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千百万旧式家庭一样，对邓家老院子的主人邓绍昌来说，儿子邓小平的降生，使他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这一天也成为全家上下最为喜庆的日子。邓家祖上自明初由江西迁来，其间虽也曾中过进士，封过翰林，但后来家道渐渐中落。到邓绍昌这辈时，家境已日益零落困窘，除一所住房外，田地不多，岁收很少，而且人丁不旺，子嗣稀疏。邓绍昌把重振邓家家业的希望寄托在这位长子身上。他为儿子取名为邓先圣，5岁时就送他进私塾发蒙，6岁时送他进家乡的初级小学，11岁时送他进全县唯一的高等小学堂，15岁时又把他送进了广安中学。这对一个仅有十几亩田地、家境并不非常宽裕的家庭而言，无疑是一笔不小的负担。但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邓绍昌对此始终不渝，最后通过变卖家产，将年仅16岁的爱子送上了万里求学的漫漫征程。
邓小平发蒙的私塾，就设在昔日邓翰林的“翰林院”。这是牌坊村当年最显眼的一所大宅第。只是盛时不再，家道中落，这所声名显赫的“翰林院”竟卖给了外姓旁人。私塾之所以设在这所大宅院的一角，固然是因为其院落颇大，堪以利用，但其中大概也蕴涵着欲借助邓翰林的福荫，使牌坊村子弟通过念书得仕，重复翰林昔日荣华的企盼！
私塾先生是位老夫子，对邓先圣的名字极为不满。他对邓绍昌说，祖师爷孔夫子不过尊为圣人，区区乡间小儿怎敢僭越为“先圣”呢？于是他自作主张，将“邓先圣”改为“邓希贤”。邓绍昌认可了长子的这个学名，然而对他而言，先圣和希贤并无二意，都能表达他望子成龙的愿望。只是邓绍昌和那位今天谁也记不起他的名字的私塾先生并未料到，他们给这位发蒙幼童所起的名字竟然真的应验了。
入私塾后已改名为邓希贤的邓先圣，没有辜负父亲的殷切期望。因为他此时所处的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使得他有可能把个人的抱负与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地结合起来，走上一条与自己父辈迥然不同的人生道路。
当时私塾除教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类幼学读物，主要功课就是描红习字。塾师评定蒙童成绩优劣高下，就是看他诵背是否流畅，字是否写得正确工整。习字作业以红笔圈或打“×”来区别，错写或结构不当的就在旁边画一个“×”，写得好的就画一个圈。蒙童互相之间常常以自己所得圈圈的多少来炫耀自夸。
邓小平资质聪颖，悟性好，记忆力强。在先生教读后，他很快就能流利地诵背课文，深得先生的喜爱，常常被先生叫起来为其他同学示范领读。教室里不时传出他那稚嫩然而十分认真的诵读声。对描红习字，他更是一丝不苟，反复临摹练习。他的习字本上的红圈圈总是最多的。邓小平的母亲虽然不识字，但十分能干，通晓事理。每当看见放学归来的儿子又得到了好些个红圈圈时，她就照例忙不迭地煮上一个鸡蛋以作奖励。
经过私塾写字课的严格训练，邓小平的书法有了良好的基础，直到晚年他的字依然刚劲有力，这可以说是童年时代私塾学习的最大收益。据说，有一年过春节，邓家请来一位能写会画的地主写春联。这个人思想反动，便趁机挖苦讽刺参加过进步党的邓绍昌及其家人。淡氏不识字，把春联贴了出去。邓小平回家后见到对联，怒气大发，愤然撕下，自己上街买了几张红纸，重新写了春联贴到门上。那时，他不过是个10岁左右的孩子，字虽写得并不规范，但却写出了邓家的志气。望着儿子亲笔写下的大红春联，母亲高兴得流下了眼泪。以后她经常用这件事教育邓小平的弟弟妹妹，鼓励他们向大哥学习，要有骨气，要求上进。
