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真情实录：心系人民，受壮乡热情好客影响

1930年春天，邓小平从上海返桂后，留在右江地区检查指导根据地各方面的建设工作。

一天傍晚，邓小平在几位战士的护送下来到了向都县一个偏僻的山村，准备在一户壮族老大爷家借宿。

“老大爷，打搅您了。我们今晚在您这里开个会，行吗？”邓小平握着老大爷的手说。

“欢迎，欢迎啊！”当听说眼前的这位年轻人就是远近闻名的邓小平政委，老汉忙连声回答。说完，老大爷便领着家人忙开了。

突然，一阵急促的鸡叫声惊动了正在屋内整理材料的邓小平。他意识到什么，连忙站起来走到房门口。果然，老大爷刚将一只四处逃窜的老母鸡逮在手里，正准备宰杀了犒劳部队的同志。

邓小平见状连忙拦上前去说道：“老大爷，我们是一家人，千万不要客气！这只母鸡还是留下来生蛋吧！煮点青菜就行了。”他还怕主人听不懂自己的话，又叫了一个战士做翻译。

见邓小平态度异常坚决，老大爷只好松开了手。他想了想，转身从一只小瓦罐里抓出几把黄豆，说：“邓政委，鸡你不让杀，这几把黄豆总可以吃吧！这可是我们壮家的家常菜哩！”

望着眼前这位热情的壮族老汉，邓小平心情激动，一时说不出话来。他刚进门就注意到了，跟其他百姓家一样，老汉家里也是徒有四壁，生活相当贫苦。这个地区的群众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反动派三番五次来烧杀抢掠，家中什么东西也没有了。这小瓦罐里的黄豆，谁知老汉一家是藏在什么地方才躲过敌人搜掠而保存下来的呢？但壮乡人民一向热情好客，特别是对部队的战士，更是无私地支援帮助。假如你非要辞却主人的一片盛情，就会被视作见外，甚至说你不是“同队”（壮语，“同志”的意思）。邓小平实在不忍心伤害这位老人的一番厚意，只好勉强地点了点头。老汉一直紧绷着的脸这才放松下来，露出了笑容。

护送邓小平的战士们看到这里，眼睛不由得湿润起来，一路上，邓小平无论走到哪里，对老百姓总是这样一往情深。可是，他一路上翻山越岭，常常工作到深夜，长此下去身体怎么吃得消呢？战士们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大家默默无言地为邓小平搭起晚上休息用的床铺。

看着雨天潮湿的地面，战士们把老汉家的门板卸下来准备给邓小平当床。邓小平发现后，连忙让战士又安了上去。他拿起墙边一卷用来晾晒谷物的竹席子，边铺开边说：“这不就挺好吗？又平坦又省事，我们就睡这。”

起初，大家心里还纳闷，这门板明天还可以安上去嘛，邓政委怎么连这也不让呢？

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政治部旧址——清风阁（百色起义红七军诞生后，政治委员邓小平同志曾在这里办公）（历史图片）

到晚上休息时，大家才明白邓政委的一番苦心。3月的壮乡，阴雨连绵，仍透着寒意。呼啸山风刮来，大门“嘭嘭”作响。要是没有这块门板，老汉一家今晚可就要挨冻受冷了。

邓小平心里只装着人民群众的冷暖，唯独没有考虑他自己！看着身旁的邓政委不胜寒意地侧卧在那里，战士们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入睡……

天一亮，战士们准备进厨房洗脸，邓小平一手拦住，忙把战士们带到水泉边去。老大爷一看急了，说：“没有什么招待，几瓢水还拿不出来？”

邓小平笑了笑说：“一担水又何尝容易，往返要走几里路啊！”

老大爷以尊敬的目光久久地望着邓小平，眼里噙着激动的泪花。

在广西革命根据地时期，邓小平经常戴起壮家竹笠帽，身穿旧军装，脚蹬勾勾头草鞋，由武篆干部当向导，到东里屯、旧州屯、板勉屯一带山区考察。

山一座连一座，绿树葱茏，白雾缭绕。几间房子孤零零地坐落在山坡上。“哎，那么高的山上还住着人家？”邓小平指着山腰问。“那是瑶寨。”向导答道。“上去看看。”邓小平边说话，边改道登山。邓小平走进一个山洞。洞里住着一户人家，没有床，没有被，除了一个崩了边的砂锅和半边缺了的锅，全部家当装在一个背篓里。一个赤身露体的娃仔在地上爬，一位赤膊老幺爹在捡野菜。洞内火塘旁，有一块磨得光滑的地方，无疑就是床铺了。

“老人家，你们日子过得清苦啊！”邓小平的四川话通过向导翻译，老幺爹听懂了。

“托红军的福，有米吃了！”他当着客人的面，从一个破袋里抓了一把米，像撒盐一样撒在一锅野菜汤里。

邓小平的眼眶湿润了。邓小平脱下自己的斜纹布外套，披在瑟瑟发抖的老幺爹身上。

“送给你了。”向导说。“你——”老幺爹向邓小平投以疑惑的目光。“我是红军。”邓小平微笑着。老幺爹愣住了。他的鼻子一酸，两行热泪夺眶而出。他望着邓小平，突然双膝着地，给他磕头，口中念叨着：“红军菩萨，大慈大悲……”邓小平连忙扶起，正要说话，听见洞外传来嘈杂的人声，几个赤膊的青壮年奔进来，拿着弓弩、砍刀和木棍，说了一通邓小平一句也听不懂的话。

在不久前，壮村的农会主席把土豪的肥田分给了与自己要好的本家和亲戚，准备把瘦田分给山上的瑶人。

“瘦田就瘦田吧，总比世代无田好百倍！”老幺爹感到很满足。

“幺爹，话可不能那么说！”

“宁可大家都不得，这样做不合情理啊！”

“农会主席这样做就不公！”

大家要下山去找农会主席算账。

“等一等！”邓政委站起来拦住他们。

“他说，有什么事可以跟他讲。”向导用瑶语翻译。

“不不！要找就找拔哥（韦拔群），他是清官。”领头的说。

“拔哥到凤山去了。有事找我吧！”邓小平再次拦住他们。

1930年2月龙州起义创建的红八军军部旧址。邓小平任红八军政治委员（历史图片）

“你是谁？”领头的问。

“邓斌（邓小平的化名）。”

“邓政委是红七军红八军的总头头，官比拔哥还大啊！”向导挑明了邓小平的身份。

人们以惊异的眼光看着这位“大官”。

“弟兄们！你们都打猎种地去吧！”邓小平拍拍领头的肩膀，“分田的事，我替你们查清楚。你们信得过我吗？”

“信得过，信得过！”老幺爹抢着回答。领头的也点点头。

从瑶寨山洞出来，邓小平转着道直奔壮村。路上一打听，才知道农会主席原来是赤卫军的战斗英雄——韦开强。

“韦开强同志，我叫邓斌。”一进主人的竹篱笆门，邓小平就自报家门。韦开强惊讶得目瞪口呆。邓小平拿了一个草墩坐下。

“你们分田的花名册，能让我看看吗？”

韦开强转入内室，翻了一阵，取出一本纱纸订成的簿子递给邓小平。

“听说你们分给本家亲戚的是肥田，给别人的是瘦田，有这码事吗？”邓小平劈头就问。

韦开强支吾一阵，笑着答道：“哪能呢！土豪的地都是肥的嘛。”

“是吗？”邓小平把脸一沉，翻了翻账本，“哪个是你的亲戚，哪个是瑶寨的？把那份田调换一下好不好？”

“这个……”韦开强吞吞吐吐地说，“有几份田……确实好……好一些。他们都是……党员，是用鲜血换来的呀！”

邓小平锐利的目光射向韦开强：“我知道你们立过功，入了党！但是，你们来革命，就是为了分一块肥田吗？嗯？”

邓小平站起来，把花名册放在木桌上：“你转告你那几位党员亲戚，把分得的肥田退出来，与群众调换瘦田！”

韦开强抬起头说：“已经都分了，只怕他们不肯啊！”

“同志！你们打白匪，连丢脑袋都不怕，让出一份肥田就这样舍不得吗？”

“我的工作难做啊！”

“难做什么？”邓小平动气了，“你问问自己，再问问他们：还当不当党员？还干不干革命？当党员就得分瘦田！——就说这是总政委邓斌说的。两天后给我回话！”

两天后，韦开强找到邓小平说：“我们做错了，感谢总政委的帮助。”

“这就好！”邓小平高兴地笑着说，“这事就像打一场硬仗，你们终于打赢了嘛！拔哥知道后一定很高兴的。”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伟大的中国人民全国抗日的号角吹响了。8月25日中共中央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宣布中央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下辖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33岁的邓小平被任命为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次年1月18日改任为一二九师师政委，开赴山西东南的太行山区进行抗日斗争。

邓小平在抗日前线经常教育八路军战士要牢记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和人民是鱼与水的关系。

1938年的一天，在山西阳城县的县城里，街上行人熙熙攘攘，路边是各式各样的小摊贩，有卖花生红枣的，有卖针线的，也有算卦的……这时大街上来了一个八路军战士，他骑着一匹高头大马，雄赳赳的好不威武。老百姓都高兴地向他打招呼。他不是别人，他就是邓小平政委的马夫王兴芳，因为邓政委要去延安开会，小王必须到县城找个马店给政委的战马挂掌好赶路。小王年轻好动，骑着马在街上“噔噔噔”地跑了起来。没想到在转弯的时候，战马突然昂起头举起前蹄嘶叫起来，“叭”的一声仿佛把什么东西碰了，因为马很快往前奔走，小王也没有下马查看。

没多久，小王给战马挂了掌。任务完成了，他笑嘻嘻地骑着马来到邓小平面前。不料，平时很和气的邓小平突然发起火来，他脸色严峻、口气严厉地说：“王兴芳，下来！”

小王愣了！邓政委刚才还笑着同别人说话呢，怎么一下子铁青着脸对待他。心想他自己一定犯了什么错误？正疑惑间，邓小平走到他的面前，用尖锐的目光盯着他说：“你干的好事，骑着马儿过街，撞伤了老百姓，知道吗？”

小王大吃一惊，听了首长的话不知所措。原来他的马撞了一位老大娘，街上的百姓对他很是不满，群众的议论传到了邓小平的耳朵里，他很生气。幸好听说老大娘的伤势不重，小王心上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邓小平见小王认错的态度好，用委婉的口气开导小王说：“现在是团结抗日的时候，人民一心向往的是共产党，你是共产党领导的一个八路军战士，这样对待群众，影响多不好！我们来自人民，是人民的军队。人民是水，我们是鱼，八路军离不开人民，正像鱼离不开水一样。”邓小平顿了顿，继续说：“小伙子，要爱护人民啊，如果我们不爱护人民，人民就不会拥护我们，我们也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山间草寇。到了那一步，不要说打日本，恐怕自身都难保哇，这些严重后果，你想过吗？”

邓小平一番话在小王的心海里激起了千层浪，勾起了他对自身遭遇的回忆。他从小死了爹娘，是数不清的穷人把他拉扯大的；长征路上，他陷进了泥潭，是藏族老阿爸救了他的命……想到这里，小王禁不住流出了眼泪，他难过地向邓政委请求说：“邓政委，我错了，处分我吧。”

“不。你应当到当地治安部门去，由他们处理。还应该向群众赔礼道歉。我这儿有几元钱，你也带上，给老大娘作医药费。”邓小平说着就从口袋里掏出钱来交给他。小王知道这几元钱是政委去延安的路费，没有钱怎么赶路？他坚决不接钱。邓小平把钱用力地塞到小王的手里，说：“快去给大娘治伤。”说完一纵身就上了马向延安方向飞驰而去。小王手握着几块银圆，久久地站在路上，凝望着邓政委远去的背影，思绪万千：邓政委是我们的好政委，也是老百姓的好政委啊！

……

1939年春，邓小平率领十七团一营三连插入敌后。当队伍行至山西阳城经过东西洪村时，遇上日伪军“扫荡”。部队受阻，不能按原计划继续前进。当时正值青黄不接，老百姓生活很困难。邓小平就和大家一块挖野菜充饥，度过了七个日日夜夜。一天，一名新战士不忍心看着邓小平和大家一起挨饿，就设法搞了一个玉米棒子，高高兴兴地送给邓小平。

“为了它，你费了不少劲吧？”邓小平问。

“那当然，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藏粮食的树洞才搞到的。”新战士擦着头上的汗水回答。

“拿群众的东西，给群众留钱了吗？”邓小平又问。

“当然留了，还写了一张条子呢。”

“好！”邓小平表扬了这个新战士。接着，严肃地对他讲：“这玉米是老百姓留的种子，你立即把它送回去。”新战士知道自己错了，红着脸答应一声“是”，就走了。

事后，邓小平把全体战士集合起来，问大家：“毛主席讲，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同老百姓是什么关系？”

“是鱼和水的关系。”

“那么，鱼离开水会怎么样呢？”

“只有死路一条。”

“对。”邓小平接着说，“毛主席为我军制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永远不要脱离群众，事事为群众着想。”“绝不能因为自己遇到一点困难，就去违反群众纪律。”

邓小平和刘伯承领导的一二九师依靠军民的鱼水情谊，很快创立了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抗日根据地。

在一二九师还流传着邓小平关心米通全老汉的感人故事。

襄垣县城南关有一处住宅，因主人姓樊，人们习惯地叫它“樊家大院”。

1938年年初，一二九师师政委邓小平同杨勇率领的八路军六八六团来到这里，团部就设在樊家大院。

这个大院有一个“外来户”叫米通全，原住郭庄，为给城里的磨坊打短工方便才搬到南关，租赁了樊家的两孔土窑。他60多岁，患瘫疾两年多，生活不能自理。儿子米义精早上天不亮出门，晚上满天星才回，老汉全靠儿媳侍奉。他多次想寻短见，都因儿子儿媳发现而被劝阻。

这事让住在樊家大院的邓小平知道了。一天，邓小平来到他家，像老熟人一样盘腿坐在老汉的炕上，问长问短，聊起了家常，并详细地问起老汉得病的经过。当邓小平听说老汉是因劳累而得病，得病以后又无钱医治，加上缺乏营养，最终导致残废之后，非常同情，说：这都是旧社会那不合理的制度造成的罪恶。共产党八路军就是领导穷人打恶霸、闹翻身的。眼下，日寇侵犯中国，灾难更加深重，这就需要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积极抗战，赶走侵略者。我们共产党八路军就是帮助像您这样的穷苦人都能过上好日子的，老大爷，要顽强地活下去呀！米通全老汉听后，顿时暖流涌身，感慨万千。他想，活了这么一大把年纪，谁和自己这样促膝坐过，说过这样的知心话呢？

第二天早晨，米通全老汉刚起床，警卫员小郭就端来了热腾腾的蒸馍和菜，恭恭敬敬地放在了老汉面前：“大爷，首长说你年老多病，加强点营养，也许会好一点。”老汉不由得鼻子一酸，眼泪夺眶而出。小郭走后，他让儿媳把蒸馍和菜放好，非要给村里的人们说一说这件事情不可。谁知，午饭、晚饭也都照例地送来了。一连三天，都是这样按时送来，米通全老汉有些受不住了，拖着小郭怎么也不愿收下。这天晚上，邓小平又来到老汉的屋里，老汉埋怨说：“你们同志连俺口水都不喝，说是群众纪律，可我怎么能天天吃你们的饭呢？你们有你们的纪律，俺家也有自己的家规呀！”邓小平忙说：“大爷，这是特殊情况，可以例外嘛。再说，我们吃的穿的还不是人民群众给的？你加强点营养，恢复了健康，说不定还能为抗战出把力呢！”老大爷听了这话，万分激动地说：“首长，你们想的，真比我们自己家的亲人还周到啊！”邓小平说：“大爷，你就是我们的亲人。”

后来，邓小平和杨勇又把部队的医生派去，给老汉进行诊断、打针、治疗。不几天，老汉的病情果真有了好转。在部队离开樊家大院的时候，米通全老汉还扶着拐杖，挥动着不灵便的右手，把他们送到大门外边，并高声喊着：“首长，同志们，你们先走吧，看样子我还真有可能上前线呢！”

1938年，在山西洪洞县马牧村八路军总部。右起：邓小平、萧克、彭雪枫、朱德、彭德怀（历史图片）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后，为了打开新的局面，决定由刘伯承带领主力部队向淮西发展，与华东野战军配合作战，而邓小平则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部分兵力坚守在大别山根据地，与敌人展开周旋。

时值隆冬，大别山天气奇寒，敌情严重，邓小平有时只率一个警卫团转战在崇山峻岭之间，环境恶劣，生活艰苦。

挺进大别山的队伍在极艰苦的条件下，迎来了1948年春节。

挺进大别山半年了，现在赶上了佳节，又逢休整，大家自然就想改善生活了。有的人到池塘去抓鱼，有的到河里去摸虾，有的上山去打柴，有的去寻找黑木耳。

到池塘抓鱼的同志，手里没渔具。他们围着池塘干着急。这时有人想出个点子：把池塘水放掉。

很快，池塘被挖开了口子，用简单的工具在流水口截鱼。水流干了，得到了几百斤鱼。同志们自然兴高采烈地欢呼这个胜利。这对部队来说，也确实是个大收获了。

正在这时，邓小平从山坡小路上过来了。邓小平严肃地指出，池塘的水是群众备旱用的，“竭泽而渔”，贪图眼前利益，损害了群众的长期利益。

大家后悔莫及，可覆水难收啊。这些同志只好向群众道歉并赔偿损失。

邓小平起草了通知，号召全体指战员处处留心群众利益。

一天，邓小平和李先念、李达，还有鄂豫军区的段君毅等领导同志，带着很少的部队来到了金寨县的一个小村，小村紧临一条淙淙流淌的小河，安详而宁静。邓小平等到来后，几位首长就住在一家地主的大院里。没住多久，与此隔河相望的金寨县委书记便知道了情况，他领着工作人员，带着慰问品，过河来看望邓小平等干部战士。

