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爱儿女：真情实录

爱儿女，是人之常情。天下父母都有一颗牵挂儿女的心，邓小平夫妇也不例外。

邓小平疼爱子女，从来都是一视同仁，平等相待。他既不重男轻女或重女轻男，也不重大轻小或重小轻大。他对男孩和女孩，对老大和老小，都是不偏不倚的，对所有的子女一样公平看待，不分亲疏，不厚此薄彼。他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红卫兵迫害致残的长子邓朴方，给予更多的同情和抚爱。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爆发，邓小平就被推向灾难的深渊。三年以后，林彪的“一号命令”，使邓小平夫妇离开中南海，并被下放江西劳动。离开北京时，不允许一个子女随行。卓琳作为五个孩子的母亲无限悲伤。她思念着成年与未成年以及被迫害致残的儿女，禁不住泪水涟涟。

作为父亲，邓小平的心中也有万般痛楚。同卓琳一样，他从心底里爱着聪明、活泼、富有朝气的儿女们。尤其在别离的时候，这种感情更强烈。因而，到达江西，住进“将军楼”的第二天，他就主动向监管人员提出了一个要求。

他说：“我来时，汪东兴同志同我谈过，同自己的亲属可以通信……”说到这儿，他停了一下，又补充道：“还有第四、第五个孩子，我来南昌时未见面。第四个孩子（在陕西插队的邓榕），原约定12月到北京会面……其他的都见了面，现在可不可以来？”

邓小平想把原定12月同女儿邓榕会面的地点，由北京改为南昌。

监管人员十分理解这种牵挂孩子的慈父心情。他表示会尽快向江西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反映这一要求。

……

养育儿女，是每一位做父母的人应尽的义务。

作为慈父的邓小平，十分喜爱自己的孩子。然而，出于工作的需要，他很少和孩子相聚，很少享受到天伦之乐。因此，抚养、教育子女的重任就落在了当母亲的卓琳肩上。

邓家子女的事情，无论大小，从生活到学习，都是卓琳里里外外一把抓。

难怪，女儿们说：“我们的事都是妈妈管的，爸爸从来不闻不问。”

“不管怎么说，在我们这个家庭里，爸爸当然是核心了，但妈妈却是中心，我们这一群孩子，是围绕在妈妈身边儿长大的。”

“爸爸忙，教育孩子的工作主要是妈妈的。”

就连给女儿们起名的事，邓小平都授权给了卓琳。

卓琳为三个女儿全取了单名：邓林、邓楠、邓榕。“林”“楠”“榕”都与卓琳自己的名字有关。卓琳的“琳”，去掉“王”字旁为“林”，先用来给大女儿命名；“林”再分成两半为“木”，分别与“南”“容”组合，两个小女儿的名就出来了。此外，以“林”作名和以“木”入名，卓琳显然还有望女成林之意。

如前所述，邓小平与卓琳一共有五个孩子，二男三女。老大、老二和老三出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历经艰辛，随着革命的胜利而成长起来。

大女儿邓林，生于1941年9月，是卓琳与邓小平的第一个孩子，因而当她呱呱坠地后，夫妻两人十分高兴。结婚生子，毕竟是人生中的一桩大事。然而，这喜事的降临又给他们心中增加了许多惆怅。当时，抗日战争正进入最艰苦的阶段，日军经常“围剿”“扫荡”，他们没有时间照料孩子。邓林只吃了母亲七天的奶水，就被送到了一个农民家去哺养，卓琳则随部队转移了。

儿子邓朴方是邓家的长子，生于1944年。出生后卓琳没有奶水，只好也忍痛将他送到麻田镇河对岸的一个农民家哺养。

1946年，邓小平、卓琳（左）全家合影。女孩为长女邓林，男孩为长子邓朴方（历史图片）

转年，二女儿邓楠出生。同样，又被送到一个农民家去哺养。

这三个孩子喝着太行山老百姓的奶水和小米粥，在战争的硝烟中，都顽强地活了下来。

1945年年底，晋冀鲁豫区领导机关迁至河北武安。到武安后，卓琳将三个孩子都接回身边。

后来，中国大陆全部解放，和平岁月来临，卓琳又生下小女儿邓榕和小儿子邓质方。她既要工作，又要照顾孩子，比以前更加忙碌了。好在，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来到身边，帮助料理家里的生活，才使得卓琳有精力抓孩子们的教育和学习。

