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法国岁月：勤工俭学与砥砺成长

邓小平到法国后不久，便被分到法国西北部诺曼底的巴耶男子中学学习法语，同行共22人。当时中国留法学生分三种情况：一是官费生，学费由政府支付；二是贷费生，由国家贷款给学生资助学费；三是自费生。邓小平属于自费生。

当时他的家境很困难，所带费用不多，因此很节省。其他同学每月的杂支费在30至50法郎之间，他只用18法郎。但几个月下来，他还是一贫如洗，不得不中途辍学，走上了一条艰苦的勤工之路。

1921年4月2日，邓小平和几名川籍同学经介绍在克鲁梭的施耐德工厂找到了一份临时工作，开始了他在法国四年多时间的“勤工”生涯。

施耐德工厂是当时法国最大的军工厂，包括铁道、机械、造炮、冶铁、建筑、翻砂、电气等部门，邓小平被分配在轧钢车间当轧钢工。这项工作劳动强度很大，工人在40多摄氏度的车间里，需不停地用长把铁钳夹着几十公斤重的钢条疾跑。每周得工作50多个小时，常常加夜班，一不小心就会被炽热的钢条烫伤、刺伤。这对年仅17岁、身体尚在发育的邓小平来说，苦不堪言。但使他更难忍受的是资本家的压榨和欺凌。每天一上工，工头就在身后监督催促。稍有延误，马上招来工头的辱骂叱责。工厂把中国学生的工钱压得极低，每天只有6.6法郎。这点钱连吃饭都成问题，邓小平他们常常中午只能就着自来水吃几片面包来充饥。一个月后，邓小平离开了这家工厂。

首次勤工俭学的尝试，尽管时间不长，但对久居学堂、第一次踏入社会的邓小平而言，触动很大，获益良多。他不仅对什么是现代化的大机器生产和产业工人有了初步的认识，而且开始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社会黑暗的一面，亲身体验到工人阶级受剥削受压迫的悲惨境遇。过去在心中无限憧憬的这个美丽富饶、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西方世界，其斑斓色彩逐渐暗淡。

“生活的痛苦，资本家的走狗——工头的辱骂，使我直接地或间接地受了很大的影响，最初两年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略有感觉。”若干年后，对这一段生活以及这段生活带给他的感受，邓小平是这样进行总结的。他甚至还开玩笑地说过，他之所以个子不高，是因为身体发育时期在法国做工劳累过度和营养不良造成的：“每当我能买得起一块羊角面包和一杯牛奶时，我总是感到很高兴。”尤为重要的是，在这里他还接触并结识了在华工和勤工俭学学生中开展工作的中共党员赵世炎等人。这一切都对他日后走上革命道路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在经过一段每天靠领取5法郎救济金过活的更加艰难的日子后，1922年 2月14日邓小平在蒙达尼的哈金森工厂找到了一份较为稳定的工作。哈金森规模较大，有数千工人，据说是当时欧洲唯一的橡胶厂，专门生产各类橡胶制品。邓小平被分配到制鞋车间制作防雨用的套鞋。

哈金森工厂的厂房据说是由举世闻名的埃菲尔铁塔设计者古斯塔夫·埃菲尔设计的。当邓小平被领进明亮高大的车间时，扑进眼帘的是正在紧张劳动的黄皮肤、白皮肤、棕色皮肤的各色工人。其中大部分是女工和童工。原来，此时法国经济已出现转机，哈金森工厂在经历了一段紧缩后，已开始大量招收工人，恢复生产。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和来自印度、越南、智利、波兰等地的许多外籍工人纷纷应召而来。跟施耐德工厂拉钢条的工作相比，这里的制鞋车间属轻体力劳动，主要是将鞋底、鞋垫和鞋帮套在木模上，然后用胶水将它们和里衬粘连起来。但这项工作节奏很快，要求眼明手巧，动作干净利索。邓小平很快适应了这里的工作，别人一天做10多双鞋，他通常一天能完成20多双，可以挣15至16法郎。他这样拼命，是为了多挣些钱，以便将来安心学习。

在哈金森攒下一点钱后，他便辞去了制鞋车间的工作，来到夏狄戍中学求学。但由于学校所收费用太高，他这次依然没能持续下去。至此，他试图通过打工来达到学习的梦想彻底幻灭。所以，后来他曾戏言：“我只有中学文化水平。”