县委书记一见到邓小平，便握手致意。

他们谈了几句之后，县委书记和工作队同志把慰问品拿出来，有湖北麻糖、花生、羊肉和一只鸡，要首长收下。

“哪儿来的这些东西？”邓小平紧蹙着眉头，问县委书记。

“今天是除夕，是群众慰问的。”

“嘿，真是‘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哪！”

邓小平稍稍舒展了一下眉宇，但他仍然那样严肃地说：“群众生活够苦的了，这些东西要送还给他们。”

听首长说要退还慰问品，在场的同志有的着急了，他们告诉首长：“这个小村地主和富农都跑光了，生活上的必需品就是花钱也买不到，是不是把这些东西留下，作价还给群众？”

“不行，正因为要过除夕，群众也需要这些东西，要全部退还群众，不要留下。”邓小平作了上述决定，鄂豫军区政委段君毅说：“就这么办，送还这些东西，还要顺便到群众家里，给他们拜年。”

看到首长们如此坚决的态度，县委书记和工作队长只好告别，把慰问品带走，送还给群众。

看见这一情景，邓小平的卫士心里十分不高兴，他委屈地说道：“不拿群众的东西，买总可以吧！不留下东西，除夕你们连晚饭都没有。”

邓小平笑着给屋里的火塘添了一把松毛，一边拿着一本书扇火，一边安慰卫士长说：“不要噘嘴嘛！哪有花钱买慰问品的事，你一定还有什么，拿出来吃嘛！”

卫士长说：“只有几个麦饼，又冷又硬，还有一些枣子。”

“快拿来吃！麦饼烤烤，红枣当菜，蛮好的一顿大年夜饭嘛！”邓小平风趣而幽默地说。

紧接着，他又转过身来，对段君毅、李达快乐地讲述道：“这比我在1926年的年底，骑着骆驼穿过毛乌素大沙漠要好过得多。大沙漠都是在夏季通过，一到9月，朔风呼啸，商旅不行。我跟着最后一个商队，顶着暴风雪，穿过大沙漠，一路上，只有靠在帐篷休息时，烤点黄羊肉吃……”

邓小平坐在火炉旁，一边讲着，一边吃着枣子，还一边自己烤着麦饼，熊熊的火焰映着他那消瘦的脸庞和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目光里透出坚毅的性格和乐观豁达的精神。他沉思着，注视着，烤着又黑又硬的麦饼，仿佛他手中拿的是黄羊肉……

从邯郸出发，到中原前线，邓小平冒着枪林弹雨，指挥着千军万马，转战中原。1948年大年夜，他就是这样围着炉火，吃着一点又糊又硬的麦饼度过的……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每逢节日部队都要改善生活。这是过节时蒸的枣糕（历史图片）

1949年，邓小平与刘伯承、张际春等研究进军西南问题（历史图片）

1949年7月，刘伯承、邓小平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率第二野战军进军大西南，肃清了盘踞在西南地区的残余之敌，迎来了西南的解放。

战争刚结束，满目疮痍，百废待兴，西南地区的接管、安置、剿匪和恢复生产的任务十分繁重。为了早日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安定民心，邓小平全身心投入西南地区的恢复和建设工作之中。为了使西南地区的重建工作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邓小平想到了陈修和这位四川老乡，向他请教有关四川的情况。

陈修和是一位爱国的老兵工专家，是陈毅的堂兄，曾留学法国学习兵工，并曾在四川工业专门学校机械科和黄埔军校第五期炮兵科学习过。他曾供职于国民党联勤总部兵工署沈阳兵工总厂，任中将厂长，在解放东北战争期间，他竭尽全力保护沈阳兵工厂，并组织力量为解放军抢修了大批武器。上海解放前夕，陈修和毅然拒绝蒋介石让他去台湾的建议，并联络团结一大批兵工技术人员留了下来，投身于新中国的兵工工业之中。为此，邓小平曾对陈修和说：“你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两方面都有威望，对兵工技术人员很有号召力。”

上海解放以后，邓小平来到上海，并在陈毅家中见到了陈修和。

邓小平礼贤下士，态度非常诚恳，令陈修和这位原国民党高级将领非常敬佩。此后，两人进行过多次交谈。

邓小平非常关心成渝铁路的情况。有一次，他同陈毅和陈修和交谈时说：“清政府突然下令把川汉铁路公司收归国有，并把川汉铁路的建筑权出让给英国、法国。四川人民立即掀起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并直接由保路运动转到参加辛亥革命。当时我还在广安县协兴场的北山小学堂读书，记得保路运动也传到了广安协兴场这样的偏僻小镇，协兴场出现了一些号召参加保路运动的宣传品，诸如《来日大难歌》这类歌谣在学校广泛地传播开来，协兴场上一些店铺关门罢市，我就读的北山小学也曾罢课放假。”

童年时的经历如刀刻斧凿般印在邓小平的心灵里。邓小平的一番话充分展现了他那爱祖国爱家乡的博大情怀，和四川父老兄弟姐妹一样，他对中国人、四川人要有自己的铁路之事刻骨铭心！

坐在一旁静听的陈毅、陈修和兄弟深为邓小平爱祖国、爱家乡的赤子之情感染。

“成渝铁路的准备工作原来搞了多少啦？”邓小平问道。

陈修和对情况了如指掌，准确而详细地回答：“搞了不少，铁路已经基本勘定。不少段的路基已经筑成。内江铁桥的大桥墩已经修出水面。这些都可以利用，工期可以缩短。”

邓小平深深地点点头，然后又对陈修和说：“你对这一切既熟悉又有感情。修和兄，能不能和我们一起进川去走一趟呢？帮我们做好接收开创的工作？”

这一回陈修和没有立刻回答，他露出了认真思考的神情。

邓小平爱才心切，求贤若渴，又说：“刘伯承司令员和我都希望你去。但是你肯定还有别的任务。请你考虑一下，怎样安排能对大西南的接收和建设更有利？”

邓小平的一席话情真意切，深深打动了陈修和的心，他恨不得立即就赶赴四川，投入家乡的建设事业中去。可是他不能马上就去，一是手上的工作还没有交接，二是他已接到朱德的通知，要他作为兵工界的代表出席将于1949年9月在北平召开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陈修和告诉邓小平，政协会议后，他还要参加全国兵工的计划和调查工作，并向中央提出有关兵工技术方面的建设方案。事情完成之后，他就赴四川。陈修和最后向邓小平保证道：“西南方面有什么需要我效力的话，就请吩咐，我一定尽力照办。”

听完陈修和的述说，邓小平略一沉吟，说道：“一切工作均要服从全局的安排，我赞成你的意见和想法。你在上海和北平期间，务必为我们物色一批兵工技术人才，帮助动员他们去四川，为大西南的建设服务。”

“好的，我一定完成任务。”陈修和想了想，接着说道：“我会尽快向你交差的。”

邓小平笑着回答说：“好！但我希望你个人再另写一份有关大西南建设的意见书，多提些建议，包括那条成渝铁路。”

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创作人员还专程采访了陈修和先生。他回忆说：“当时我是全国政协第一届特邀代表，要去北京开会。我给小平推荐了专家。”

1952年7月，成渝铁路全线通车（历史图片）

为了发展西南地区的经济，中共中央西南局作出了兴修成渝铁路的重大决策，并专门筹建了西南铁路工程局，负责成渝铁路的兴修工作。1950年6月15日，成渝铁路正式动工兴建。

四川几代人盼望的成渝铁路，终于在共产党开始执政的时代修成了。

开工的那一天，连西南局的家属孩子们都来了。

邓小平非常关心成渝铁路的兴修，他出席了成渝铁路的开工典礼，并在典礼中致辞。他说：“我们进军西南就下决心要把西南建设好，并从建设人民的交通事业开始做起。”当时修建成渝铁路既无经验，又无现成的施工队伍和设备，面对如何尽快修通成渝铁路这一难题，邓小平指出：“我们今天建设成渝铁路，是在经济与设备困难的条件下开始的。因此人民对建设的希望是花钱少，事情办得好，我们调出一部分部队参加建筑，也是为着替人民少花一些钱，把铁路建设起来。”

在邓小平和刘伯承的指挥下，共有3万多人民解放军投入了这场紧张而又艰苦的修筑成渝铁路的重大工程之中。经过广大解放军指战员、民工和职工以及工程技术人员的辛勤劳动，前后不到两年，成渝铁路于1952年7月全线通车。在此之前，邓小平曾特地邀请许多四川籍的知名人士参加了通车典礼。

原二野老战士孙振华回忆说：“铺成渝铁路，从大渡口开始铺轨，一直铺到九龙坡。铺到九龙坡时，邓小平同志带他的老师（汪云松，都那么长的胡子了）到大渡口参观，坐的平板车。”

邓小平、贺龙在成渝铁路通车典礼上（历史图片）

在成渝铁路全线贯通的那一天，重庆发了一列专车去成都，川西平原为之轰动，燃炮击鼓，锣鼓喧天。成都市郊，人山人海，扶老携幼，争看铁路，真是“一声修路蜀江欢”“一条铁路人心见”。成渝铁路的建设成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事业的一大胜利，邓小平对这一胜利的卓越贡献已被载入共和国史册。

1952年7月1日，邓小平参加了成渝铁路全线通车的庆祝典礼后，带着全家离开了四川。

八届一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当了整整十年总书记（历史图片）

1956年9月，在党的八大召开之前的最后一次中央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设立中共中央总书记，并推荐邓小平来担任这个职务。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一直任职十年。邓小平生前曾说过：自己一生最忙的就是这十年了。

1961年8月的庐山，金色的秋照总是把她映衬得更加秀丽迷人。往年这个时候，山上正是游人如织的热闹季节。但这一年8月，庐山却显得有些静悄悄的，只有各种小轿车在山道上、林荫路中疾驰着，一些重要的场所和宾馆门口都有军人把守，山上笼罩着一片神秘严肃的气氛。原来中共中央的一次重要工作会议正在这里召开，党和国家领导人几乎都带着沉重的心情上了山。

8月底的一天，两辆伏尔加轿车在盘山公路上疾驶着，车中坐着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党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他接到参加会议的通知后就赶上了庐山。

一路上，匡庐的奇峰秀色不断地在车窗外闪现。邓小平坐在车中默然不语，虽然是第一次登上这座历史文化名山，但这似乎并没有引发他多大的兴趣。

邓小平的心情是沉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处在第三年困难之中，经济形势极为严峻：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工农业生产连年下降，粮食供应紧张，部分地区出现了非正常的人口死亡……为了迅速扭转这一困境，中央决定于8月23日至9月16日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国民经济调整问题。

根据中央的安排，邓小平原本不打算上山，留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会议开始后四五天，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考虑到即将讨论的几个条例和文件是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他对情况更为熟悉和了解，所以临时通知要他上山参加会议。

邓小平的座车徐徐驶入庐山疗养院267号别墅的庭院。车门打开，邓小平和他的夫人卓琳面带微笑从车里下来。早在一旁等候的第七接待服务组的同志赶忙上前迎接，向邓小平问候致意。接待组负责人向邓小平简要地介绍了庐山的气候情况和周围景点，邓小平听了微笑着点点头，表示感谢。

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邓小平来到别墅跟前。这是一栋式样古朴的砖木结构平房，尖尖的屋顶颇有西洋风格，四周古木参天，房前摆着一张石桌、几个石凳，整个庭院显得幽雅、洁净。

邓小平指着房子问道：“这里以前是谁住的？”

工作人员答道：“以前这是外国人的别墅，解放后收归政府所有，现在是作为老干部疗养院的别墅。”

邓小平风趣地说：“现在是中国人住的了。好，我们就住这里。”

1961年庐山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一个下午，快到吃晚饭的时间，邓小平忙着开会还未回来。生活管理员杨基友趁这个时机征求卓琳的意见，打听邓小平喜欢吃什么菜，准备第二天早晨派人拿。卓琳满脸笑容地报了豆角、茄子、青菜、辣椒和一点瘦肉之类的菜名。杨基友有点不高兴地说：“卓大姐，首长工作很忙，你报的多数是素菜，营养跟不上，我们当生活管理员的可负不起这个责任。”厨师在一旁也附和说：“是呀，那白菜叶子有点发黄了，首长也不让我们扔掉，用开水泡泡，放一点盐、辣椒和味精，就咽稀饭，我也快成了做斋饭菜的厨师了。”卓琳笑着耐心解释说：“你们爱护首长的心意我很理解，我比你们更了解首长，这些菜都是首长最喜欢吃的菜，而且是很有营养的菜。”

伏尔加轿车在朦胧的月色下驶进庭院已经是晚上8点钟，邓小平从会场回来了。邓楠已经为父母盛好饭。邓小平端起碗就吃，打趣地说：“会开晚了，肚子闹革命了，这饭菜吃起来好香。”

1961年7月，邓小平视察大庆油田，听取关于油田发展规划的汇报（历史图片）

卓琳一边给邓小平碗里夹菜，一边说：“你说好香，刚才管理员和厨师还提我的意见，说素菜多了，营养跟不上，弄坏了首长的身体，他们负不起责任。”

邓小平感激地说：“群众真好哇，他们吃不饱肚子，还惦记着我们。”

会议期间，邓小平的生活简朴而有规律，在饮食方面从不提任何特殊要求，服务员做什么他就吃什么，唯一例外的就是要求每餐都有辣椒。

由于连受三年自然灾害，庐山工作会议期间，卓琳忧虑地问邓小平：“老邓，会议还没讨论粮食问题吗？”邓小平回答：“快了，讨论完工业问题就讨论粮食问题。”卓琳关切地望着邓小平，意味深长地说：“自古以来民以食为天，你作为党的总书记，要多为党的主席分忧，为六亿五千万人民做主，把粮食问题解决好。”邓小平说：“毛泽东主席在我们未来庐山前，就同周总理、陈云同志和我谈到粮食问题，明确肯定了陈云同志提出先安排好市场的意见，要把衣、食、住、行安排好。这是关系到六亿五千万人安定不安定的大问题。吃完我就起草一个关于粮食问题的发言提纲。”

邓小平草草地吃完了晚餐，立即走进办公室，挑灯伏案，用铅笔在纸上疾书一份“产量指标只能退到长江（亩产800斤），不能退过黄河（亩产500斤）”的发言提纲，还提出了解决粮食问题的一系列措施。

手表时针指到深夜一点钟，邓小平写完了发言提纲，感到有一点疲倦，就起来伸了一个懒腰，然后走到洗澡间美美地洗了一个热水澡。卓琳已经为邓小平准备了速可眠。他吞服一两片，不到半个小时，经过一天紧张工作的邓小平进入酣畅的梦乡。

9月16日，历时25天的会议结束。第二天，参加会议的中央首长陆续下山。

下山前，邓小平要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把他一家三口（邓楠中途上山）的伙食费、粮票及洗衣费都结算清楚，全部交清。会议接待处发给他一条“熊猫”牌香烟，他也让卫士退了回去。

1961年4月，春寒料峭。乍暖还寒的北京郊区顺义县，天还是冷瑟瑟的。

处在第三年困难中的顺义人民期盼着生活的转机。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邓小平一行到顺义县调查研究，指导工作。从4月7日至21日的半个月中，邓小平轻装简从，走村串户，访贫问苦，留下了一串闪光的足迹和动人的故事。

邓小平在顺义调查研究期间，十分关心那里的手工业、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发展的问题。他逛商店、赶庙会，了解集市贸易和群众生活的情况。

一天，在县城北街的城关供销社门市部，邓小平让售货员给他拿来小农具和日用杂品，一件一件地看，边看边说：你这木柜台里的东西人家看不见，没法挑选；你这铁锅边沿的毛刺没有打光，用时容易划手。4月17日在牛山赶阴历三月三庙会，看见市面比较萧条，饭店的油饼都是二两一个，邓小平就建议他们改成一两一个，使农民用一个鸡蛋就能换一个油饼。走到供销社的肉案前，邓小平和职工张永海热烈握手，亲切交谈。事后，邓小平对公社的领导说：“你们要把豆腐、豆腐丝、老豆腐、油饼、油条等食品的生产以及社员的家庭副业都发展起来，增加市场上买卖的品种和数量，把农村集市繁荣起来，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增加农民的收入。”

