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十月革命的故乡学习与培养干部

邓小平在十月革命的故乡，进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在那里较系统地学习了革命理论。

他在莫斯科时曾撰写一份自传，其中写道：“我过去在西欧团体工作时，每每感觉到能力的不足，以致往往发生错误，因此我便早有来俄学习的决心……我能留俄一天，我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

这就是邓小平这个年轻的共产主义战士的战斗誓言。他用自己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实践，实现了他的誓言。从这个自传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一个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青年时代的博大襟胸和崇高志向。

十月革命胜利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全力以赴医治战争创伤、发展经济的同时，列宁所领导的共产国际便开始履行其国际主义义务，帮助东方民族、民主革命高涨的国家和地区培训干部。

1921年，在苏联首都创办了一所“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以下简称“东方大学”），既为苏联东部地区民族训练干部，也为东方国家培训干部。在该校接受培训的有印度人、越南人、日本人等。1921年该校有中国学生35人（大多数为党团员），1922年为42人。1923年，中共旅欧支部派来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等12人进入东方大学学习。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确定了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主张。同年，孙中山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共产党帮助下改组国民党。1924年创办了共产党参与领导的黄埔军校，建立了革命军队。第一次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战争形势的迅速发展，使国共双方深感革命干部力量不足，要求增加在苏联的培训人数。

在这种要求下，苏联于1925年建立了“莫斯科中山大学”，专门招收中国学生。其目的在于，用马克思主义“培养中国共产主义群众运动的干部，培养中国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干部”。

莫斯科中山大学旧址。莫斯科中山大学俄文全称“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是联共（布）中央在孙中山去世后为纪念他而开办的，目的是为中国培养革命人才（历史图片）

1925年年底，在苏联驻广州国民政府政治顾问鲍罗廷的参与下，国共双方共挑选了310名学生准备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培训。第一批学生118人于1925年11月抵达莫斯科，其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至少有103名，超过87%。1926年1月，又有10名在德国学习的国民党党员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不久，中共旅欧支部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派遣20名党团员从法国等地赴苏学习，其中有邓小平、傅钟、李卓然等人。他们先进入东方大学，不久转入新办的莫斯科中山大学。

莫斯科中山大学坐落在莫斯科西岸的瓦尔芬（沃尔洪）大街上，是一座规模相当大、四面环抱的四层楼房。从楼上朝下看，中间的院子就像个天井，那既是院子，又是篮球场，竖着篮球架，同学们常在那儿玩球。楼的大门前是大花园，花园中有一条林荫小道。花园的对面，坐落着一所大教堂，建筑甚为别致，其中间突出一个大圆顶，四周环绕着四个圆顶，成莲花形。这便是著名的皇家大教堂。

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对此写道：

1990年我率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小组访苏时，曾去中山大学的旧址参观。那是一座三层楼房，据说革命前是旧俄一个贵族的府邸，我去参观时是苏联科学院的哲学研究所。房屋里面的装设已是现代形式，但在一些大房间内还留有当年的屋顶浮雕华美依然，室内的吊灯也精致堂皇。每间房屋都高大敞亮，还有一个大厅，已改为礼堂，可见当年这栋楼房之豪华气派。在楼内，有一个厅室，贵族时期是个舞厅，据说俄国伟大诗人普希金和他妻子的婚礼舞会，就是在这个大厅举行的。现在在这栋楼内，大多数屋子已改为办公室和会议室，大礼堂和会议室内都陈设着列宁的半身像。

当时的苏联，内战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创伤尚未完全恢复，但是，年轻的苏维埃国家对这些外国学生则尽全力给予了生活上和学习上的保障。苏联国内成立了中山劳动大学促进会，筹集办学经费。莫斯科中山大学每年预算约为当时的1000万卢布，而且为了给外国学生们必要的外汇（如回国费用），还需要动用苏维埃政府本来就十分短缺的外汇。苏维埃政府尽一切可能保证学生生活，外国学生甚至享有优于俄国师生的生活待遇。有一位中国学生回忆道：“我们从未断缺过蛋、禽、鱼、肉，而这些在1926年是不容易搞到的。虽然经济困难，但一日三餐的数量和质量却相当高。我认为不会有什么富人的早餐比我们的更丰富了。”学校给学生发放西服、大衣、皮鞋、雨衣、冬装及一切生活日用品，还设有门诊部为学生看病。学校组织学生观看芭蕾舞、歌剧等艺术演出，组织假期的疗养和夏令营，还组织参观莫斯科的名胜古迹和到列宁格勒参观旅行。邓小平后来曾说过，他在1926年就曾随校去列宁格勒旅行。