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卓琳和邓小平观点比较一致，都很民主，注意尊重孩子们自己的选择，培养他们自强、自立的意识。

邓林十多岁的时候非常喜欢唱歌。那时，最流行的抗美援朝歌曲和苏联歌曲，她几乎都会唱。卓琳知道女儿这个爱好后，不但不反对，反而说道：“既然这么爱唱歌，要不就去学音乐吧。”

不久，邓林终于如愿以偿，转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但不幸的是，她的喉头染了重病，去苏联做了手术，痊愈回国后再也不能学音乐了。

有一次，她看见别人家的女孩子在画国画，虽寥寥几笔，却非常传神地画出了大自然中的生命，她感到很有趣、很神奇，于是，回家后就向母亲提出想学国画的要求。

卓琳把这件事挂在了心上。有一天，她听说薄一波的女儿跟一个叫汪慎生的老师学国画，便想到邓林曾向自己提出过学国画的要求。不久，卓琳带着邓林，找到当时还是右派的汪慎生的家里，让邓林正式拜师。邓林学画后进步很快，于是转到中央美术学院附中读书。1962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师从著名画家李苦禅。为了她上学方便，卓琳还给她买了一辆小自行车。

邓林对国画艺术兴趣很大，不断执着地追求。每当有了得意之作，便去征求父母的意见。

邓小平的评价总是简单而意味深长：“有进步！”

卓琳则更多一份关心，总是提醒女儿：“有人捧你的那些话，是真是假？”

邓林回答：“起码有一半是真的吧！”

卓琳还会有些不放心地叮嘱：“不要让人把你捧晕了。”

在母亲面前，邓林永远是个孩子。

……

邓小平提出申请后，几天过去了，已经到了邓榕按原计划该到北京的时候了，答复却一直没有接到。

12月26日，得到答复：“子女可以来这里，但江西省革委会不出证明联系。”

实在是捉弄人的感情。

想到儿女们受父母的影响和牵连在运动中受到刺激和打击，邓小平和卓琳难以压抑悲愤的心情。尤其是卓琳，作为母亲心中更是酸楚难忍。

历史并非总是无情的。

不久，中央办公厅明确答复：邓小平的子女可以到江西探望。

这一喜讯驱散了邓小平家中的一些抑郁空气，邓小平和卓琳脸上开始出现笑容。他们盼望着家人团聚的日子早点到来，盼望着子女们早点来到身边。

1970年春节前夕，远在陕西富县羊泉公社郭家大队插队劳动的小女儿邓榕最先到达父母身边。刚一看见卓琳、邓小平，她就激动地喊着“妈妈！爸爸！”跑着扑到父母的怀里。

邓榕是邓小平最小的女儿，从小便聪明伶俐，能歌善舞，而且是三个姐妹中最漂亮的一个。

1967年年初，邓小平被正式宣布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年10月，刘少奇和邓小平两家的孩子都被赶出中南海的家。

邓榕被赶出中南海时，还是北京师范大学附中高中二年级的学生。作为“黑帮子女”，她被下放到陕西富县羊泉公社郭家大队插队落户。

从此，她告别了天真烂漫的青少年时代，踏上了风雨历程……

正如邓榕自己所说：“从我成人开始，便历尽那非常时期的世态炎凉。”

……

久别重逢，母亲卓琳更是高兴得流下了眼泪。

从此，孤零、冷清的“将军楼”里不时传来邓榕清脆响亮的动人歌声。每当卓琳和邓小平从厂里劳动回来，未进家门，便先听到歌声，夫妻二人的劳累顿时烟消云散。

继邓榕之后，1970年冬天，在山西省忻县奇村公社李村插队的小儿子邓质方，回到了父母身边。“文化大革命”初期，只有14岁的他，犹如一只孤雁在外飘零，被无情的风暴卷入运动中去，过早地品尝了家庭支离破碎、人各东西之苦。

望着离别两年的儿子个儿长得高了，脸晒黑了，身体结实了，邓小平、卓琳心里充满了喜悦之情。

邓质方从小喜爱无线电，聪明上进，学习非常自觉、刻苦。父母很欣赏他爱学习的劲头。于是，鼓励他上大学深造。后来，在黄文华等人的努力下，经批准，邓质方进了江西工学院。他果然不负父母的期望，学习成绩优异，成为班上的佼佼者。几年后经考试，取得了出国留学的资格，并在国外学有所成。