4月21日，在产业局、供销社、手工业社干部座谈会上，邓小平根据他在商店和庙会集市上了解到的情况，对市场萧条的原因进行了透彻的分析。他说：“从集市上看，各处的买卖都不怎么兴旺，品种单调，数量也少，尤其是社员使用的小农具和日用品缺得更厉害，为农民服务的项目几乎快被消灭光了。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主要是政策问题，是流通渠道问题，是过去有人关心的，现在没人关心了、自流了。”“手工业、家庭副业无论如何不能丢掉。这两项收入一般能占家庭收入的四分之一左右。光靠粮食生产，全县每年卖4000万斤粮，除去税收和开支，全县人均只得4元多，怎么发工资，怎么实行‘三七’开？在农村，必须坚持以粮为主，全面发展的方针。”“归根到底是把生产发展起来，用经济办法，而不用政治办法。把苇编、柳编、荆编烧石灰、砖瓦，黑白铁加工皮匠，瓦木匠做豆腐、豆丝，养猪、鸡、鸭、兔和庭院种菜等手工业和家庭副业统统恢复起来，品种要全，数量要多，质量要好。不是国家统购统销的商品都可以拿到自由市场上来卖，把集市贸易繁荣起来。市场上的物品增多，市场也就活跃了，社员生活也就方便多了。农民的收入增加，对国家的贡献也大了。自由市场上商品价格一稳定，人心也就安定，政治影响也好。”

在谈到当时普遍存在的手工业没有依靠、原料没有人供应、产品没有人销售等问题时，邓小平指出：“目前的主要问题是把县和基层的供销社恢复建立起来。县供销社搞几个人，只搞供销，不搞商店，有些人可以归队。农村基层供销社先把机构搞起来，再建立各种制度和章程。供销社的首要任务是组织生产，要把手工业专管起来，一个行业一个行业地抓。柳条现在就可以插，把现有的苇地经营好，想方设法解决原料问题。你们不能培植荆条，可以搞柳条，可以和别处换。你们要有这些人吃这饭，干这个事。”对手工业人员，“要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组织好。要有人关心他们，帮助他们搞原料、搞销路，定出合理价格。要对他们不断加强政治思想教育。”他接着说：“县供销社和商业系统，要认真研究怎样管理自由市场，调剂商品价格问题。”

邓小平还特别指出了发展家庭副业的问题。他说：“社员的家庭副业不能丢，应该是六畜兴旺，尤其是养猪很重要。你们县是一个传统的养猪县，社员喜欢养猪，而且有丰富的经验。若是把这个传统丢了很可惜。一头猪不仅能赚20多元钱，肥料还能养二三亩地，不施化肥，也能增产，社会效益就高了。你们县土地、水利条件比较好，就是肥料问题制约了粮食生产的发展。多养猪、养好猪，社员的收入增加了，粮食生产也搞上去了……你们要抓住春天这个大好时机，尽快地把养猪事业发展起来，既满足了城乡人民的生活需要，又能增加农民的收入，这是件好事。”

邓小平的这些话，说到了顺义县广大干部群众的心坎上，为他们指出了发挥优势的方向。此后，顺义县认真落实邓小平的指示，积极发展手工业、家庭副业，努力活跃了市场，增加了群众的收入。

在顺义县调查研究期间，邓小平既不要前呼后拥的陪同，也不要迎来送往的铺排张扬的接待，他要求一切从简，尽量多跑几个村，尽量多开几次座谈会，尽量多真诚地访几家农户。邓小平俭朴的作风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心里时刻装着人民群众的疾苦。

4月17日，邓小平在牛栏山公社视察时了解到，芦正卷村的土地高低不平，沙地多，粮食产量低，收入很少。1959年全村人均分配仅42元，其中30%还是从外村平调来的。社员生活很困难，全村吃水靠仅有的一口井，用水浇地根本谈不上。听到这些情况，他心里十分难过。

4月19日，邓小平前往芦正卷村。刚到村口，看见一个老农敞胸露怀，满头热气地推着小车走过来。到近前一看，车上载着黄汤般的两桶水，邓小平关切地说：“你们吃水真难哪！”老农叹口气说：“难？！过几天一栽白薯，这眼大口井就挑干了。要吃水得到五里以外的牝牛河里挑，那才叫难呢！”邓小平边走边访问了几家农户，也是家家困难。

4月20日，邓小平在听县委汇报工作时，对县委书记李瑜铭、孙振英等同志说：“类似芦正卷这样的穷村，各村有各村的困难，每个村都有自己的特点，要帮助他们因地制宜，因事制宜。要帮助他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长志气；帮助他们找致富门路，帮助他们把底子搞厚一些，增加收入，彻底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充分显示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来。”“对三类队的整顿工作，一定要抓住不放，一搞到底，直到改变了落后面貌为止。”在谈到芦正卷村的具体问题时，邓小平指出：“像芦正卷这样的穷村，没有人愿意同它并在一起，就让它一个村作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吧！这个村沙地多，产粮少，在分配征购任务时，要适当照顾点。还必须扶持它尽快摆脱贫穷落后面貌，使他们早点富起来。这个村吃水困难，全村只有一眼井，连自留地都没能种上。你们县里拿出一部分钱，公社再从工业纯收益中拿出一部分，帮助他们打两眼机井。不仅社员吃水问题解决了，还可以开出几十亩园田，收入就多了。帮助他们把干渠顺过去，就可以解决600亩水浇地。有了水，粮食产量也就上去了，收入也会增加。这个村有会编苇席的，供销社帮助他们解决原料，让他们编，然后帮助他们销售产品。再帮助他们解决些仔猪，让他们养，既能增加收入，还能增加肥料，为种好粮食打基础。”

邓小平在农村视察（历史图片）

不久，在北京市委有关同志的主持下，县里调来了打井队，在芦正卷村的村南和村西各打了一眼机井。这也是顺义县历史上最早的两眼机井。打好井后，县里又派专人负责为村里修了水渠，架起高压线，买来水泵。从此，芦正卷村的广大群众不仅吃上了甘甜的水，而且有了水浇地。村里开了十亩菜地，百亩果园，农业连年大丰收，群众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

邓小平逝世后，顺义人民还深情地回忆说：“吃水不忘挖井人啊！我们要永远缅怀邓小平对顺义人民的关怀。”原顺义县委书记和牛栏山公社党委书记彭兴远、王志儒还在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中接受记者采访，回忆邓小平在顺义调查时的情形。正是由于邓小平调查后给毛泽东写信，建议解散公共食堂，中央才决定取消公共食堂和供给制，给生产队一定的自主权。

1964年下半年，党中央根据对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和紧迫性的估计，决定实行生产力布局的大调整，进行大规模的“三线建设”。贵州省是“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之一。

1965年，随着东部及沿海地区一部分企业内迁和一批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上马，贵州省的经济建设进入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时期。在这个重要时刻，邓小平于1965年11月12日来到贵州，视察这里的“三线建设”。

在历史上，人们常用“地无三尺平”这句话来形容贵州山多。有的人把这看成发展经济的不利因素。邓小平则用辩证的观点看待这个问题，把山多视为贵州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在视察过程中，他十分关心群众的生活状况，念念不忘群众生活的改善。他对省长李立说：“真正富的是山。这里副业比四川好搞。山多，稍微整一下，收入不知有多少。贵州将来比成都坝子富，单是种树，就不知有多大收入。林子太少，要大造林。山区要发展林牧业。贵州人民要多吃肉，要比全国水平高。山上可种木本粮食，如橡子树；木本油料，如核桃。林、牧都要配备好品种。”邓小平强调山上多种树，不只是为了搞多种经营，也是为了改善山区的生态环境。当他了解到贵州的自然灾害主要是旱灾，而贵州的地下水却比较丰富时，就说：“四川水不流失，贵州的水流走了，只是洞里存点水。贵州的林木储量有多大！贵州到处可变林区。”

邓小平根据贵州是“三线建设”重点地区的特点、山区自然资源的特点及经济发展的规律，明确指出：“省委重点抓农业，粮食要自给。”山上要多种树，发展林牧业，山下要发挥矿产资源优势，做到能源、交通开路，形成贵州独具特色的能源工业与原材料工业优势，搞好矿产深加工，增加产品的高附加值，真正做到矿产、能源和交通的配套开发利用。当有的同志提出“从贵州运走磷矿石好，不用包装、省纸袋”时，邓小平说：“磷矿石量大了不行，成百万吨运输就是个问题。单向运输出去，没有东西运来，运费贵，成本高。解决办法就是对矿石进行加工。铝进行深加工，产值高。磷也要搞深加工，要算一算60万吨磷肥要投资多少？60万吨磷矿石变成6万吨黄磷需要多少投资、多少电？要变成黄磷出去，使产值大大增加，将来贵州是大工业区。要把乌江水电站搞上去，把湘黔铁路修好。”六枝煤矿的负责人汇报说：“北煤不南调，六盘水煤炭基地建成后，年产4000万吨原煤，东调两千万吨，供应四川攀枝花钢铁基地1000万吨，贵州留1000万吨。”汇报后，这个方案便马上定了下来。邓小平赞许地说：“南方大煤炭基地在贵州！”他还对省委书记处的负责同志说：“汞在世界上很吃香。要把贵州汞的藏量摸准，搞点现代化开采。”

在贵州考察期间，邓小平看到城镇一些居民拿着票证、排着长队购买东西，感到很不安。他对陪同视察的负责同志说：“现在买东西都要票证，苦了老百姓！”当时为了保证人们买到生活必需品，各地印发了各种商品供应票证，从食肉、香烟、白酒到肥皂、食盐、火柴等，无一不需凭票证购买。对此，邓小平早就认为应予改变，并与有关同志筹划、计算过，此时，他胸有成竹地说：“我们争取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也就是在1979年前后取消票证。”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破坏，许多建设计划推迟实现。是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的工作重点转移，才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迅速的进展。几年间，就做到了市场上商品丰富，物资供应充足。票证逐步成了历史的陈迹。邓小平提出的“取消票证”的目标，已经完全实现。

邓小平逝世一周年之际，中共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撰写了题为《黔山留下伟人迹》的回忆文章。文中回忆了邓小平这次贵州之行，广泛同工人们接触，亲切地询问、了解工人们的生活工作情况。邓小平从工人那里知道大家想吃到新鲜大白菜时，当即指示秘书长与北京有关部门联系，很快就调进50万斤大白菜支援六盘水矿区。刘方仁深情地说：“这真是雪中送炭啊！”

在特殊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夫妇与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工人结下了深厚友谊，这是珍贵的永生难忘的情谊。

在邓小平最艰难、最孤独寂寞的时候，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淳朴、善良的工人们向他伸出了热情的手，极大地安抚了这位深受伤害的老人，温暖着他的心。

无论外面的政治气候如何变化多端，邓小平始终感到这里散发着春天般温暖的气息。

他刚来厂里劳动时，态度十分严肃，一句话也不说。过了几日，他看到从党支部书记、车间主任到每一个工人，对他都很客气，没有一个人对他有敌对情绪，没有一个人对他有什么恶意。相反，工人们经常关心他，处处想着他，并且时常给他提供方便。

邓小平的心情逐步放松下来。

上班干活儿的时候，工人们时常关照他说：“老邓，累了吧，休息一下吧！”

每当听到工人们的招呼，邓小平就停下手中的活儿，微笑着回答说：“谢谢，不累。”

下班的时候，工人们主动为邓小平拎来热水，招呼说：“老邓，来洗洗手吧！”

邓小平接过热水，惬意地在其中浸泡，用肥皂洗净双手。热流，传递着工人们对他的情谊。

起初，邓小平每天到工厂上班都是从大门进厂。途中要穿过公路，绕道走20多分钟的路。为了减少行走的路程，保证他的安全，工人们决定想想办法。

他们发现，从邓小平劳动的工厂车间一侧的篱笆墙上开一道小门，沿着山坡从田间小道行走约两里路，便可直达原南昌步兵学校的大门，从而大大缩短邓小平上下班的行程。路线测定后，他们说干就干。先将篱笆拆开，开了个小门，做了门架，配了锁，将钥匙交给邓小平，供他进出门时使用。

接着，工人们挥锄平地，铲除荆棘，从工厂篱笆墙西侧的山坡上修了一条直通原南昌步兵学校大门的小道。

从此，邓小平到厂里劳动不再绕弯子从工厂大门出入，而改走这个小门了。以后不论是赤日炎炎，还是数九寒天，在原南昌步兵学校通往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的小道上，总能见到邓小平的身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条小道上留下了邓小平深深的脚印。

有一次，邓小平上班时，急匆匆行走在一段泥泞的道路上，不慎摔了一跤。工人们知道后，悄悄地在当夜就摸黑修好了那段泥泞的道路，免得再发生滑倒的事情。

种种细小的事儿，工人们都替邓小平想到了。

在一个细雨蒙蒙的早晨，来到邓小平身边探亲的小儿子又离开他们，独自回山西去了，仅有的一点欢乐转瞬即逝，这无疑使邓小平十分难过。上工后不久，邓小平在车间突然面色苍白、冷汗淋漓，一下倒在地上，不省人事。这一突然的变化，急坏了车间的工人。陶端缙、张瑞龙、程红杏等一起跑过来，把邓小平从地上扶起来，让他坐在椅子上。卓琳闻讯也赶忙跑过来，看见邓小平昏厥的情形，心里十分难过。她对邓小平的病情是了解的，断定是低血糖病复发。卓琳问程红杏：“小程，你有开水吗？”程红杏听到卓琳的喊声连忙回答：“有开水。”“你家有白糖吗？”“也有。”程红杏机械地回答。卓琳告诉她，赶快去冲杯白糖水，要快！程红杏一听，拔腿就往家里跑，幸好家就在厂区里面。她跑进家中，翻出糖罐子，洗净了一个大茶杯，一下装了半杯白糖约有二两多，冲成一杯很浓的糖水，然后迅速跑回车间把冲好的糖水交到卓琳手中。卓琳接过搪瓷茶缸，以感激和信任的目光望了望程红杏，随即把糖水喂进邓小平嘴里。邓小平一口气喝完大半茶缸白糖温开水后，渐渐苏醒过来，感觉也好多了。

看到他的脸上开始有了红晕，慢慢恢复了血色，工人们悬着的心才放下来。为了让他很好地休息，工人们劝他赶快回家。

当时，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是个小厂，没有汽车，更没有小轿车。工人们决定用拖拉机送邓小平回家。

这是一辆丰收27型拖拉机，没有拖斗，只有一个机头。为了减轻颠簸，厂里找来一位驾驶技术高超的老拖拉机手。只见他扶正方向盘，脚踩油门，慢慢启动。拖拉机“哒、哒、哒”地开动起来。

一路上，老拖拉机手小心翼翼地扶着方向盘，缓缓地向前行驶着。穿过城岗公路，驶进原南昌步兵学校的大门，慢慢地停在“将军楼”前。

工人们轻轻地将邓小平扶上楼，帮助家人让他安稳地躺下后才离去。

多年以后，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的一位工人师傅这样说道：“邓小平在我们工人眼里不是什么‘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我们一位真挚的工友。”

的确，工人们确实把邓小平看作自己的挚友。邓小平的女儿毛毛也曾这样写道：在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期间，“工人们在劳动中、在生活上时常关心和帮助两位老人（邓小平和卓琳）。我记得，工人师傅常常送给我们一些做米酒的酒药等生活用品，还帮我们磨米粉……三年之中，我父母虽是在这个工厂里劳动改造，但工人同志们却给予他们力所能及的关心和爱护”。

表现邓小平在新建县拖拉机厂劳动时的油画

1973年4月10日，经毛泽东和周恩来提议，中共中央决定重新任用邓小平。

邓小平要回北京了。

临行前，回忆起三年来工人们的深情厚谊，邓小平心中充满了感激和难舍之情。他对卓琳说：“咱们不能这样不声不响地就走，应该向工人师傅告别。”

邓小平叫卓琳买来糖果、饼干和香烟，送到曾给予他极大帮助的工人们的家里。

工人们闻讯，前来为邓小平送行。

“老邓，你要走了，厂里还不知道，我们几个先来了。”一位工人首先说道。

邓小平握着他的手，激动地说：“我在厂里三年多，麻烦了大家。”

另一位送行的工人说道：“以后有机会来江西，别忘了到厂里看看。”

“一定，一定。你们太好了。”邓小平感激地说。

车间主任陶端缙怀着歉意对邓小平说：“我们这些工人文化都不高，办事很粗，有很多事未办好，请多原谅。”

“对我们太好了，太好了。”邓小平说话的声音有些颤抖。

“祝您一路平安！”动身之日，工人们一直把邓小平送上车。

汽车缓缓地开动了。邓小平从车内探出头来，频频向送行的人们挥手，依依难舍……

窗外，送行的工人们也不断向邓小平挥手致意。直到汽车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方才离去。

工人们怀念着邓小平，邓小平也忘不了工人们的深情厚谊。

邓小平重新工作后，一直挂念着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的工人们。五届人大期间，他找到江西省委书记黄知真，嘱咐说：“你回去之后，应该扶持一下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增加一些基建投资，再盖一个车间。工人生活，也要尽量地改善一下。”在邓小平的直接关怀下，省里给了厂里一台大型机器和两部汽车，其中一部是客车，作工人的班车用。

1975年，厂负责人熊廷禄带几位同志到北京出差。邓小平闻讯后，立即派秘书看望大家，并再三询问厂里有什么需要解决的困难没有？熊廷禄代表全厂职工向邓小平表示了深深的谢意。这年夏天，熊廷禄又途经北京时，给邓小平、卓琳写了封信。邓小平见信后，马上委托卓琳代表他前去看望，并嘱咐卓琳写一封信向厂里的工人和领导表示问候。遗憾的是，未等卓琳前去，熊廷禄已经走了。

卓琳随即给熊廷禄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在你们厂的三年劳动、学习中，同广大工人和干部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对我们的关心，使我们感到难忘，每当提到那时情形，对你们总是十分惦念。为此请你代为转达向他们问好！这次来京虽未能会见，你们如有什么事情和要求可以给我们写信。最后祝你及全厂同志好！致革命的敬礼！”

