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三次婚姻：邓小平真情实录

邓小平和张锡瑗，既是同学，又是战友，更是一对感情笃深的年轻夫妻。

张锡瑗生于1907年，原籍河北省房山县良乡。其父张镜海曾任良乡火车站站长，参加过二七大罢工。张锡瑗在直隶省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读书，1924年是该校学潮中的骨干分子，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到北京，认识了李大钊、赵世炎等党的领导人，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约于1925年下半年，被党组织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结识了邓小平。

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写道：“父亲和张锡瑗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只是同学，只是战友，还未发展到恋爱的程度。但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毕竟是起于斯时，始于斯地。”

1926年年底，邓小平便奉命回国，参加国内的大革命活动。当时，邓小平在武汉任党中央秘书。这时，他惊喜地遇到了刚从莫斯科回国的张锡瑗。

1927年秋天，张锡瑗经蒙古回国后，她领导了一次保定的铁路工人罢工运动。罢工运动后她也到了武汉，在党中央秘书处工作。不久，党中央迁往上海，二人也同往上海，张锡瑗就在邓小平下属的秘书处工作。1928年年初，邓小平和张锡瑗结婚。当时邓小平不到24岁，张锡瑗不到22岁。

为了庆祝这对年轻的革命者喜结良缘，同志们特地在上海广西中路一个叫聚丰园的四川馆子办了酒席。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王若飞等在中央机关工作的30多人参加了婚礼。

张锡瑗（历史图片）

据参加过邓小平和张锡瑗婚礼的郑超麟老人以及和张锡瑗一起工作过的朱月倩、朱端绶等老人回忆说：张锡瑗人长得很漂亮，白净的脸，很秀气、很温柔、性格开朗、活泼、温和，讲话轻声轻气，待人热情、诚恳、很友好，身高160厘米。因为那时做的是地下工作，扮装的是有钱人，所以张锡瑗也是短头发、穿旗袍、穿高跟鞋，邓小平也是穿长袍、戴博士帽，两人十分相配。

张锡瑗的朋友很多，当时追求她的人也不少，可她最终选择了邓小平。他们俩既是同学又是战友，更是一对感情圣洁而又纯真的年轻夫妻，他们俩志同道合，情趣相投，互敬互爱，经常有说有笑。婚后，曾经有大半年的时间，他们同周恩来和邓颖超合住在公共租界的一幢房子里。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住在楼上，邓小平和张锡瑗夫妇住在楼下，邓颖超曾经说过：他们常常听见邓小平和张锡瑗在楼下又说又笑的。

有一次，邓小平沉思般地对女儿毛毛说过：“张锡瑗是少有的漂亮。”这是邓小平从内心深处对张锡瑗表达的倾慕之情。

1929年7月到8月间，邓小平奉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派遣，告别了妻子，坐船经香港赶赴广西。这时的邓小平已担任了中央秘书长的职务。9月10日，他以中央代表的名义主持召开了中共广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作出了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武装、准备武装暴动等重要决议。此后，广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

1930年1月，邓小平受命回到上海，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汇报广西的工作。汇报完工作，赶忙去看他的妻子。此时，张锡瑗正在上海宝隆医院待产。没想到，偏偏孩子难产，好不容易生下孩子，可是张锡瑗却得了产褥热。邓小平以极其焦虑的心情在医院日夜陪伴着妻子。但因医疗条件差，张锡瑗不幸去世。孩子生下来后便放在徐冰和张晓梅（张锡瑗的妹妹）家里，可能因为难产的关系，没几天也死了。这是一个女孩儿。

这时，广西形势逼人，军情如火。邓小平未来得及料理妻子的后事，便又匆匆赶去广西。后委托李强安葬了张锡瑗。李强是特科的工作人员，当时党内有些同志死后，都由他去安葬。李强把张锡瑗埋葬在上海江湾公墓。墓碑上写的名字是张周氏，但在公墓进行登记时用的是原名张锡瑗。当时给张锡瑗送葬的还有邓颖超和张锡瑗的妈妈以及妹妹张晓梅。