这种生活，比起邓小平他们在法国的那种生活，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当然，中国学生来到这里，主要的任务是学习。

莫斯科中山大学要培养政治工作者和革命者，开设的课程有语言（俄语、英语、法语和德语）、历史（中国史、俄国史、东方和西方革命运动史）、哲学、政治经济学（主要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根据苏联有关著作编写的教材）、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的著作为主），还有军事科学和军事训练。

前英国驻中国大使理查德·伊文思在他所著的《邓小平传》一书中写道：现在不清楚邓对这些课程有什么反应，但作为一个把书本知识和马列主义作为智慧来源的人，邓的态度是相当明确的，这可以从他在1992年春的谈话中看出来。

邓小平在南方重要谈话中指出：“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最近，有的外国人议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

邓小平深厚的理论功底和科学的求实精神足以说明他当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就不是一个坐而论道的书生，而是一个知行统一论者。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就学的学生的水平参差不齐，有的已受过中高等教育，有的文化基础比较差。学生中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了解程度也相差甚远。针对这一情况，学校根据学生知识水平的差异，按照学生具体情况来分小组。对程度较差的学生设有预备班，进行初级教育。对俄语程度较高的设有翻译速成班。

学校中有一个组，特别引人注目，这就是被称为“理论家小组”的第七组。这个小组里云集了当时在校的国共两党的重要学员。中共方面有邓小平、傅钟、李卓然等，国民党方面则有谷正纲、谷正鼎、邓文仪，还有汪精卫的侄儿和秘书、于右任的女婿屈武，等等。因此，这个组很有名。

邓小平、傅钟和李卓然都是旅法共青团执委会的领导成员，都是在法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而且具有一定革命斗争领导经验的共产党员，他们在思想和行动上都已成熟，履历也很引人注目。他们与国民党人士相处一个班组，在信仰上、观点上、见解上和阶级立场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在各种问题上双方常常发起辩论，甚至经常展开一定程度的斗争。这种斗争特别表现在与国民党右派势力的较量中，是和中国国内的政治斗争紧密相连的。

匈牙利作家巴拉奇·代内什在他所著的《邓小平》一书中这样写道：“被同学称为‘小钢炮’（指邓小平的身材以及善于辩论的口才）的邓小平在莫斯科待了近一年。我们没有直接材料说明他学习什么课程，但他很关心校内国民党派去的学生和共产党人进行的辩论。”

1926年6月16日，莫斯科中山大学内中共党支部的一份“党员批评计划案”中，记载了有关邓小平当年的一些情况，并包含当时的中共党组织对他的评价，现摘录下来，以供更好地了解那个时期的邓小平。

姓名：邓希贤。

俄文名：多佐罗夫（доэоров）

学生证号码：233

党的工作：本班党组组长。

一切行动是否合于党员的身份：一切行动合于党员的身份，无非党的倾向。(www.xing528.com)

守纪律否：守纪律。

对于党的实际问题及其他一般政治问题的了解和兴趣如何，在组会中是否积极地或是消极地提议各种问题讨论，是否激动同志们讨论一切问题：对党中的纪律问题甚为注意，对一般政治问题亦很关心且有相当的认识，在组会中亦能积极参加讨论各种问题，且能激动同志讨论各种问题。

出席党的大会和组会与否：从无缺席。

党指定的工作是否执行：能切实执行。

与同志们的关系如何：密切。

对功课有无兴趣：很有兴趣。

1926年6月16日，邓小平填写的党员批评计划案（历史图片）

能否为别人的榜样：努力学习可以影响他人。

党的进步方面：对党的认识很有进步，无非党的倾向。能在团员中树立党的影响。

在国民党中是否消灭党的面目：未。

在国民党中是否能适合实行党的意见：能。

做什么工作是最适合的：能做宣传及组织工作。

这份党小组的鉴定，勾画出了一个22岁的年轻共产党员邓小平的基本形象。

邓小平在法国时期就读过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著作以及考茨基等俄共著作，他曾说：“他们旅法青年团小组每周都要组织一次学习讨论。但我想那样的学习毕竟不够系统和精深。在苏联的学习，最重要的是较全面、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其他知识。”如果说他以前从未有机会进入高等学校就学的话，那么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便可以算作他接受高等教育，特别是共产党的高级党校教育的一个良好的机会。同时，在这里，他和他的同志们与直接从国内来的国民党人士共同学习、生活，使他们对国民党各派有了更多更直接的了解，并与国民党右派进行了较量。这些，对于他回国以后进行革命活动和革命斗争，奠定了更加充实的理论基础和斗争基础。