1992年春节，邓小平视察深圳。当邓小平所乘的车行至深圳火车站时，邓林指着火车站大楼上苍劲有力的“深圳”两个大字对小平说：“您看，这是您的题字，人们都说写得好。”
邓楠这时在一边打趣说：“这是您的专利，也属于知识产权问题。”说得邓小平笑了起来。
平心而论，邓小平的毛笔字确实写得不错。虽然不像毛泽东的书法那样龙飞凤舞、狂放豪迈，但邓小平的书法犹如其人的性格一样，实在、稳健、厚重。
当然，邓小平从不对自己的毛笔字矜夸自诩。这也是其性格使然。
邓小平的舅父淡以兴回忆当年他和邓小平孩提生活时曾说：“幼年时，我和小平一起上学念书，我太笨，他很聪明，每回考试他都名列前茅。因此，受到老师的表扬，大家都选小平当学生代表。但我姐夫和姐姐对小平要求甚严，向老师提出‘不要小平当代表，表扬多了就会骄傲’。”
出身于当地小康之家的邓小平，从小就和周围农家孩子一起玩耍、游戏。童年的邓小平十分活泼、顽皮，而游戏则是儿童天赋的权利。在邓小平家屋后的山丘下有一条清澈的小溪，每年春夏时节，邓小平常和小伙伴们到溪中捉鱼虾、打水仗或者在石坝中打泥巴仗玩，欢乐的笑声传得很远很远……
邓小平和邻家孩子相处总是十分友善、和睦，没有丝毫少爷派头，从不称王称霸，以势欺人。而邻家孩子也喜欢跟他一起玩，他说搞什么游戏大家就立即响应。
不仅如此，邓小平还胆识过人，不信邪。
离邓小平家半里之路有一石坝，从协兴到广安的大路穿石坝而过，路旁有两块神道碑，是清朝嘉庆年间朝廷为表彰两名广安籍高官邓时敏和郑人庆的功绩而赐造的。石碑高三米，宽一米多，镶立在两个巨大的石乌龟背上。当地百姓对这两个大人物是尊崇的，流传着一些敬畏两人的神话，连两块神道碑似乎也摸不得、攀不得。
有一次，邓小平与几个小孩子在石坝里玩耍，看着硕大的石乌龟，突发奇想，对小伙伴说：“我们爬到乌龟背上去耍好不好？”
小伙伴都吓住了，纷纷拒绝说：“爬石乌龟会肚子痛！”有的还说：“听大人们讲，得罪了神碑家里要招灾的！”
邓小平却壮起胆子说：“一个石头打的乌龟有那么大的本事，我不信。你们不敢爬，我去试试！”
说着他走向神道碑，爬到石乌龟伸出的脑袋上，坐在上面踢打着两腿喊道：“快来哟，好耍！好耍！”其他小伙伴见了都大惊失色，跑过来在下面喊道：“贤娃儿，快下来，你要惹祸的！”“你惹了祸我们也跑不脱！”
邓小平还是若无其事地玩着，扭转身来向乌龟背上爬去，说：“惹祸就惹祸，看它怎么奈何我！”最后他爬到神道碑上坐着，小伙伴们又惊怕又羡慕地注视着邓小平。
以后，邓小平经常爬到石乌龟及神道碑上去玩，其他小伙伴慢慢地胆子也大起来了，跟着邓小平一起爬到石乌龟背上玩。
在旧中国，神祇林林总总，人们出于功利的心理供奉各种神祇，毕恭毕敬，小心谨慎，因此迷信色彩十分浓厚。但许多有识之士却冲破这种文化的羁绊，表现出了难能可贵的叛逆精神。
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青少年时，为破除封建迷信，和陆皓东毁坏村庙北殿中的偶像，为豪绅地主所不容，最终被迫离乡赴香港。邓小平童年时惊世骇俗的举动与孙中山何其相似！
也许，邓小平后来在政治上反对个人崇拜与少年时不信邪的秉性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
6岁时，邓小平进入了协兴乡的北山小学，接受新式教育。在学习方面他更加勤奋自觉，刻苦认真。当时，从邓家老院子到北山小学堂是一条近两公里的乡间小道。小路高低不平，曲曲弯弯，一遇雨天，路面十分泥泞溜滑，很不好走。邓小平年龄虽幼，但从不畏难。不管春夏秋冬，他始终风雨无阻。每当看到他浑身湿透，母亲常常心疼地劝他雨天就留在家里自习。可是到了雨雪天气，邓小平又照旧说服母亲，坚持按时前去学校。在北山小学四载寒暑中，除了一次因病重无法起床，邓小平从未落过一次课。除了那次因病没得第一，每次考试他均拔得头筹，成为学校中人见人夸的好学生。