求学不成，邓小平只好继续打工。在经过一番周折后，他进入了位于巴黎附近比扬古尔市的雷诺汽车工厂。雷诺汽车工厂是有着1万多人的著名大型企业，来自中国的黄皮肤、黑眼睛的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最多时曾有600多人。他被分配到钳工车间当钳工学徒。这项工作主要是借助锉、钻、铰刀、老虎钳等手工工具对机器进行装配以及机器零部件的修整。这是到法国勤工俭学几年来，他所从事的唯一一项带技术性的工作，可以接触到部分图纸和简单的工艺技术。

在法国著名的雷诺汽车厂，至今仍完好地保存着一张编号为82409A的工卡。工卡上清晰地记着，邓希贤（Teng Hei Hien，后改名邓小平，以下均写作邓小平），中国人，1904年7月12日（农历）生于四川，住比扬古尔市特拉维西尔街27号（27，rue Traiversiere）。熟练工种工人，分配在76号车间，磨件单位工价一法郎五生丁。工卡的左下角，贴着邓小平的一张一寸免冠照片，上面印着82409A的编号。

这张工卡，忠实地记录了邓小平在法国的一段勤工的生活。1988年，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邓榕）到法国，在雷诺汽车厂找到了她父亲当年的工卡。

这一段钳工工作经历，对邓小平来说有着意想不到的特殊意义。40年后，“文化大革命”最困难时期，邓小平被“流放”到江西省南昌市郊新建县拖拉机配件厂参加劳动，他又重新当了一名钳工，而且“干活还是那样认真熟练”……

这时的邓小平，较几年前刚到法国时已成熟了许多。通过几年来现代大企业生产的磨炼和体验，他对资本主义社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法语也变得自如流畅多了。几年艰苦的勤工俭学生活，使他的生活、思想、意志、品德方面都得到了极好的磨炼。他开始冷静地思考和进一步探索新的道路。

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活，是邓小平寻求革命历程的起点。

1925年，邓小平在法国巴黎雷诺汽车厂做工时的档案卡（历史图片）

在留法勤工俭学的生涯中，邓小平虽然自始至终没能进过几天正规学校，却获得了一个“博士”的雅号。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在上海、北京等地先后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并于1921年7月建立了对中国革命产生至关重要影响的中国共产党。与之遥相呼应，万里之外旅法的先进分子周恩来、赵世炎等人也于1921年春在法国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后与旅德的小组合组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下辖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以下简称少共）。少共后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2年8月1日，少共创办了她的理论刊物《少年》，担负起传播共产主义理论，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团结广大旅欧青年的重任。刊物创办不久，邓小平就来到位于巴黎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费鲁瓦大街17号的编辑部，成为其中最年轻的一名成员。这是他直接参加革命工作的开端。

在编辑部里，他最初是从事蜡版刻写和印刷、装订方面的工作。每天离开工厂后，常常来不及换下工装，他便匆忙赶到编辑部，在昏暗的灯光下，紧张地伏案工作起来。当时，在刊物里担任领导和主要撰稿人的是周恩来，先后参加编辑部工作的还有李富春、傅钟、李大章等人。每当夜幕降临，他们就挤在旅馆狭小的房间里，开会、讨论、写稿，刻写、油印、装订。饿了，就吃两片面包；渴了，就喝上几口自来水；困了，就在地铺上稍事歇息。为了保证刊物按时出版，常常是周恩来写完或改好一篇，他们就赶紧接过来刻写、印出一篇，工作起来常常是通宵达旦，彻夜不眠。

小时候刻苦认真的习字和参加这项革命工作的神圣感和责任感，使邓小平的蜡版总是刻得一丝不苟，不仅字体匀称工整、美观大方，油印、装订工作也完成得十分干净利落。每期刊物出来后，大家对此都赞不绝口，不约而同地将“油印博士”这项桂冠戴到了他的头上。这既是对他那隽秀漂亮字体的赞誉，更是对他认真严谨的工作态度的高度肯定。

一年半后，《少年》改名为《赤光》，由偏重理论宣传转而紧密结合国内革命的实际，侧重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相勾结、压迫奴役中国人民的黑暗事实。它充分报道了国内国民革命运动的情况及国际劳工运动的消息，转载了中国共产党第三、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建立统一战线，实行国共合作的方针和办法，以及中国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及工农联盟等重要内容，还结合旅法勤工俭学的实际，开展了对国家主义派“中国青年党”的严肃斗争，现实性和战斗性都得到了明显的增强。