邓小平的女儿邓榕为了表达对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的工人们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对其父母的关照的感激之情，也欣然动笔在这封信上附言：

“我父亲再次让我母亲去看望你们，又没看成。我的父母对于你们的厂和你们的广大工人、干部怀着深厚感情，他们也愿意表达自己的感情，但一直未有机会，他们一定会尽力而为的。”

1985年6月，原来与卓琳一起工作过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的女工程红杏到北京出差。卓琳得知后，赶紧叫秘书安排见面。

很快，一辆轿车载着程红杏驶入宽街西北角的一个四合院——邓小平的家。

程红杏一下车，卓琳便亲切地拉住她的手，热情地说：“我代表小平同志向你问好，也向全厂工人问好！在那时候建立起来的友情是终生难忘的。”

程红杏也激动地说：“请向小平同志转达我们全厂工人对他的祝愿。我们大家都很惦念他！”

朴实无华的话语，表达了工人们的一片赤诚之心。

程红杏告诉卓琳，那朵卓琳赠送的栀子花她一直挂在帐帘上，直到枯萎了，她都没舍得摘下，卓琳听了十分感动。临别时，卓琳以茅台酒相赠，两人依依难舍。

春风又绿江南岸。

历史的车轮跨入了20世纪70年代初期。

林彪事件后，在江西省新建县监管劳动的邓小平，先后两次给中央去信揭批林彪反革命集团，并提出到江西老根据地参观的要求。

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在邓小平给中央的第二封信上做了重要批示。从而，在监管劳动约三年之后，这位68岁的党的前任总书记、国务院前副总理及其家人的政治处境开始有了转机。

入秋，北国的原野已经黄叶满地，然而，南方的山岭却仍是一片郁郁葱葱。

11月12日，一辆灰色伏尔加轿车载着邓小平、卓琳和当时正在江西干校劳动的邓小平原来的秘书王瑞林等一行五人，离开新建县望城岗“将军楼”，驶向井冈山地区。

轿车在洒满阳光的公路上稳稳地奔驰着。

邓小平倚靠在松软的座位上，用手轻轻地将窗纱拉开一条缝。顿时，一缕和煦的阳光悄然泻入，把人带入遐思之中，一种轻松、畅快的感觉从邓小平的心底里涌出。

三年，在人的一生中不算很长，然而，对于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来说，却不能算短。

这次获准旅行，真使他心情异常激动。

井冈山，著名的老革命根据地，横跨江西、湖南两省，介于宁冈、酃县、遂川、永新四县之间，景色如画。

邓小平一行乘坐的轿车顺利到达井冈山地区（现在的吉安地区）。邓小平刚一下车，就感慨地对负责接待的同志说道：“好多年没有出来了，这次出来什么都新鲜。”一句话，道出了他愉快、舒畅的心情。

他的兴致很高。

邓小平不顾旅途疲劳，在井冈山地区连续奔走了五天，先后参观了龙源口大捷战斗遗址、三湾改编旧址、朱德旧居、毛泽东旧居等纪念地。

位于赣西九龙山脚下、永新县西面的三湾村，四周被郁郁葱葱的山峦环抱，显得清秀、宁静。村头的枫树高大、挺拔，在秋日照耀下熠熠生辉。这里，就是有名的三湾改编的所在地。

邓小平一行来到三湾村。

13日中午时分，伏尔加轿车在三湾村枫树坪停下。身着褪色的灰蓝色中山服的邓小平满面红光，神采奕奕地首先下车，微笑着与接待人员一一握手，致以问候。表情是那么和蔼可亲，衣着是那么庄重而又朴素。

邓小平接过服务员送上的清茶，边喝边讲起了三湾改编的情况。他说：“三湾改编很重要，秋收起义部队受挫，甩掉了追赶的敌军而来到三湾，在这个清静的地方采取果断措施，对这支面临崩溃的部队进行改编，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个创举。三湾改编与古田会议一样重要。”

之后，邓小平进行了参观。

他对党的历史了如指掌，令陪同的同志惊讶。他说：“三湾上去30里的地方有个九陇山，是地方武装游击队的根据地，是打游击的地方。九陇山下面有个村子，名字忘了（陪同的人补充：叫练家村），当时湘赣边特委主要领导成员宛希先，湖北人氏，绰号叫宛麻子，就是在这个村子里被自己的同志捉拿杀害的。宛希先是毛主席在井冈山的得力助手，此人被害太可惜了。”

八角楼位于宁冈县城东南16公里处的茅坪村谢氏慎公祠后面，是一栋土砖结构的两层楼房。因为楼上的天窗是八角形的，当地群众习惯地称之为八角楼。井冈山斗争时期，湘赣边界党、政、军领导机关和红军后勤机关曾设立于茅坪（历史图片）

当听到三湾全村过去被反动派烧尽，革命旧址是按原貌修复，陈列品均属复制品的介绍时，邓小平沉痛地说：“这是历史的见证。”并嘱咐一定要保护好革命旧址。

结束在三湾的参观之后，下午，邓小平乘车直赴茅坪。

在茅坪八角楼，他走进了朱德的旧居。当讲解员讲到前些年林彪篡改“朱毛会师”的历史为“毛林会师”时，邓小平愤愤插言：“假的就是假的，真的就是真的。”

接着，宁冈县的干部向他介绍了茅坪的旧址旧居的保护情况。邓小平深情地说：“井冈山精神是宝贵的，应当发扬，传统丢不得。”“我们的党是好的，是有希望的。我们的人民是好的，是有希望的。我们的国家是好的，是有希望的。”

黄洋界，因毛泽东的一首《西江月·井冈山》而闻名遐迩。14日，邓小平来到这里。想当年，黄洋界上炮声隆隆，一场激战在这里发生。今日置身于其中，心里别有一番滋味。

爬八面山时，邓小平风趣地用工作人员递来的小竹棍，敲着腿说：“我这一身零件除了这条腿，其他都是好的。”话一出口，即引来大家朗朗的笑声。这笑声，伴随着阵阵回音，旋绕在黄洋界上空……

16日，邓小平一行在茨坪参观了毛泽东的旧居。

邓小平走进屋内，仔细地、认真地观看，不时地向讲解员询问毛泽东当年在这里工作、生活的情况，然后，若有所思地微微点头。

此时此刻，在毛泽东的旧居内，他也许回忆起了当年与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共患难的往事。

参观毛泽东旧居后，邓小平深情地说：“当时蛮艰苦，革命真不容易。”

井冈山，革命的摇篮。邓小平的老战友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陈毅等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

到井冈山是邓小平多年的夙愿。1931年2月，邓小平率红七军转战粤桂进入江西时，曾经到达距井冈山百余公里的崇义县。那里已经是湘赣根据地的外围地带。当时，因为江西的敌情尚不严重，他在此告别红七军的战友，转道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从而与井冈山失之交臂。此后，由于种种原因，邓小平一直没能上井冈山。今天总算如愿以偿。

邓小平忘情于这次有意义的井冈山之行。

毛毛《在江西的日子里》描述了邓小平1972年以后被安排到江西井冈山等地参观的情景，其中写道：

“在赣南的行程中，还参观了闻名中外的瓷艺之都——景德镇。可惜，景德镇瓷厂竟被林彪、程世清一伙改成了什么‘水陆两用车’的工厂！车未造出，精美的瓷艺却破坏殆尽。他们参观的时候，瓷厂的工人们正在努力恢复瓷器生产。工人们热情地欢迎父亲一行，并送给他四个特制的花瓶。我的父母十分珍爱这凝结了工人同志们心意的礼品。这四个美丽的瓷瓶，随着我父亲经历了第三次政治起落之后，现在还摆在父亲的办公室内。”

井冈山茨坪毛泽东旧居（历史图片）

在江西，邓小平度过了三年难忘的羁旅生活。那里的一草一木、一人一物都足以牵动邓小平的思绪。

为纪念邓小平逝世一周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了《回忆邓小平》一书，全书分上、中、下三册。中共江西省委书记舒惠国撰写了《红色大地伟人行》一文。文中回忆了邓小平这次井冈山之行，他说：“邓小平同志对井冈山心仪已久，多年夙愿一旦偿，他的心情十分激动。”是啊，邓小平把他对赣南老区人民几十年的深情厚谊播撒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他当时留给与他患难与共的江西人民一句知心话：“我还可以干20年！”

邓小平说过这样一句感人至深的话：“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基于这种感情，他为祖国的强盛、人民的幸福操劳一生；基于这种感情，他对山东干部、人民群众倾注了无限的关怀和爱心。

半个世纪前，邓小平和刘伯承同志一起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强渡黄河时，指挥部的地址选在阳谷县蒋家庄。蒋家庄的群众为照顾好刘邓首长，特意腾出一座两层小砖楼供首长居住。当村干部和群众簇拥着刘邓首长来到楼前时，邓小平沉默了，他打量了一下小楼，然后恳切地对村干部于春梅说：“我们是来为老百姓打天下的，不是来享福的。大家的心意我们领了，这小楼还是乡亲们住吧。”几句朴实真诚的话，说得大家心里热乎乎的。见邓小平执意不肯住小楼，村干部们商量以后，把他们安排到普通农民孔月仙家中。

老实厚道的孔月仙听说刘邓首长来自己家里住，心里感到无比喜悦和感动，就把堂屋打扫干净，让刘邓首长住。邓小平进来环视了一下小院，问孔月仙：“你们一家住哪里？”孔月仙说：“我们搬到东屋和西屋去住。”

与堂屋相比，东屋和西屋又矮又小，风吹雨淋，土墙上留下道道沟痕。邓小平看了看，对孔月仙说：“你们不要搬，我们住东屋和西屋。”

孔月仙一听就急了，忙去阻拦，说：“那咋行！这西屋又脏又乱，再说火辣辣的天，里面又闷又热……”

任凭孔月仙怎样劝说，邓小平和刘伯承还是坚持不住堂屋，并和随从人员一起走进西屋打扫起来。

望着他们忙碌的身影，孔月仙及在场的干部群众感动得眼里闪动着泪花。

在这个小院里，邓小平和刘伯承运筹帷幄，指挥大军同敌人血战，工作异常繁忙。尽管如此，邓小平总要抽空同孔月仙一家聊上几句，问他们村里的情况、家里的情况、生活怎么样。为感谢孔月仙一家的照顾，他临走前，把自己用过的文件箱送给孔月仙家留作纪念。这只文件箱孔月仙一直保存至今。

在鲁西，许多当年邓小平的房东无不留恋邓小平在他们家与他们相处的日子，无不为小平对他们的亲切关怀而感动万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邓小平公务繁忙，没能再回鲁西，但他始终没有忘记鲁西人民，一直关心着鲁西人民。1959年12月，他派原晋冀鲁豫野战军参谋长李达上将到阳谷县蒋家庄慰问看望乡亲们。1987年5月受邓小平委托，济南军区政委迟浩田到鲁西慰问，又探望了孔月仙老人和群众。

20世纪70年代末，几乎在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农民搞“包产到户”的同时，鲁西的东明、茌平、高唐等县农民也偷偷搞起了“包产到户”。当时，新华社山东分社高级记者李锦如实作了报道。1982年12月31日，当万里和胡锦涛把新当选为团中央委员的李锦介绍给邓小平时，邓小平关切地问：“现在那里农民生活怎么样？住房怎么样？”当听说山东农民差不多能天天吃上肉、盖新房的人很多时，邓小平欣慰地笑了，连声说：“好，好。”

农民能不能吃上肉、住上新房，这些最简单、最具体的事，邓小平都时刻挂在心上，这不能不让8000万山东人民感动。邓小平从这些似乎平常的小事上验证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同时也蕴涵着老人家对山东人民的无限关怀。

时刻想着群众，这是邓小平一贯的作风。他热爱群众，喜欢把自己置身于群众之中，反对人们把他同群众隔开。1979年以来，邓小平多次来山东视察或作短暂停留。李子超（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兼秘书长）回忆了当年邓小平在青岛的几件“平凡小事”。

邓小平喜欢游泳，但有一点他交代得很明确，那就是不能因为他去游泳而赶走群众。李子超万般无奈，便从青岛市公安局挑选了一些政治上可靠、水性又好的民警换上便衣在浴场游泳。邓小平到来后，见有人在游泳，他很高兴。可过了一会儿，他似乎察觉了什么，就问李子超：“那些游泳的都是群众？”

李子超一时不知怎么回答，只好含含糊糊地说：“都是些可靠的人。”

走向大海。邓小平喜爱游泳，但从不去游泳池，每年夏天他尽量去海滨游泳（历史图片）

邓小平从李子超的表情和语气中已判断出怎么回事了。他看了李子超一眼，满脸的不高兴。

李子超后来讲这件事时，笑着说：“小平同志一贯主张实事求是，在他面前说句假话，心里都发虚。可我们也是没有办法才这么做的。”

邓小平的生活俭朴，不搞排场，不吃请，不扰民，不给地方添麻烦。在离开青岛的前一天，省里和青岛市领导同志想请小平同志吃顿饭，尽尽东道主之谊。李子超把这个意思告诉了邓小平的秘书。结果，秘书请示后说：“小平同志不同意。”

李子超又对秘书说：“小平同志来好几天了，我们做东道主的，不请小平同志吃顿饭，心里过意不去啊。”秘书觉得是这么个理儿，就又去请示邓小平，把李子超的话转告给他，并反复说明情况。邓小平这才同意一起吃顿饭，但指示就在他的住处，人员不要多。就这样，白如冰、李子超和刘众前三人来到邓小平住处，与小平一起，只加了几个菜，简单而又热闹地吃了顿饭。

李子超事后说，他忙活了半天，也没搞“明白”究竟谁请谁。

当年曾在邓小平身边做服务工作的有关人员回忆说，邓小平同志走的时候，车上除了他自己的行李，没有要地方上一点东西。

有的同志感慨地说：“这些事看似平常，但它反映出一个伟人崇高的思想品格。邓小平同志严格要求自己、处处关心群众的思想作风，很值得今天我们的各级干部好好学习。”

邓小平生前曾多次来山东，见过他的人都说：“小平同志很随和，平易近人，没有架子。”邓小平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而在他们眼里，倒更觉得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极为普通的老人。

1979年邓小平到青岛时，刘爱敏是服务人员之一。她回忆说：“邓小平同志待我们很和气，每次见面他都主动打招呼，同我们聊天、拉家常。”

一天下午，邓小平到院子里散步，正好刘爱敏也在院中。于是邓小平就同她聊了起来。他问刘爱敏多大了？念过几年书？家里生活好吗？刘爱敏一一作了回答。邓小平还问她愿不愿意干服务工作？刘爱敏说很愿意干。邓小平点点头，嘱咐她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并说：“将来没有文化不行，要趁年轻多学一点东西。”刘爱敏不住地点头答应着。她望着邓小平慈祥的面容，觉得他是那么的亲切。

不仅刘爱敏，邓小平几乎和所有的服务员都拉过家常，而且几乎都能叫出他们的名字。邓小平特别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一有空，就把几个服务员招呼到他的客厅去玩。服务员任志强回忆说，每次他们一进客厅，小平就招招手，说：“来，来，随便坐。”于是他们几个年轻人就围坐在小平同志身边，或打桥牌、或下围棋。当时任志强他们对桥牌、围棋不太精通，邓小平就教他们，告诉他们这张牌该怎么出、那步棋该怎么走。

工作人员回忆说：“在小平同志身边，我们无拘无束，很随便，心情舒畅。我们不觉得他是一位‘大人物’，只觉得他是一位慈祥善良、和蔼可亲的长辈。”

1978年12月，邓小平在出访尼泊尔的专机上，俯瞰着西藏这片高天厚土，深情地眷恋着他尚未踏上的共和国的这片土地，胸中筹划着使西藏地区走进中国四个现代化行列的发展蓝图。

1980年，邓小平委托前往拉萨的黄华副总理，要一件具有象征意义的纪念品，以慰藉他对西藏的向往之情。

西藏自治区负责人听说后，选择了一尊精美的佛像，让黄华转交邓小平。邓小平一直珍藏直至离世。

1992年1月21日，邓小平驻足深圳“锦绣中华”微缩景区的“布达拉宫”前，感慨而深情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这辈子我是去不了西藏了，就在这座‘布达拉宫’前照张相，权作纪念吧。”

邓小平对于生前非常想去而又未到过的西藏这片共和国的土地，留下了他那无尽的关怀、深情的眷恋和深邃的思想……

在西藏革命和建设的事业中，邓小平情系西藏人民，处处为西藏人民的幸福和安宁着想。

早在和平解放西藏前夕，邓小平就指出：“要诚心诚意地为少数民族服务”，他列举西康省的藏族说：“过去西康的反动统治把他们搞苦了。我们进去以后，首先宣布了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同时我们军队的优良作风也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体现出来，例如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藏民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不住喇嘛寺等。”“老百姓的房子，就是下大雨，不让进就不进，不让住就不住。”也正是人民解放军这种处处为藏族人民利益着想的好作风，赢得了藏族人民的支持和信任，使川西的剿匪工作得以顺利完成。