在北山小学堂上学的时候，邓小平不仅自己刻苦用功，对那些家境不好、学习有困难的同学，也常常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胡德银老人每每谈及童年伙伴的善举，都感慨不已。
当年在班上胡德银正好与邓小平同桌。由于家境贫寒，胡德银时常需要帮父母干一些农活和家务活，没有更多的时间用于功课，描红习字总也写不好。他是多么羡慕和希冀自己哪一天也能得到那红圈圈的嘉奖啊！可是无论他多着急，习字总不见起色。
邓小平将这一切看在了眼里。有时放学后，他便留下来帮助胡德银学习，俨然是一个小先生，耐心细致地帮助胡德银掌握习字的要领，手把手地帮助他纠正写字的动作，一遍又一遍地为他示范。日积月累，胡德银的习字终于有了进步。他的习字本上，“×”渐渐少了，红圈渐渐多了。当老师和同学们得悉其中的缘由时，都不禁对邓小平投来赞许的目光。
类似这样的故事还有许多，其中邓小平“偷”钱帮助同学的故事更为动人。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一天放学的路上，邓小平碰到一个同学在哭泣。他和其他同学急忙围上去询问原因，这位同学流着眼泪说，妹妹得了重病，躺在床上发高烧。“那快去请医生呀！”有的同学急忙建议说。听到这话，那位同学哭得更伤心了。邓小平知道这位同学家里很穷，是没有钱请医生治病的。怎么办？邓小平一路思索，盘算着回到了家。
第二天，邓小平一进学校就跑到那位同学身边，悄悄塞给他从家里偷来的五个银圆，嘱咐他拿去给妹妹治病。(www.xing528.com)
没过多久，父亲一点账，发现丢了钱。这是家里从未发生过的事，因此父亲很生气，便把全家召集起来，要审个水落石出。当邓家全聚时，未等父亲开口，邓小平就站了出来，坦白地承认是自己偷的，并递给盛怒的父亲一根竹片认打。父亲怒气冲天，抽起竹片就揍。邓小平挺着身子挨了几下，痛得眼泪汪汪，却强忍着没哭。父亲怒气稍平之后便开始产生了疑问：这娃平时节俭得很，给他的零钱都舍不得花，怎么突然偷去这么多的钱呢？莫非发生了什么事情？父亲试探着向儿子提出询问，儿子告诉了实情。父亲一下呆了，一把扔掉竹片，摸着儿子身上的伤痕，说：“偷得好！但你为什么不哭，又不说出来？”
邓小平回答说：“偷钱该罚，所以该打；既然该打，为什么要哭？”听到这里，父亲心里受到极大的触动，他感到儿子仿佛一下子长大了。
从这一事件中，邓小平的父亲看到了儿子倔强的性格和不同凡响的品德，同时也看到了儿子身上也有着他那样的坚强与自信，他决心让儿子受更多更好的教育，将来有更大的作为。
1915年，11岁的邓小平离开北山小学堂，顺利地考入了广安高等小学堂。这所学校当时设在广安县城内的一个小山坡上，是一幢两层的小楼，青瓦砖墙木栏，规模不大，每次只招一两个班，每班20人左右。但它却是当时全县唯一的一所高等小学，不是成绩拔尖者，要想考进来是十分困难的。由于学校距牌坊村有10公里之遥，邓小平平常只在周末回家添些日常用品，其余时间在校住读。父母不在身边，邓小平的学习更是全凭自觉了。
在读高等小学堂时，班上曾发生过一件轰动全校的奇事，这便是和邓小平要好的同班同学李再标要割肝救母。
李再标出身于广安一个富商家庭，是个深受母亲宠爱的孩子。他对母亲十分孝顺，由于不久前其母得了重病，卧床不起，所以焦急万分。
李再标读了不少旧书，受传统封建礼教的毒害比较深，于是一些古代离奇古怪的行孝故事启发了他。他认为，只要割下自己身上的肉给母亲吃，便会治好母亲的病。为了尽孝和挽救病重的母亲，他决定割肝救母，幸亏被及时发现并阻止，刀子只在胸脯上划了一个口子。
邓小平听说后马上前去探望。他问明了事情的原委后严肃地对李再标说：“你是有点科学知识的学生，肝子是药物吗？能治好你母亲的病？你割了肝后还有命活？既然你母亲很爱你，她又重病在身，如果你割肝而死，你的母亲一定会为你的死而伤心，以致命归西天，结果是你想治好母亲的病而适得其反。”
