直突然改变原定在舷梯下迎接来宾的计划，以礼宾官员猝不及防的速度急步奔入了机舱。

享受这一破格欢迎的贵宾，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及夫人卓琳。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对日本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仪式。

10月的东京，正是秋高气爽、枫叶流丹的季节，坐落在市区中心的赤坂迎宾馆附近的街道两旁，悬挂着中日两国国旗。

在机舱内，邓小平没等园田直开口，就满面笑容地握着他的手说：“我还是来了嘛！”园田直也致“欢迎辞”说：“您给我们带来了难得的艳阳天。”

园田直这话是故意说的。8月8日，园田直为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飞抵北京时，正逢这里久旱之后一场瓢泼大雨，前来迎接的黄华外长一语双关地对他说：“你给我们带了雨来，太感谢了。”邓小平笑了，跟着园田直步出舱门。邓小平同前来迎接的有关人员一一握手，然后在园田直和日本驻华大使佐藤正二的陪同下，乘车前往赤坂迎宾馆。

到达迎宾馆后，邓小平流露出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这里好比是缩小的法国凡尔赛宫嘛！”赤坂迎宾馆本是天皇的离宫，1968年到1974年照巴黎凡尔赛宫的模式，改建为富丽堂皇的国宾馆，专门接待来访的各国元首或政府首脑。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1972年9月访问中国谈判日中邦交正常化时曾经表示，待这一国宾馆改建后，希望周恩来总理能够成为这里的第一位客人。周恩来表示，只要中日之间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他一定去日本访问。

1978年10月，邓小平应邀访问日本，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图为邓小平抵达东京时，在日本首相福田赳夫的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历史图片）

然而，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从1974年年底就已开始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直到1978年才有最后的结果。1978年8月12日，中国外长黄华和日本外相园田直终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生效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邓小平作为第一位中国国家领导人来日本访问，实现了周恩来的遗愿。

23日上午，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在国宾馆举行盛大仪式，欢迎邓小平一行。迎宾馆前的庭院里，百花争艳，秋色迷人。

9点半，邓小平和夫人在佐藤的陪同下来到了正面门厅。身穿深灰色中山服的邓小平神采奕奕，丝毫看不出有旅行的疲劳。

这天，东京的天空阴沉沉的，时而从云隙中透出微弱的阳光。但欢迎仪式结束时，天空顿时晴朗，秋天的阳光洒满大地。天气的这种变化，使双方人士都非常高兴，认为这是中日友好前景光明的象征。

10点左右，邓小平在安倍官房长官的引导下，前往首相官邸，对福田首相作礼节性拜访。

福田先生在一楼的吸烟室接待了邓小平。

“昨晚休息得好吗？”福田开口问。

“因为没有时差，休息得好。谢谢。”

两人随即肩并肩地来到二楼首相办公室，进行了大约30分钟的恳谈。

稍事寒暄，邓小平便从容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熊猫”牌香烟，按中国的礼节递给在座的每人一支。这样一来，气氛立即变得轻松起来。

邓小平首先对日本的邀请表示感谢。他说：“多年来一直希望访问东京，这一天终于到来了。早就想认识福田首相，这个愿望实现了，我感到高兴。”

接着，两人谈到了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经历、波折和困难。

当福田表示自己只了解战争前的中国，希望有一天能得到访华的机会时，邓小平掐灭烟头，侧一下身子，回答说：我感觉不到这是第一次会见福田首相。听说日本把坦率的会见叫作“披浴巾”。我愿意代表中国政府以及中国人民，邀请福田首相去中国。任何方便的时候，都欢迎。对此，福田表示“一定要访问中国”。

恳谈中，福田在谈到中国的汉字简化时不无得意地说：“我的名字中的‘赳’字就是取自《诗经》。”邓小平紧接着说：“省略那么多，我也不明白。”随即同在座的人一起大笑起来。

10点半，在首相官邸一楼大厅举行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换文仪式。

这时，福田率先举起斟满了香槟酒的酒杯，表示祝贺。

邓小平也马上推开座椅，举杯走到右边的福田面前，说：“为天皇陛下，为福田首相阁下、为日本朋友们的健康干杯。”

在场的日方人员听到邓小平对天皇的祝愿个个笑逐颜开。

接着，邓小平放下酒杯，再次走到福田跟前同他拥抱。福田近来虽是在人面前自称“外交家”，但显然对共产党国家领导人的这一举动缺乏思想准备，因此表现得有些慌乱，姿势也颇为僵硬。站在一旁同黄华握手的园田大概正在为首相的形象担心，他更没料到邓小平会随即过来同自己拥抱，结果，由于一时反应不过来，弄得十分狼狈。

由于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已在上午结束，所以晚宴始终是在无拘无束的气氛中进行。鉴于邓小平等中国客人都穿着整齐的中山装，包括福田首相在内的日方出席者只得穿着在正式晚宴中很少穿的西服便装。在两国人民喜爱的歌曲《樱花樱花》和《洪湖水浪打浪》的乐曲伴奏声中，吃的是“黄油炸鲅鱼”等纯法国式饭菜，到处谈笑风生，充满着亲切友好的气氛。

1978年10月23日晚，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在首相官邸举行宴会，欢迎邓小平一行（历史图片）

在日本访问期间，邓小平还前往皇宫，在正殿行厅拜会了天皇夫妇。这是中国领导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次会见天皇，因此日方人士对这次会见颇为提心吊胆，生怕邓小平会代表全中国人民当面追究天皇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的责任。

然而，会见出乎意料的愉快和轻松。

1978年10月23日中午，身穿西服的裕仁天皇首先伸出手去同邓小平及其夫人握手，说：“热烈欢迎，能够见到你们，很高兴。”

邓小平接过话头，微笑着说：“感谢贵国的邀请。”

随后，天皇把皇后向中国客人作了介绍。天皇和邓小平相对而坐，皇后与卓琳并肩坐在一张沙发上。

天皇首先开口说：“你在百忙中不辞远道到日本来，尤其是《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了，还交换了批准书，我非常高兴。”

邓小平回答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可能具有出乎我们预料的深远意义。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我们今后要积极向前看，从各个方面建立和发展两国的和平友好关系。”

1978年10月23日，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在日本皇宫与裕仁天皇和皇后良子会见（历史图片）

天皇可能从邓小平这诚恳坦率的话语中受到了触动，他松了口气，话也开始多了起来。

“在两国悠久的历史中，虽然其间一度发生过不幸的事情，但正如您所说，那已成为过去。两国之间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这实在是件好事情。今后，两国要永远和平友好下去。”

这话是天皇离开讲稿所作的“临场发挥”。通常，天皇会见外宾时，日本外务省都要同宫内厅商拟一个简单的讲话提纲，以防初次见面讲话错误而造成失礼。在天皇访问联邦德国和美国时，外务省和宫内厅拟就的讲稿中有对战争感到痛心的话。这次接待邓小平来访，讲稿中虽然没有写有关战争责任的话，但对每一个有良知的日本人来讲，战争责任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就中日关系而言，天皇的脑海里一直萦绕着战争责任问题，因此才有可能在邓小平的触动之下，一气讲出原稿上没有提纲上也没有的心里话来。共同社说：“陛下在首次会见中国最高领导人时使用‘不幸的事情’这一措辞，是从天皇的战争责任这个角度，间接向中国人民表明谢罪之意。”

邓小平点点头：“一点不错，我赞成。”

“您身体很好啊。”

“我74岁，听说陛下比我稍大一点，身体却很好。这最要紧。”

皇后插话说：“北京很美吧？”

“北京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现在正在加紧进行改造。”

“东京也有公害问题。”天皇说。

“看天空，好像在逐渐好起来嘛。北京可差远了。”

尔后，两人又从城市问题谈及植物和历史，越谈越热烈。

会见结束时，天皇和皇后把一张署名的照片和一对银花瓶赠送给邓小平和夫人，中方回赠了一幅画着驴子的水墨画卷和彩色的刺绣屏风。

午餐会是在皇宫内的丰明殿举行的。这里的装饰和布置富丽堂皇，32只冕形灯发射出朵朵“彩云”，乍一看去，恍若仙境。

大概是考虑到邓小平曾留学法国，宴会上的菜全是宫内厅大膳科最拿手的法国菜。为了适合中国人的口味，还在汤里加了燕窝。日方还打听到中国人爱吃鸡肉，因此宴会上的肉全是味道鲜美、特色各异的鸡肉。这些都表明，皇宫为了准备这次宴会是作了周密思考的。

宴会桌上，摆设了紫红和黄色菊花、粉红色小菊花和白兰花。饭桌两边，各放了一只插满了满天星、白菊、黄菊和百合的大花瓶。

在宫内雅乐和《越天乐》《五棠乐急》等轻快优美的乐曲声中，邓小平和天皇、皇太子及福田等人频频举杯，互祝健康。当邓小平说要“子子孙孙、世世代代友好”时，天皇马上接过话头说：“日中两国建立起这样的友好关系，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要永远继续下去。”后来，据一位侍从说，他是第一次看到天皇陛下心情这样愉快。福田首相也非常高兴，他见天皇和邓小平的历史性会面结束得这样圆满，心里像一块石头落了地。他从皇宫一回到官邸，就喜不自禁地自语道：“气氛非常愉快，陛下的心情似乎也很好。”甚至当记者团说“据说邓副总理比你大一岁”时，福田也没有像平时那样对自己非常忌讳的年龄问题表示抵触情绪，只是轻快地说：“不，邓副总理年轻。我是（明治）38年，邓副总理是明治37年。”

福田对邓小平连日来显示出的充沛精力表示了浓厚的兴趣，他曾多次感叹地对邓小平说：“您真是一位超人，一点倦色都没有。”邓小平笑着说：“我多次说过，高兴时不觉得疲倦。我不是什么超人，只是一个兵。”

邓小平在访日期间，曾于10月24日上午前往日本国会议长接待室，对众议院议长保利茂和参议院议长安井谦进行礼节性拜访。

会见时，保利茂说：“我迎接阁下一行，深切感到，日中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不只是空喊，而是具有实际内容的。”安井谦说：“过去的日中关系未必都是幸福的。但是，日本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为转机悔过自新，作为和平国家投入了新的建设。作为最后的总结，缔结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对此，邓小平说：“对于两位议长的热情讲话表示感谢。”并说：“诸位都是老朋友，彼此都是老相识。今天的好天气象征着两国之间的未来。”

在这里，邓小平还会见了日本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新自由俱乐部、社会民主联盟和共产党等六个在野党领导人，并进行了约15分钟的恳谈。

邓小平对新自由俱乐部的代表河野洋平亲切地说：“你还记得我们在北京见面时说的话吗？为了中日友好，需要太平洋的稳定，所以，我牢牢地记住了你的名字（洋平）。”他还说：“请永远不要改你的名字。”见河野有些诧异，邓小平又解释说：“太平‘洋’和‘平’是我最大的希望。”这话使河野恍然大悟，终于明白了邓小平的意思。原来，河野去年秋天访华时，邓小平就十分风趣地把他的名字“洋平”分解和引申过。河野对邓小平在百忙之中还能记起去年同自己会见的事大为感动，对这位中国领导人掌握人心的本领钦佩不已。他事后对记者说：“还是高级领导人善于掌握人心。”恳谈中，邓小平大概想起了徐福奉秦始皇之命东渡日本寻求长生不老药的故事，便轻松地把话题一转：“听说日本有长生不老药，这次访问的目的是：第一，交换批准书；第二，对日本的老朋友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第三，寻找长生不老药。”他话音一落，议长室里就爆发出哄堂大笑。之后，他又愉快地补充说：“也就是寻求日本丰富的经验而来的。”

邓小平的话诱发了各党领导人的幽默感。一时间，议长室里谈的尽是“关于药的话题”。

公明党的竹入委员长说：“（长生不老的）最好的药不就是《日中条约》吗？”

民社党的佐佐木委员长接过话头：“日本正处于药物公害，最近对中国的中草药评价很好。”

对此，邓小平又说：“由于山区都在进行开发，草药也不大容易弄到了。所以，最近在进行人工栽培。”

恳谈结束后，保利茂和安井谦在众议院议长公邸庭院举行盛大的室外酒会，热烈欢迎邓小平和夫人卓琳。

当邓小平和夫人一行在保利议长、安井议长等陪同下步入翠绿如茵的庭院时，300多名日本国会议员长时间鼓掌，表示热烈欢迎。

在席间，保利议长代表众参两院致辞，对邓小平访问日本，表示由衷的欢迎。他说：“这次邓小平阁下一行的访问，是揭开两国新时代序幕的第一步。”

邓小平在祝酒时，首先向日本国会和日本人民转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叶剑英委员长和中国人民的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并对日本国会众参两院，对日本各地方议院，对日本朝野的大多数政党、政治家和由众参两院的许多朋友组成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为促进早日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为发展两国睦邻友好的关系和中日友好事业，做出的巨大努力和宝贵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同时，邓小平强调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了，但是，我们的任务并没有因此而告终，我们要做的事情还很多，任重道远。在座的各位都是日本的政治家，肩负着日本国民的重托。我们愿意同各位一起，再接再厉，为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各项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和各方面的交流，为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而共同努力。”

祝酒一结束，邓小平就拿着香槟酒走到草坪上，说是要“和保利议长一起走走”。于是，各位议员都陆续跑过来，一片“祝贺”“欢迎”之声。保利茂介绍说：“这些议员都为国会通过《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做出过努力，他们都是中国的好朋友。”邓小平说：“看见这么多的朋友，非常高兴。”保利茂还介绍不久将同他一起访华的议员同邓小平见面。邓小平高兴地说：“欢迎！欢迎！”

当有人同邓小平谈到河野洋平3月访华时脱离自民党而结成新党一事时，河野笑着搭话说：“已经停止改名字了。”邓小平接过话头说：“不，不，这是个挺好的名字。”这时，河野开了个玩笑，说：“日中之间已经不存在令人担心的事情了。今后就是熊猫产仔的问题了。”公民党的女议员渡部通子说：“中国说妇女顶半边天，是不是？”她丈夫站在旁边，立刻接过去说：“在我们家里，老婆占60%。”邓小平当即笑着对他俩说：“也就是说已经成家了？”

这样欢欢喜喜地交谈了大约10分钟后，邓小平在议员们的鼓掌欢送下，挥手告别。目睹了这一动人情景后，福田首相和园田外相笑着说：“今天是老邓唱主角。”

在访问日本国会之前，邓小平在24日上午曾专程拜访了前首相田中角荣和时任自民党干事长大平正芳这两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田中角荣在1972年7月出任日本首相，1974年11月因被指控接受美国洛克希德飞机公司的巨额佣金而被迫辞职。任职期间，他同外相大平正芳一起，积极推动并实现了日中邦交正常化，为两国的和平友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上午9点17分，邓小平在廖承志、黄华、韩念龙和符浩陪同下，乘车来到了东京目白台的田中私邸。