1950年，邓小平与刘伯承、贺龙连续签署进军西藏布告，反复强调入藏部队要做到：“保护西藏全体僧侣人民的生命财产，保障西藏人民之宗教信仰自由，保护一切喇嘛寺庙，帮助西藏人民发展教育和农牧、工、商各业，改善人民生活。”同时指示进藏部队的官兵要纪律严明，忠实执行中央人民政府的各项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妄取民间一针一线；借用家具，均经物主同意，如有损毁，均按市价赔偿；雇用人畜差役，均付相当代价。并郑重宣布：“人民解放军为中国各族人民的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951年秋，第二野战军一部进驻拉萨，把五星红旗插上世界屋脊（历史图片）

十七条协议签订后，各路进藏官兵陆续进藏，他们根据中央对西藏的各项政策和邓小平对干部战士的要求，连续公布了《进军守则》《入城纪律》《藏族人民的风俗禁忌》等规定，部队在几千里进军中翻越雪山、跨过草地和沼泽，在严重缺粮的情况下，不进群众房屋和帐篷，有的部队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还拿出医药为沿途群众治病。进藏部队严守纪律、处处为群众着想的感人事迹，深深打动了沿途群众，为进藏后执行协议、开展群众工作奠定了基础。

为了减轻西藏人民的负担，1952年9月，毛泽东主席电告邓小平，要进藏部队抽调一部分力量进行农业生产，以解决粮食不足的问题。邓小平立即指示张国华、谭冠三同志进驻拉萨、日喀则后立即开展农业生产，甘孜至拉萨沿线部队亦可生产与筑路并重。

“让西藏人民尽快过上好日子”，在邓小平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中也常常体现出这种信念。1961年，邓小平对杨静仁说：“在西藏工作要处处为群众着想，统购粮食的限度，要根据习惯和条件逐步来，要休养生息，民主改革后让农民的生活天天向上。选干部要选真正给群众办事的。”这时候尽管中原地区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但中原地区人民仍然节衣缩食，省下大量的白糖、茶叶、大米等食品和大量的轻工日用品运往西藏自治区，保障了西藏人民生活的基本供给。

邓小平情系西藏人民，在许多问题上细致入微。1978年2月，邓小平在成都的金牛宾馆里关切地询问当时西藏军区负责同志，西藏群众生活好吗，他们吃的茶叶够不够，粮食够不够吃。当军区负责同志告诉他群众生活已有所改善，茶叶供应较好，农民的粮食够吃，有些还有结余，邓小平会意地笑了。同年2月10日，邓小平自成都出发访尼泊尔，他在飞机上俯瞰着西藏这片高天厚土，深情地眷恋着这块土地，当他因身体的原因不能走下飞机看看西藏干部群众时，内心一直感到歉疚。

1951年4月，邓小平和各界群众欢迎以阿沛·阿旺晋美（正面左一）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途经重庆前往北京谈判。同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达成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历史图片）

邓小平与西藏人民心连心，也体现在他对藏族上层人士真诚团结和关怀上。1950年7月，邓小平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说：“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只有在消除民族隔阂的基础上，经过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才能真正形成中华民族美好的大家庭。”“我们完全可以解决几千年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问题，把各民族团结好。”昌都解放后，邓小平指示时任西康省藏族自治区政府主席的天宝，要他争取藏族上层人士，广泛联系群众，组织起政权机构。1951年3月下旬，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团进京谈判途经重庆时，受到邓小平的亲切接待。邓小平坦诚相见，耐心而又细致地讲解中央人民政府解放西藏的方针和政策，使他们打消了顾虑，以舒畅的心情踏上进京的行程。1979年邓小平在接见嘉乐顿珠时说：“欢迎更多的人回来看看，看了也可以出去。”又说：“各民族好好团结，利用国内国外大好形势，搞四个现代化。中国有56个民族，要团结起来。”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对班禅大师体现出无微不至的关怀。据曲旦先生回忆说：“1978年至1985年期间，我一直在第十世班禅大师身边工作。第十世班禅大师十分尊重和崇敬邓小平同志，也十分感激邓小平同志对爱国上层人士的无限关怀。”1980年8月，班禅大师去藏区视察前，邓小平约他到家中，亲切地对班禅大师说：“你和帕巴拉是国家领导班子中最年轻的，你是我们国家一个最好的爱国者。”“你自己的活动可以放手，不要顾虑。你这次下去的时候可以说‘文化大革命’中那些事情都错了，你不要怕，就说是中央领导同志说的。”班禅大师牢记邓小平的教诲，常常夜以继日地工作和学习，为国家大事和藏民族的进步奔忙操劳。1980年9月，班禅大师在青海藏区考察时，特意按照青海藏区的传统习俗，加工制作了一块像桌子一样大的饼子，并派人将饼子送到北京邓小平家中，以表达对邓小平同志的感谢和热爱之情。邓小平一直对十世班禅大师的生活和学习十分关心。每次召开全国人大会议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大型活动时，邓小平都会利用会议开幕前或休息的时间，主动询问班禅大师的生活和学习情况，交谈国家大事。

邓小平与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合影。右起：邓小平、贺龙、熊克武、龙云、王维舟、刘文辉（历史图片）

邓小平对西藏人民的关心与厚爱，还体现在他一贯重视培养和关心爱护民族干部的成长方面。20世纪50年代，邓小平主持西南地区工作时，多次要求进藏干部遇事多和少数民族干部商量，共同把西藏的各项事情办好。在研究准备成立西藏自治区的问题时，邓小平指示说：“西藏各级机关应吸收藏族干部参加工作，派去的汉族干部要精，每县至多派五六名去培养藏族干部，了解情况，做好团结工作。”当时的西藏工委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精神，从一些苦大仇深的农奴中物色干部苗子，保送这些优秀的藏族青年到成都西南民族学院、北京中央民族学院等院校学习。此后，为了适应西藏革命和建设发展的需要，党中央又先后开办了西藏地方干校、西藏公学、中央政法干校西藏班等干部培训基地，通过多种渠道培养、培训藏族干部，为西藏革命和建设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打下了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的工作中心的转移，党中央又及时提出“大力培养四化所需要的、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少数民族政治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方针。几十年来，经过党的大力培养和革命建设实践的长期锻炼，全区一大批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密切联系群众、具有较强工作能力的藏族干部已站到了工作第一线。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已占很大比例，乡及乡级以下的干部均由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士担任。在党培养下成长起来的这支民族干部队伍，在西藏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巨大贡献。一大批昔日的农奴走上领导岗位，参与管理国家、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真正享有民主、平等、自由的权利。

邓小平工作虽然十分繁忙，但他对西藏干部的成长却时刻放在心上。西藏自治区原党委书记阴法唐每次回忆起邓小平对西藏工作、对西藏干部的关心就特别激动。他回忆说，1983年7月的一天上午，他在北戴河见到了正在疗养的邓小平同志。通常情况下，中央领导同志在疗养期间是不便打扰的，但当邓小平听说是西藏来的同志想汇报工作时，便让办公厅破例安排了会见。邓小平听完了阴法唐关于西藏情况的简要汇报后，点头说：“你说的我都听明白了，这些事我知道了。”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热地同志还深情地记得1990年夏天与邓小平的一次亲切的见面。热地回忆说：那是在北戴河，我按照中央办公厅的安排到北戴河疗养，听说小平同志也在这里，便向中办负责同志提出想见一见小平同志，没想到我的要求很快得到了答复。8月23日下午，我按约提前来到了与小平同志见面的休息室，过了一会儿，邓小平同志在随行人员的陪同下来到了休息室，邓小平同志亲切握住我的手，微笑着说：“噢，热地同志，你好！咱们见过面，西藏那边情况都好吧！你来一趟不容易啊！”我连忙回答说：“是的，小平同志，去年我们在天安门城楼上见过面，您身体还这么好，我感到很高兴。西藏现在的情况总的讲还好。”邓小平很高兴。谈了一会儿，身边的工作人员提醒他下海游泳的时间到了。热地连忙说希望与邓小平同志合个影留念。站在邓小平同志身边的女儿说：“没说安排照相，连衣服也没换呀。”邓小平说：“没得关系，就这样照吧。”听到邓小平亲切的话语，热地又回想起去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邓小平握着他的手亲切交谈时，记者们纷纷拍照的情景，心中十分感动。这次破例的接见和合影给热地留下了温暖的、永远抹不掉的记忆。邓小平对少数民族干部的爱护与重视，永远激励着热地为建设家乡、振兴中华而发奋工作。

邓小平注重调查研究，情系西藏人民，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赢得了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衷心爱戴。

1975年，邓小平说了一句充满幽默的话：“我是维吾尔族的姑娘，辫子多。”这句话不仅表现了他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坦荡磊落、勇于革命、不怕被打倒的决心和胆略，也说明了他对新疆风俗民情的了解。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邓小平深邃的目光始终关注着新疆大地，宽阔的胸怀一直萦系着新疆各族人民，殷切期望着祖国西北边陲这块占全国六分之一面积的地方繁荣发展。

早在20世纪50年代，邓小平就对新疆经济建设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对塔里木的石油勘探和开采大力支持并创造条件。改革开放之后，他多次谈到新疆，认为新疆的前景是很好的。

20世纪80年代初，是新疆历史上不寻常的一段时期。当时，国际风云变幻，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起，社会主义面临新的严峻考验。与此相呼应，在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抬头，南疆喀什、叶城等地先后出现了极少数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利用宗教煽动群众闹事的事件。而自治区个别领导在执行民族区域政策上产生了某些偏差，有人错误地提出要大批汉族干部退回，一些不利于民族团结的错误言论也流传起来。一时人心浮动，全区形势出现新的波动。

就在这个紧要的历史关头，邓小平来到新疆。

1981年8月，邓小平离开北京，风尘仆仆，西出阳关，视察了新疆。

天远云舒，瓜果飘香，夏末秋初是新疆最美的季节。8月10日，邓小平由王震、王任重等中央领导同志陪同，乘火车来到了乌鲁木齐。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兼乌鲁木齐军区政委谷景生和党政军其他负责人肖全夫、司马义·艾买提、铁木尔·达瓦买提、谭友林等到火车站热情地迎接邓小平。邓小平对前来迎接他的自治区领导亲切叮咛：“我这次偕王震、王任重同志是借假期来新疆的，一切从简，切不可兴师动众。”

翌日，在自治区领导的陪同下，邓小平一行乘车先到石河子视察。(www.xing528.com)

位于准噶尔盆地边缘的石河子，是在万古荒原和沼泽上建起的。1950年，进驻新疆的解放军和起义部队，发扬南泥湾精神，拉开了军垦第一犁，战士们硬是用双手和肩臂拓垦出了275万亩良田。经过几十年奋斗，如今这里良田环绕，楼房林立，林荫夹道，鲜花争艳，变成了一座融农工商为一体的年轻美丽的城市。它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天山北部的原野上，是军垦战士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缩影。

邓小平中午和一群老军垦围坐在一起用餐，仿佛又回到了战争年代的战友中间。桌上摆的饭菜全部是用军垦战士种植生产的东西做成的。邓小平一口气吃了两个蒸玉米棒子和土豆，连声赞道：“这个好吃，这个好吃。”他还想再吃，保健医生急忙过来劝阻，大家开怀大笑。

邓小平对新疆的棉花种植和纺织业格外感兴趣。听说农科所搞了棉花种植试验，一分场三连采用了当时较先进的地膜覆盖栽培技术，便提出到那里去看看。

汽车行驶在市区平坦洁净的路面上，一排排挺拔秀丽的白杨树从窗外掠过。石河子企（市）党委书记刘丙正指点着，认真向邓小平作介绍。邓小平关注地看着窗外，沉思着。他说：“我过去看过两部电影，一部是《军垦战歌》，一部叫《绿色的田野》，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也向我讲起过你们开发准噶尔、塔里木的情景。不过还是那句老话，‘百闻不如一见’哟，这次来不虚此行。”

1981年，邓小平在新疆（历史图片）

蓝天，白云。眼前阡陌相连，铺锦叠翠，路边林带里渠水潺潺。77岁高龄的邓小平下了车，身穿白色短袖衬衫，健步走在田埂上。农科所一群领导和科研人员迎上来，邓小平朗声打招呼：“科技人员辛苦了，科技人员好！”这群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就工作在基层的大学毕业生紧握着邓小平的手，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邓小平蹲在试验田一株棉花前，仔细数了数，有50多个棉桃和花蕾，他翻来覆去地看，问：“桃子都这样多吗？”农科所领导赵守义急忙答：“平均30个左右。”“一亩地能产多少？”“皮棉300斤上下。”“能达到吗？”“奋斗目标。”邓小平想了想，轻轻地“哦”了一声。

这时，邓小平的孙女挤过来，兴奋地揪着一颗棉花桃好奇地看，邓小平急忙阻止：“不要摘，这是棉桃。”

看罢农科所，邓小平和王震、王任重及自治区领导一行边走边谈，来到总场一分场三连连部门前边的林带中。林带里早已被打扫得干干净净，摆上了长桌，桌上放着连队自产的西瓜和葡萄。邓小平落座后，看见殷延福还在那里站着，就关切地招了招手：“来，来，殷连长，坐在我这里。”并拿过一块西瓜递到他手上，详细地询问三连有多少土地、种的什么作物，有多少牲畜，又问了其他一些生产情况，然后起身向棉田走去。

面对一片400多亩绿油油的棉田，邓小平轻舒一口气：“好大一片地哟！”他接过一顶扎有黑绸边的小草帽，遮挡住强烈的阳光，走进茂密的棉田，弯下腰，用手拨开棉株，全神贯注地观察棉花的长势。

石河子企（市）党委书记刘丙正介绍说：地膜覆盖植棉技术是经王震倡导从国外引进的，今年三连率先在大田试种，估计大面积地膜棉可达亩产皮棉95公斤。邓小平直起腰高兴地说：“好办法，好方式，好，好……”对王震道：“你在新疆抓地膜棉花种植，这个办法不错，要大力推广。”

返回林带，望着远处的绿野，邓小平若有所思。也许他想起了当年难忘的战争岁月。他转过头问王震：“王胡子，你来新疆带了多少部队？”王震回答：“先遣部队7500人。”邓小平又问：“新疆国民党部队多少人？”王震说：“10万多人。”邓小平继续说：“你1950年剿匪，干得不错。”王震精神一振，拐杖在地上捣得咚咚响：“地方民族主义叛乱头子乌——乌什么，叫我给抓住杀掉了！”坐在后面的司马义·艾买提补充道：“叫乌斯满。”邓小平赞许地说：“王胡子，你干得好。”

太阳西斜，邓小平和其他领导同志离开农场。人们列队热烈鼓掌欢送，邓小平一一握手告别。放学归来的戴着红领巾的小学生站在道旁齐声喊：“邓爷爷好，邓爷爷再见！”邓小平下车步行100多米，留恋地向群众挥手，田野里响起一片欢呼声。

随后，他又参观了石河子棉纺厂，观看了紫泥泉种羊场培育的细毛羊以及用这种羊毛纺织的毛布样品，并接见了石河子地区团以上领导干部、老红军及劳动模范代表。

8月15日，邓小平返回乌鲁木齐，视察了乌鲁木齐县南山牧区。

在沙尔达板乡，绿草青青，邓小平按照牧民的习惯，盘腿坐在哈萨克帐房中。他把沙尔达板乡50多岁的乡支部书记哈斯木拉到身旁，亲切地问哈斯木：生活怎么样？还有什么困难？附近的哈萨克族牧民闻讯穿着节日的盛装骑马奔来。他们簇拥着邓小平，以牧民特有的豪情和礼仪欢迎自己的领袖。在沙尔达板乡一块广阔平坦的牧场上，牧民为邓小平表演了赛马、叼羊、姑娘追等节目。看着牧民矫健的身姿，听着姑娘呼呼带响的鞭声，邓小平高兴地仰首畅笑：“真打呀？真打呢！”临行，他向乡里的牧民赠送了布匹、茶叶和方块糖。

在天池，他像一位普通的游客一样向迎面过来的人们打招呼。看到一位来自美国的青年，他走过去握手问好。当邓小平走过去后，这位美国大学生坐在一块石头上久久不愿离开，他含着热泪说：“我太高兴了，想不到在新疆见到了中国当代最伟大的人物邓小平先生，新疆太好了！”远处的塔松青山笼罩着一层梦幻般的云纱，邓小平静静地伫立湖畔，深情地远眺着耸立在云烟上的博格达雪峰和眼前的一泓碧水，对身边陪同的同志说：“风景不错，要保护好。要发展旅游。”

8月19日下午，邓小平不顾多日奔波的疲劳，又同王震、王任重等领导同志驱车160多公里，来到著名的“火洲”吐鲁番。

8月中旬，依然是吐鲁番最热的时节，透蓝的天空一丝云彩也不见，热风像烧热的水一样迎面扑来。

第二天一大早，邓小平就上了路。在去吐鲁番市亚尔乡察看坎儿井和防沙林带途中，他顺便走访了吐外克亚村一户普通的维吾尔族农民吾守尔·扎义尔家。

车队离开绿洲大路，拐入一条乡间土路，阳光透过树叶在车窗上洒下斑驳的树影。汽车在一排农家小院前停下来。70多岁的吾守尔·扎义尔老人闻讯带领全家和队长米提力甫·提力瓦尔迎过来，邓小平拍着两人的肩膀说：“你们好，你们好！”主人喜不自禁，争相扶着邓小平的胳臂走进绿树掩映的农家院落。司马义·艾买提当起了翻译，热情向邓小平作介绍。卓琳揽着扎义尔的小孙女喜爱地看了又看。