邓质方假期已满，邓小平为小儿子送行，一直送到车站，父子之情难舍难分。然后，在监管人员的押送下，邓小平由车站直接到工厂上班劳动。由于他心情难受，突然面色苍白，晕倒在机床旁边。这可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邓小平何尝不是如此。

最使卓琳、邓小平高兴的是二女儿邓楠领来了她的未婚夫张宏。见到身材魁梧、仪表不凡的未来女婿，他们满心欢喜。这年月，竟有人敢爱“中国第二号走资派”的女儿，二位老人心里感到莫大的安慰。邓楠和邓榕的性格相近，比较开朗、直率。1964年，邓楠考入北大技术物理系。由于受在同系就读的哥哥邓朴方的影响，她涉足造反运动不深，也未受到太大打击。

一年后，张宏和邓楠终于来到了邓小平身边。在老人身边，他们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没有办一桌酒席。

那年，张宏和邓楠都是26岁。

大女儿邓林是最晚回到父母身边的。因为受到邓小平的牵连，学校天天逼她交代问题，她精神上受到长期的折磨。直到1971年冬天，她才得以来到江西。

儿女们因为父母的“问题”受到牵连，做父母的实在感到于心不安。(www.xing528.com)

邓林在1973年回到北京工作后，当时还谨小慎微。她告诉记者说：“我生性喜欢八大山人和石涛的作品。当时怕人家抓辫子、做文章，主动要求到资料室管资料，直至1977年春我才从这个避风港里出来。”

邓林在北京画院先是从事绘画创作，后来曾任北京画院花鸟创作室副主任。

后来，邓林在中国澳门、香港，以及美国、日本、欧洲等地举行过个人画展，对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有益的贡献。1987年，她在美国举行画展，轰动美国，前来参观者络绎不绝。

她多少有点自鸣得意地对记者说：

邓小平、卓琳在江西新建县望城乡和妹妹邓先芙、女儿邓榕留影（历史图片）

“我是我们家的孩子中，人民性最强的。

“有一次在家里和爸爸开玩笑，我说我什么都不要，只要你的政协主席。”

在邓小平一家中，邓林自诩为家里的“政协主席”，但事实上，她这个“政协主席”所管的只有一个，就是她妈妈。因为别的大人都是共产党员，而小孩子都是少先队员。她很坦诚地告诉记者：“我不想当官，我们家也只有我一个不是官。”在这里，邓林犯了数学上的马虎，经提醒，她才想起来，又补充说：“还有一个小弟弟，是个书呆子，正在美国攻读物理博士学位。可别人都是官。大弟弟朴方是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理事长，和我这个会长不一样（邓林当时是一个民间组织——中国东方美术交流会的会长），就是个官。大妹妹邓楠是国家科委科技局副局长，小妹妹邓榕是人民代表大会一个国际关系研究室的主任。”

邓小平和卓琳这时最惦念的，还是远在北京已经瘫痪在床的大儿子邓朴方。

邓小平一家合影，摄于20世纪50年代（历史图片）

邓朴方原是北大物理系的高才生，由于受父亲“问题”的株连，被聂元梓操纵的红卫兵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幸坠楼，造成脊椎骨严重折裂。幸有一位工人师傅在逆境中挺身而出，伸出救死扶伤之手，把昏迷的邓朴方送进了医院。年仅24岁的邓朴方侥幸保留了性命，但从此开始了残疾人的生活。

在那热衷于“革命”的年代，正常人尚不能正常地生活，更何况一个下半身完全瘫痪的残疾人？当邓小平、卓琳听到邓朴方栖身在北京清河救济院、靠编篓维持生计、日子苦不堪言的情况时，他们心如刀绞、万般难受。

邓小平铺开纸，提笔给毛泽东写信，请求将残疾的孩子接回来，自己照顾。

信由汪东兴转交毛泽东。

邓小平的请求获准。邓朴方得以成行。

1971年元月，邓朴方来到江西。一到新建县望城岗步兵学校，坐在手摇车里的邓朴方加快速度向“将军楼”摇去。

父母闻讯，赶忙迎了上来。

见到日思夜想的儿子，邓小平、卓琳既激动又悲伤。原来活蹦乱跳的小伙子现在瘫坐在轮椅上。对于做父母的来说，这残酷的现实对他们的打击太大了。然而，他们要面对现实，用慈祥的父爱和温暖的母爱去抚平儿子心灵和肉体上的创伤。