经过此前一年多时间革命斗争生活的洗礼，邓小平在《赤光》编辑部内，不仅刻写、油印、装订等老本行干得更加得心应手，而且还和周恩来、李富春、蔡畅等在刊物上撰写了大量的文章，仅以“希贤”之名发表的就有《请看反革命的青年党之大肆捏造》《请看国际帝国主义之阴谋》《请看〈先声周报〉之第四批造谣的新闻》等。文如其人，就像《赤光》封面那个手持号角、高擎红旗、正欲跃起的少年一样，邓小平这些文章写得尖锐、泼辣，富有强烈的战斗性。比如，在那篇揭露青年党人的文章中，邓小平这样写道，“当国内直皖战于南，奉直战于北的时候，而他们反歌舞于花都”，他们10月10日所主持的所谓“国庆纪念会”，只是“音乐悠扬地‘奏乐’，肖妙之至地‘扮演’，体态活泼地‘跳舞’。他们干了一夜。这本是青年党的10月10日俱乐会、‘跳舞会’，他们却偏说是旅法华人的纪念会。请看，这是何等的捏造！何等的欺骗”！的确，这样的文章尖锐有力，入木三分，读来是何等的痛快淋漓！

1921年3月，邓小平在法国里昂（历史图片）(www.xing528.com)

在编辑部全体同人的共同努力下，《赤光》办得生动活泼，形式多样，文章短小精悍，切中时弊，在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华人中具有很大的影响，被誉为“我们奋斗的先锋”“旅法华人的明星”。这中间无疑有着邓小平这个“油印博士”的一份功劳。邓小平以手中的蜡版、钢笔作匕首、作投枪，在《赤光》这个阵地上，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进行着英勇无畏的斗争。

关于邓小平在法国的革命活动情况，邓小平的胞弟邓垦（邓先修）在接受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摄制组人员采访时谈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

他说，我清楚地记得，他去法国两年后，家中突然收到他寄来的一封长信，内容是说他参加了革命，参加了什么革命组织，要为国家富强、为天下穷苦人翻身解放而努力。他在法国参加革命后，曾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办一份杂志《赤光》。他经常往家里邮寄，寄了有七八期。我当时才十几岁，还在念小学，只看到封面里有光身子的小孩，里面内容看不太懂。到我念中学后，逐步懂得了，什么帝国主义侵略、劳苦大众、劳农政府、翻身解放、苏维埃、人人平等、为穷人谋利益，等等。我后来去上海找他，参加革命，最早受的影响就是大哥寄回来的《赤光》。

1921年，邓小平（右）与同去法国勤工俭学的远房叔父邓绍圣合影（历史图片）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新的经济危机，从1920年下半年后，欧洲开始呈现出一派萧条的景象。在法国，伴随着工业由战争到和平时期的转变和百废待兴局面的到来，其经济结构暴露出严重的不适应。许多工厂因工业原料缺乏而相继全部或部分停产，加之一批军工企业的关闭，致使法国失业人数剧增，再加上战后法国政府叠加新税，法郎贬值，百物昂贵，人民生活十分困难，整个法国经济也呈现出凋敝萧条的局面。这种情况严重地影响着中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生活和学习，使他们陷入欲工不能、欲学不得的困境之中。到1920年年底，在法国的1600名勤工俭学学生中，“已经做工的不到总数的四分之一”，而“近来冬季失掉工作的又几乎有做工数的四分之一”。也就是说，有五分之四的勤工俭学学生都没有工作。为了节省开支，他们只能住在贫民窟里，有的和其他同学合租房间，自己动手做饭。平时吃面包加卷心菜或洋芋，连西红柿都不敢多买，因为价钱太高。逢年过节或遇喜庆的事情，能吃上腌黄瓜、香肠，就算是改善生活了。

当时在法勤工俭学的李璜曾经这样描述他的见闻：“我见他们因营养不良，面黄肌瘦，又因其中有久卧花园草地和地板之上，不免要受潮湿，而有腿肿致不良于行者，我为之心恻然。”“两年不到，病死者61人，目前送入公立医院就医者有80余人之多！……病死者多系肺病。”这些病死和就医者，都是住在巴黎及其附近的勤工俭学学生，占当地勤工俭学学生的五分之一。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解决勤工俭学的费用问题，1922年6月，在周恩来的倡议下，由邓小平负责主持，在巴黎开办了一间“中华豆腐店”。