邓小平在新疆与维吾尔族老人亲切交谈（历史图片）

坐在炕头上，邓小平同主人拉起了家常：“土地承包后，怎么样？”提力瓦尔抢先答道：“农民很高兴，积极性可高啦！不分白天、晚上都有人干活。生活比以前强多了！”邓小平欣慰地笑了。吾守尔挑了两个新摘的大甜瓜，双手抱着送给邓小平，要他尝尝。邓小平风趣地说：“好，我带回去吃！”

亚尔乡五道林位于风沙前沿，十几年来，吐鲁番各族人民奋发图强，在这里栽种了千百万棵沙拐枣、白杨、红柳和榆树，使这儿成了一片林海。在林带中，邓小平接见了吐鲁番地区的党政领导同志。他指着郁郁葱葱充满生机的树木，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要发展水利，要带领群众多种树，改善生产、生活环境。”

看罢防风林和坎儿井，邓小平和中央及自治区领导同志又不停歇地来到葡萄沟乡拜什买里村。邓小平到来的喜讯像长了翅膀传遍了葡萄沟，乡亲们纷纷从家里出来迎接邓小平。吐鲁番天更蓝，水更清，葡萄更甜。

在西坎里克葡萄园，园旁池塘里的鸭子悠然戏着水。邓小平钻进葡萄园，饶有兴趣地绕园转了一圈，在清凉的葡萄架下坐了下来。他尝了尝主人递过来的葡萄：“很甜，很甜！”然后笑容可掬地叫过被誉为“永不褪色的老党员”的村支部书记艾外都·杜尕木和两位百岁老人，一起合影留念。

1981年，邓小平在新疆吐鲁番视察农村（历史图片）

葡萄架下，原吐鲁番地委书记司马义·铁木匀简要地向邓小平和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了工作。邓小平点了点头，然后目光明亮地注视着地委领导和乡干部说：“吐鲁番的葡萄很好，要大力发展，增加栽种面积，你们的规划很好。一定要依靠科学发展农业。粮食生产也不能放松。吐鲁番矿产资源丰富，可以向国家申请进行勘探开发，要让人民尽快富起来。”语气中融入一片深情。

乐声响起来了，吐鲁番地区的文艺工作者拥进葡萄园，向邓小平等领导同志表演了精湛的民族歌舞。一时欢歌笑语伴着葡萄沟清澈的流水传得很远，很远……

这次在新疆，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还接见了自治区党政军领导、先进工作者代表及文艺工作者等，在每个场合无不对新疆的发展寄予厚望。

时间过得真快，从8月10日至20日，转眼之间十天过去了，邓小平在新疆度过了令人难以忘怀的一段日子。

20日下午，自治区和吐鲁番地区的领导同志到车站依依送别。白云悠悠，群山含情。列车渐渐远去了，邓小平还在挥着手，给新疆各族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诉不尽的留恋……

在紧靠香港的我国南海之滨，深圳河畔，矗立着一座现代化的新兴城市——深圳。作为中国首批经济特区中的代表，它以令世人惊叹的高速度在短短的几年内在一个荒芜的沙滩、破旧的小镇基础上拔地而起，建设成就举世瞩目，被誉为中国南海之滨的一颗璀璨明珠。

作为中国经济特区的缔造者，邓小平对深圳特区寄予着厚望和深情；深圳特区则以它那特有的风姿，向世人展示着邓小平的胆略、勇气和高瞻远瞩的睿智。

1978年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拨正了中国前进的航向。“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已成为10亿中国人民共同的行动，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提出，中国经济之大鹏要腾飞，必须借助改革、开放这两翼。

8亿农民掀起的改革大潮已开始涌动，“包产到户”不再是洪水猛兽。那么，中国对外开放的突破口在哪儿呢？

1979年4月，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调整国民经济等问题，提出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

在会议上，当时担任广东省委主要领导工作的习仲勋、杨尚昆向中央汇报工作，提出一个建议：广东临近港澳，可以发挥这一优势，在对外开放上做点文章。

会议期间，邓小平同他们进行了谈话。

话题从延安谈起。谈到当年那么小小的一块边区，后来竟打出这么大一座江山；谈到解放几十年了，老边区人民还不富裕。谈话者不禁感慨万分。

邓小平陷入了沉思。然后，他说出了一句应当载入史册的话：“你们上午那个汇报不错嘛，在你们广东划出一块地方来，也搞一个特区，怎么样？”

他说：“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中央工作会议后不久，广东、福建两省委分别于1979年6月6日、6月9日写出了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呈送中央。

7月15日，中央、国务院批转了两省委报告，确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特区。

1980年3月，中央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参加的会议，正式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

8月，全国人大召开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并颁布《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公开宣布：在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分别划出一定区域，设置经济特区。

还在1979年，就有一批勇于“吃螃蟹”的创业者，进驻那条不宽的深圳河的北面，开始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尝试——筹建特区。

1980年8月26日，那个如今被全世界当作热门话题谈论的南中国海边的小城，响起一片噼噼啪啪的爆竹声。在这片热闹的爆竹声中，中国第一批经济特区中的第一号特区——深圳经济特区诞生了！

……

1984年1月24日，距农历春节还有七天。紫荆在特区的路旁已绽开紫红色的花朵，象征吉祥喜庆的盆盆金橘摆上了特区人居室的阳台。在深圳特区诞生后的第五个春天的这个中午，邓小平迈着轻快稳健的步伐，踏上了中国改革开放前沿地带的这片热土。

汽车驶向深圳迎宾馆桂园别墅。路上，邓小平按捺不住急切的心情，几次轻轻地拨开车窗的纱帘，注视着一掠而过的楼群、工地、人流……

他说：“经济特区是我的提议，中央的决定。五年了，到底怎么样，我要来看看。”

迎宾馆桂园别墅。

“这儿好漂亮！外公，在这儿照相。”一进门，邓小平的外孙就高兴地喊。

“喂，喂，命令照相呢。好，照！”邓小平高兴地招呼家人。

“咔嚓”，闪光灯一闪，邓小平开心地笑了。

“他心情似乎很好。”随行人员悄悄议论着。

下午，在迎宾馆6号楼会议室，邓小平听取深圳市委的工作汇报。

当时的市委书记、市长梁湘站在特区规划示意图前，介绍着深圳特区自然状况，五年来引进外资、基建工程进展的情况。梁湘说，几年来特区工农业产值、财政收入增长很快，1982年工业产值为3.6亿元，1983年达到7.2亿元。

“那就是一年翻了一番喽？”邓小平问。

梁湘答：“是翻了一番，比办特区前的1978年增长了10倍多。财政收入也比四年前增长了10倍，去年达到3亿多。”

邓小平满意地点点头。

下午4时50分，听完市委的汇报，邓小平乘车来到刚刚竣工开业的国际商业大厦。在商场忙于采购年货的特区人发现了身穿深灰色便服的邓小平，喜出望外，热烈鼓掌欢迎。

邓小平登上20层高的国际商业大厦楼顶，俯瞰正在建设中的罗湖新城区。他的面前，矗立着已经建成和正在施工的60多幢18层以上的高楼群。在特区的规划图上，罗湖区将成为特区的商业金融中心。

邓小平的目光落在马路对面正在施工的国贸大厦。这座后来被誉为“神州第一楼”、高53层的现代化建筑，此时正以“三天一层楼”的速度升腾。特区的建设者在国内率先采用大面积滑模的先进施工工艺，在这儿创立了蜚声中外的“深圳速度”。

天色已近黄昏，一抹晚霞映照着生机勃勃的特区。

这时，气温开始下降。有人取出大衣，披在邓小平身上。邓小平摆摆手，对旁边的人说：“我看见了，都看清楚了。”

他对特区的建设发展速度表示满意。

第二天，即25日上午，邓小平来到深圳河畔的渔民村访问。身穿崭新呢大衣的村党支部书记吴柏森激动地把客人引进自己别墅式的楼房里。这幢楼房上下两层，180平方米，有两个客厅、六间卧室，还有饭厅、厨房、卫生间，楼上楼下的客厅里各摆一台彩电和一台收录机。

1984年，邓小平视察深圳经济特区，在深圳国际商业大厦天台，俯瞰建设中的罗湖新城区（历史图片）

邓小平问吴柏森：“你现在什么都有了吧？”吴柏森说：“都有了。做梦也没想到能有今天这样的好日子。”他再三感谢党的富民政策。

吴柏森将客人引到一口池塘边，指着一排养鸭的水上茅棚说：“这是60年代以前群众住过的房子，现在都给鸭子住了。”他介绍道：去年全村年收入达47万元，人均年收入2800元，每个劳动力年收入5970元，劳动力月均收入439元。

这时，陪同人员对邓小平说：“比您的工资还高呢。”邓小平略一沉吟，说：“全国农村要过上这样的生活，恐怕还要100年。”

“深圳也这样吗？”邓林在一旁插话。

“有您的领导，会很快。”一位市委领导赶忙说。

邓小平笑笑：“那也要50年。”

25日下午，邓小平来到中航技术进出口公司。在这里，邓小平对电脑可以与人下棋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兴致勃勃，立刻坐下来与电脑对弈。原定15分钟的参观，延长了一个小时。

天渐渐黑下来了。邓小平驱车回到桂园。

邓小平房间的灯光彻夜通明。深圳的干部和群众站在宾馆门外，殷切地希冀着什么。

邓小平参观渔民村渔民新居（历史图片）

第二天天一亮，邓小平的汽车就驶离桂园，前往蛇口。

接着，传来消息，邓小平到了珠海，并题词“珠海特区好”。

又有消息传来，邓小平已到广州。时已大年三十了。

“怎么没给我们题词呢？”人们议论着。大家多么希望邓小平题词啊！

中午，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是广州来的长途电话！

邓小平为深圳题词了！

邓小平的题词是：“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题词落款的时间是在深圳的日子——1984年1月26日。

题词的内容，显然是他在深圳经过两天全面而深入的调查研究之后得出的结论。这个结论，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1984年2月中旬，邓小平结束对深圳、珠海、厦门三特区的视察，返回北京。

邓小平在深圳蛇口工业区视察，听取深圳蛇口工业区负责人袁庚（前排左二）介绍情况。前排右一为王震，右二为杨尚昆（历史图片）

在厦门视察时，还流传着游人惊呼“邓大人”的故事。

“鹭江”号游艇绕鼓浪屿环游一周后，缓缓靠岸。邓小平一行健步登上这个幽静迷人的绿岛。他们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对美景赞不绝口。突然，邓小平似乎发现了什么，问道：“怎么看不到游人啊？”

陪同的同志指着另一个方向道：“他们都在那边。”原来，上岛时，陪同的同志选择了一条僻静的小道。

“我们就到那边去看看吧。”邓小平迈开脚步向人群走去。游人中，忽有两位认出了这位熟悉的人。他俩怔了一会儿，惊喜地叫道：“啊，邓大人！”

邓小平朝两人点点头，微笑着纠正说：“邓小平。”

更多的游人和居民被吸引过来，球场上的运动员和球迷也中断比赛，跑了过来。大家自动站在街巷两旁，向邓小平一行鼓掌致意。路边的二楼阳台上，一位老太太一边鼓掌一边擦泪。陪同视察的王震看到了，兴奋地向正在忙着的电视摄影师建议：“快把这个情景拍下来！”

邓小平含笑向大家招手致意。道路两旁的人群形成了一条欢乐的河流，春风鼓浪。

1984年春，邓小平为深圳经济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历史图片）

1984年，邓小平视察厦门，与时任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项南商讨福建改革开放大计（历史图片）

邓小平为厦门经济特区题词：“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历史图片）

……

1992年1月，又是一个东风送暖、满园春色的季节，邓小平第二次风尘仆仆来到了深圳特区。

19日上午8时许。

邓小平偕夫人卓琳和家人及工作人员一行乘坐的专列徐徐驶入深圳火车站。

88岁高龄的邓小平稳步走下火车，精神矍铄不减当年。

住进迎宾馆桂园小憩时，深圳市委负责人考虑他老人家旅途劳顿，建议他先休息，邓小平却急切而又深情地说：到了深圳，我坐不住啊，想到处去看看。

八年前，邓小平也是下榻在这里。八年后，他异常兴奋，感到处处新鲜。散步时，当女儿邓楠提起八年前为深圳题词一事时，他竟一字不差地念道：“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题词凝结着邓小平的心血和智慧。

当天，邓小平一行稍事休息后，便开始视察深圳市容。邓小平看到市区面貌的巨大变化，高兴地对陪同人员说：“深圳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邓小平边观光市容，边和省市领导亲切交谈，明确提出特区姓“社”，不姓“资”，把多年来困扰、束缚人们思想的问题点穿说透，令省、市领导人振奋不已。

邓小平一到深圳就提出：到了深圳，我坐不住啊，想到处去看看。左一为谢非（历史图片）

1月20日上午9时35分，邓小平在省市负责人陪同下来到国贸大厦，登上53层的旋转餐厅，俯瞰市容。

八年前，大厦还在建设之中，今天，邓小平不禁为这被人们誉为“不夜城”的雄伟壮观和清新气息感到喜悦和欣慰。

1月21日上午9时50分，当邓小平出现在“中国民俗文化村”大门广场时，广场上欢声雷动、鼓乐喧天，身着少数民族服饰的少男少女们，载歌载舞，像迎亲人一样欢迎邓小平的到来。

22日上午，邓小平等来到深圳仙湖植物园，在那里和前一天刚到深圳的杨尚昆见面，亲切交谈。在青山绿水间，他们一同散步，一同在临近湖水18米处的草坪上种下一棵生命力极强的常青树——高山榕。下午3时10分，邓小平、杨尚昆在迎宾馆桂园接见深圳市五套班子的负责同志，并同他们亲切谈话、合影留念。他语重心长地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要有一点闯劲。”

1992年，邓小平在深圳仙湖植物园赏花（历史图片）

1月23日，邓小平要结束在深圳的视察了。上午8时30分，邓小平同部分负责人在迎宾馆握手告别后，驱车前往蛇口码头。

谈话间，车子到南山区蛇口工业区。李灏说：“南山的荔枝是全世界最好的荔枝。”

邓榕插话道：“那么全世界的柚子哪儿最好呢？”话音刚落，车子里发出一阵笑声。

原来，每年柚子成熟时，邓小平都夸四川家乡的柚子最好。但是，儿女们都认为广西的沙田柚子才最好。

邓小平说：“四川的柚子最好，但认识统一不起来。”说完，大家又大笑起来。

邓小平下车后，先与前来迎接的珠海市领导握手，然后同深圳市领导一一握手话别，向码头走去。

可是，他刚迈出几步，突然又转回身来，对深圳市委负责同志说：

“你们要搞快一点！”

“你们要搞快一点！”是邓小平对深圳特区人们的嘱托和希望，也是对全国人民的嘱托和希望！

邓小平来到深圳皇岗口岸，深情地眺望对岸的香港（历史图片）

上海，中国最大的城市。全国人民关注她，党和国家领导人关注她，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更关注她。

邓小平对上海一往情深，他在驾驭中国改革开放航程时，总是善于抓住这个龙头。

如果说长江是一条绵延千里、腾飞长空的巨龙，那么，位于长江入海口的上海就是龙头。

只有龙头高高昂起，吟啸四海，才有腾云环宇的龙的腾飞。从1988年至1994年，连续七个春节，邓小平都是在上海度过的，那一次次“向上海人民拜年，向上海人民问好”的亲切声音，深深地印在上海人民的心中。

……

上海西郊，有一所全国最大的花园别墅——“414”招待所。这儿围墙高耸，戒备森严，历来只接待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然而，自1967年毛泽东最后一次住进这儿后，这座偌大的别墅整整空置了十年。

1979年7月16日至25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来到上海视察，住进了“414”的1号楼。他每天早上都要到花园散步。几天下来，他走遍了这座院落的每个角落。他在思考着一个问题。

一天，邓小平在散步时，走到市委招待处处长面前，把几天来的想法亮了出来。他指了指“414”的院子，说：“这么大的房子，这么大的花园，管理它要花多少钱哟？！专门为我们几个大老爷……一年又能住几天？”

“这么一块美景如画的黄金宝地，我看应该对外开放！让外国人来住，收了外汇，支援四化建设……”

以后的几天中，邓小平早晨散步时，就帮助陪同的市委招待处处长规划“414”对外开放后的蓝图……

7月24日下午，邓小平会见了上海市委全体常委。谈话中，邓小平说：“我这次来‘414’住了十来天，天天都在谈生意经。这么大的花园别墅，给外国人住，可以收外汇嘛。”最后，邓小平明确地指示：“我给你们半年时间准备。半年以后，‘414’就对外开放！”

在场的市委常委们露出了始而惊、继而喜的神色。

邓小平打开“414”大门的消息很快传到北京，传到全国，引起了连锁反应。不久，各地类似的花园别墅也先后对外开放。

“414”开放以后，接待的第一批国外客人是美国的林德普雷顿豪华旅游团。之后，还先后接待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日本天皇等国家元首。

“414”开放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经济效益。最重要的，它使刚刚制定不久的开放政策在上海人民心中扎下了根，使世界各国看到了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决心。

1983年2月21日上午，邓小平在上海市领导陪同下走进了曲阳菜市场。这时，早市已过，一些柜台仍在营业。

“是国营的吗？”邓小平问。

“这是知青办的合作菜市场。”有人答。

邓小平向青年营业员们点头致意，详细询问摊位上各种蔬菜、鱼、肉等的价格，并说：“知青办得好嘛。”