据邓垦回忆说：他在1931年去上海念书，5月份找到了当时正在上海的兄长。邓小平还带他到江湾公墓看了张锡瑗的墓。

1949年上海解放后，邓小平一进城，就和卓琳一起去查找张锡瑗的坟墓。因为战乱，日本人又在公墓那里动土修机场，许多烈士的墓地都找不到了。幸亏李强的记忆力好，在他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张锡瑗的墓地。邓小平和卓琳发现那里已被水淹了，于是邓小平叫人把张锡瑗的遗骨取出来，放在一个小棺木中，和当时找到的苏兆征烈士的遗骨一起，两个小棺木，都放在邓小平在上海住的房子楼下，也就是当年国民党励志社的那个房子。不久，邓小平离开上海，率军南下、西进，进军大西南。张锡瑗和苏兆征的棺木，一直放在上海励志社的旧址里，最后于1969年被安葬在上海烈士陵园。

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这样描写道：“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最汹涌澎湃的时期，父亲被当作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已经打倒。我想，当时建立上海烈士陵园的人，一定不知道张锡瑗是谁，看到她和苏兆征的棺木放在一起，就一起安葬了。如果他们知道这个张锡瑗是邓小平的妻子，那非但不会将她安葬，而且还不知要怀着多大的阶级仇恨来处置张锡瑗的遗骸以示对邓小平的彻底批判呢。”

张锡瑗烈士之墓（历史图片）

也可能，在冥冥之中真有什么力量，在那一片疯狂与混乱之中，就这么把张锡瑗的遗骨保护下来了。

现在，上海烈士陵园已改名为龙华革命公墓。张锡瑗那块朴素简单的墓碑上镌刻着“张锡瑗烈士之墓”，一张端正秀丽的照片镶嵌在石碑之上。这是她在短短的24年的生活中仅存的一张照片。那是1926年，张锡瑗和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二十几位女同学一起在莫斯科郊区的一个疗养院照了一张集体相，相片中的她，美丽文静的面容，非常精神的短发，和同学们站在一起的亲热姿态，都非常真切。谁能从照片上看出，这个女孩子般的年轻共产党员，已经历革命斗争的锤炼了呢？张锡瑗把这张照片寄给了她在国内的家人，一直到1978年，上海龙华革命公墓工作人员才从她的亲人手中找到了这张珍贵的照片。

张锡瑗和苏兆征、杨贤江、顾正红等革命烈士一起，安详地静卧在上海龙华革命公墓的青松翠柏之中。

共产党人不是没有感情，不是没有眼泪。

有多少共产党人同邓小平一样，在他们失掉了亲人和战友之后，把感情深深地埋藏在心中，把眼泪强吞进肚里。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革命利益高于一切。

张锡瑗的不幸去世，使邓小平失去一位好妻子、好同学、好同志、好战友。多少年来，邓小平一直将张锡瑗深深地埋在心里。

20世纪30年代初，邓小平在中央苏区工作期间，与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金维映结婚了，这是邓小平的第二个妻子。

邓小平和金维映是1931年在上海相识的。

1931年7月中旬，邓小平经中央批准从上海乘船经广西赴江西中央苏区工作。和他同行的，有一位女同志，名叫金维映，人们都称她阿金。后来两人结为夫妻。

金维映，原名金爱卿，浙江岱山人，与邓小平同岁，1904年出生。金维映于1919年曾在县立女子学校参加声援北京五四运动的宣传工作，在斗争中她表现了不屈的精神和组织才能，抱定“有志者事竟成”精神的她改名为志成。毕业后又到宁波师范学习，三年后再回到女校，任女校教员。1926年她组织女校师生积极响应五卅运动，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从事工人运动工作。1927年，金维映被选为舟山总工会执行委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捕，经党组织营救释放后到上海中央全国总工会工作，从事秘密的工人运动。1929年她担任中共江苏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积极开展妇女革命斗争和工人运动。1930年她任上海丝织业工会中共党团书记和上海工会联合行动委员会领导人。