这天，在田中私邸周围的大街小巷，日本警视厅出动了大约8000名警察执勤，特别是在面对目白街的田中私邸正门附近，每隔五米就站着一名警察，形成了一道森严的安全防线。

从清晨起，田中就不断在门口出出进进，心神不定，生怕错过了在大门口迎接邓小平的机会。日本国会里的40多名田中派议员也一大早赶到田中家里。当邓小平和田中在齐呼“欢迎”的“田中军团”面前走过时，其情景真像阅兵式一样。

在会客室，田中和邓小平进行了亲切的交谈。邓小平说：“我们这次前来日本访问，一方面是为了互换条约批准书，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对过去为两国（的友谊）做出努力的老朋友表示感谢。我们始终怀着感谢的心情记着田中先生就任首相时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田中说：“您的这次来访，是日中关系的新起点，所以受到全日本国民的欢迎。我等了六年，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田中还以动情的口吻说：“我见到您，心情就同与已故的周恩来总理会谈时一样。”这话可能勾起了邓小平对往事的追忆，但他只顿了一下，便略带遗憾地说：“那时，我在离北京很远的地方，没能见到您。”

邓小平说，我们对于过去的老朋友是不会忘记的，这是东方人特有的感情。今天我们就是同老朋友叙旧。他还邀请田中和在座的前官房长官二阶堂进再次访问中国。

随后，田中陪同邓小平一行从会客室走到庭院中，在草坪上合影留念。

这是一个典型的日本庭院，坐落在东京都的中部。在几棵苍松中夹着丹红的枫叶，池塘水声潺潺，各色鲤鱼在池中游来游去。这些鲤鱼都是田中从各国搜集来的，每条价值100万日元，按当时的汇率合5560美元。田中请邓小平品尝了他精心准备的两道表示吉祥的日本名菜——鲷鱼和龙虾，并同中国客人一道，举杯为《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生效干杯。接着，他陪同邓小平一行走过庭院，去观赏一株名叫“雪椿”的山茶花。这是田中在日中建交后栽的一棵纪念树，现在已经长到两米多高了。

会晤中，邓小平向田中赠送了一套中国茶具和文房四宝。在砚台的背面，刻着周恩来早年东渡日本时手书的著名诗篇：“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田中则向邓小平、廖承志、黄华、韩念龙、符浩等人的夫人分别赠送了介绍插花艺术的书——《传统之美》，作为回赠礼品。

1978年10月24日邓小平拜会了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图为田中先生陪同邓小平一行观赏他在中日建交后种的一棵“雪椿”（历史图片）

邓小平的来访使田中极为高兴。他事后对记者说：“邓富有幽默感”，“要是日本人也有幽默感，那就好了”。

告别田中后，邓小平一行在10点45分来到大仓饭店，拜访了大平正芳。邓小平在此感谢大平作为外相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际所作出的积极贡献，并邀请他借最近的机会访华。对此，大平说：“我对您不忘老朋友，前来访问，表示感谢。并期待正在顺利发展的日中关系，以这次邓副总理访日为转机，其势头更加发展。”

邓小平和大平虽然是首次相见，但谈话时的气氛却像是在重温旧谊一样。大平没有忘记称赞在座的廖承志的功劳，他说：“我认为在佐藤大使之外还有一位大使，非常有魄力。”“廖先生日语说得非常好，又很了解日本的情况。”邓小平打趣地说：“他只有小学生的日语程度，可是他在中国却是闻名的高级知识分子。”

下午5点半，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又在下榻的赤坂迎宾馆亲切会见了已故的日本朋友——前首相片山哲、前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前农相村谦三、前首相石桥湛山、前企划厅长高碲达之助、前邮政铁道相村田省藏——的家属，对为中日友好作出了贡献的先驱者表示感谢，对他们的家属致以深切的慰问。

次日，邓小平在细雨霏霏中，兴致勃勃地观赏了京都市容和日益加深的秋色。京都御所的唐式建筑、日本式庭院、二条城的菊花以及琴声，使得他多次发出“很好”的赞叹。他说：“京都没有高层建筑，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我十分喜欢。”二条城事务所所长高桥告诉邓小平说：“这里的一切文化，全是我们的祖先向中国学来，而后又以独自的方式培育起来的。说起来，中国是我们的先生。”邓小平听了立即回答说：“现在，这个位置颠倒过来了！”一句话说得大家笑了起来。

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在雨中游览日本京都（历史图片）

当来到满山红叶、雨雾迷蒙的岚山时，邓小平感慨万千，忆起了亲如兄长的周恩来。

邓小平是20世纪20年代初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结识周恩来的，当时，周恩来是旅欧中国共产党青年团执行委员会书记，邓小平是他主持的理论刊物——《少年》杂志的“油印博士”。周恩来在旅欧之前，为报考中国留日官费生，曾东渡日本，到过京都岚山，写下了《雨中岚山》《雨后岚山》等几首诗。在《雨中岚山》里，周恩来写道：“雨中二次游岚山，两岸苍松，夹着几株樱。到尽处突见一山高，流出泉水绿如许，绕石照人。潇潇雨雾蒙浓，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

诗句体现了周恩来在日本寻求了一个又一个的救国方案之后，终于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时的欣喜之情。

如今，烟雨依旧，岚山依旧。然而，物换星移，故人已去。周恩来所留下的，是他倡导却没来得及实现的四个现代化事业。所幸的是，他昔日留法时的忠实伙伴邓小平坚定地接过了这一重任。从某种意义上讲，邓小平这次访日，正是为了实现这一事业。

邓小平在亭榭间默默地眺望了一会儿，然后回头对日本朋友介绍说：“1919年，周恩来总理访问这里的时候也是下雨。当时作的《雨中岚山》这首诗，最近已在北京出版。”对此，日本朋友非常高兴，为岚山能通过周恩来这位伟人的诗篇而被9亿中国人民所知晓深感荣耀。这时，廖承志大概是受到了先哲的启示，诗兴大发，也即席吟诵道：“天高江户正秋风，烟雨京都叶未红。大堰河边人越艳，岚山楼阁新枫看。”

此情此景，周恩来倘若泉下有知，一定会备感欣慰的。

出席记者招待会，面对面地回答记者提出的各种问题，并且借此来表达自己的主张，这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来说并不多见，尤其是中国刚刚对外开放之时。当邓小平于1978年10月访问日本，出席“西欧式”记者招待会时，很自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据说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也是邓小平本人出访时首次公开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

10月25日下午4点，来自时事社、共同社、路透社、合众国际社、美联社、法新社、德新社等著名通讯社的400多名记者云集在东京日比谷的日本讯得俱乐部，纷纷准备毫不留情地向邓小平“发难”，以期能从这位共产党领导人的即席发挥中找出破绽来，满足一下猎奇的心理。

但是，邓小平的表现让他们既失望又满足。

在众多电视摄影机和照相机的焦距中，邓小平镇定自若地简要介绍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的意义、反霸问题和中国的内外政策，随后，他摊开双手，幽默地说：“如果我的回答有错误，请大家批评。”

一句话，使会场的气氛活跃起来，时事社记者率先“发难”：“在刚才的讲话中，您说有霸权主义存在，就有世界大战的危险。不过，我国采取全方位外交，同所有国家友好相处。您以为两国对世界形势的认识有没有分歧呢？”

日本政府对于反霸问题一直采取不明的态度。在23日福田首相举行的正式欢迎宴会上，邓小平只是含蓄地谈到中日联合反霸的话。现在，日本记者既然在这种场合挑破了这个话题，邓小平也就不客气、毫不掩饰地表了态：“反对霸权主义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核心。因为我们要和平友好，谋求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谋求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不反霸是不行的。”“按照《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包含的意义来说，我想，如果有人把霸权强加在日本头上，恐怕日本人民也不会赞成。”

一席话，情真意切，语重心长，说得这位日本记者口服心服，连连点头称是。事后，这位新闻记者说：“邓小平以前虽然几乎没有在这种场合下会见过记者，但在巧妙地运用新闻界来宣传自己某些在正式场合不便表达的思想上，丝毫也不逊色于那些天天会见记者的西方领导人。”

记者们个个都是提问尖刻、不留情面的，接着又提出了“尖阁列岛”的归属问题。（日本所谓的）“尖阁列岛”，是中国的钓鱼岛，是甲午战争后被割让给日本的台湾省附属岛屿，自古属中国领土。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为了不使该岛归属问题成为中日关系之间的障碍，周恩来曾对当时的田中首相表示过：“现在还是不要讨论，地图上又没有标，出了石油就成了问题了。”对此，日方也表示同意。长期以来，日本某些势力妄图在这个问题上找碴儿，制造是非，以此来阻碍中日关系的发展，而日本政府也觉得这是个棘手的问题，因此，当日本记者提出这一奥妙的困难问题时，会场刹那间紧张起来，大家都屏住呼吸，等着听邓小平怎样回答。

邓小平在记者招待会上，诙谐雄辩，语惊四座（历史图片）

邓小平显得非常镇定，他神态自若地说：“‘尖阁列岛’我们叫钓鱼岛，这个名字我们叫法不同，双方有着不同的看法，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我们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这次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双方也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邓小平顿了顿，“倒是有些人想在这个问题上挑些刺，来障碍中日关系的发展。我们认为两国政府把这个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等十年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一代缺少智慧，谈这个问题达不成一致意见，下一代总比我们聪明，一定会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法。”

会场上又恢复了轻松的气氛，众人怎么也想不到邓小平竟把许多国家多年来一直大动干戈的领土归属问题以如此容易、如此巧妙的中国方式给“解决”了。《东京新闻》评论说，邓小平“既诙谐，又善于雄辩，有时还岔开话题，很有谈话技巧——这位‘矮个子巨人’真是名不虚传”。

当一位记者提出亚洲紧张的局势的中心在朝鲜和越南时，邓小平以其独特的广阔视野，由此谈及了被人为分裂的国家实行统一的问题：“我们历来认为，人为地把一个国家一分为二，分割开来，这个问题迟早要解决。‘两个越南’的问题解决了。尽管越南现在反对我们，但是，它解决自己国家的统一，这是正义的。除‘两个朝鲜’之外，还有‘两个德国’，‘两个中国’，是不是还有一个一国有百分之一的日本的问题。这些问题总是要解决的。10年解决不了，100年，100年解决不了，1000年总能解决了吧！这种民族的愿望，这种潮流是不可抗拒的。”

随后，邓小平以坦率、务实的语言回答了有关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他说，为了要实现现代化，“首先要承认我们的落后，老老实实承认落后就有希望。再就是善于学习。这次到日本来，就是要向日本请教。我们向一切发达国家请教。向第三世界穷朋友中的好经验请教。相信本着这样的态度、政策、方针，我们是有希望的”。

26日，日本各大报纸都是在显著位置报道了这次会见。《每日新闻》以《邓副总理首次举行“西欧式”记者招待会》为题评论邓小平说：“既不显威风，也不摆架子……始终笑容满面地谈日中友好和世界形势。一想起被称为‘长生鸟’一再倒台和上台的坎坷的人生，就令人觉得他是一个多么难得的‘人才’。”《朝日新闻》评论说，这次记者招待会充分显示了邓小平作为伟大人物的风度。

1978年10月28日上午10点左右，邓小平一行乘坐近畿铁路公司的特快电车，从京都来到了和中国西安结成“姊妹城市”的奈良市。

当天，在这座和中国渊源很深的古都，到处洋溢着欢快的气氛。在奈良车站的欢迎横幅下面，由108名儿童组成的鼓号队吹奏了《红星歌》《我爱北京天安门》等中国乐曲。从车站到著名的佛教圣地东大寺，大约有一公里长的路程，是奈良市的通衢要道。从前一天晚上起，雨就下个不停。但是，欢迎邓小平的人群仍然十分踊跃。有手挥小旗的幼儿园的儿童、小学生、家长、教师和政府机关职员，还有到奈良来的游客。一路上，小学生们用刚刚学会的中国话不断高呼“欢迎”“热烈欢迎”，大人们则不停地挥着五星红旗和太阳旗。奈良市市长健田站在第一线指挥，他说：“我们发自内心的欢迎是奈良之外的地方所做不到的。”

在东大寺，邓小平见到庙里的一尊加上台座高达17米的佛像说：“个儿真大。”东大寺执事长狭川宗玄告诉邓小平说，这尊佛像是世界最大的青铜佛像，是在中国唐朝时期建立的，“那时候，我们得到了中国技术人员的许多合作。东大寺和中国有1200年的友好交往”。邓小平听后，高兴地点了点头。在佛像背后，有一根柱子，执事长说：“听说穿过这个洞穴，便会遇到好事。副总理再苗条一点，就可以穿过这个洞穴了。”邓小平听了哈哈大笑，然后应执事长的要求题名留念。

从东大寺出来，邓小平前往奈良饭店吃午饭时，这家饭店大餐厅旁边的“菊厅”里正好有一对新婚夫妇在举行结婚典礼。祝贺婚礼的民歌声和阵阵掌声，传进了邓小平的耳朵。他当即表示“一定要去看一看”。于是，饭店方面立即作了安排。

下午1点，邓小平步入“菊厅”，同新郎和新娘握手，并通过译员向他们祝贺说：“恭喜恭喜。”“祝你们幸福，白头到老。”新婚夫妇十分感动，连声说：“谢谢！”参加婚礼的人看见邓小平如此平易近人，全都热烈地鼓起掌来。

午饭后，邓小平访问了奈良市郊外的唐招提寺，该寺是由唐朝著名的鉴真和尚建立的。寺内，供奉着鉴真的全身塑像。当邓小平到来时，该寺的森本长老就一直在考虑怎样向他提出鉴真和尚像回国探亲的问题。

邓小平在鉴真的塑像前停了下来，他向塑像献了兰花，卓琳献了菊花。接着，邓小平献了香。这时，森本长老鼓起勇气，试探道：“鉴真和尚来这里已有1200多年了，一定要让鉴真和尚看看祖国的面貌。”邓小平明白了长老的意图，爽快地回答说：“非常欢迎鉴真和尚和长老前往中国。”话音刚落，森本长老就以满堂震响的声音答道：“谢谢！”并同邓小平拥抱。廖承志从旁悄悄地添了一句：“中国方面高兴地等待鉴真和尚和长老的光临。”

邓小平在奈良巧遇一对新人，送上祝福（历史图片）

在奈良，邓小平始终笑声不绝，显得很有精神，充分享受了同日本普通人民交往的愉快。

28日下午4点10分，邓小平乘车从奈良到达大阪府松下电器公司茨木工厂，用大约一个小时参观了彩色电视机的生产线。

在工厂大门口，邓小平受到了松下公司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董事长松下正治、总经理山下俊彦和放弃星期六休息来工厂工作的大约400名职工的迎接。进入工厂后，在松下正治的带领下，邓小平参观了检验工序、装配工序及陈列着从第一台黑白电视机到最新式的多音彩色电视机的历史馆。在参观装配工序时，邓小平在松下公司引以为自豪的新式无人自动嵌件机前定睛看了一会儿。