晚上，邓小平、卓琳来到儿子的病榻前。邓朴方下肢瘫痪站不起来，连大小便都不能自理。他用手指着对父母说：“从胸口往下，都不是我的了，都没有知觉，我成了半截啦！”

邓小平和卓琳内心十分难受。他们帮助邓朴方脱下衣服，用毛巾一遍遍地擦抚他的肌肤，仔细地询问病情。此后，他们承担起护理儿子的重任，将全部的爱倾注在儿子身上。

夏天的江西，气候炎热难熬。每天，邓小平和卓琳都要为邓朴方擦澡、翻身、换衣服。卓琳先把水热好，然后组织全家人一起将邓朴方抬到洗澡间。邓小平的任务最重，是主要劳动力，既要帮助抬，又要给儿子擦胸擦背，常常累得满头大汗。有时，邓小平还用车子推着儿子出去晒太阳、散步，与儿子一起聊天，调节他的情绪，帮助他鼓起生活的勇气。

为了充实儿子的精神生活，邓小平和卓琳把从北京家中带到江西的藏书送到邓朴方的床头，有《资治通鉴》、《二十四史》、马列经典著作、中外文学名著，等等。

生活上，邓小平和卓琳处处关心照顾儿子，实行“优待政策”，把自己家种的最好吃的菜、自己家的鸡下的蛋都留给他吃。

然而，儿子的病并没有好转，经常发高烧，肌体的各种剧痛不时地折磨着他。

看着痛苦难忍的儿子，邓小平和卓琳的心颤抖着。他们要为儿子解除病痛，并决定不惜一切地为儿子治病。于是，邓小平和卓琳一起，就儿子的病情，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

1972年，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央指示：邓朴方的病，还是请301医院来治。

不久，邓朴方在妹妹的陪伴下乘火车告别父母，回到北京住院。但是，由于江青一伙人的干扰，邓朴方到301医院后并没有及时得到应有的治疗。

1973年3月，邓小平、卓琳回到北京。刚安顿好，卓琳便赶到医院看望儿子。见儿子病体依旧，她有如万箭钻心。她听说上海骨科界有一些治疗截瘫病人的办法，便托人私下寻找合适的大夫。

到了1974年的夏天，一些医学界的专家陆续被“解放”，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这时候，卓琳在一位姓章的中医世家子弟的秘密帮助下收到了上海的来信。上海方面希望了解邓朴方的病情。不久，两名高级骨科专家由上海来北京，和301医院的同人共同为邓朴方会诊。

然而，太晚了。邓朴方的病由于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坏死的脊椎已经完全没有起死回生的可能了，这意味着他永远站不起来了，按当时国内医学界的条件，他只能长久地躺卧在床上。

命运又一次向邓朴方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1979年一天早晨，护士李大姐发现他的背后又鼓起一个大包。

经医院检查，是脊椎再度骨折、断骨形成假关节，邓朴方的生命处于危险状态。

当时的中国骨科界对此毫无办法，病人只能卧床等死。

卓琳禁不住哭了。

然而，做母亲的她并不死心，她仍在寻找为儿子治病的机会。

1980年，经过美国骨科学会主席马克斯博士的积极联系，国际骨科界著名的脊椎专家、加拿大的阿姆斯特朗教授表示愿意为邓朴方治疗。这个消息由当时在美国学习的中国骨科专家吴之康带回北京，向卓琳转达。

邓朴方尚有生存的希望，卓琳听了异常高兴。于是，邓朴方去加拿大治病一事，很快决定了。

在江西艰难的日子里，刚出生的外孙女给邓小平带来了难得的快慰（历史图片）

为了帮助邓朴方赴加拿大治病，邓小平和卓琳特意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动员全家人凑钱。