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写道：“在莫斯科的同学中，还有两个人值得一提。一个是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他和父亲不同班，年龄也较小，当时在学校并不出名。另一个是从国内派到莫斯科培训的一个年轻的女共产党员，名叫张锡瑗。”

全国政协委员徐君虎早年和邓小平、蒋经国等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同窗共读，据他回忆，莫斯科中山大学是1925年秋天正式开学的，第一期学员共有600多人。徐君虎去了以后，不仅和蒋经国分在同一个班，而且分在同一个团小组里。邓小平到来后虽然和他们不同班，但却在一个团小组里，还任他们的团小组组长。

在所有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当中，蒋经国年纪最小，是同学们的小弟弟。由于年纪小，顽皮又活泼，爱说爱笑爱唱，走起路来又蹦又跳，整天无忧无虑，像只快活的小鸟。又因为他经常穿一件夹克式工人服，戴着鸭舌帽，皮肤也晒得黑黑的，像个小童工，大伙儿都跟他开玩笑，管他叫“рааводй”（俄语“工人”）。

而邓小平比他们团小组里的人都大，经验也比团小组里的其他人丰富。在学校里，邓小平性情爽朗，活泼，爱说爱笑，富有组织才能和表达才能；傅钟则老成持重，不爱言谈；任卓宣（曾任旅法支部书记，大革命失败后叛变，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则是个书呆子。这三个从法国来的中国学生的共同特点是：每个人脖子上都围着一条蓝白道的大围巾。

莫斯科是很美丽的，尤其是积雪的冬天，克里姆林宫、楼房、教堂都像一座座水晶宫。每到夜幕降临，路灯映着白雪，直晃人眼。

徐君虎、赵可夫、左权等人初到莫斯科，觉得一切都是那么新鲜、有趣。尽管天寒地冻，但他们晚饭后总爱到学校对面教堂旁边的广场、公园或莫斯科河畔去散步，领略异国风光。

在散步的时候，他们爱开开玩笑、聊聊天。当左权、徐君虎和蒋经国、邓小平一起去散步的时候，除了聊天，还爱听邓小平讲在法国勤工俭学时那些惊心动魄、带有传奇色彩的革命斗争故事。

有一次，蒋经国和徐君虎问邓小平：“你们干吗老围着一条大围巾？”邓小平告诉他们说，在法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常去当清洁工，尤其是捡马粪，因为在法国就数捡马粪挣钱多，干一天能搞足一个星期的花销，最划得来。法国的清洁工都围那么一条围巾，因此他们每人也有那么一条。

原来，他们是以曾当过清洁工人而自豪啊！

70多年过去后，即1992年邓小平88岁生日时，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吴文华同学曾在一本书中读到，16岁的邓小平在法国留学时，由于没有足够的钱读书、生活，曾有一段上街捡牛马粪挣零用钱的经历。那时，他时常戴着一条蓝白相间的围巾，那是中国留学生当清洁工人的标志。该给他老人家送上这样一条围巾作纪念。小吴来到农贸市场。一位名叫王惠兰的个体户老大娘热情表示要为他帮忙。大娘从存货中找出一条洁白的长围巾，按照小吴的要求，一针一线地绣上蓝色边、三棵青松和“1992”等字样。吴文华将纪念品及信件送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收到礼物，邓小平委托中办转达感谢和希望。

蒋经国和邓小平个头都不高，站队时老站在一起，肩挨着肩。生活和历史就是这样地开玩笑，这两个当年同窗共学的朋友和同志，谁能料想到，50年后，竟成为台湾海峡两岸的风云人物呢？

后来，80多岁的邓小平回忆说，蒋经国“学得不错”。

1926年年底，掌握了先进的思想理论的邓小平离开莫斯科返回了自己的祖国，他要为自己的崇高理想去战斗，去迎接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