参观后，邓小平在二楼的会客厅里同83岁的松下幸之助交谈了约20分钟。松下幸之助是从徒工发迹的，目前已把松下公司培养成了世界超一流的企业，人称“经营之神”。邓小平谦虚地对他说：“值得我国学习的东西很多。（在电子设备技术方面）希望松下老先生和各位给予援助。”幸之助用大阪话回答说：“我们什么都传你们。”顿时，周围的人热烈地报以掌声。幸之助还说，他一贯认为世界繁荣的轴心将有变动，世界将进入亚洲时代。他说，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中国和日本将居中心，因此两国应该做好发挥这种作用的准备。幸之助还表示：“我愿意再活30年，看到21世纪。”对此，邓小平以极其诚恳的态度说：“日本暂当别论，中国还没有发展到这种程度。但是，我愿意那样。”他认为，中国也许再过20年才能够参加到这一进程中来。

10月29日下午，邓小平结束了对日本为期八天的正式友好访问，从大阪乘专机离开日本回国。

邓小平的访问获得了圆满的成功。

并在日本列岛掀起了“中国热”，被日本新闻界和政界人士形象地称之为“邓小平旋风”。

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历史图片）

1979年1月28日，是中国农历正月初一。

早上，人们聚集在机场候机大楼里，等着为即将动身访美的邓小平夫妇送行。

8点左右，邓小平和夫人卓琳与送行者们一一握手告别，并高兴地亲了亲小孙女的脸颊，然后健步登上了中国民航公司的一架波音707客机。

邓小平这次访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第一次访问，也是对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的回访。

本来，尼克松在1972年访华后，美方就向毛泽东、周恩来发出了访美邀请。但当时中美尚未正式建交，华盛顿还有着台湾当局的“大使馆”，因此毛泽东和周恩来未能成行。直到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交并互派大使后，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访问才得以实现。

1979年1月底至2月初，邓小平应邀访问美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对中美两国以至整个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图为邓小平在白宫南草坪出席美国总统卡特举行的盛大欢迎仪式（历史图片）

这是邓小平第二次前往美国了。

1974年4月，他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出席了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资源大会，首次向世界介绍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引起了全球的震动。在那以后刚好两年，他不幸再次被撤销职务，中国也随之陷入了深深的危机之中。

当然，今非昔比了。无论是从他个人的地位，还是从国际国内形势来讲，都是如此。

北京时间29日凌晨4点半，波音707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

这时，华盛顿正值大雪纷扬，气温低至3℃。但寒冷挡不住这个城市对有朋自远方来的喜悦心情。从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候机大楼到宾夕法尼亚大街两侧路灯杆上，鲜艳的五星红旗和星条旗一面挨一面地飘扬着，在凛冽的寒风中欢快得啪啪作响。

飞机停稳后，身着深灰色制服和深色大衣的邓小平出现在机舱门口。虽然飞行了一昼夜，行程18500多公里，但他依然情绪饱满，神采奕奕。欢迎的人群向他鼓掌、欢呼，他也在舷梯上鼓掌答谢。当他笑容满面走下舷梯时，美国副总统蒙代尔迎上前去同他热烈握手。

在接受中国驻美联络处妇女代表的献花后，黑色的卡迪拉克牌轿车载着邓小平朝白宫方向驰去。邓小平一行就下榻在白宫对面的布莱尔大厦。

风尘仆仆的客人稍事休息，便来到美国总统顾问布热津斯基的郊外住宅，参加一次别有风味的家庭晚宴——吃烤牛肉。

这次晚宴是在去年5月就预订好了的。那时，布热津斯基奉卡特总统之命来北京商谈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邓小平为他举行了一次丰盛的宴会。在品尝了可口的中国菜后，布热津斯基邀请邓小平有机会到美国品尝一下美国家庭的饭菜。今晚，邓小平就是来践约的。

为了办好这次宴会，布热津斯基一家几天来一直忙个不停。他的夫人精心选择了菜单，亲手烹制了具有浓郁美国风味的烤牛肉、蟹肉、蔬菜、沙拉、水果，等等。他则负责选购了满满一柜各色美酒。宴会开始前几个小时，他忽然想起中国人好饮烈性茅台酒，因而担心自己这一柜酒不够客人畅饮，便又心急如火地打电话到白宫，让他的部属马上再捎一些来。由于客人身份高贵特殊，布热津斯基直到最后一刻都还在担心邓小平会不会突然失约。他不断地在门口急速走动，来回张望，直到邓小平确实如约到来后，他那颗悬到嗓子眼的心才落了下来。他还别出心裁，让他的三个孩子——伊恩、马克和米卡——充当宴会的服务员。

宴会开始后，觥筹交错，笑语声声。酣畅之间，布热津斯基当众发表自己的高见说，中国人和法国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认为自己的文明优于所有其他国家。

1978年5月21日，邓小平（右）在北京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历史图片）

邓小平反应很快，不置可否却又颇为自得地接过话头说：“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东亚，中国的饭菜最好；在欧洲，法国的饭菜最好。”

这话自然无人能够反对。在座的人们中间，大概再没有谁能像邓小平那样，同时对这两个国家都有那么长时间的真切了解了。

布热津斯基又对邓小平说：“卡特总统由于决定和中国关系正常化，他在国内已碰到一些政治上的困难。你在政治上也碰到了许多困难吧？”

这是一个敏感而颇有些难度的问题，因为它直接牵涉到中国政治领导层和广大老百姓的政治态度。不过，邓小平丝毫没有被难住，他哈哈一笑之后，在座的人便马上领略到他的幽默与智慧：“是的，我也碰到了困难，在台湾省，有一些人就表示反对。”这样的回答，自然是布热津斯基所料想不到的。他如果事先料到邓小平会如此巧妙地借用他的提问来重申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的话，他极有可能会避开这个“愚蠢”的问题。

头年春天，由于万斯抱怨布热津斯基的一些公开言论妨碍了他有效发挥国务卿的作用，卡特总统一度降低了布热津斯基的职务，要他躲在幕后。这种情况直到布热津斯基参加了中美建交谈判后才有所改变。这次邓小平的光临，分明是在公开赞扬他对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所作出的积极贡献，给布热津斯基一家带来了极大的荣耀。几天后，他在办公室会见记者时，还异常激动地说：“在你想到这件事的时候，你就会感到惊奇。一个10亿人大国的领导人到达美国后仅两小时就到我家里赴晚宴！”“我是说，这的确相当令人惊奇！”

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令人惊奇的。凡是了解中国传统、了解中国共产党的人，都会有这样一种强烈的感受：中国人永远都不会忘记自己的老朋友。

邓小平访美期间，曾在华盛顿分别会见了尼克松、西哈努克亲王、美国前驻华联络处主任布什和著名记者海伦·福斯特等人。他向尼克松赠送了礼品，接受了布什送给他小孙女的两部动物影片。

不过，真正值得一提的是他同海伦那非同寻常的会见。

1931年8月的一天，一艘从西雅图启程的客轮把一位漂亮的美国姑娘带到了上海。她名叫海伦·福斯特，时年24岁。

海伦·福斯特出生在美国犹他州的一个律师家庭，很早的时候，就渴望去国外旅行，并立志成为一位作家，后来，她读了美国作家赛珍珠撰写的《大地》和威廉斯的《中国：昨天和今天》，从而对遥远的中国产生了强烈的向往之情。

海伦抵达上海的第二天，就在当地的一家饮料店初次见到了埃德加·斯诺。斯诺早在1928年就来到了中国，此时，他已是一个颇有名气的记者兼作家了。他一见到海伦，就完全被她那优雅的风度、秀美的相貌迷住了。海伦对斯诺也是一见倾心。在她看来，斯诺虽然身体瘦削，且不修边幅，但其言谈举止中所透露出来的热情和才华，却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魅力。

“我到这里来，原因跟你完全一样，我想当一名大作家。来华前，我攒了好多的钱，读了好多关于中国的书。”海伦告诉斯诺。

“哦，我明白了。好吧，大作家夫人，未来的大作家先生向你致敬。”斯诺的表现既风趣又机敏。

1931年圣诞节，海伦和斯诺在日本举行了婚礼，然后双双返回中国，定居北平，从此开始了他们个人生活及事业史上的全新时期。

1936年6月，斯诺在《纽约太阳报》、伦敦《每日先驱报》和美国兰登书屋的资助下，经过宋庆龄的介绍和中共地下工作者的帮助，只身秘密到达陕北，对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高级领导人和陕甘宁边区进行了大量的采访，并在这里住了四个月，然后写成了轰动中外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从而冲破了国民党政府对前往边区旅行和新闻采访的封锁限制，成为第一个向世界全面介绍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外国人。

当斯诺穿越封锁线到达陕北后，那里的一切都令他觉得新鲜，使他备感兴奋，他激动地写道：“我所见到的人民，是那时候我见到过的最自由、最幸福的中国人。我从来没有受到过年轻人的希望、热情和人的不可战胜性如此强烈的影响，他们献身于他们认为完全正义的事业。如果我不是在中国待了一段时间，而是刚刚由我的祖国来到中国而访问红区，则我的这种感受也许会打折扣。”为了让身为记者的妻子也能享受这次奇特的旅行，他让人捎信给在北京的海伦，让她到西北红区来会合。这年10月初，海伦在中共地下交通员王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西安市市长）的护送下抵达西安，但因国民党宪兵加强了对西安到延安交通的严密封锁，海伦未能如愿前往红区，只得沮丧地返回北京，等待斯诺的归来。

海伦·福斯特·斯诺（1907—1997年），美国新闻记者，中国人民的忠诚朋友。埃德加·斯诺的前妻，《续西行漫记》一书作者（历史图片）

不过，海伦并未虚此一行。10月3日下午，张学良将军接见了她和几位中国记者，并发表谈话说：“只有抵抗外国侵略才能表示中国的真正统一。”“如果政府不从民意，就站不住脚。如果共产党能够真诚合作，抵抗共同的外国侵略者，这个问题有可能和平解决。”对张学良的上述谈话，只有海伦在发给《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的电稿中才如实地予以了报道，结果险些引起一场“早产”的西安事变。日本人要求国民党政府作出解释，国民党则极力否认张学良与红军联络之事。但在中国的大、中学校的校园里，海伦的报道却使青年学生欣喜若狂。

1937年4月23日，海伦再次来到西安，决计从这里前往红区。

但“双十二事变”后的西安，戒备比什么时候都更严。更何况，去年斯诺秘密前往红区采访和她发出的关于张学良的报道，已使西安当局对任何一位姓斯诺的人都采取了不欢迎的态度。这样，她一进入西安就受到了七个警察的严密“保护”。

但天无绝人之路。不久，海伦在仍然留驻在西安的12位外国人中，结识了一名叫作坎普顿·菲奇的美国青年游侠。正是在这位游侠的帮助下，海伦才得以在深夜里冒险混出西安招待所后，乘上一辆将军车顺利出城抵达西北军驻地三原，然后由彭德怀派人接到了红军的前线所在地——云阳镇。

5月初，海伦终于来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受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的亲切接见。

当时，中共中央正在延安开会，因此，海伦有幸见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绝大多数高级领导人。遗憾的是，任弼时和邓小平已率部队前往云阳，所以她未能谋面。于是，海伦拿出了西方记者那特有的钻劲找到了毛泽东，要求让她随红军部队赴前线采访，并给予帮助。起初，毛泽东担心她适应不了前线的艰苦生活，因此有些顾虑。可海伦信心十足地说：“我目睹和采访过1932年的上海之战。我冒险冲过西安城。”毛泽东听后顾虑顿消：“那好吧，我为你写封信件。”接着他就提笔写道：

弼时、小平同志：

斯诺夫人随部队一起赴前方，作为战地记者，向外写报道。请在工作、生活诸方面予以协助和关照。

致礼！

毛泽东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九日

然而，当海伦拿着这封信件赶往云阳时，任弼时和邓小平已在几小时前率部队开拔了，海伦只好慨叹：“难找！”

1949年后，中美之间陷入了长达20年的对抗，邓小平也两度沉浮，命运多舛，任弼时则早在1950年就因脑出血告别了人世。但海伦并没有因此灰心，当她得知邓小平抵美访问的消息后，异常欣喜，立即从家乡康涅狄格州赶往华盛顿，向美国国务院提出了会见邓小平的申请。她终于如愿以偿了。在华盛顿庆祝中美建交的盛大招待会上，两鬓斑白的海伦在美国外交官员的引导下，来到了邓小平面前。

“你好难找啊！”海伦无限感慨。

“你就是斯诺夫人？”邓小平热情地握住海伦的手，亲切地问道。

“是的。”

“你可是大名鼎鼎的记者啊！我听说过的，听说过的，遗憾的是，我们今天才见面。”

然后，海伦拿出了那封42年前毛泽东的亲笔信，交给了它的收信人。这时，记者们纷纷举起相机，拍下了中美友谊史上这一珍贵的镜头。次日，美国各大报纸都以通栏标题报道了这一意味无穷的消息。

海伦·斯诺将1937年毛泽东介绍她去山西写给邓小平的信交给邓小平（历史图片）

在华盛顿，邓小平同卡特总共进行了三次会谈，连同一起出席白宫的欢迎仪式和美国国宴，彼此会晤的时间不算特别长。然而，正是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他的言谈举止都给卡特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在卡特看来，邓小平是一个极其令人愉快的谈判对手。他觉得在这位身材矮小却十分健壮的中国领导人身上，和谐完美地体现出了机智、豪爽、魄力、风度、自信和友善。

卡特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之一，一生经历丰富。他务过农，当过兵，木工活也干得呱呱叫。他早已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曾详细记述他同邓小平的会谈情况和他对邓小平的印象。他把接待邓小平来访视为其总统任内最愉快的事情之一。他写道：

邓身材矮小，坐在内阁会议室的一把大椅子上，几乎看不到他这个人了。他在出神地听我讲话。他接二连三地吸着烟卷，一对明亮的眼眸常常东转西看。翻译员把我的话译给他听时，他时而发出笑声，时而对其他中国人频频点头。

这是他同邓小平第一次会谈中得出的印象。这次会议是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举行的。会谈前，照例是几句寒暄。

卡特：“1949年4月，我作为一名年轻的潜艇军官曾经在青岛待过。”

邓小平：“我们的部队当时已经包围了那个城市。”

“那你们早就见过面喽？”布热津斯基插话说。

邓小平笑道：“是的。”

就在这次会议结束后，邓小平在美国国务院的休息室里撞上了一大群记者。记者们蜂拥而上，纷纷询问他同卡特谈论了些什么问题。邓小平以其独特的诙谐语气回答说：“我们无所不谈，上至天文，下至地理。”