接着，一行人来到一家新建的百货商场。这也是一家知青办的合作企业。邓小平仔细地观看了橱窗里和货架上陈列的商品，关切地询问：“居民需要的东西都有得卖吗？”营业员说：“居民日常生活用品都有供应。”邓小平满意地点点头。

正在采购东西的市民认出了邓小平，蜂拥围拢过来，向邓小平问好。邓小平向这些居民连声问：“新村的文明设施跟上了没有？”“这里的住宅是哪一位工程师设计的？”

1983年，邓小平在上海视察虹口区曲阳新村返城知识青年创办的菜市场（历史图片）

来到大连西路250弄22号居民姚凤兰家中时，这位上海服装二厂的退休工人正在手拿抹布擦拭台子。看到客人登门，女主人失声招呼：“请进，请进！”

邓小平询问了女主人的家庭情况，并走进姚凤兰儿子的新房参观，环顾了新房里的摆设，含笑地点点头。接着他来到姚凤兰的房间，看到摆设舒适、整洁，有大小两台电视机。他还看了铺了瓷砖的洗澡间。邓小平满意地对姚凤兰说：“你们生活好，我就高兴。”

告别女主人走出门外，周围的居民都从窗口探出头来，向邓小平挥手。邓小平先举起右手，然后又双手合抱，向群众致意。

随着上海商贸改革的发展，一批各具特色的农贸市场随之而起。这一年，上海兴建了永安路黄鳝交易市场，它连接着沿江七个省的几十家水产部门。次年，上海又成立了三官塘桥禽蛋市场，江、浙、鲁、皖、冀、陕等地的蛋、鸡源源不断地拥进上海，成为全国最大的活鸡市场。上海市民形象地说，这是“小黄鳝游进大上海”“百万雄鸡下江南”。

……

在中国近代史上，上海曾是远东最大的贸易金融中心和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被称为“东方巴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对国家财政的贡献仍曾长期居全国各省市之首，独领风骚几十年。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南部沿海几个经济特区迅速崛起，显示了蓬勃生机和旺盛的生命力，上海“老大哥”的霸主地位动摇了。尽管1984年5月上海被批准为沿海14个开放城市之一，但由于种种原因，上海处境被动，特别是从1988年开始，经济效益连年滑坡。

上海的发展有困难，但也有它独特的优势，在构思如何迈出中国改革开放的更大步伐时，邓小平将目光移向了这座基础雄厚的特大城市，落在纵贯该市的黄浦江东侧的那块尚显荒芜的土地上。

1988年的除夕之夜，一场纷纷扬扬的瑞雪使申城“不知庭霰今朝落，疑是林花昨夜开”。邓小平在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江泽民的陪同下，来到上海各界人士春节联欢会上。精彩纷呈的晚会结束后，邓小平走上舞台与演员们亲切见面。

那一年甲肝肆虐上海，曾一度人人自危，外出回家，第一件事就是用消毒皂反复洗手。演员们内心盼望与敬爱的邓小平握手，但又从他老人家的健康角度考虑，只能以掌声表示崇敬之情。不料，邓小平主动伸出手来，与每一位演员握手，祝贺演出成功，新春快乐。演员们紧紧握住邓小平温暖的手，激动不已。

1990年年初，邓小平视察上海时，特别关注了浦东的开发、开放工作。

回京后，邓小平对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们说：我已经退下来了，但还有一件事，我还要说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东开放，你们要多关心。邓小平特地要求李鹏负责抓一下浦东的开发和上海的发展问题。

3月3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进行了谈话。他提出：“我们要实现适当的发展速度，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务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的目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条件更好，可以更广大地开源。”说到这儿，邓小平亮出了底牌。他加重语气说：“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充分论证后，4月，中共中央正式宣布关于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重大决策，将浦东开发开放作为今后十年中国开发开放的重点。

于是，浦东这块被遗忘多年的角落开始沸腾了！建设大军接踵而至，机声轰轰，灯光彻夜通明。重塑上海现代国际大都市形象的规划，从这儿开始了！

时隔一年，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邓小平又踏上这块热土。

“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一到上海，邓小平就感慨地对上海市负责人说：“那一年确定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是因为东南亚国家潮州人多，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外国经商的很多，但是没有考虑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优势。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

他驱车亲临浦东视察，再三叮嘱上海市负责同志：“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只要守信用，按照国际惯例办事，人家首先会把资金投到上海，竞争就要靠这个竞争。”

邓小平还察看了南浦大桥工程。他一再强调，要加快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和重大项目的建设，指出：“能早上的就集中资金早上，早上一年早得利一年，不然要拖到下个世纪去了。”

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长的朱镕基，向邓小平汇报了浦东开发开放中“金融先行”的一些打算和做法。邓小平听后，精辟地说：“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那要好多年以后，但现在就要做起。”

邓小平十分关心市场的发展，关注证券、期货、技术等这些新兴的大市场。他明确指出：“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番讲话振聋发聩，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上又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

1月的最后一天，邓小平在朱镕基的陪同下，视察了上海航空工业公司。公司总经理向邓小平汇报了该公司的发展情况：这是中美合作建成的一个现代化的民用航空工业公司，生产的10架MD-82型飞机5架返销美国。总经理向邓小平提出，希望国家制定保护民族航空工业的政策。邓小平点了点头，表示赞同。同时，邓小平指出：坚持改革开放和加强国际合作，飞机制造业是很有前途的。

1992年2月10日，邓小平参观上海贝岭微电子制造有限公司（历史图片）

在离开上海前，邓小平再三叮嘱上海市负责人：“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1992年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讲话犹如催春的暖风，吹遍祖国大地。而上海之行，是邓小平这次南下的最后一站。

2月3日晚，农历除夕之夜。邓小平与上海市党政军负责同志、老同志及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迎猴年新春佳节。

当邓小平、杨尚昆出现在会见大厅时，全场掌声如雷。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市长黄菊迎上前去，说：“我们代表上海1300多万人民向你们拜年，祝你们新年快乐，健康长寿！”邓小平、杨尚昆含笑说：“向你们拜年！向上海人民问好！”

春节过后，邓小平通过听汇报，与人交谈，了解情况。他充分肯定1991年上海在改革开放中取得的成绩，并开诚布公地坦言道：“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

邓小平分析了上海加大改革力度的有利条件，说：“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上海民心比较顺，这是一股无穷的力量，目前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他特地谈到浦东：“浦东开发比深圳晚，但起点可以更高，我相信可以后来居上。”

邓小平对上海的发展寄予很大的希望，他说：“上海一年就有很大的变化，三年会有更大的变化。”他嘱咐有关负责同志：“上海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看准了的就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根据邓小平的谆谆嘱托，以浦东开发为契机，上海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加快了步伐，创造了奇迹。1992年至1993年，上海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比80年代增长速度翻番。

1993年1月，上海的建设者们在辛勤的工作中迎来了鸡年新春。

22日晚，举国共庆除夕。在上海各界人士齐聚的会见厅，邓小平对上海的建设者们给予了高度褒奖。

邓小平说：“我向大家拜年，祝你们春节愉快，并通过你们向全体上海人民，首先是上海工人阶级拜年。上海工人阶级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带头羊。”

“上海人民在1992年做出了别人不能做到的事情。”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邓小平还谈道：“当然，走一步，回头看一下是必要的。要注意稳妥，避免损失，特别要避免大的损失。有一点小的损失不要紧。回头总结经验，改正缺点就是了。”

上海人民没有辜负总设计师的期望。1993年，上海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509.93亿元，比上年增长14.9%，超过全国的增长速度；浦东开发成果显著，国民生产总值增长30%，高于全市的1倍。

1993年12月13日，上海细雨霏霏，六级的凛冽寒风扑面而来，气温骤降至零摄氏度左右。

这天上午，邓小平身着大衣、头戴帽子，不顾年高天寒，视察了浦东。

1992年2月，邓小平在上海视察杨浦大桥建设工地，听取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左二）的介绍（历史图片）

登上杨浦大桥，邓小平凝神眺望。面前，车流滚滚，人声鼎沸，寒风细雨中的浦东一派热气腾腾的建设景象。邓小平笑了，笑得那样慈祥、那样动情。

脚下的杨浦大桥，创下了一项世界纪录——它是世界第一跨度的斜拉桥。那高高举起的斜拉桥梁，犹如一双巨人之手，扯起了上海腾飞的风帆。邓小平握着大桥建设总指挥朱志豪的手，赞扬道：“这是上海工人阶级的胜利。我向上海工人阶级致敬！”他高兴地与上海市负责同志及朱志豪等在大桥上留影。

车缓缓行驶，邓小平参观了内环线浦东段及罗山路、龙阳路两座立交桥。

几年前，上海曾流传着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几位日本客商到上海洽谈合作项目，从虹桥机场驱车前往市区，在路上整整走了三个小时，比从日本乘飞机到上海的时间还多。而今，一条条宽阔雄伟的高架路、一座座盘旋起伏的立交桥耸然而立，向人们展示着上海的新姿。

看着眼前的变化，邓小平笑吟道：“喜看今日路，胜读百年书。”他对身旁的上海市负责同志说：“这是出自我内心的话。”

元旦之夜，邓小平由吴邦国、黄菊等市委、市政府领导陪同，登上新锦江大酒店顶层。俯瞰上海的节日之夜，只见窗外车水马龙，川流不息，灯火辉煌，欢声笑语。邓小平感慨万端地说：“上海变喽！”

这天晚上，邓小平还参观了南京路、外滩等地，与上海人民共享节日的欢乐。

1992年农历元宵节，邓小平在上海第一百货商店视察，为孩子们购买了铅笔和橡皮（历史图片）

1994年2月9日，这是邓小平与上海人民自1988年以来共度的第七个春节，也是最后一次在上海过春节。

这天下午，邓小平步入会见厅，与上海有关负责人、老同志互致新春的祝贺和问候。邓小平说：“我一年来你们上海一次，祝上海人民春节愉快。”

吴邦国说：“这是您老人家对上海人民的鼓励，对上海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邓小平笑着说：“你们上海的工作做得实在好。”

老人家深深懂得，快马仍须加鞭。他说：“上海有特殊的素质、特殊的品格。上海完全有条件上得快一点。”

邓小平回北京那天，特地把黄菊和当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吴邦国叫上火车，语重心长地嘱咐：“你们要抓住20世纪的尾巴，这是上海的最后一次机遇啊！”

是邓小平点燃了上海腾飞的希望。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邓小平在广安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光，广安的山山水水哺育了她的优秀的儿子——邓小平。邓小平1920年远涉重洋赴法国留学，从此一别70余载，再也没重踏故乡的土地。不过，故乡的一草一木总是牵动着邓小平的心绪。

1978年2月，邓小平偕卓琳结束了对友好邻邦缅甸的访问，来到阔别多年的成都。在这里，他与卓琳热情接待了来自广安县的负责同志，详细询问了广安近年来的变化情况，为广安日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之后，邓小平有事先起身告辞，请卓琳继续与客人交谈。广安县的负责同志向卓琳提出：“广安百万人民希望邓小平回乡指导工作。”卓琳对他们的邀请深表谢意，婉言表示道：“他很忙。你们这么远来看我们，回去请向百万父老兄弟姐妹表示感谢。”

接着，他们谈到了淡以兴老人的生活情况。

这个时候，邓小平在家乡的至亲只剩下幺舅父淡以兴和幺舅母淡杨氏了。淡氏夫妇与担任村干部的儿子淡文全同住在邓小平故居里。对于家乡的这个亲戚，卓琳说道：“我们年年都给幺舅舅寄了钱的，每月10元。他好喝酒，寄多了就浪费了。”接着，她又补充道：“你们在生活上不要给他什么，教他好好遵守党和国家的政策法令。”

1982年，卓琳又代表邓小平亲笔修书给两位老人，一者问安，二者嘱其不可给当地政府添麻烦。

在卓琳、邓小平的叮嘱下，两位老人依靠北京每月寄来的生活费和淡老先生微薄的薪俸过着简朴的生活。

卓琳、邓小平夫妇不仅关心广安的建设情况，还时刻关心广安建设的带头人——当地的“父母官”。

1986年2月，年过八旬的邓小平到四川，和家乡的干部群众一起过春节。

正月初五，在成都西郊金牛宾馆，中共四川省广安县委书记罗国兴、副县长王洪峻带着家乡人民的深情，前来看望邓小平和王震。

1978年，邓小平夫妇怀抱外孙女在四川成都（历史图片）

邓小平听说家乡的同志来，笑容满面，十分高兴，风趣地说：“好啊！今天终于见到我的‘父母官’了！”在和大家一一握手时，邓小平问起了他们的姓名，连声说，好啊，你们年轻，有文化，有希望，还语重心长地嘱咐他们：“你们要把广安建设好。”

卓琳向他们询问了家乡近几年来建设的情况。在得知罗国兴、王洪峻两人都只有33岁、具有大学文化水平后，卓琳高兴地说，年轻人正是干事情的时候。小平同志经常讲，要给年轻人压担子，对年轻人要放手、放心。小平同志当红七军政委的时候，也才二十几岁嘛。你们年轻，干劲大，这几年党的政策好，一定要发挥当地的优势，把广安建设好，尽快使人民富裕起来。然后邓小平夫妇与他们一起合影留念。

这之后，他们又谈起了维修邓小平故居的问题。

早在粉碎“四人帮”、邓小平再度复出的时候，四川省政府和广安县政府就曾经有意维修邓小平的故居并在故居筹建纪念馆，但遭到邓小平和卓琳的谢绝。

近10年过去了，今天又说到这件事，卓琳明确地向在场的县委负责人讲了邓小平的意见。她满怀真诚地说：“小平同志讲过，共产党人活着就是要为人民服务，钱要用在人民的事业上。”

当她听说县委准备在邓小平故居周围多植树时，立刻高兴地表示满意，并鼓励他们带领家乡人民把环境绿化好。

县委负责同志代表广安县人民再次向卓琳提出请邓小平同志回广安视察。卓琳笑容满面地答道：“回到四川，就算回到了家乡，请你们向家乡人民问好。”

邓小平近70年一次也没有回去看过他的老家，是他缺乏故土之情吗？是他不关心家乡的父老乡亲吗？

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为大家把这个谜底揭开了：

“父亲自己不回老家，也不许我们回去。他说我们一回去，就会兴师动众，骚扰地方。”

邓小平认为，他不仅是四川人民的儿子，更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当了共产党的官，要为全中国人民服务，不能像封建朝廷的官那样光宗耀祖，前呼后拥。

邓小平在广安的旧居是按照当地农村传统风格建造的灰色结构瓦房，比较简陋。当有人问邓小平如何处理他的旧居时，他回答说：“照现在样子原封不动，让乡亲们继续住在那里。”他不愿把旧居搞成陈列室。从解放以后，邓小平的继母和其他亲属离开老家以后，房子就分给了当地的农民。

诚然，邓小平热爱故土，常怀桑梓，但他绝没有给家乡什么“特殊的关照”。

一位参观邓小平故居的人提问道：“小平同志对广安县有过特殊的关照吗？”

广安县年轻的县委书记莞尔一笑，爽快地说：“你提出了一个社会上许多人都关注的问题。坦白地说，1985年我们请小平同志为新建成的凉滩电站题写了站名，同时他为广安县正在兴建的萃屏公园题写了园名。如果说特殊关照，仅此而已。而广安县百万人民真正得益于邓小平同志的，则是他领导规划的改革宏图和制定的富民政策。”

印度著名记者、泰戈尔的学生苏地生说，诺贝尔奖委员会曾为很多在改变世界面貌上作出了各种贡献的经济学家授奖。在多数情况下，这些贡献的实际价值很值得怀疑。因为，诺贝尔奖委员会忽视了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领域。基于此，苏地生在其文章中指出：

现在正是该委员会对它过去的这个忽视作出补正的时候了。而它所能做出的最令人信服的事，就是把下一次诺贝尔经济学奖金授给邓小平。邓小平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学家的信誉是确定无疑的。他砸碎了空想主义的枷锁，运用自己丰富的经验和智慧在中国建立起一种新的模式，而这一模式正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今天所需要的。诺贝尔奖将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有效地使全世界注意到这种模式，将有助于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走上正轨，并保证取得迅速的、平衡的发展。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比这个更加有意义的目标了。

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思想恩惠了广安县的父老乡亲，同时使神州大地均受恩泽，也使世界经济的发展受益匪浅。这便是邓小平对广安的最深厚的恩报！

1998年，中共广安地委书记罗松柏在《浓浓的乡情 深深的怀念》一文中说：“四川省广安地区，420多万人民无时无刻不在怀念这位少小离家从未回来的亲人。”他深情地回忆说，小平同志十分喜欢家乡的白市柚，直到1992年，他视察南方时，仍然称赞家乡的白市柚好。家乡每年都要给邓小平送点白市柚，但邓小平每次都坚持非付钱不可。钱大多是通过邓小平在成都工作的妹妹邓先芙交给广安县委的。

一颗露珠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辉。邓小平小中见大的高尚人格，让故乡人民又是敬佩，又是心疼。

我国有2亿多少年儿童，他们是祖国的花朵，是民族的未来和希望。

但在一些贫困地区，有些孩子还因经济问题而失学。

1990年9月，邓小平为旨在救助失学儿童的活动即希望工程题词。“希望工程”这四个铿锵有力的大字，饱含着邓小平对失学孩子的情与爱。

1992年，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中华大地上，掀起了一个“希望工程”百万献爱心活动。到6月，活动达到了最高潮。