邓小平这番直率而又入情入理的话说得李再标羞愧无言。见此情形，邓小平又耐心地安慰说：“你也是读新学的学生，要相信科学，今后再不要做这样的蠢事了。你还是先请几天假回家，请医生给母亲治治病，好好照顾她老人家，这才是你作为儿子的真正孝心。”李再标醒悟了，听从邓小平的劝导请假回去侍候重病在身的母亲。
邓小平相信科学、能言善辩、开导李再标的事受到了普遍赞扬，一直被县立高等小学堂的师生传为佳话。
数千年来，孝悌便是中国人的美德。邓小平虽然认为割肝救母这类孝行不足取法，但他对父母却是十分孝顺的。在少年时，邓小平在家里尽力帮助母亲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扫地、照看弟妹等样样都干。到了养蚕季节，他便成为母亲的得力助手。邓小平家每年都要喂养几批蚕，家里的正堂屋和两间厢房都摆蚕簸。这时候母亲很辛苦，除了繁重的家务，还要抽时间来照看蚕宝宝，白天忙家务，晚上侍弄蚕子，经常忙到深夜。邓小平年纪虽小，但很懂事，看到母亲如此忙碌，十分心疼，于是放学后径自回家，帮助母亲做些活。不是背着背篼去采桑叶，就是帮着添蚕叶、捉小蚕，总是忙个不停。捉小蚕是一件细致的活，一家人经常捉到很晚。入夜了，母亲再三催促邓小平先去睡觉，但是邓小平总是要坚持到最后和母亲、姐姐把所有的活干完了才肯去睡，而这时往往已是深夜了。
邓小平的一片孝心，还可以从以下事件得到说明：在距牌坊村两公里的佛手山下，有一座四合群墓，左一为邓小平生母淡氏之墓，左二是邓小平祖母戴氏之墓。左一的墓碑上刻着“故显妣邓母淡氏老孺人之墓，孝男先圣、修、治、清，民国十六年丁卯夏月吉立”。左二的墓碑上刻着“故显妣邓母戴老太君之墓，男绍昌、媳淡氏，孙先圣、修、治、清”。据说，邓小平在20世纪50年代曾寄款回家，为祖母、母亲之墓填土砌石，寄托哀思；80年代初，邓小平胞弟邓先修同邓小平的女儿一起专程到佛手山为二老扫墓。
夏伯根老人对邓小平来说，既不是生母，也不是养母。但邓小平对她如同亲生母亲一样地敬重、关心和照顾。自15岁那年走出故乡，30年后邓小平才率千军万马解放大西南，回到四川，回到重庆。45岁的邓小平当时在重庆建立了一个安稳的家庭后，就承担起赡养继母的义务，把夏伯根老人从家乡广安接到重庆，同全家一起享天伦之乐。邓小平调中央工作后，又将继母一同带到北京，使夏伯根老人同儿孙们一起度过幸福的晚年。
夏伯根老人在跟随邓小平一家生活的这些年里，邓小平夫妇待她很好，从来不分你我，在言语、饮食、卫生、穿戴等生活方面，都十分周全地想到老人，安抚老人，使她晚年心情十分愉快。更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被“流放”到江西住“牛棚”的日子里，夏伯根老人和邓小平夫妇一起，相依为命，熬过了艰难岁月。他们三人的年龄加在一起在200岁以上。卓琳身体不好。邓小平为照顾卓琳的身体，又不让年事已高的继母再承担过重的家务，便挑起了家务劳动的重担，家里的重活、杂活，如劈柴、生火、做饭、擦地、洗菜等都是由邓小平来干。邓小平夫妇与继母和睦相处，几十年如一日，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最好体现。夏伯根老人能够高寿，与儿子和儿媳对她的爱戴、敬重、关心和照顾而心情舒畅是分不开的。
邓小平与姐姐、弟妹关系融洽，长久地保持着亲密关系。邓小平15岁离家后，一直未回老家，在他幼年、少年时代，和他的姐姐邓先烈、大妹邓先珍（10岁时病死）一起玩耍的时间比较多，与后来出生的弟妹相处时间就很少了。