邓小平在卡特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上发表讲话（历史图片）

记者们的提问虽然被这句话挡得严严实实，但他们对于能亲身领略到邓小平的灵敏反应、幽默和智慧，还是非常高兴的。

1月29日晚上，卡特和夫人在华盛顿举行盛大宴会，欢迎邓小平和夫人。

美国国宴向来以讲究豪华和排场著称。但那天，特别引人注目的，却是刚从卡特的故乡——佐治亚州——运来的1500株红色和粉红色的山茶花。这种别致的装饰使宴会厅里充满了春天的气息。

宴会桌上摆放了中国竹筷，菜单和座位也是由精通中国书法的美籍华人用中文书写的。这些细致的安排，显示了主人的匠心独具。

宴会开始后，卡特夫妇和邓小平夫妇坐在首席。同桌的还有美国众议院议长托马斯·奥尼尔，参议院民主党领袖罗伯特·伯德，女演员雪莉·麦克莱恩和哈佛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

卡特记述说：

在宴会桌上，（邓小平）这个很受欢迎的伙伴谈话轻松自如，自始至终都滔滔不绝地介绍他国内的生活情况，并谈论他认为国内情况如何好转。我们很风趣地谈到了我孩提时代就很感兴趣的基督教传教士的传教计划，他不无勉强地承认也有一些好的传教士到过中国，但他又坚持说有许多传教士到中国只是要改变东方的生活方式，使之西方化。我对他提起了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新式医院和学校，他说许多医院和学校现在还在。他极力反对恢复外国传教士传教的计划，并说中国的基督徒也同意他的看法。但当我提出他应该允许《圣经》自由传播以及让人有信仰自由时，他是很专心地倾听的。他保证要过问此事（后来他采取了有利于这两点建议的行动）。

出席宴会的还有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这是他在1974年“水门事件”被迫辞职以来第一次回到白宫。他走进宴会厅时虽然嘘声四起，但他却表现得非常镇定。当乐队奏响《美丽的阿美利加》时，尼克松情不自禁地对邓小平说：“你知道吗？他们演奏的是同一支乐曲，就是我到中国时听到的那支。”

邓小平和夫人卓琳与卡特总统和夫人罗莎琳·卡特在白宫阳台上向美国人民致意（历史图片）

宴会上，邓小平始终谈笑风生。当雪莉·麦克莱恩对他个人的经历表示兴趣时，邓小平风趣地告诉她说，如果对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人设立奥林匹克奖的话，他很有资格获得该奖的金牌。随后，他又同费正清有过一段颇有意味的谈话：

“贵庚？”邓问。

“72岁。”费答。

“我今年74岁。”

“但你仍满头乌发，而我早已秃头了。”

“这证明你脑筋用得太多。”

费正清本名John King Fairbank，他这个中文名字是梁思成替他取的，意为“正直清白”。他从1932年起就以学者和外交人员的身份在中国待过七年，并在哈佛大学讲授中国历史40余年，是该校弗朗西斯·李·希金森讲座功勋历史学教授，也是公认的西方顶尖的中国问题专家。他之所以能获得参加国宴并在首席陪同卡特和邓小平的殊荣，是与他长期以来卓有成效地致力于中国问题研究，并积极呼吁中美关系正常化分不开的。他对此感慨万分，如沐春风，觉得这一盛会终于结束了他作为一个中国问题专家50余年来的奔走呼号。

宴会结束后，邓小平和夫人在卡特夫妇的陪同下，出席了在肯尼迪中心举办的文艺晚会。

这场晚会耗资50万美元，是由一家石油公司资助的。这家公司同美国其他公司一样，看好中国这个有着巨大潜力的市场，因此想借邓小平访美之机先来一次广告宣传。

晚会群星荟萃，高潮迭起。著名钢琴家鲁道夫·塞金、歌唱家及六弦琴演奏家约翰·丹佛的表演令人陶醉不已；精彩的现代芭蕾舞让观众如醉如痴；哈莱姆环球游览者职业文娱球队的表演（据说，安排这支球队表演是为了满足邓小平对篮球运动的爱好）则博得了全场热烈的喝彩……晚会的最后一个节目是一群天真活泼的儿童唱起了中国歌曲，从而使晚会的热烈气氛达到最高潮。

演出结束时，邓小平夫妇和卡特夫妇一起登台与演员们见面。卡特赞许地写道：

当邓拥抱美国演员，特别是拥抱演唱中国歌曲的小演员时，流露出了真诚的感情。他亲吻了许多儿童，后来记者们报道说不少观众甚至感动得流泪了。

参议员克泽尔特是极力反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但这次演出之后，他说他们输了，没有办法投票反对儿童们唱中国歌曲。

邓小平在华盛顿肯尼迪中心观看美国艺术家演出，走上舞台祝贺小演员演出成功（历史图片）

邓小平和他的夫人真诚地喜欢人民，他确实感动了在场的观众和电视观众们。

据卡特说，他与邓小平的最后一次会议是在和缓轻松的气氛中进行的：

我提出最惠国待遇的法规问题，如果我们给予中国而不给予苏联，将造成不平衡。邓对我说，在移民问题上，中国不能同苏联相提并论。他还说：“如果你要我输送1000万中国人到美国来，那我是十分乐意的。”这话很自然地引起了哄堂大笑。

我提了交换留学生计划的问题。我不赞成他关于美国学生完全由他们自己在一起生活，而不同中国学生或中国家庭住在一起的决定。他解释说，中国的居住条件差，达不到美国人的起码生活水平。我认为他们的解释理由不充分。我又提了另外一个问题：“只要你同意派多少学生到中国，至于谁能够去，我们不要你们审查。”他笑着说，对付几个学生，中国还是有力量的。……我对他说，既然给提供1000万中国人，那我将给他提供1万名新闻记者，他放声大笑，并立即表示谢绝。(www.xing528.com)

从卡特的日记可以看到，即使是在涉及双方关系中的棘手问题时，邓小平的表现也是很从容、灵活的。

在一次闲谈时，邓小平笑问卡特：“美国国会有没有通过一条会谈中禁止吸烟的法律？”

“没有，”卡特回答说，“只要我任总统，他们就不会通过这样的法律。你知道我的州种植大量的烟草。”

邓小平听后显得非常开心，随即掏出一支“熊猫”牌香烟抽了起来。

熟悉邓小平的人都知道，他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经常会表现出这样的幽默和智慧来。1972年10月的一天，邓小平参观井冈山时，下榻井冈山宾馆。晚饭由井冈山人武部政委刘邦贤陪同。刘邦贤为邓小平夫妇安排了一顿便宴，弄了好几个菜，其中有一只清炖整鸡。邓小平经过一天的劳累，食欲很好，他用手掰开鸡腿、鸡翅膀后，用手拿着吃。席间，邓小平风趣地说：“过去国际上有规定，吃鸡不能用手拿。后来英国有一个首相在国际宴会上自己不知不觉用手拿起来了。从此就打破了这个规矩，可以用手拿着鸡吃。”讲到这里，他顿了一下，然后颇为自信地说：“这样我也用手拿着吃了。”大家听后，都笑了起来，也纷纷效仿，一顿晚宴便在愉快的气氛中结束了。

对于邓小平这种开朗坦率的性格，卡特十分喜欢。他赞扬邓小平想什么就说什么，而且说了就算数，不用担心彼此间产生误会。

岂止卡特，许许多多美国公众也都很喜欢邓小平。纽约州众议员莱斯特·沃尔夫说：“副总理肯定给美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不但诚实坦率，而且和蔼可亲。”华盛顿州参议员亨利·杰克逊说：“他沉着镇静而有自制力。”一位新闻评论员说，邓小平说话坚强有力和富于幽默感，他使你不能不有所反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邓小平每到一处，都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愉快和欢乐。每一个人都想见一见他，同他握手，向他欢呼、问好，要求他签字留念。在象征着美国民主制度的国会山上，那些自以为是、见惯世面的议员们，也纷纷拿着以邓小平的肖像为封面的《时代》周刊排队请求他签名留念。可以说，邓小平的这次出访在美国引起了全国性的“中国热”。连日来，有两百多名新闻记者追踪采访和报道了邓小平的活动，美国三大全国电视网的黄金时间则全部变成了“邓小平时间”。这样的盛况，是近20年来美国外交史上从未有过的，充分体现了邓小平的特有魅力和中美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政府对邓小平的这次来访非常重视，给予邓小平很高的礼遇，并按政府首脑的规格接待了他。在白宫南草坪举行的欢迎仪式是由卡特主持的。在那里迎接邓小平的仪式上，不仅有红地毯、仪仗队，而且还有19响礼炮。不仅如此，卡特在三个星期前就详细审阅了所有接待计划的细节，包括国宴的菜单。美国国务院则发出了多达两千余张的特别记者证，以使两国关系史上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能够最充分地为世人所知晓。有舆论认为，在邓小平访美之前还从未有一个外国贵宾受到过美国政府如此郑重其事的接待，也从没有一个中国人曾在外国受过如此隆重的接待。1946年温斯顿·丘吉尔正式访美，受到了美国朝野的空前欢迎，但隆重程度远不及此次邓小平访美。究其原因，在于美国人把丘吉尔当作英雄崇拜，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的情况下，他并不代表什么。1959年赫鲁晓夫访美时，也曾受到了隆重的接待。当时美国政府为其安排的访问节目的高潮是游览迪斯尼乐园，鸟瞰公路上如蚁群的私家车，以及享受一天纯粹美国式的农村生活，在美国人看来，赫鲁晓夫只不过是一个乡巴佬。

但邓小平的情况与此截然不同。他除了自己那极富传奇性的政治经历外，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大国代表和雄心勃勃的现代化领导人。在他身后，是一个正在崛起的拥有9亿人民的国家。

在美国的短短八天里，他除了在华盛顿同卡特及其他人士进行必要的会谈和接触，还访问了著名的工业城市亚特兰大、休斯敦和西雅图。他在这些地方兴致勃勃地参观了福特汽车公司、休斯敦国家宇航中心、波音飞机公司和休斯工具公司，并同得克萨斯的石油大亨们共进了晚餐。不管是在华盛顿还是在上述的任意一个城市，他都坦率地表达了自己决心向美国人民学习的谦虚态度。仅仅就这一点而言，邓小平就足以打动每一个美国人的心了。

1979年2月2日，邓小平和夫人卓琳一行告别了亚特兰大后，飞抵埃可顿空军基地，开始对得克萨斯州的休斯敦市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休斯敦始建于1836年，是美国南部最大的炼油、化学、机器制造、造船和宇航工业中心。在全美国25家最大的石油公司中，有24家在这里设有总部或分公司。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也在这里设立了航天中心，著名的“阿波罗”登月和“天空实验室”计划就是在这里完成的。

在机场举行的欢迎仪式上，乐队演奏了歌曲《得克萨斯的黄玫瑰》。得克萨斯州州长克莱门茨向邓小平赠送了一副该州生产的银踢马刺和一大篮子给中国儿童的玩具，并说：“这是得克萨斯州早期开发边疆的日子里的玩具，我们的儿童欢迎你到得克萨斯来。”

邓小平和卓琳一行离开空军基地后，顾不上休息，就立即赶往约翰逊航天中心参观。

邓小平在航天中心负责人克拉夫特和第一个环绕地球飞行的美国人、俄亥俄州参议员约翰·格伦的陪同下，参观了该中心博物馆里“阿波罗17号”指令船、月球车和有三层楼的登月器的复制品，并兴致勃勃地在登月器和航天飞机中体验从10万英里和3万英里高空模拟性着陆。

据合众日报社报道说，邓小平在访问航天中心时，他的严肃而没有表情的神态消失了，赏玩着航天时代的玩具。

邓小平在天空实验室中详细询问了宇航员在宇宙中是如何进食、睡觉和进入浴室的。他坐在登月车的指挥台，在宇航员艾伦·比恩的指导下戴上耳机。比恩五年前曾在月球待了两天，在天空实验室待了59天。

比恩说：“请阁下看我手一指便按按钮。”

于是，邓小平遵照比恩的指示，驾着航天飞机模型飞过了宽阔的莫喻维沙漠，然后在拉斯维加斯和洛杉矶“着陆”了。这天晚上，邓小平从宇航中心的高科技领域来到休斯敦西北部的西蒙顿，领略了美国的西部风情。主人在这里为他安排了一个盛大的烤肉宴会和马术表演。

1979年2月2日，邓小平与夫人卓琳在克里斯多夫·C. 克拉夫特博士的陪同下，参观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载人航天工程（历史图片）

出席这个宴会的除了政府官员，主要是得克萨斯州的石油巨头们。不过，在宴会上真正受到邓小平青睐的，却是一位来自加利福尼亚的不速之客，他的名字叫亚蒙·哈默。

哈默时任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1889年生于纽约，父亲是一位医生。当他从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毕业时，他既拥有医学博士学位，又握有百万家产。

1921年，哈默大学毕业后，听说苏联乌拉尔地区正在闹传染病，斑疹、伤寒流行，就决心去那里帮助扑灭流行病。他买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军队剩余物资中的野战医院设备，运到了苏联。可在行医中，他很快发现，苏联当时迫切需要的不是医药，而是粮食。他告诉当地苏维埃政府，我可以用船运来各种物资，只要你们装上能在美国出售的货物。这些条件是不高的。当地官员同意了。他于是运来了上百万蒲式耳小麦。列宁会见了这位当时只有20岁的美国青年。列宁建议哈默接受一两项苏联的特许权，于是哈默萌发了经商的念头。他选择铅笔制造和石棉开采两项贸易，建立了进出口机构，同时成为38家美国第一流大公司在苏联的代表。

哈默在苏联居住了九年，其间经常见到列宁。后来，他同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历届苏联领导人也都保持了一种极为友好的关系。由于当时中苏两国正处于对抗状态，因此，哈默同苏联领导人之间的这种友好关系成为美国政府有关机构一直拒绝邀请他参加有关邓小平在场的任何活动的理由，尽管他是卡特政府的积极支持者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哈默也不能够出席在西蒙顿举行的这次宴会，只得略施小计才“混”进了宴会厅。

当译员按惯例向邓小平介绍哈默时，邓小平止住了译员的话，对哈默说：“中国许多人都知道哈默先生，你是列宁的朋友。苏联困难的时候，你帮助过他们。我们欢迎你来中国访问。”

邓小平的这个表示使得哈默非常高兴，他说：“我很愿意到中国去，可是我年纪太大了，坐一般民航飞机我受不了，可是中国又不让私人飞机降落。”邓小平听后大笑起来，说：“这很简单，你来之前先来个电报，我们会作出安排的。希望你多带专家来。”