6月10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捐款室，即北京东城区后圆恩寺胡同1号，来了两个军人，他们拿出3000元钱交给捐款接待员。接待员说，要登记捐款人的名字，两位军人讲，这是有纪律的，不能公开这位捐款人的名字，如果你们一定要写名字的话，那么就写“一位老共产党员”。

10月6日，又来了两位工作人员，用同样的方式捐了2000元钱。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同志被这个“老共产党员”的精神所感动，想方设法地去查真实姓名，经过多方面的调查，最后终于知道了这是邓小平的捐款。基金会的同志很感动，他们想，如何用好这笔捐款呢？经过反复考虑，最后决定把这5000元的捐款，全部用到邓小平过去工作、战斗过的广西百色地区。

广西平果县风悟乡仕仁村希望小学，是广西开办的第一所希望小学。当邓小平捐款的消息传到这里之后，同学们激动了，他们欢呼雀跃，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一行大字：“邓爷爷，我们非常想念您！”

曾因家庭贫困而失学，而后又得到资助重返校园的女生周标亮，怀着感激的心情，代表全校受资助的同学，执笔给邓小平写了一封感人至深的信。信中说：

敬爱的邓爷爷：

您好！我们是百色地区平果县希望小学的学生，当我们得知您以“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名义向希望工程捐赠了5000元钱，又知道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把这笔款用于救助我们百色革命老区的失学孩子时，我们都激动得哭了。

……

邓爷爷，您的工作多忙呀，可您还时刻惦记着我们这些老区山里的娃娃。我们感到，虽然您住在北京，离我们很远很远，但您的心与我们贴得很近很近。

邓小平的心与贫困山区孩子们的心贴得最近，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心贴得最近，与时代的脉搏贴得最近。

在校的中小学生是祖国未来的建设者，是“四化”建设的未来。邓小平说过：“现在小学一年级的娃娃，经过十几年的学校教育，将成为开创二十一世纪大业的生力军。”在未来科学技术的发展中，中小学教育占有突出地位。邓小平在1977年再次复职时，就自告奋勇地向中共中央表示，愿意分管科技和教育工作。

邓小平深刻地指出：“日本人从明治维新就开始注意科技，注意教育，花了很大力量。明治维新是新兴资产阶级干的现代化，我们是无产阶级，应该也可能干得比他们好。”

他还指出：“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从小学抓起，一直到中学、大学。我希望从现在开始做起，五年小见成效，十年中见成效，十五年二十年大见成效。”

1983年10月1日，邓小平书赠中小学教学改革试验学校——北京市景山学校16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这16个字寄托了邓小平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希望，也是我国教育事业改革和发展的方针。

1983年9月，邓小平同志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历史图片）

从提出教育要实现“三个面向”到以“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名义捐款“希望工程”，体现了邓小平对中国教育事业深切的关注。

邓小平把希望寄托于青年一代，寄托于全国人民。

在南京接管工作中，邓小平平易近人的朴实工作作风给人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邓小平每次出席报告会，都是轻车简从，从不搞前呼后拥。他每次做报告事先都要了解对象，掌握有关情况，研究有关问题，准备好思路，对报告的内容、层次、难易程度进行缜密、认真的考虑。他做报告从来不照本宣读，而是深入浅出，侃侃而谈，语言生动形象，说理精辟透彻，摆事实，讲道理。一次，邓小平应邀为南京大学的师生作题为《论老实》的报告，在中间休息时，听报告的青年一拥而上，围在邓小平周围要求签名，邓小平一一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并亲切地回答了师生们的各种问题。

一个星期天，忙中偷闲的邓小平陪着夫人卓琳与孩子们来到了玄武湖公园的草坪上休息玩耍，享受天伦之乐。在公园里，邓小平一家人和在公园里游玩的解放军指战员玩起了传统的“击鼓传花”的游戏。按游戏规则，在击鼓的过程中，将花依次传递给在场的人，鼓点停止时，如果花正好传到哪一个人手中，那个人就得表演节目。负责击鼓的战士非常希望能看到邓小平表演节目，一声令下，游戏开始，手帕很快传到邓小平手里，正当鼓手停止击鼓时，邓小平已敏捷地把手帕传给了紧挨着他的同志，在场的人为邓小平的敏捷鼓起了掌，而拿着手帕的同志也高高兴兴为大家表演了节目，欢歌笑语声在玄武湖公园上空回荡。

1992年6月27日，《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刊登了这样一幅照片：邓小平同志亲吻农家幼儿。

这件事发生在1992年2月12日，邓小平在和煦的春风中，来到上海市旗忠村参观。村民们听说敬爱的邓小平同志来了，欣喜若狂，奔走相告，大家纷纷走出家门，站在道路两旁迎接。

邓小平红光满面，精神焕发。看到旗忠村同全国千万个农村一样，走上了致富路，老人家很高兴。

邓小平情不自禁地走向一位怀抱着小孙子的老奶奶，在小孩子那红扑扑的小脸蛋上轻轻亲吻了一下，村民们激动地鼓起掌来。

记者抓拍到这个珍贵的镜头，把它刊登出来，并配诗一首，题目是《鱼水欢歌》：

1992年6月，邓小平同志在上海马桥乡旗忠村亲吻农家儿童（历史图片）

为社稷运筹紫禁，为黎民揉碎寸心。

一月一视察，一年一南巡。

东海西疆，都留着脚印；

繁街陋巷，都有过身影。

仰山斗百般钦敬，俯孺子万种慈亲。

风情水情，怎能够行宁坐宁？

车勤马勤，治得个天清地清。

问古今将相孰贤能？且看中南海上人。

邓小平是全民义务植树工程的首倡者。

绿色，是春天的象征。

每年的三四月，春回大地，人们挥锨抡锹，种下一片片绿苗，种下荫庇子孙的希望。

1981年夏，四川、陕西等地遭受了历史上罕见的水灾。长江、黄河上游发生特大洪峰，给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时刻将人民的安危系于心间的邓小平，焦虑如焚。在安排救灾的同时，他考虑了很多、很远，他分析灾害发生的各种原因，寻找消除水灾的长远措施，首倡全国义务植树工程。

9月，邓小平对万里说：“最近的洪灾问题涉及林业，涉及木材的过量采伐。”同时，他向中央书记处提出了一个建议：“中国的林业要上去，不采取一些有力措施不行。是否可以规定每年每人都要种几棵树，比如种三棵或五棵树，要包栽包活，多者受奖，无故不履行此项义务者受罚。国家在苗木方面予以支持。”

10月19日、11月9日，中央书记处连续两次召开会议，讨论并采纳了邓小平关于植树造林的建议，决定由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草案）》进行审议。

12月13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国务院的这一决议草案，以法律的形式将全民义务植树活动确立下来。随之，国务院制定了实施办法，规定：“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男11岁至60岁，女11岁至55岁，除丧失劳动能力者外，均应承担义务植树任务。”

一场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绿色革命，由此在神州大地上拉开了序幕。

邓小平为中国植树节题词（历史图片）

1982年，是全民义务植树的第一年。尽管邓小平此时已是78岁高龄，已远远超过规定的年限，但他仍身体力行，率先垂范。

植树节到来的前几天，邓小平就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植树节快到了，我们家今年每人至少要栽三棵树，要包种包活。”

3月12日，北京风和日丽，春光明媚。迷人的西山脚下，拥来了一批批扛着锹锨、提着水桶的人。上午10时，邓小平偕家人乘车来到这里。在和众人打过招呼后，他急步走到植树点，举起了铁锨。随着一锨锨泥土的填入，一棵翠柏傲然挺直了身躯，随风舒展着它那绿浓欲滴的枝叶。邓小平端详着，满意地笑了。而后，他又走向另一个树坑。身旁的同志劝他休息一下，邓小平却说：“不累。一人栽三棵到五棵，我们要完成任务。”

植树活动结束时，邓小平围着新植的树，观赏着各种不同的品种。他嘱咐首都绿化委员会的负责同志：“植树要选好的品种，要选那些长得快、能成材的。栽下后要有人管理，保证成活。”

邓小平的行动为人们树立了榜样。这一年，全国近2亿人参加了义务植树，种树达10亿棵。

1984年年初，邓小平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几个经济特区。2月10日上午，他结束对特区的视察，即将离开厦门。临行前的计划是在厦门的山上植树。可是天公不作美，昨天还是阳光灿烂，碧空万里，想不到过了一夜，一大早雨就沙沙地下个不停。遥望海面，烟雨迷蒙，似一首飘忽不定的朦胧诗。

1984年的植树节，邓小平与总书记胡耀邦一同到十三陵水库参与植树（历史图片）

省市领导建议取消植树活动，邓小平却笑着摇摇头：“下这点小雨怕什么，上山吧。”约10点钟，他来到万石岩植物公园的后山上，冒着绵绵细雨，走过湿漉漉的泥地，步入植树区，拿起铁锨干了起来。

邓小平种的是樟树。省负责同志告诉他：“这是一种千年树，南国佳树。”没多久，邓小平及陪同人员就种下了12棵樟树和南洋杉。

临中午，雨还在细若游丝地下着。邓小平拄着锨，直起身来，望着灰蒙蒙的天空，诙谐地说：“这几棵树，这一下保活了。”

植完树，邓小平的鞋子上还沾着南国的泥巴，就登上了北去的专列。

时隔一个月的植树节，邓小平又出现在北京十三陵水库大坝东侧蟒山脚下的义务植树人群中。

1989年4月2日，位于北京北四环的亚运工程正紧张地进行着，第十一届亚运会将于1990年在这里召开。这时正是植树季节，年近85岁的邓小平来到热火朝天的亚运村工地，给这里抹上了一笔生机勃勃的绿色。

坚持不懈，持之以恒——这是邓小平对全民义务植树活动的要求。1983年3月12日，邓小平在参加植树活动时说：“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是建设社会主义，造福子孙后代的伟大事业，要坚持20年，坚持100年，坚持1000年，要一代一代永远传下去。”1982年11月，邓小平为全军植树造林总结经验表彰先进大会题词：“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同年12月26日，邓小平在林业部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情况报告上批示：“这件事，要坚持二十年，一年比一年好，一年比一年扎实。为了保证实效，应有切实可行的检查和奖惩制度。”

坚持不懈，邓小平自己首先做到了这一条，尽管他年事已高，尽管他工作繁忙。自1982年以后，1983年、1984年，他在北京十三陵植树；1985年、1986年、1987年，在北京天坛公园植树；1988年，又在北京景山公园植树；1989年，又来到北京亚运村工地植树……邓小平十多年来的植树活动，已载入中国林业发展的史册，铭记在全国人民的心中。

一代一代干下去。邓小平也从自身做起——

1987年4月5日上午，邓小平来到天坛公园万寿双环亭东侧，和家人一起挥锨栽下了这天义务植树的第一棵桧柏。劳动中，他手指着身旁的外孙女羊羊，笑着对在场的同志说：“今天我带的这个人，已经跟我种了六年树了。今天我又增加了一个队员，羊羊的小弟弟。”说到这儿，他又郑重地强调：“植树绿化要世世代代传下去。”

邓小平和小朋友一起植树（历史图片）

1992年1月，邓小平再次视察深圳经济特区，并发表了重要谈话。1月22日，他利用视察工作的余暇，来到深圳仙湖植物园。观赏完植物园内的奇花异草后，邓小平和三代家人来到湖畔的草地上，挥锨培土，种下了一棵高山榕树。身有残疾的邓朴方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也培了几锨土。然后，邓小平和小孙子一齐端起个红色的小水桶，给树浇上了水。

古人云：“十年树木。”如今，数十年前邓小平亲手种下的幼苗，已是枝繁叶茂，郁郁葱葱。实施了30多年的全民义务植树活动，已使昔日的荒山秃岭披上了绿装。

1984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纪念日。

天安门广场上空一面五星红旗高高飘扬，蓝天上飘动着无数气球，一群群和平鸽自由地飞翔。

广场上人山人海，50万军民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到处是人的海洋、花的海洋、旗帜的海洋。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和战略导弹部队雄赳赳列着方队经过天安门城楼，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接受10亿人民的检阅。

群众游行开始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一队队欢呼着走过天安门广场。突然，在行进的大学生队伍中打出一面横幅，上面写着四个大字：“小平您好！”

一时间，这四个字成为整个广场、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焦点。

没有“伟大”“敬爱”“万岁”等词的修饰，四个朴实无华的大字表述了当代大学生和全国各阶层人民对邓小平的真实感情。

是谁制作了“小平您好”的横幅呢？

他们是北京大学生物系细胞遗传专业1981级学生郭庆滨、李禹、毛小洪和1980级学生常生。

1984年9月30日夜，北京大学生物系1981级大学生宿舍内群情激昂。明天，他们将参加国庆35周年大典。学生期间，能赶上这样大规模的庆典，本就是一件幸事，更何况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庆典，盛况必定令人激动。

按照学校的事先安排，作为游行队伍，他们跟在北京大学的彩车后面，排着整齐的队伍，由东向西从长安街走过天安门城楼的检阅台。连日来，为了使游行队伍走得整齐，学校组织了多次训练，同学们认真参加了训练，但同时也觉得，就这样整齐地走过天安门广场、走过检阅台，似乎缺了点什么。这样的形式似乎不足以表达他们的心情。敢想、敢说、敢干，历来就是北大人的传统，人们不会忘记，当初“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就是首先从这些学生宿舍内喊出来的。今天，他们仍然有话要说，他们的振奋和激动要表达出来。于是，同学们决定，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他们的心情。

表达什么，如何表达，这正是学子们在一起热烈讨论的问题。

要表达的太多了！

首先，同学们的共同愿望就是要向党表达当代大学生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赞美，向制定这些政策的党中央领导表示敬意。

对于他们来说，大学曾经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停课闹革命，中国的大学之门被关闭了。1970年开始恢复试行招生，但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进了大学也是继续革命，根本不可能进入真正的知识殿堂。人们也害怕进入知识殿堂，因为成了知识分子，就会“脱离群众”，也就成了人们看不起的“臭老九”。

1977年5月，邓小平复出不久即坚定地指出：“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里。”

此后，在邓小平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下，中国终于恢复了真正的高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也逐渐成了社会风尚。这样历史性的功绩，难道不值得赞颂吗？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面貌之所以发生重大变化，党的农村政策应居首功。几十年来，农民被折腾苦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邓小平坚定地支持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而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村经济迅速发展，农民生活日渐富裕。吃水不忘挖井人，他们当然忘不了党的好政策，忘不了坚定支持这一政策的邓小平。许多同学是从农村考入大学的。没有见过“世面”的农民，总以为进了北京就可以见到中央领导，见到邓小平了，因此，每个农村学子在离开家乡时，总能听到相同的话：到北京后见到小平同志，向他问好。他们哪里知道，北京之大，见到邓小平谈何容易，但国庆35周年大典却为同学们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机会。

同学们认定，大典当天，邓小平一定会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我们一定要当面向他表达自己的心情和家乡父老的问候。

怎样表达呢？写上千言万语，会淹没在浩瀚的游行人潮里。高呼“万岁”，已是过时的口号……讨论激烈地进行着。

最初，有人说写“改革要加速”等，但大家都觉得这只说出了一方面的愿望。大家想到邓小平，想到了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大业，以及邓小平的拨乱反正。有人脱口而出：“邓小平同志您好。”但觉得这七个字显得太呆板、不亲切。有人提出“小平您好”，大家都很满意。于是，李禹拿来了自己的塑料床单做衬，“小平您好”四个大字由常生执笔，写在四张绿色大纸上。写好后，大家小心翼翼地把横幅裹起来，外面绕以彩带，顶端缀以纸花，横幅变成了一把高大的花束。

10月1日凌晨，大家怀着激动的心情，护卫着这把“花束”，进入了游行的行列。

当北京大学的游行队伍走到金水桥头时，同学们突然亮出了事先准备好的“小平您好”的横幅，向着天安门、向着全中国、向着全世界，展示了自己的衷心祝愿和热情赞颂。同学们的苦心没有白费，邓小平在检阅台上看见了同学们打着的横幅，也情不自禁地不住地向同学们挥手致意。此刻，同学们更是激动万分，早已忘了事先排好的方阵队形，簇拥在横幅下，喊着，跳着，前呼后拥，冲过了检阅台。

敏感的摄影记者将这一场面及时地摄入了镜头，从此，这一镜头传遍了全世界。

“小平您好”，这一看似普通的祝愿，成了历史性的问候和敬礼。

十几年后，郭庆滨、毛小洪、常生、李禹等谈起当年的情景时说：我们写这幅标语首先是出于真诚，一种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特别是对邓小平的由衷祝愿。我们都是中国的普通百姓，如果不是改革开放，我们是不可能跨入北大校门的。我们寻找表达感情的最直接、最亲切的话语，最后确定了“小平您好”。

北京大学同学们制作的“小平您好”的横幅（历史图片）

人民拥戴小平，从心底呼唤“小平，您好！”

当邓小平逝世后，1997年2月24日，从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到八宝山，短短两公里半的路途两旁挤满了首都各界人士和各地赶来的人民群众十多万人。

人群中悬起一幅幅反映各族人民共同心声的横幅，令人望而生悲：

“小平，您走好！”

“再道一声小平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