金维映和邓小平一起到中央苏区后，曾担任过中共于都县和胜利县的县委书记，领导两县党的军民开展经济建设，扩大红军和支援前线，是一位很有能力的红军女干部。此时她已改名为金维映。

1933年5月，邓小平在政治上遭受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打击和批判以后，金维映离开了他。这是邓小平第二次失去妻子。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

人的一生，真不知要经历多少悲欢离合，要经受多少事业和生活上的磨难，才能达到涅槃超俗的境地。

事业上的一沉一浮和生活上的一波一折，都让邓小平赶上了。三十而立的邓小平经受的磨难和挫折已经够多的了，但在30年后，他还将遭到两次更大的政治上的打击。

三次被打倒，又三次复出，而且复出得一次比一次光荣、一次比一次震撼人心，这种经历，的确足以令人惊叹不已！

经受磨难挫折，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但是，一辈子没有经历过任何磨难和挫折的人，其一生，一定会平淡无奇。

金维映离开邓小平，不能不说是人为的原因。邓小平被“左”倾领导者关进“审讯室”的时候，金维映被迫把离婚书送到邓小平面前。邓小平为了不使妻子受株连，狠狠地一咬牙，拿起笔来签了“邓小平”三个字。

1939年秋天，邓小平从太行山赴延安开会期间，在战友、朋友们的热心帮助下，又娶了一位新娘，她就是卓琳。这是邓小平的第三任妻子，也是他相濡以沫的终身伴侣。

卓琳和邓小平的相识颇具戏剧性。

邓小平是1939年7月回到延安的。夏天的延安，酷热难当。

据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说，邓小平从太行山回延安，原来是准备参加中共七大，不料七大推迟召开，由于前方需要，他不能在延安多待。

那时，邓小平没有妻子，大家非常关心这件事，于是，邓发等同志要帮助他找一个。当时延安的女同志倒是不少。抗战时期，很多女同志到延安追求真理，陕北公学、女子大学都有。卓琳很年轻，也很不错，在陕北公学已经毕业了，就被介绍给邓小平。

当时卓琳对邓小平并不熟悉，只知道他是一个老红军战士，一位在前线的领导干部。但是，他到底是干什么工作的，到底担负着什么样的责任，她却并不清楚。

革命者自有革命者的感情世界和情感生活。共同的革命理想、共同的生活追求，把卓琳和邓小平联系到了一起。

卓琳，原名浦琼英，云南宣威人。她的父亲是云南著名的“火腿大王”浦在廷。1916年4月卓琳出生，由于在家排行最小，父母视其为掌上明珠。她从小就非常聪明颖慧，活泼开朗。15岁时就被选为云南省参加全国运动会少年组60米短跑的田径选手。正当她随队出发抵达香港时，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很快就占领了东北三省。国难当头，运动会也不开了，云南省代表团只好中途折返。但这时的卓琳决心走出云南，到北平去读书。于是她给哥哥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的心情。很快得到家里的支持。她来到北平后，经过几个月的补习，于1932年考入北平第一女子中学。(www.xing528.com)

卓琳性格开朗，喜欢社交活动，结交了一些同乡好友，电影演员张瑞芳、陈云的夫人于若木、胡乔木的夫人谷雨等都是她的至交。

1935年华北事变后，北平的抗日救亡运动迅速达到高潮。卓琳和许多爱国学生一起，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对她来说，这是一次灵魂的洗礼，她的思想觉悟发生了质的飞跃。

1936年卓琳中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她积极参加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的活动，开始投身革命。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卓琳决定离开北平奔赴当时中国许多进步青年共同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几经辗转，来到了延安后，考入了陕北公学。经过三四个月的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在学校的图书馆工作。