看到哈默受到邓小平如此厚待，在座的美国官员和石油大亨们都露出了惊讶和羡慕的表情。

晚宴过后，邓小平和卓琳来到了竞技场，卓琳头戴一顶灰色的牛仔帽。

对于邓小平来说，竞技场的壮观景象完全是一种新鲜事物：牛仔靴、发出刺耳响声的踢马刺、宽边高顶帽、皮制马鞍、猛然跃起的野马、往前闯的小公牛和打旋的套绳。

在热烈的鼓掌声中，邓小平健步走向他的座位，不时像一位参加竞选的老练的美国政治家一样同大家握手。

表演开始前，两名骑白马的妇女把邓小平和方毅请到观众前面，向他们各赠送了一顶崭新的、边沿翘起的白色牛仔帽，他们当即高兴地戴上了。中国贵宾的这一举动，立刻引起了全场暴风雨般的掌声。接着，邓小平应邀坐进一辆19世纪的马车，绕竞技场两圈，向热情欢呼的观众们挥手致意。

陪同邓小平的美国贸易谈判代表马伯特·斯特劳斯、能源部部长施莱辛格和已被提名为驻华大使的伍德科克，也观看了这场别开生面的表演，他们也都头戴各种颜色的牛仔帽。

邓小平一行的到来，使竞技场周围的牛仔帽生意大为兴隆，一个摊贩以每顶30美元的价格出售，结果他手中的上百顶牛仔帽很快就被抢购一空。

亚蒙·哈默自从在得克萨斯的烤肉宴会上受到邓小平的赞许之后，对中国市场的向往之情与日俱增。1979年5月，他乘坐自己的波音727专机首次降落在北京机场，并迅速同中方签署了关于石油勘探、煤炭开采、杂交稻种和化学肥料方面的初步协议。此后，哈默几乎每年都要前来中国一趟，并同邓小平见面。其间，邓小平多次对哈默在中国的活动给予方便和照顾。

据哈默在自传里绘声绘色的介绍，他曾经帮助他的朋友马尔科姆·福布斯在中国作了次奇特的飞行。马尔科姆是著名的《福布斯》杂志的出版人，也是世界上最厚颜无耻的享乐主义者和资本家之一。他热心地鼓吹这样一个原则：人们应该得到生活中的乐趣，不管选择什么方式都可以。他选择了自己最心爱的两件运输工具——摩托车和热气球——周游世界。对此，更喜欢乘坐私人飞机出游的哈默当然不好说什么。

1980年，马尔科姆带领一队摩托车骑手想做一次穿越苏联的旅行，哈默通过与苏联领导人的密切关系帮他获得了批准和签证。1982年，马尔科姆又想出了一个令哈默觉得更加荒诞不经的主意——带领一个配备着热气球的摩托车队横越中国。他为此请求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写了一封私人信件给邓小平，并请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帮忙，但都没有回音。最后，马尔科姆把他的愿望告诉了哈默，哈默没法劝说他停手不干，只得千里迢迢跑来中国找到邓小平。恰好，邓小平看在哈默的面子上，指示有关方面给予了马尔科姆的摩托车队横越中国的特许权。

不过，更让哈默感动的是，邓小平还帮助他作出安排，空运大熊猫到美国，让哈默把中国大熊猫带到了洛杉矶奥运会。

事情的由来是这样的：

1982年3月26日，哈默的美术收藏品展览在北京开幕之后，他在会见邓小平时第一次提出了空运大熊猫的想法。哈默对邓小平说，大熊猫伴随着共产党中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体育队伍，出现在洛杉矶，会使洛杉矶人民感到高兴，并且对美中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大有裨益。实际上，在哈默之前，已经有各种各样美国的委员会和代表团来中国讲条件、谈交易，要求中国同意把大熊猫运送到奥运会上去，但得到的回答总是“不行”。中国有关方面强调说，大熊猫是中国的国宝，目前的数量已寥寥无几，因此按法律禁止向国外输出大熊猫。但当哈默向邓小平提起此事时，邓小平立即看到了这个主意的价值，所以答应将指示让大熊猫出国。

邓小平作出这一决定时，一定想到了当年周恩来总理为增进中美友谊而向美国赠送大熊猫的故事。

这个故事发生在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时的一次国宴上。当时，周恩来指着摆放在宴会桌上的“熊猫”牌香烟盒对尼克松的夫人帕特说：“我想送给你这个。”

帕特大为吃惊：“你说……香烟吗？”

周恩来笑了，向帕特解释说：“不，不是香烟，我说的是熊猫。我们要送给你们两只熊猫。”

“哦！”帕特惊喜地对尼克松说，“理查德，周恩来总理说送给我们两只熊猫！真的熊猫！”

这个镜头通过通信卫星传到美国后，引起了美国舆论的极大兴趣，《纽约时报》评论说：“周恩来真是摸透了美国人的心思。”《华盛顿邮报》则说：“周恩来通过可爱的熊猫，一下子就把美国人的心征服了。”

从那以后，熊猫成了友谊的象征。

在哈默同邓小平会见后不久，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会长秦建华接到了一个电话，告诉他做好送大熊猫前往加利福尼亚的准备。这使他大吃一惊：“可这是违法的啊。”他叫起来。

“邓小平刚刚制定了一条新法。”对方告诉他。

这样，在邓小平的过问下，大熊猫和它的饲养员由中国民航一架波音747飞机从北京送到了加利福尼亚，并受到了如同国家元首所受到的那种隆重殷勤的接待。在奥运会开幕之前，哈默还牵头为大熊猫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招待会。

大熊猫在洛杉矶的出现，不仅为奥运会增添了光彩，也向全世界充分地展示了中国人民的和平精神，可谓一举多得。

1980年初秋，北京正进入秋高气爽的时节。天安门广场游人如织，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的画像依然高高悬挂，凝目注视着北京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正在邓小平的主持下进行。

8月21日，一辆高级轿车载着一位神秘人物驶入中南海。

她是奥琳埃娜·法拉奇，驰名世界的意大利女记者，以善于抓住关键时机采访风云人物著称，已经先后采访过数十位著名活动家。越战炽热时，她出入河内、华盛顿；中东危机时，她紧追阿拉法特、侯赛因；联邦德国与东方暗送秋波，她便找到维利·勃兰特；西班牙风云突变，她又出现在卡里略眼前。当世界都注视着中国如何评价毛泽东时，她当然不能无动于衷，1980年，风云人物在北京。

自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实际负责人后，这似乎是邓小平第一次单独会见外国记者，谈论国家重大问题。他为什么想起要会会那位让许多西方政治家头疼得厉害的女记者呢？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单独会见记者，可以说有一个独特的历史由来。1936年夏秋，当红色中国对外界仍是一个传说的时候，一位美国记者冒着生命危险，只身进入中国的西北角。他的热情与勇气感动了正在艰苦创业的毛泽东及其战友，他们告诉他中国革命的苦战历程。他就是埃德加·斯诺，通过他的笔，世界才首次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

这种与记者的交往以后又有一种特别的习惯。比如，当中共中央要对某一重大问题发表声明与意见时，并不一定由正式机构出面，而是通过某一领导人与记者谈话的方式表明态度。

奥琳埃娜·法拉奇（历史图片）

斯诺与毛泽东的相会可遇而不可求。当邓小平决意见法拉奇时，他当然无意重现那段不可重现的传奇。他只是觉得事关重大，既然决议思路已清，那么可以采用一下先前的做法，借一位名记者的笔宣传北京的态度。

挑选法拉奇似乎并非偶然，这不仅是由于她的名气，更是由于她的资格。

这位意大利女强人提问尖锐、言辞泼辣，善于触及敏感问题，连足智多谋的基辛格也被她诱出内心本不想吐露的秘密，弄得狼狈不堪。“接受法拉奇采访是我一生最愚蠢的事情。”基辛格如是叹息。

也许，当邓小平决定会会法拉奇时，他内心企盼的正是一种智慧的挑战。这位已经76岁的老人精神依然年轻，他乐于面对一位厉害的对手，乐于对付那些“难回答的问题”。在这样的时刻谈论毛泽东，谈论“文化大革命”，当然不是轻松的林间散步，他原来就是为谈那些“难回答的问题”才要见记者的，那么何不就找法拉奇？！

法拉奇的采访方式合乎邓小平议题的需要，法拉奇的报道方式也一定让邓小平觉得满意。这位女记者录下全部的采访问答，然后一字不改、一字不落地全文发表，如果她有什么意见要说的话，她就在前面另写，与采访正文互不干涉。完全的客观当然不可能，但照实发表采访问答总比断章取义的改写要强。会会法拉奇实在无妨。

8月21日与8月23日，采访共分两次。

气氛从一开始就不轻松，也许这正是法拉奇所追求的。她单刀直入，首先便触及盛夏刚刚进行的那次行动。她问：“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邓小平明快、干脆：“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他又说：“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法拉奇坚决地把问题引向尖锐：“对西方人来说，我们有很多问题不理解。中国人民在讲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

邓小平并不想躲避法拉奇的暗示：“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难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他坚定地说：“我们要对毛主席的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中国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1980年8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连续两次接受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采访，明确表示：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要永远保留下去（历史图片）

如果说这里的评论是抽象的，那么法拉奇在听到关于毛主席纪念堂的回答时，一定体会到了一位老资格政治家准确而辩证的务实感。

邓小平主动告诉她，粉碎“四人帮”后建毛主席纪念堂是不对的，甚至是违反毛主席自己的意愿的。他点及问题的要害：“粉碎‘四人帮’以后做的这些事，都是从为了求得比较稳定这么一个思想考虑的。”

“那么毛主席纪念堂不久是否将要拆掉？”法拉奇问。

邓小平摇头：“我不赞成把它改掉。已经有了的把它改变，就不见得妥当。建是不妥当的，如果改变，人们就要议论纷纷。现在世界上都在猜测我们要毁掉纪念堂。我们没有这个想法。”

作为西方记者，法拉奇与斯诺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斯诺不是猎奇的冒险家，而是富于理想主义和同情心的热血青年，他真正地对红色中国的事业产生了兴趣。他试图全身心地呼吸红色中国的空气，试图理解“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长期地、这样毫不妥协地、这样不像中国人地进行战斗”。

法拉奇是时髦的职业记者，她的兴趣主要在个人，在于政治家个人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如果说她也有她的理想主义，那也是针对个人的。这种兴趣与世界最大的共产党的领袖的兴趣之间，存在着的距离是不言而喻的。

于是，我们从他们的交锋中可以感到一种奇特的转化。每当法拉奇从个人角度、从毛泽东本人及其与他人的关系发问时，邓小平总是宏观地、充满历史感地回答，于是，回答的性质便在不知不觉间转化为理论性的、总结性的。

这一定让法拉奇的心里抱怨。她不能不感到，想探察邓小平本人是件力不从心的难事。在采访时，法拉奇原本是以巧妙地探察采访对象本人为追求目标的。

现在，她不能不正面问了：“据说，毛主席经常抱怨你不太听他的话，不喜欢你，这是否是真的？”

邓小平顿了顿，平静地说：“毛主席说我不听他的话是有过的。但也不是只指我一个人，对其他领导人也有这样的情况。这也反映毛主席后期有些不健康的思想，就是说，有家长制这些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他不容易听进不同的意见。毛主席批评的事不能说都是不对的。但有不少正确意见，不仅是我的，其他同志的在内，他不大听得进了。集中制被破坏了，集体领导被破坏了。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会爆发‘文化大革命’。”

这里，邓小平仍是循着总结历史的思路侃侃而谈，决议的起草在他的思想中酝酿了那么久，他眼下就是要阐述这些观点。

法拉奇继续尝试扭转话头：“为什么你想辞去副总理职务？”

“不但我辞职，我们老一代的都不兼职了。”邓小平从容不迫地一句话就又转到了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他说，“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之一在于制度不健全，其中也包括领导职务终身制。我们存在一个领导层需要逐渐年轻化的问题。我们需要带个头。

法拉奇坚持着探察。当邓小平说到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许多同志也对毛泽东思想做出了贡献时，这位意大利女记者又找到了机会：“你为什么不提自己的名字？”

邓小平回答说：“我算不了什么。当然我总是做了点事情的。革命者还能不做事？”邓小平不动声色地又将个人归到了一般“革命者”的行列。

法拉奇的感受，斯诺在36年前早已经历。在陕北窑洞的油灯下，毛泽东答应向他详细讲述个人的经历，然而说着说着，斯诺便感到了那个奇妙的转化。他写道：“毛泽东的叙述，已经开始脱离‘个人历史’的范畴，有点不着痕迹地升华为一个伟大运动的事业了，虽然他在这个运动中处于支配地位，但是你看不清他作为个人的存在。所叙述的不再是‘我’，而是‘我们’了；不再是毛泽东，而是红军了。”

对于革命者与其事业的一体关系，大概再也没有比这更生动的展现了。然而，令斯诺饶有兴味的那一转化却让法拉奇烦恼。最后，她终于以其独有的机智发出了邓小平不能轻易转化的个人性问题。

“对江青你觉得应该怎么评价，给她打多少分？”

“零分以下。”邓小平不假思索。

问题顺势一推：“你对自己怎么评价？”

这确实是不好对付的问题，邓小平难以回避，也许他原本就不打算回避：“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

两次采访总共四小时。对于法拉奇的问题，“邓小平时而发笑，时而愤怒地给予反驳”。

话题像一只红蜻蜓，时而飞跃，时而盘旋，时而在一些敏感的问题上久久停留。他们还谈到“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谈到中国的现代化，谈到如何理解资本主义。邓小平明确中国将引进大量外国资金与技术。至于由此会带来西方一些消极的影响，邓小平自信地说：“我们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这不可怕。”他痛快地确认，共产主义承认个人利益，今天承认，将来会更多地承认，满足个人需要。

8月28日，意大利报纸发表了这次谈话的内容。随后各国报纸纷纷转载、评论。

外电评论：“邓小平第一次宣布，在明年的党代会上，将不会像批判斯大林那样，全面批评毛泽东，但是将总结大跃进以后的总路线，今后的中国将与毛路线诀别，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

外电认为：“中国领导人讲解今后党的路线的轮廓是极为例外的。”

这确实是非常年代的一次非常举动。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老练地选择这一特别的方式，向全世界传达了北京的信息。

五年之后，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纳塔访问中国，笑谈间邓小平提及当年他与法拉奇的交锋，无比欣慰地说：“她问了许多难回答的问题，我总算通过了考试。”是的，邓小平通过了考试，中国通过了考试。中国已开始步入新的征程。

1980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竞选人里根获胜。时隔不久，中国驻美第一任大使柴泽民带去了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请柬，邀请陈香梅到北京访问，陈香梅当即向里根总统做了汇报，并建议田纳西州的参议员贝克同行。里根总统很快采纳和批准了她的建议，并委任她为总统特使，出访北京。

起程前一刻，因贝克要入院开刀，临时请史蒂芬议员代他出马——因为这是一次秘密的北京之行，故各项措施都做得非常保密。

1981年大年初一上午8时，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陈香梅和史蒂芬在陈香梅的舅舅廖承志及其夫人的陪同下，第一次会晤了邓小平。