大家轮流推磨豆腐，非常愉快。你说一个笑话，他哼一支小曲，周恩来还吟起古人的豆腐诗“旋轮磨上流琼液”，邓小平则和起下句来“煮月铛中滚雪花”。大家听了都拍手叫好。

邓小平热情好客，很有组织能力，这间具有东方风味的豆腐店，很快吸引了法国人。豆腐店闻名巴黎，大有供不应求之势，于是用定时供应、售完为止的办法限制销售。

经过邓小平和同学们的努力经营，豆腐店的销售品种不断增加，由单一的豆腐扩大到豆浆、豆腐脑、豆腐干、冻豆腐、臭豆腐等许多品种。

就这样，邓小平他们开店卖豆腐，解决了留法同学勤工俭学问题，也为中共旅欧支部提供了活动经费。

邓小平等学生回国后，旅法华侨接管了豆腐店。这个豆腐店后来有了很大发展，驰名欧洲。

1922年6月，在巴黎郊区布罗尼森林里的草地上，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等18名中国旅欧学生向一位开咖啡店的老太太租来一些椅子，或坐椅上，或就地而坐。“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从此诞生了。

同年8月1日创办的少共机关刊物《少年》编辑部与少共机关一起设在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费鲁瓦大街17号那个小房间里。据蔡畅回忆：“《少年》刊物是轮流编辑，邓小平、李大章同志刻蜡版，李富春同志发行。后来该刊物改名为《赤光》。有时是三日刊、二日刊、月刊，时间不定。《少年》社址在巴黎意大利广场，S街5号，一个咖啡馆的楼上，我在1948年还去看过一次。邓小平、李富春同志是白天做工，晚上搞党的工作，而周恩来同志则全部脱产。”

对于这个位于意大利广场旁边的小小咖啡馆，邓小平深怀感情。20世纪70年代，邓小平曾两次到法国。1974年去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会议途经巴黎时，他还特意请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陪他去了巴黎意大利广场边上的戈德费鲁瓦街，他对这条小街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看完后，他感慨地说：“面目全非了！”喝不上原来那家小咖啡馆的咖啡了，邓小平就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每天早上从小街上的咖啡店里买咖啡给他喝。没办法，他就是喜欢那种真正的法国小咖啡馆里的咖啡，而且还总爱把法国的小咖啡馆和他家乡四川的小茶馆相提并论。他还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当年他和他的战友们曾经住在这里，并经常到这里喝咖啡。

1975年5月，邓小平作为中国的第一副总理访问法国，受到了最高的礼遇。法国总统德斯坦两次与他会谈，真挚地指出，希望访法能引起您对法国的回忆，您在法国生活过五年，您对我们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讨论问题的方法有所了解。邓小平对法国50年的变化十分感慨，他又特意去了那家小咖啡馆，仍坚持要使馆人员每天为他从街上的咖啡店买咖啡。他对巴黎有特别的感情，这一次他在法国就当场拍板解决多年悬而未决的法航西线直飞北京的问题，使中国到巴黎一天往返，比以往节约了2小时30分钟。1978年他会见巴黎市长希拉克时深情地说，你那个巴黎我还想去，你们的巴黎比纽约好得多。纽约顶多住三天，巴黎住三个月都可以。

据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回忆，这两次来法国，邓小平还买了一些法国的牛角面包带回国，分送给曾经留法的老同志们，包括周恩来、聂荣臻、蔡畅等。每逢有人送他好的法国葡萄酒和奶酪，他也忘不了分送给这些老战友共同品尝。

1924年7月，出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区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在法国巴黎合影。后排右三为邓小平，前排右四为李富春、右六为周恩来、右九为聂荣臻（历史图片）

1925年10月24日，邓小平还在巴黎肖莱大街的一家咖啡馆里，以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的身份主持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有25名中共党员参加，会议讨论了“重建旅欧中共党的组织的必要性”。由于声援五卅运动示威游行以后，法、德等国政府将一批共产党员逮捕或驱逐出境，邓小平等在法国的旅欧党团负责人及时研究对策，重新组织力量，以继续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

邓小平在法国的活动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从1925年6月之后，邓小平便成为法国警察厅监视的对象。在法国，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摄制组在国家档案局查到了一份留存了70年的档案材料，这是当时巴黎警察局的一份关于一次搜捕经过的报告记录。从这个材料中可以看出，1926年1月8日早晨，法国警察在邓小平、傅钟和杨品荪合住的卡斯特雅街3号旅店的5号房间里查获两架带钢板、滚筒的油印机，几包供印刷用的纸，还有一些报纸杂志和小册子，如《中国工人》、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和《孙中山遗嘱》等。

法国政府决定驱逐邓小平等三人出境，命令是在1926年1月8日签署的。在保留至今的这份命令上注明了“面交”二字，可见没有被送到收件人手中。因为在这一天之前，邓小平已经离开了巴黎。

1926年1月7日，22岁的邓小平受党的指派，和傅钟、邓绍圣等人一起离开法国乘火车前往苏联。邓小平结束了在法国五年多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