1938年年初，卓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她在陕北公学担任了一期十二队的队长。不久，她又被调到陕甘宁特区政府保安处的一个特别训练班学习，准备以后到敌后去从事抗日工作。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因为工作的需要，她的名字由浦琼英改为卓琳。

1939年9月初的一个傍晚，延安杨家岭毛泽东居住的窑洞前的山坡上摆出一些桌子，中共中央为两对新婚夫妇举行了一个简单的结婚仪式。两对新婚夫妇，一对是邓小平和卓琳，一对是孔原和许明。当时在延安的中央高级领导人，能来的都来了。毛泽东和夫人江青、张闻天和夫人刘英、博古、刘少奇、李富春和夫人蔡畅，还有中央秘书长王首道，相继来到婚礼现场。被邓小平一直尊为兄长的周恩来，因在此前落马摔伤去苏联医治，没能参加他的婚礼。

婚礼非常热闹。没有什么山珍海味，桌子上摆的是金黄色的小米饭、大红枣等，最奢侈的不过是炒了几个鸡蛋。参加婚礼的，虽然都是延安的显赫人员，却都穿着土布做的八路军军服，脚踏布履，膝上打着补丁，然而却显得特别精神。

两对新郎和新娘一起照了一张相。限于当时艰苦的条件，拍出的相片有些模糊不清，但是看得出他们当时都沉浸在幸福之中，邓小平和卓琳的脸上都充满着微笑。这是一张有永久纪念意义的珍贵照片。

1939年9月，邓小平与卓琳在延安相识相爱，结为夫妻。这是他们与孔原、许明夫妇的合影（历史图片）

婚礼在热烈的气氛中进行着。大家纷纷庆贺两对新婚夫妇，开怀畅饮。孔原在高兴之中，喝酒喝得很多，最后醉了，在新婚之夜就挨了夫人许明的数落。邓小平来者不拒，有敬就饮，一杯接着一杯，竟然未醉。

熟悉邓小平的刘英感到非常奇怪：小平过去是不怎么能喝酒的，今天如此“豪饮”，怎么能够一点不醉呢？她心里很纳闷。丈夫张闻天悄悄地告诉她：“里面有假！”

原来，邓小平喝的是白开水。婚礼上，李富春和邓发念在友情的分儿上，知道邓小平不会喝酒，怕他喝醉了，就悄悄弄了一瓶白水给他充酒，使得他免于一醉。

几天以后，卓琳就和新婚的丈夫、八路军一二九师师政委邓小平一道启程，奔赴前方，奔向太行。

这一年，邓小平35岁，卓琳23岁。

邓小平与卓琳在太行山（历史图片）

邓小平一回到一二九师师部，便立即投入紧张的作战指挥中去。

卓琳所在的八路军总部，虽说是机关，但是在太行山上，仍然时常要接受枪林弹雨的考验。她毫不畏惧地跟随机关和部队一起行军、转战、反“扫荡”。

卓琳与邓小平在太行山共同度过了五年的艰苦岁月。五年里，夫妻二人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相亲相爱，并先后生了三个儿女。那时候，条件艰苦，无法将孩子带在身边，卓琳只能忍痛将他们寄养在老乡家里。

直到抗战结束，1945年12月，刘邓司令部迁至武安县以后，卓琳才将三个孩子都接回了身边，全家五口人在武安暂居下来。这是有了三个孩子以来，全家第一次团聚。

此后，卓琳每日忙于照看三个吵吵闹闹的孩子，使家慢慢地安顿下来，邓小平则每日忙于军政大事。

后来，他们又到过邯郸、洛阳、上海、重庆。在重庆，家里又增加三人：小女儿、小儿子和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卓琳仍旧担当起教育子女、照顾家庭的重任。随着职务的变动，邓小平更忙了。