宾主寒暄一番后，陈香梅女士将里根总统的一封信面呈邓小平。邓小平接过来，马上交冀朝铸翻译出来。邓小平听完后，随即对陈女士和史蒂芬说：“谢谢，请你们代我向里根先生和他的夫人问好！”

会见完后，廖承志悄悄地对陈香梅说：“会见后可以让参议员史蒂芬夫妇先回宾馆，有国防部官员招呼他们进餐，你留下和我与你的舅母吃中饭，邓老请客。”

中午时分，陈香梅随廖承志夫妇来到一个小客厅。那里有一张方桌，摆了四把椅子，廖承志说：“邓老一会就会过来和咱们吃午饭，大家随便聊一聊。”接着，廖承志关切地问：“你的姊妹都好吗？静宜、阿珍、香竹和香桃都常见面吗？”陈香梅答道：“都好，常见面，请舅舅放心。”

正说着，邓小平来了，他亲切地说：“我要和肥仔的亲戚谈谈。”

陈香梅听到邓小平称她舅舅为“肥仔”，心里感到热乎乎的，因为他们都是几十年患难与共的亲密战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才如此亲切随和地称呼。

邓小平抽烟果真名不虚传，他一根接一根地猛吸着。不一会儿烟蒂便把烟缸填得满满的。廖承志见了，摇头一笑，便伸手向邓小平要烟抽。邓小平笑着对陈香梅说：“你的舅父有气管炎，你可晓得？”陈香梅好生疑惑：我舅父不是好好的吗，哪来的“气管炎”？

正当陈香梅发愣之际，邓小平用手指着经普椿说：“妻管严，一天只分配三根烟，不准多抽。他又来向我要烟了。你看，他的烟瘾和我差不多，不过，我没有人管，每天三包。”

邓小平和廖承志一边开玩笑，一边拉家常。他突然转过身来，风趣地对陈香梅说：“你来京之前，我就对你舅舅说过，他这个海外关系实在要得，怪不得他们要把他送进牛棚。哈哈，他是坐牢的专家，英国的牢，日本的牢，国民党的牢，共产党的牢，他都进去坐过了。了不起，了不起呀！”

邓小平会见美籍华人、美国总统出口委员会副主席陈香梅（历史图片）

陈香梅记得，小时候听外祖父和母亲说，舅舅廖承志长期从事地下革命活动，一生多半在狱里度过，一共坐过九次牢。1933年，廖承志在上海被捕。何香凝曾找过当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吴铁城，后又经宋庆龄、柳亚子、经亨颐三人担保，才恢复其自由。抗战时期，廖承志又在广东被捕，先后被押到韶关、乐昌、重庆等地监狱，直到1946年年初，国共两党交换政治犯时才被放出来。

廖承志坦然地笑了，他幽默地说：“你坐牢经验不如我，因为我会画漫画，你不会。”邓小平不服气：“你的桥牌技术可差劲哩，得努力学习。”廖承志夫人经普椿在一旁笑着对陈香梅说：“他们两人在一起就喜欢抬杠。”

这是陈香梅平生过得最舒服、最惬意的一天，在她的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1983年2月的一天。

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来访，邓小平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他。

当时，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十分猖狂，美国某些人对中国有一些轻慢的议论，说什么中国又穷又弱，在世界上是一个不值得重视的国家；中美建交是中国有求于美国，而美国无求于中国。对此，早在两年前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参议院共和党副领袖史蒂芬和美国总统出口委员会副主席陈香梅时就讲了一番十分硬气的话，坚决有力地回击了世界上对中国的轻慢之词。

邓小平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依靠自力更生建立起来的。在非常困难的时候，我们也敢于正视现实，用弱小的力量去面对强大的力量。中国尽管穷和弱，但需要中国自己做的事情，中国是敢于面对现实的。所以，对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发生错误估计的人，起码不会有一个正确的国际战略。

这次邓小平在与舒尔茨的谈话中，再次严词谴责了美国的霸权主义言论，对此，舒尔茨很不服气，竭力为美国辩解，于是，在邓小平与舒尔茨之间又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唇枪舌剑。

“特使先生在中国过得愉快吗？”

邓小平热情而又礼貌地向客人问候。

“谢谢，一切都很好。”舒尔茨通过翻译客气而又显得友好地说，“里根总统要我转达他对您的问候。”

“谢谢总统先生的好意。”邓小平微笑着说。

当双方入座互相问候之后，邓小平很快把话引入正题：“自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发表以来，中美关系发展比较正常。作为中美双方，我们都应该珍惜这种关系。”

“但是，邓小平先生，”舒尔茨说，“在某些地方，还是发生了些小摩擦。”

“是。有摩擦，但责任不在中国，”邓小平指出，“就说技术转让吧，中国并不是非要美国的先进技术不可。老实讲，我们搞现代化主要是靠自力更生。即使美国的技术可以全部转让，中国也未必就全部买进。”

“某些尖端技术，”舒尔茨略带傲慢地摇摇头，“可能也不是贵国自力更生所能办到的吧？”

“不，您错了！”邓小平用事实驳斥，“原子弹、氢弹和所有的核武器，算得上‘尖端’吧？美国这方面的技术一直在对中国搞封锁。但是，我们不都一一通过独立钻研，自力更生，办到了吗？”舒尔茨没有那么傲慢了。

“问题不在于美国对我们转让什么，而在于美国究竟把中国当作潜在的敌人，还是真正的朋友？”邓小平坦率而又严肃地对舒尔茨说，“时至今日，许多中国人心目中，同美国能不能交朋友，美国够不够得上朋友，还存在着许多疑问呢！”

“这……未免太多心了吧？”舒尔茨尴尬地说。

“不，这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的。”邓小平继续说，“别说历史上美国对中国不平等，就是现在，也未必平等。前不久，美国司法机关公然企图‘传讯’中国政府，这是典型的霸权行径，真是岂有此理！请转告里根政府，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神圣不可侵犯。我们对此提出了严正抗议！”

“邓小平先生有所不知，美国司法制度是独立的，”舒尔茨辩解道，“政府无权过问呀！”

“如此说来，美国实际上就有三个政府了：国会，内阁，法院。那么，究竟要人家同你们哪个政府打交道呢？”

邓小平义正词严，谈吐锋利，抨击美国霸权主义行径时毫不留情。他的一席尖锐有力的话语驳得舒尔茨哑口无言，只得默不作声了。

会谈结束了，邓小平向舒尔茨伸出了手说：“请您转达我对里根先生的问候，并请特使先生代我告诉他，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她的屈辱的时代已一去不返了。”

“一国两制”构想的初定，首先是从“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出发的，但历史的发展却使香港、澳门先于台湾而步入“一国两制”的轨道。

1982年9月，北京秋高气爽，景色宜人。

22日下午1时20分，一架英国皇家空军专机在北京首都机场徐徐降落。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仪态万方地步下了飞机舷梯，前往机场迎接的有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夫妇、西欧司司长王本祚、港督尤德爵士、“船王”包玉刚等。

是日，北京首都机场、天安门广场和钓鱼台国宾馆上空飘扬着中英两国国旗，天安门广场附近的东西长安街一带亦挂上了欢迎彩旗。

西方报纸报道说：“说来也巧，这个日子正值主张‘和为贵’的中国古代伟大思想家孔子诞辰2463年纪念之时，她（撒切尔夫人）在丈夫丹尼斯及一大批政府官员和16名记者陪同下，来到这具有几千年文明史的礼仪之邦——中国。”

撒切尔夫人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加强中英关系，扩大两国贸易，此外还为了一件举世瞩目的大事，即就香港问题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会谈。

正是因为这样，所以中英港三方面人士对此都极为重视，新闻机构更不敢怠慢，各自派出精明强干的记者云集北京，各显神通，打响了新闻采访的战役早在来华之前，撒切尔夫人就事先声明：“有关香港的三个条约仍然有效。”在国际上大造舆论，其用意在于试探中国方面的立场。然而，这是一种摊牌性的接触。

24日上午，“铁娘子”撒切尔夫人穿一袭蓝底红点丝质西装裙，脚蹬黑色高跟鞋，挽黑色手袋，颈上戴一条珍珠项链，显得雍容华贵。她先来到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与邓颖超交谈片刻，随即告辞，前往隔邻的福建厅，与邓小平进行会谈。

在邓小平步出大厅迎接“铁娘子”前，记者们为了占据一个有利位置拍照，你挤我拥地一次又一次骚动。在此期间，某外国电视台一记者，被北京的一位电视台摄影师的镜头不小心撞了一下，竟然回身一脚踢在那位同行腰部，被踢者也怒不可遏，似乎失去了理智，还以一拳，眼看一出“全武打”即将上演。就在这个当口，福建厅的大门一下子打开了，邓小平步出大厅迎接铁娘子，大家的注意力顿时都集中在这两位领导人身上，一场风波遂自动平息。

记者们观察到，铁娘子从新疆厅那一头走向福建厅时，由于走了一半还未看到邓小平的身影，而福建厅亦紧闭，与刚才邓颖超老早就在门外伫立恭候的情况截然不同。所以，她一路走来，面带犹疑之色。大概她那时内心正忐忑不安，门却突然打开，邓小平满面笑容地迎出来，上前走五六步，与撒切尔夫人握手问好。此时，闪光灯闪个不停，“嚓！”“嚓！”记者抓住时机抢镜头。

撒切尔夫人一见面后就说：“我作为现任首相访华，见到你很高兴。”

不料，邓小平却说：“是呀，英国的首相我认识好几个，但我认识的现在都下台了。欢迎你来呀。”

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他指出：如果在1997年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历史图片）

这本来是句大实话，不过善于揣摩弦外之音的人不免胡思乱想，所以有些记者闻言肚里暗自好笑，也不知铁娘子当时对这句话的感受如何。

接着，宾主双方在福建厅就座，两人的坐姿形成对比，邓小平半靠在沙发上，状态轻松舒适，铁娘子却正襟危坐，双手平放在膝上。由于有大批记者在场拍照。两人话题只好仍然停留在寒暄阶段，大谈饮食之道。

撒切尔夫人说：“知道你是刚从外地回来。”

邓小平接言：“我是陪同朝鲜主席金日成去了四川。”

“此行必定愉快？”撒切尔夫人深入一步问道。

“不错！我们在四川吃过好几次川菜，我本身很喜欢川菜。中国是以川菜和粤菜最为著名。”

说到这里，邓小平转问陪同在侧的港督尤德爵士是喜欢川菜还是粤菜。

尤德说：“两样我都喜欢。不过，我的外交生活正是从四川方面开始的。”

邓小平说：“那么你也是四川人了。”

撒切尔夫人从旁打趣说：“尤德爵士的说话很有外交辞令。”略微停顿了一下，她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说：“我倒觉得苏州菜风味不错。”这大概是由于她五年前以保守党领袖身份访问中国，到过苏州等地参观，故有此语。

邓小平却不同意撒切尔夫人的说法，笑笑说：“以游客来说，总是到哪里说哪里的菜好。”

谈到这里的时候，记者被请离场，会谈闭门进行，转入正题。

对这次会谈，卫星进行了现场直播，全世界许多人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会谈的每一个细节、每一句谈话，因为它将被载入史册。对自己命运和前途十分关心的香港人，电视现场的直播更是如磁石般吸引着他们的心。人们从电视上可以看到，撒切尔夫人向邓小平还是强调有关香港的三个条约仍然有效。

是啊！香港昔日不过是荒山野岭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如今却高楼林立，寸土寸金，英国怎么能够甘心情愿地拱手奉还呢？又怎能不难以舍弃呢？

1984年12月，邓小平同前来出席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签字仪式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亲切会谈（历史图片）

既然问题再一次摊开了，就必须要回答。这个回答，关系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威信，关系到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如何向历史作交代的大事，邓小平的回答是斩钉截铁的两句话：“香港是中国的领土，我们一定要收回来的！”这十七个字震古烁今，大义磅礴，决不妥协，决不退让，将中华民族收回香港主权的鲜明立场昭之于世界。

尔后，邓小平坦诚地对撒切尔夫人说，香港问题很简单，我看一二年能解决。并向撒切尔夫人讲了中国政府的三点原则性意见，即：

第一，主权不容讨论。香港本来就是我们的地方；但从现实出发，“香港问题”可以谈，而主权不能讨论。

第二，希望在一两年内解决香港问题，否则到时候中国将单方面宣布自己对解决香港问题的对策。

第三，与其今后解决，不如现在解决。假如香港出现了不可收拾的局面，那么我们将重新考虑收回香港主权的日期。

邓小平的三点意见具有相当的分量，他脚踏着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身后有10亿人民，岂能“做李鸿章第二”？撒切尔夫人是挟英阿福克兰（阿根廷称马尔维纳斯）群岛之战胜利之余威前来与中国谈判香港问题的，幻想可以继续保持英国侵占香港的三个不平等条约。然而，中国不是阿根廷，香港也不是马尔维纳斯群岛，撒切尔夫人找错了对象。

外电评述：撒切尔夫人是锋芒毕露，邓小平是绵里藏针。还说，撒切尔夫人尽管受丘吉尔影响极深，有“铁娘子”之称，尽管她坚持鲜明的传统保守主义哲学和强硬的经济政策，但在邓小平的面前，她毕竟还年轻……

由于邓小平在会谈前没有对记者发表任何谈话，而事前有关人员曾表示：邓小平经常有对记者讲几句话的雅兴。所以，香港记者在被请离场后，内心都盼着等会儿邓小平送客出门时，能拦住他，请他对香港同胞讲几句话。于是，大家不惜耐着性子站了两小时，结果是大失所望，会谈结束后连邓小平的影子也没有见着。只见撒切尔夫人落寞地从门口走出来，脸色凝重。她步下大会堂北门石阶，抬眼望见石阶右下方的记者，突然绽开笑脸，拧过头来向记者点头示意。也许，此刻她的心境正如拜伦诗中所说，“我必须压下内心渺小的忧郁”，她正努力把倒海翻江的内心世界掩饰得像深潭一样平静。当她走到倒数第二级石阶时，其高跟鞋与石阶相绊，使身体失去平衡，栽倒在石阶地上，以致皮鞋、手袋也被摔到了一边。幸好她已将到平地，摔得不重，有惊无险。

在旁的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一名军人及一名穿灰色中山装的工作人员见状，马上在第一时间合力将撒切尔夫人扶起，另外有人为她拾起掉在一边的手袋，并拍拍沾在上边的灰尘。虽然这时“铁娘子”颇为狼狈，但她不愧为“铁娘子”，起身后神态自若，看不出“惊魂未定”的迹象，接过别人递过来的手袋时还不忘道谢。随后，她轻挽裙摆，猫腰钻入停在石阶下的“红旗”牌小轿车内，坐好后又向记者挥手微笑，似乎叫记者不要为她跌的这一跤担心，充分显露出其处变不惊的“女强人”本色。事后，这便成了街谈巷议的话题。