9月底，全家人用凑好的钱，为邓朴方和护士李大姐买好了去加拿大渥太华的飞机票。

卓琳含泪送儿子到机场。她明白，这一去，儿子将接受生与死的考验。

闯过死亡之路的邓朴方靠阿姆斯特朗教授为他植入的钢盘铁骨，重新坐起来了。几年后，坐在轮椅上的邓朴方领导筹建了中国第一座现代化的康复研究中心。

在康复研究中心的落成仪式上，联合国社会发展和人道主义事务中心副司长沙里夫受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的委托，郑重地授予身任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的邓朴方特别奖，表彰他为联合国“残疾人10年（1983—1992年）”和中国残疾人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

在邓朴方向命运抗争以及所取得的成就中，包含着父亲邓小平和母亲卓琳的心血和辛劳。

邓小平对子女不偏爱，也不溺爱。他对子女的要求特别严格，经常教育子女要模范地遵纪守法，要求子女加强组织纪律性，不能乱说乱讲。在邓小平最后一次被打倒的日子里，有一次看电视，孩子们指着电视画面上的江青说了一句不好听的话，邓小平听后，立即制止，告诉他们不要随便乱发议论。

邓小平在同子女相处时，抓住各种机会，利用聊天或摆龙门阵的形式，潜移默化地对他们进行革命传统和艰苦奋斗教育。

邓小平对子女的教育，常常是身教重于言教，身教多于言教。他在同儿女谈话、谈心、聊天、忆历史、讲传统时，从来不向他们摆自己的功，诉自己的劳，说自己的好，称自己的能，夸自己的才。有时子女问到他在那些重要关头或重大问题的处理和重大战役的胜利中起到了什么作用时，他总是淡然微笑地说得那么简单。

有一次，毛毛问父亲：“长征的时候你都干了些什么工作？”

邓小平用他一贯的简明方式回答女儿：“跟着走！”

其实，所有参加过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人，都有许许多多的关于长征的回忆，都有说不完的关于长征的故事。可是，邓小平却只有这么三个字。

邓小平给子女们讲传统、忆历史时对自己的事很少讲，即使讲一点也是轻描淡写。但是，凡对子女有教育意义、有鼓舞作用的战斗故事，或者对别人的长处、部队指战员的英雄事迹，还是很愿意讲给儿女们听的。

邓小平回忆历史，讲这些战斗故事，目的是为了教育子女向革命前辈和革命先烈学习，发扬好的优良传统，也是对子女们在政治思想上的关心和爱护。

邓林是家中的老大，小时候她很怕爸爸，因为邓小平很少和孩子们说话，但说一句又很厉害。谁能想得到关于邓小平的历史，他的子女是“文化大革命”中看小报才知道的。邓林说：“他在家中与我妈妈都不谈自己的经历，从不说废话。”

邓小平老了，才和子女说话多一点，也爱听他们讲话。孩子们也越来越感到他是一个内向、含蓄、感情不外露的人。

以往每次重大政治运动来临之前，邓小平都要将子女们召集在一起，要求每个人自珍自重，出了问题他谁也不保。他的子女们都在社会上各有工作，回到家里总要对外面的所见所闻发表看法、进行评说，如对于某些社会现象、人们的思想情绪、各单位一度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等，有褒有贬，有时也有牢骚。对于子女们的议论，邓小平总是静静地倾听，有时笑一笑，从不发表意见。子女们的谈话，是他了解外面社会的又一渠道。但是，他绝不允许子女们干涉国家的政治决策，他要求家中所有人都要维护国家的声誉和利益。

据邓林回忆说，有一天，“爸爸召集我们开了个家庭会议”。那天，邓小平特别严肃，他问子女：“你们政治、经济上有无问题？如果有，要补过，有多少，补多少。没有当然更好。”他说：“朴方、贺平等手下都有公司，政治、经济问题都要检查。邓林、邓楠、邓榕虽与经济无嫌，但政治方面人人都有可能出问题。”他说：“如果你们哪个进了法庭，先向你们打个招呼，我要做个开明人士。”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有一篇文章，题目是《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这是1989年邓小平同两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要点。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可以进一步证明邓林回忆的内容。他说：“对腐败的现象我也很不满意啊！反对腐败，几年来我一直在讲，你们也多次听到我讲过，我还经常查我家里有没有违法乱纪的事。”

在儿女的眼中，邓小平是一个一心为党、不存私心的人，是一个真正懂得疼爱子女的人。

1989年8月22日，一家人为邓小平过85岁生日（历史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