1952年，邓小平奉调到中央工作，卓琳及五个儿女和夏伯根随他到了北京。

进京后，卓琳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任邓小平的生活秘书。这段时期，由于体弱多病，她主要在家中主持家务，照料邓小平的生活。

卓琳除了照顾邓小平的生活，还帮助他整理、抄写文件，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有时工作忙，她与邓小平一直劳碌到深夜。

多年的共同生活，使卓琳十分了解邓小平爽直、真诚的内心世界。因而，无论政治风云怎样变幻多端，始终挡不住她对邓小平的一片深情，丝毫动摇不了他们夫妻间多年建立起来的信任。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邓小平遭到诬陷、迫害的时候，她始终以善良、贤惠的心去爱抚丈夫那颗深受伤害的心。

1969年秋，邓小平以“全国第二号走资派”的身份被下放江西监管劳动。经过战争磨炼的卓琳顶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毫不犹豫地陪伴邓小平到了江西，迎接生活的挑战。

到江西后，他们开始了新的生活。夫妻二人，加上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患难与共，相濡以沫。卓琳给了邓小平许许多多的关心和抚慰，他们共同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光。

在江西的监管劳动，安排在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进行。每天，卓琳和邓小平由住地“将军楼”（原南昌步兵学校内）出发走一条小路前往工厂，卓琳总要走在前面为丈夫开道，生怕比自己大12岁的丈夫摔跤。这条路荆棘遍布、杂草丛生、凹凸不平，不利于老年人行走。特别是遇到阴天下雨，更是泥泞不堪。每当这时，卓琳就更加注意邓小平的安全。有时候，她一只手搀扶着邓小平的胳膊，另一只手为他撑伞，嘴里还不断地提醒他多加注意，小心脚底打滑。日久天长，他们踩出了一条“邓小平小道”。

在江西，卓琳伴随邓小平开始了三年多的监管劳动生涯，成了“将军楼”里的新主妇。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邓小平受到错误批判。1969年10月，他被送到江西南昌新建县监督劳动。这是逆境中的邓小平夫妇及继母夏伯根（历史图片）

邓小平回到北京，重新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后，工作十分繁忙。卓琳则投入很多的精力，积极帮助处理一些丈夫无暇顾及的事情。

卓琳虽然是家里的主妇，但是，她的烹调手艺并不被孩子们看好。在孩子们的心目中，父亲的烹饪技术要高出母亲一筹，做的菜特别具有川菜风味。因而，有时候，邓小平特意为卓琳寻找“实习锻炼的好机会”。

每逢节日，邓小平总是让工作人员早点回家团聚。节日里，煮饭烧菜的任务自然就落到夫人卓琳身上。

卓琳则一边动手，一边叫女儿帮忙打下手，一阵“叮当、叮当”的锅碗瓢盆交响曲过后，香味就从厨房里散出来。不一会儿，桌上便摆满了美味佳肴。

节日的餐桌上，邓小平总要为夫人倒上一杯葡萄酒，说道：“辛苦了，节日的厨师，我来敬你一杯。”说罢，自己先举起酒杯，小小的敬意寄寓着邓小平对妻子卓琳的一片深情。

1988年，卓琳、邓小平度过了金婚纪念日。夫妻两人生肖均属龙，那一年，恰好也是龙年。

几十年的夫妻情，简直是一曲和谐动听的交响乐。

卓琳，她深深地理解邓小平，为邓小平的事业即中国人民的事业和党的事业，付出了个人的一些牺牲；她深深地爱着邓小平，既有妻子之爱，也有同志之爱和战友之爱；她深深地相信邓小平，在邓小平蒙受屈辱的情况下，忠贞不渝，成为邓小平的终身伴侣。

原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一个车间内景（历史图片）

邓小平的一生，之所以能够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那么大的贡献，与他有一个温暖、幸福的家，有一位温柔、善良，不断给予他支持、帮助的妻子是分不开的。

相濡以沫（历史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