邓小平与老朋友、香港著名实业家包玉刚在一起（历史图片）

1984年5月28日，邓小平在北京接见香港“船王”包玉刚先生。两个人很自然地谈起了香港的问题。当谈到驻军问题时，邓小平突然满怀内疚地说：“黄华同志没有说过驻军问题，我不该错怪他。”他这是对三天前当着记者的面公开批评黄华一事道歉。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25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正在北京出席六届二次政协和人大会议的港澳代表，并与他们合影留念。记者们被允许进去拍照。当时中英双方正就香港问题进行谈判，香港到处传播着有关谈判情况的传闻。什么中方提出成立联络小组要干预港府事务、什么英方出现了“福克兰情绪”而立场转趋强硬、什么中英谈判陷入僵局甚至面临破裂……这些无不冲击着香港人脆弱的神经，加上香港的金融、股票市场又起波澜，有人还等待着又一个“黑色星期五”的出现。记者们，特别是首次被邀请赴京采访“两会”的香港记者得知他们可以参加邓小平与港澳代表的会见，一个个都十分兴奋，盘算着就大家关心的有关香港问题向邓小平提问。邓小平的讲话将是最权威的。但是大会方面通知，记者们只能在邓小平与代表们合影时拍照。不得提问，也不得闯入邓小平接见代表的大厅内。记者们好生失望，合完影后，只能眼巴巴地望着邓小平与代表们鱼贯进入东大厅。但不一会，大会方面又临时通知记者们可以入东大厅内拍照五分钟，但仍不得提问。记者们闻言，蜂拥而入，争先恐后地抢拍镜头。

1984年12月19日，邓小平出席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历史图片）

正当拍得差不多时，一直坐着沉默不语、神色凝重的邓小平忽然开口说：“有这机会，我和记者讲几句话。”

邓小平清了清嗓子说，中央对香港问题的发言，除了他本人和负责具体问题的姬鹏飞等人，所有其他的发言人都无效，都不算正式的。

在场人士对邓小平这一番话无不感到突然。坐在邓小平旁边的中国记协副主席、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急忙插口说：“五分钟了，够啦，够啦！”意在请记者离场，制止邓小平再往下说。但邓小平此时显得很激动，似乎不吐不快的样子。因此他继续说道：“另外，我要辟个谣，黄华、耿飚讲的香港驻军问题不是中央的意见。你们去登一条消息，没有那回事，香港要驻军的，既然是中国的领土，为什么不能驻军呢？这个英国外相和我会谈时，他也承认，他也说：当然希望中国不驻军，用另外一种形式，但是他承认中国政府既然收回香港主权，有权在香港驻军。这个明确得很，难道连这一点权利都没有吗？那还叫中国领土？”

邓小平28日的道歉就是针对上述这番话说的。

引致邓小平批评黄华、耿飚的导火线是一份香港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报纸刊登的一条消息。邓小平接见出席“两会”港澳代表之前，刚好看了22日出版的这份报纸。报上刊载前国防部部长耿飚5月21日出席湖南省人大代表小组会议时就香港问题发表的一席谈话。耿飚在谈话中说：“中国军队将来不会驻在香港，而香港人也无须负担军费！”同时，邓小平还听说，黄华也曾接受过香港记者的采访，并在采访中谈到了香港问题。

黄华在此之前确实接受过香港亚洲电视台的采访，谈论香港问题，但是他并没有就驻军的问题发言。邓小平批评黄华时，采访过黄华的亚洲电视台的一位女记者就在场。她说，她听了邓小平的那段话，害怕得连麦克风都举不起来，以为邓小平四川口音很浓的那番话是指他们发播的新闻“胡说八道”。

邓小平当时并不知道黄华在接受香港记者采访时谈话的具体内容，在盛怒之下，以为黄华也像耿飚一样，谈的是驻军问题，因此，把他们两人点名批评了。

香港问题当时原本就是一个敏感问题，驻军问题又是这一敏感问题中最敏感的问题。本来，一个主权国家对其领土内的一切人、物和所发事件享有排他性的管辖权。主权的具体表现是治权，主要包括官员设置、军事部署与指挥、财政支配等。中国政府在收回香港主权后，在香港驻军是理所当然、无可非议的，不应成为问题。但是，当时港英方面通过某些舆论媒介传出不希望甚至反对中国政府在香港驻军的意向。国外舆论我们管不着，也无关大局，但作为中国政府官员，发表在香港不驻军的谈话，性质就不一样了，这就可使普通民众误以为他的谈话就是中国政府的意见。在邓小平看来，这种谈话是一种轻率的、不负责的、有违根本原则的谈话。因此，当他看到报纸上耿飚的谈话，听到旁人关于黄华的谈话后，情绪非常激动，以致当着记者的面，公开批评耿、黄二人。

事后，邓小平得知，黄华并没有讲驻军问题，是他错怪了黄华，因此他以会见包玉刚先生之机，公开向黄华道歉、作自我批评。

孔子的弟子子贡说过：“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蚀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邓小平的公开道歉与自我批评，正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高风亮节的品质和知错能改、勇于认错的政治家风度，令人肃然起敬。

1986年3月25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邓小平会见了丹麦首相施吕特一行。

上午10时，当丹麦贵宾来到福建厅时，年逾80岁的邓小平身着灰色中山装，健步走到大厅门口，和他们紧紧握手，表示欢迎。这时早就等候在那里的中外记者围上前去，他们紧张工作的状态和邓小平轻松自如的神态形成鲜明的对照。

1986年，邓小平会见来访的丹麦首相施吕特（历史图片）

施吕特说：“我一直盼望能见到你，现在见到你我很高兴。”

接着，邓小平把客人迎进福建厅。大厅里两盆桃花散发着芳香，花架上的君子兰郁郁葱葱，整个大厅充满着春天的气息。在亲切愉快的气氛中，在45分钟时间里，两位领导人纵论天下大事，畅谈丹中友谊，把施吕特首相的这次访问引向了高潮。

会见刚开始，邓小平就对施吕特说：“你是我今年会见的第一个外国朋友。不久前，香港传说我病了，而且股票也因此而下跌。现在可以辟谣了。”

施吕特风趣地接着说：“你的会见对我是一种荣誉，我相信明天哥本哈根的股票市场将非常活跃。”

谈到两国关系时，邓小平说，中丹关系一直很好。丹麦是最早同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之一。近年来，我们两国政治和经济关系又有了不小的发展，两国领导人的互访也有所增加。丹麦为帮助中国的建设尽了自己的力量，我们对此表示感谢。

施吕特接着说，丹麦不仅愿意同中国发展经济贸易关系，而且希望了解中国的历史、语言。

邓小平点头表示赞同。他说，友谊是建立在相互了解和信任的基础之上的。他希望两国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友好关系继续发展下去。

他指出，在国际事务中，中国和丹麦对许多问题有共同的认识。两国都根据自己的国情制定政策。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政策。我们希望欧洲国家也奉行独立自主的政策。我们深信这种政策有利于世界和平。邓小平说，我们希望中国、欧洲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强大起来，加强团结，维护世界和平。这样，和平是有希望的，战争应该避免也可以避免。

邓小平说：“这几年来我有意识地少做工作，让别人多做。中国的现行政策并不仅仅体现在我一个人身上。我好久没有露面就是这个原因。”他指出：“中国的政策并不是我一个人提出的，中国的现行政策得到全国绝大多数人的广泛支持，得到广大干部的支持。干部和群众都要求改革。”

他说，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复杂得多，大体要花五年时间。这种改革没有前人的经验，全靠我们自己摸索。他表示相信中国的改革是会成功的。

施吕特在哥本哈根时曾对新华社记者说，丹麦希望成为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冠军。邓小平风趣地对施吕特说：“你已经当上了冠军，只不过我还没有制作一个奖杯，只要我们这样合作下去，总有一天我会送你一个奖杯。”

会见快结束时，邓小平请施吕特几年后再来看看中国的变化。施吕特说：“下次我要骑自行车来。”

邓小平紧接着说：“我们两国自行车都很多！”

施吕特点点头，丹麦人喜欢骑自行车锻炼身体。

邓小平侧过身子对施吕特说：“四年前一位丹麦朋友告诉我，丹麦产的助听器质量最好。”

邓小平1989年会见外宾时调整左耳的助听器（历史图片）

施吕特说：“助听器是丹麦主要的出口产品之一，质量很好。”

邓小平指着自己的左耳说：“我的耳朵有些背，前几年就是用的丹麦的助听器……这样我们又有两个共同点，自行车和助听器。”听着他风趣的话，会见大厅里又一次响起了笑声。

1986年9月2日，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称：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接受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的电视采访。

“邓小平回答了华莱士提出的有关中国经济改革、中国的统一、中美关系、中苏关系等方面的问题。”

第二天，《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刊登了这一消息，并配上了一幅邓小平接受华莱士采访的照片。

这份简短的报道在当时十分引人注目，又令人颇费猜测。邓小平接见美国记者的情形如何？具体谈了些什么？有没有新的、惊人的东西出台？官方消息没有提供任何细节。

有幸受到邓小平接见的华莱士，也守口如瓶。他遗憾地告诉记者们：“在这次与记者的谈话播出之前，我们不会透露任何内容。我相信你们能理解。”

华莱士主持的“60分钟”节目固定在每个星期天晚上播出，而邓小平接见美国记者这一天还是星期二，即使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以最快的速度把节目制作好，也只能在四天后的9月7日晚与观众见面。在这之前，该公司自然不会泄露自己的独家新闻而使星期天的节目失色几分。造成轰动效应，是新闻界苦心追求的目标。

但是，守口如瓶的华莱士也难以抑制成功带来的冲动，他喜形于色地告诉同行们：邓小平在谈话时非常幽默，看起来“在休假后很健壮”。他还得意地透露说：邓小平在接受他的采访时，非常乐于提供消息。

中国方面的沉默，美国方面的封锁消息，使这次采访罩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人们期待着星期天的来临。

果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不负众望。9月7日晚，电视台播放了邓小平接受华莱士采访的全过程。当人们看到那张熟悉的东方人的面容在美国电视屏幕上谈笑风生时，都深深地叹服这位时代风云人物卓越的才能、超人的智慧。

美国轰动了。

世界轰动了。

一时间，几乎全球所有的新闻机构都以最快的速度报道了邓小平同华莱士的谈话。许多电视台纷纷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要求购买谈话的播放权。中国《人民日报》也在9月8日和9月15日分两次刊登了邓小平谈话的详细内容。

在电视录像播放后的一周多时间里，邓小平谈话一直是世界舆论评论的中心话题。

华莱士在全球又制造了一股“邓小平热”。

时年68岁的华莱士出生在波士顿一个俄国犹太移民家庭。他身材高大魁梧，仪表堂堂，有一种典型的西方记者的派头。

1968年起，他出任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主持人。在他的主持下，这个节目在竞争激烈的美国电视界享有极高的收视率，多次获得大奖。华莱士这个名字，也像“60分钟”一样，在美国家喻户晓，他也因此而成为世界第一流的新闻记者。

18年来，华莱士备尝事业的艰辛与成功的欢乐。作为新闻节目的特派记者，他采访过水门事件、越南战争和中东战争；他单独采访过的国际风云人物就有十多个：约翰逊、尼克松、里根、霍梅尼、萨达特、贝京、巴列维国王、指挥越南战争的威斯特摩兰将军……但是，无论是在逆境还是顺境，他始终以其坚韧不拔的毅力和高度的职业责任心，向一个又一个的目标攀登。这一次，他把镜头对准了中国的邓小平，决意要在他成功的道路上，再留下一个辉煌的足迹。

为了这次采访的成功，华莱士煞费苦心，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他仔细阅读了几乎所有能够找到的有关邓小平的文字材料，其中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写的《在江西的日子里》一文，描述了邓小平一家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还请中国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和中央电视台提供了一些有关邓小平的革命经历和工作、生活方面的影视资料，如邓小平与刘伯承在解放战争中指挥战斗、邓小平在十二大等场面。根据电视的特点，他要求中国方面把采访地点定在中南海，而不是邓小平通常会见外宾的人民大会堂，以便让观众欣赏到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古建筑，也借此机会让人们一睹中国领导人日常办公的所在地。

9月2日清晨，秋高气爽、阳光明媚。

10时许，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来到中南海岸边的紫光阁。

这位刚刚过了82岁生日的老人，依然步履稳健、精神饱满，双目炯炯有神。由于刚从北戴河度假归来，他脸上的皮肤被夏季的日光晒得黝黑——这是他经常在海边游泳的结果。也许是因为要拍电视的缘故，当天，他特意穿上一套新制的十分合体的中山服，脚上的皮鞋也刷得锃亮，显得整洁而朴素。

作为推进中国现阶段变革的主要人物，邓小平是许多中外记者渴望采访的对象。邓小平的所思所想所为，不仅具有极高的新闻价值，而且对研究中国的现状和未来有着重要的科学价值。这一次，邓小平终于接受了美国记者华莱士的采访要求，按他的说法，是想借这个机会同美国人民见见面，使美国人民更好地了解他、了解中国。

此前，在邓小平所接见的无数外国记者中，谈话时间最长的是作风泼辣、提问尖锐的意大利记者法拉奇。对那次著名的谈话，世界舆论反应极好，认为邓小平向记者交了一份水平很高的答卷。时隔六年，他又将面对另一位不易对付的名记者的采访，而且是他从未经历过的一对一的电视采访，这无疑是对这位年事已高的老人智慧和精力的又一次考验。

邓小平同早早等候在阁内的华莱士握了握手。华莱士兴奋地说：“我把今天同您的交谈看成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因为像您这样的人物，我们记者不太容易得到专访的机会。”

邓小平微笑道：“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语调平缓稳重。

“我希望我们在一起的一个小时对您是有趣的。”华莱士又道。

“我这个人讲话比较随便。因为我讲的都是我愿意说的，也都是真实的。我在我们国内提倡少讲空话。”

邓小平坦率质朴的言语、平易近人的风度，使他同记者在正式提问开始前的谈话，就像老熟人之间的聊天，娓娓道来。

华莱士问：“您有没有接受过一对一的电视采访？”

邓小平回答：“电视记者还没有。与外国记者谈得比较长的是意大利的法拉奇。”

华莱士说：“我读了那篇谈话，感到非常有趣，法拉奇问了您不少很难答的问题。”

邓小平坦率地承认：“她考了我。我不知道她给我打了多少分。她是一个很不容易对付的人。”

华莱士不无自负地说：“是的。我采访过法拉奇。但我也问了一些她很难答的问题。”

……

寒暄过后，华莱士拿出预备好的提问提纲，开始正式提问。三台摄像机在六名美国电视技术人员的操纵下开始转动。

华莱士首先从中苏关系入手：“您对戈尔巴乔夫最近在海参崴的讲话有何看法？”

这是指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中国大门口的海参崴就苏联的亚洲太平洋政策发表的讲话。戈尔巴乔夫表示愿与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和日本改善关系。对于中国，他说，苏联愿意从阿富汗撤出8000名军人，安排从中苏边界撤军，依照中国的意见谈判黑龙江边界。他还表示，苏联准备同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级别上举行最严肃认真的会谈。当时，中国的反应是“有新意，将仔细研究”。现在，华莱士开门见山提出这一问题，实际上是要邓小平对戈尔巴乔夫的倡议作出中国的正式答复。

邓小平答道：“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的讲话有点新东西，所以我们对他的新的带积极性的东西表示了谨慎的欢迎。但戈尔巴乔夫讲话也表明，他的步子迈得并不大。在戈尔巴乔夫发表讲话后不久，苏联外交部官员也讲了一篇话，调子同戈尔巴乔夫的不一样。这就说明，苏联内部对中国政策究竟怎么样，我们还要观察。”

1986年，邓小平在中南海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的电视采访（历史图片）

华莱士问：“您以前有没有见过戈尔巴乔夫？”

“没有。”

“您是否想见见他？因为他说过，他愿意同你们在任何时候、任何级别上谈任何问题。您愿意同他进行最高级会晤吗？”

“如果戈尔巴乔夫在消除中苏间三大障碍，特别是在促进越南停止侵略柬埔寨和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走出扎扎实实的一步，我本人愿意跟他见面。”

谈到这里，华莱士犯了个不大不小的错误，差一点与这次采访中最有价值的新闻失之交臂。他本来应该接过邓小平的话，追问对方准备怎么与戈尔巴乔夫见面、在什么地方见面，可他却转而去谈：“越南人今天发表讲话，表示愿意和中国谈判，以便结束中越之间的困难局面。”

这时，在电视监视器屏幕前“督战”的节目制作人，站起来皱了眉头，对这一败笔感到焦虑。

谈话在继续。

邓小平说：“越南这种表示至少有一百次了。我们也明确告诉他们，前提是越南从柬埔寨撤出全部军队。柬埔寨问题由柬埔寨四方商量解决。”

华莱士说：“所以，就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举行最高级会晤来说，球在戈尔巴乔夫一边。”

“要越南从柬埔寨全部撤军。”邓小平强调，“对这个问题，苏联是能够有所作为的。因为如果苏联不帮助越南，越南一天仗都打不了。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讲话一直回避这个问题。所以我说，苏联在消除中苏关系三大障碍上迈的步子并不大。”

华莱士说：“看来，中国同资本主义的美国的关系比同苏联共产党人的关系更好一些，这是为什么？”

邓小平说：“中国观察国家关系问题不是看社会制度。中美关系是看中国同美国关系的具体情况来决定。中苏关系是看中国和苏联关系的具体情况来决定。”

幸好这时摄像机的第一盘录像带用完了，在停机换带的间歇，节目制作人赶紧上前向华莱士献策。

第二盘录像带开始转动后，华莱士立即补问道：“邓主任，刚才我的节目制作人要我再问一下邓主任是否愿意会见戈尔巴乔夫。”

这一问，引出了邓小平在这次采访中的最精彩、后来被新闻界评述最多的一段谈话：

“我刚才说了，如果苏联能够帮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就消除了中苏关系的主要障碍。我再说一次，越南入侵柬埔寨问题是中苏关系的主要障碍。越南在柬埔寨驻军也是中苏关系实际上处于热点的问题。只要这个问题消除了，我愿意跟戈尔巴乔夫见面。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年龄不小了，过了八十二了，我早已经完成了出国访问的历史任务。我是决心不出国的了。但如果消除了这个障碍，我愿意破例地到苏联任何地方同戈尔巴乔夫见面。我相信这样的见面对改善中苏关系，实现中苏国家关系正常化很有意义。”“三大障碍主要是越南侵柬，因为中苏实际上处于热点和对峙，不过方式是通过越南军队同中国对峙。”

邓小平关于中苏关系的谈话，显示了他作为一个老练的战略家所具备的机敏和胆识。中国最高领导人愿意前往苏联举行两国首脑会晤，这在双方关系破裂二十多年来还是第一次。但邓小平在作这种表示时，并没有放弃中国一贯坚持的立场，即中苏关系正常化必须排除三大障碍。

法新社评论说：“戈尔巴乔夫通过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发表讲话取得了重要的几分，但是，80多岁的邓小平的这次讲话已把球挡了回去。”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说：“邓小平巧妙地在没有作出任何让步的情况下从戈尔巴乔夫手里夺走了舞台中心位置。”

……

话题从中苏关系转到中美关系。

华莱士说，里根总统和夫人南希曾亲口告诉他，他们对“60分钟”节目很感兴趣，几乎每个星期天晚上都要看这个节目。他问邓小平：“不知您有什么话要对里根总统说？”

邓小平在沙发上欠了欠身，说：“在里根总统和夫人访问中国时，我们认识了。我们相互间的谈话是融洽的和坦率的。我愿意通过你们的电视台，转达我对里根总统和夫人的良好祝愿。我希望在里根总统执政期间，中美关系能有进一步的发展。”

华莱士不愧是采访老手，他不仅善于从新闻角度摄取重大信息，而且注重设计每一个细节。他提的这一富于人情味的问题，使这次采访生色不少。当里根夫妇和千百万美国人坐在电视机前，听到来自太平洋彼岸的问候时，一定不会无动于衷吧？

“目前中美双方是否存在大的分歧问题？”话锋一转，立即触到了最敏感之处。

邓小平坦率地说：“有。如果说中苏关系有三大障碍，中美关系也有个障碍，就是台湾问题，就是中国的海峡两岸统一的问题。美国有一种议论说，对中国的统一问题，即台湾问题，美国采取‘不介入’的态度。这个话不真实。因为美国历来是介入的。”他回顾说：“在五十年代，麦克阿瑟、杜勒斯就把台湾看作是美国在亚洲和太平洋的‘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所以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建交谈判中最重要的问题。”

华莱士还不满足：“美国在处理美台关系时是否未能按照它承担的义务去做？”

邓小平避免正面回答：“我认为美国应该在这个问题上采取更明智的态度。”

“什么态度？”华莱士一定要追根问底。

邓小平答道：“很遗憾地说，在卡特执政的后期，美国国会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这就变成了中美关系的一个很大的障碍。刚才我说，希望里根总统执政期间，能够使中美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中就包括美国在中国统一问题上能有所作为。我相信，美国特别是里根总统，在这个问题上是能有所作为的。”

华莱士继续追问：“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能有哪些作为呢？”

“可以鼓励、劝说台湾首先跟我们搞‘三通’：通商、通航、通邮。通过这种接触，能增进海峡两岸的相互了解，为双方进一步商谈统一问题创造条件。”

华莱士问道：“台湾有什么必要同大陆统一？”

“这首先是个民族问题，民族的感情问题。凡是中华民族子孙，都希望中国能统一，分裂状况是违背民族意志的。其次，只要台湾不同大陆统一，台湾作为中国领土的地位是没有保障的，不知道哪一天又被别人拿去了。”他稍作停顿，“第三点理由是，我们采取‘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统一问题。大陆搞社会主义，台湾搞它的资本主义。这对台湾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不会改变，台湾人民没有损失。”

接着，邓小平针对台湾与大陆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至于比较台湾和大陆的发展程度，这个问题要客观地看。差距是暂时的。拿大陆来说，我们建国三十七年来，有些失误，耽误了，但根据大陆的现行政策，发展速度不会慢，距离正在缩小。我相信大陆在若干年内至少不会低于台湾的发展速度。道理很简单，台湾资源很缺乏，大陆有丰富的资源。如果说台湾已发挥了自己的潜力，大陆的潜力还没有发挥，肯定会很快发挥出来的。而且就整体力量来说，现在大陆比台湾强得多。所以单就台湾平均收入比大陆现在高一些这一点来比较，是不全面的。”

在访问中，邓小平谈笑风生（历史图片）

邓小平这番透彻的分析，既阐明了民族感情、国家利益之所在，又照顾到目前海峡两岸的差距，实在入情入理。

……

华莱士看了一眼提问单，把话题转向中国国内政策：“中国谈到，搞现代化，发展经济，需要西方的资金，但现在西方投资者抱怨同中国做生意太难，存在一些问题，房租太高，谈合同争吵不休，各种税收名目繁多，劳动力太贵，贪污、受贿，还存在着官僚主义。您是否了解这些情况？”

邓小平点点头，坦率地承认：“我了解，是有这种现象。因为同西方做生意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件新事物，有一些差错是难免的。外国投资者有这些意见，我能理解。投资不赚一点钱，那不可能，那谁愿意来？我们正在采取一些有效措施改变这种状况，相信问题可以逐步得到解决。”他表示：“解决了这些问题，还会有新的问题产生，还要加以解决。作为领导来说，要摸清情况，采取措施，包括教育干部。”

“现在中国领导提出致富光荣的口号，资本主义国家很多人对此感到意外，这个口号同共产主义有什么关系？”不仅是华莱士有这样的疑问，就是在中国，也还有些带着“左”的条条框框看问题的人，对这样的口号感到难以接受。

对此，邓小平是这样看的：“我们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关于共产主义，‘文化大革命’中有一种观念，宁要穷的共产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我在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五年重新回到中央工作时就批驳了这种观点。正因为这样，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我又被打下去了。当时我告诉他们没有穷的共产主义，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共产主义社会是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因为物质极大丰富，才能够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当然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条件。不能有穷的共产主义，同样也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致富不是罪过。但我们讲的致富不是你们讲的致富。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

华莱士谈起他在广东珠江三角洲看到农民买摩托车、彩电、盖新房等情况，邓小平摆摆手：“现在在农村受到赞扬的有些万元户，一万元不过二三千美金，还是一年的收入，能够算富吗？我们就算富了，那能有多少？比起发达国家来，人均国民收入还是很低的。”

谈到“文化大革命”，华莱士请邓小平谈谈他和他的家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如何。这也是那些爱猎奇的西方人感兴趣的东西。对此，邓小平却不置一词，只是说：“那件事，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

华莱士急忙插话：“那是不是说，当时让您扫地、做饭、劈柴等等也是好事？”

邓小平笑了：“说那些完全是好事，不能那么说。我的意思是使不好的事变成好的事。”他说：“毛主席经常讲坏事转化为好事。善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提出一些改革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这样坏事就变成了好事。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

显然，在邓小平心中，个人的命运是置于国家的命运之中的，同国家的灾难相比，个人的遭遇算不上什么。何况，他本来就是一个心胸开阔、永远向前看的人。

华莱士接着问道：“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到在中国的任何公众场合挂您的照片，这是为什么？”

“我们不提倡这个。”邓小平说，“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任何事情都不是一个人做得出来的。所以就我个人来说，我从来不赞成给我写传。我这个人，多年来做了不少好事，但也做了一些错事。‘文化大革命’前，我们也有一些过失，比如‘大跃进’这个事情，当然我不是主要的提倡者，但我没有反对过，说明我在这个错误中有份。如果要写传，应该写自己办的好事，也应该写自己办的不好的事，甚至是错事。”

华菜士又跳到另一个问题：“每个人都会问这样的问题：在过去几年中，邓小平干得不错，现代化搞得不错，经济在发展，人们不像以前那样担心害怕，但邓小平以后情况会怎样？是否会回到以前的状况？”

“肯定不会。”邓小平加重了语气，“因为确定现行政策会不会发生变化的主要根据是，现行政策对不对，对国家来说对不对，对人民来说对不对，人民的日子是不是逐步好过一些。我相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现行政策只要一改变，人民生活肯定会下降。如果人民认为现行政策是正确的，谁要改变现行政策，谁就要被打倒。”

……

谈话到这里，已不知不觉过了一个多小时。可华莱士的提问单上还有好些问题没有来得及问。他请求邓小平将原定的一小时采访时间延长20分钟，哪怕是10分钟。邓小平爽快地答应了，但又不无幽默地说：“我又犯一个错误，违反了只谈一小时的协议。”

华莱士继续发问：“您说过，您要活到一百岁，然后可以去见马克思。到那时候，马克思旁边可能还坐着毛泽东，他们可能对您说些什么？”

邓小平略加思索后，毫不含糊地说：“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他说：“我们过去干革命，打天下，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因为有这个信念，有这个理想。我们有理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所以我们才能取得胜利。革命胜利以后搞建设，我们也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人们常常忘记是什么样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的事。”

华莱士继续坚持自己的意见，他说：“毛泽东逝世已经十年，他对现在的一些事会怎么看？现在的领导人主张致富光荣，主张个人幸福，允许私人办企业，准备搞政治改革，人民有了言论自由，这一切同毛泽东的主张都不一样，毛泽东会怎么看？”

邓小平用一句概括明了的话作了回答：“有些不一样，但有些原则还是一样的。现在毛泽东思想还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我们有一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解答了这些问题。”

“但我还是不清楚。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和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是不一样的。看来中国现在在进行一场新的革命，至少是试图进行一场新的革命。”显然，华莱士还希望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继续发挥。

邓小平说：“这个话是对的，我们也讲现在我们搞的实质上是一场革命。从另一个意义来说，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探索前进。既然是新事物，难免要犯错误。我们的办法就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

华莱士朝提问单看了一眼，说：“最后一个问题。您是中国的第一号领导人物，您准备在主要领导人和主要顾问的位子上再留多长时间？”

邓小平说：“我提倡废除终身制，而且提倡建立退休制度。你也知道，我同意大利记者法拉奇谈话时说，我干到一九八五年就行了，现在超过一年了。我正在考虑什么时候退休。就我个人来说，我是希望早退休。但这个问题比较困难，在党内和人民当中很难说服。我相信，在我有生之年退休，对现行政策能继续下去比较有利，也符合我个人向来的信念。但这件事还要做更多的说服工作。最终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要服从党的决定。我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要服从人民的意愿。我还是希望能够说服人民。”

华莱士笑着说：“您当时告诉法拉奇准备一九八五年退休，您准备对华莱士作什么表示呢？”

邓小平说：“坦率地告诉你，我正在说服人们，我明年在党的十三大时就退下来。但到今天为止，我遇到的都是一片反对声。”

正式提问结束后，邓小平与华莱士并肩走出紫光阁大门。在秋日柔和的阳光下，庭园里苍翠的树木把紫光阁的雕梁画栋衬托得格外幽雅迷人。

“瞧，邓主任，多么迷人的秋色啊！”华莱士说，“您每天工作多少时间？”

“每天工作两小时。”

“那你其他时间干什么呢？”

邓小平回答迈克·华莱士提出的问题（历史图片）

“与孙儿们玩玩，也看些书。”

“你有几个孙儿？”

“有四个。最小的才一岁零两个月。”

……

望着邓小平宽厚的背影渐渐远去，华莱士禁不住暗暗称奇：真不愧为世纪伟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