邓小平在5岁以前，主要是和姐姐一起玩耍，打碰钱是他们姐弟俩玩得最多的一种游戏。那时每逢年节或跟父母走亲戚时，邓小平经常会得到一些压岁钱和挂工钱，大都是几枚铜板，渐渐地积攒多了。没有事的时候，他就把这些铜板拿到院子里和姐姐一起玩打碰钱。他常常把自己的铜板分一半给姐姐，然后与她一起打碰钱，看谁先输完这些铜板，输了的就要打手板。一般情况下，姐姐总是玩不过弟弟，往往都输。当姐姐认真地伸出手掌让弟弟打时，邓小平总是一只手拉着姐姐的手，另一只手轻轻拍着姐姐的手掌，同时嘴里还轻轻地数着数，姐姐也笑着记着数，仿佛怕被多打一下似的。姐弟俩玩得十分开心。
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和卓琳在一起的照片（历史图片）
邓小平还时常把祖母或母亲给他的一些吃的或玩的东西，拿出来与姐妹一同分享，从不独自占用。他上学读书以后，每天回到家中，便把姐姐和妹妹叫到一起，让她们坐好，自己便站在她们对面学着课堂老师的样子，一只手叉在腰间，一只手不停地挥动比画着，脑袋摇晃着，嘴里背诵着刚刚学会的诗文，逗得姐姐、妹妹和周围的人哈哈大笑。11岁时，邓小平在广安县立高等小学堂读书，每天吃住在学校，只有在周末才能回家。母亲经常给他一点零用钱，让他在城里买点自己需要的东西，但邓小平从不乱花钱，总是利用回家的时候，给祖母、姐妹买点乡下不容易见到的东西带回来。邓小平特别喜爱小他几岁的妹妹邓先珍，经常从城里买些糖果给妹妹吃。邓先群是邓小平最小的一个妹妹，他们虽不是一母所生，但邓小平待她如同一母所生一样。邓小平一家从重庆搬到北京后，就把邓先群一起带到北京，供她上了大学。邓先群的子女也经常住在邓小平的家里，他们相处得十分融洽，感情极深。
1918年，邓小平顺利地完成了在广安高小的学习，考入了全县唯一的一所初级中学——广安县立中学校。
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邓小平的眼界逐渐打开。特别是在新文化运动风潮的激荡下，他不再满足于中学里“之乎者也”一类内容的学习，他渴望能学习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企求能掌握一门可以富国强民的实用技术。
1919年暑假，父亲邓绍昌从重庆回来，带来了重庆成立留法勤工俭学重庆分会，并准备开设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消息，他主张儿子中断中学学业去报考留法预备学校，将来以勤工俭学的方式去法国学习。邓绍昌做出这样一个不平凡的决定不是偶然的。因为，他是在成都受到几年新式教育的有远见的知识分子，对军阀统治、教会横行不满，希望儿子到欧洲学点真本事，将来能够光耀门庭，报效社会和国家。对于父亲的意见，邓小平当时是十分高兴的，因为这与他科学救国、工业救国的想法是一致的。65年后，邓小平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们感到中国衰弱，希望它强大起来，我们认为现代化是必由之路，所以我们到西方去求学。
1918年下半年，邓小平和他的远房叔叔邓绍圣、同乡胡明德离开了广安，来到了100多公里外的重庆。
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是由当时重庆商会会长汪云松和教育局局长温少鹤等社会贤达倡议创办的，校址就在重庆市夫子祠内。它是当时这个西南重镇的最高学府，要想考进去也是很不容易的。但如同此前每次入学考试一样，邓小平这次也是一试中的，如愿地成为首期100多名学子中的一员。据邓小平当时的同学回忆，他是稍晚才进入这所预备学校的。他那时就显得非常精神，总是精力十分充沛，他的话不多，学习总是非常刻苦认真。
1919年北京爆发五四运动，消息传到重庆已是5月中旬，但各界闻之依然热血沸腾。11月，重庆以青年学生为主体举行了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15岁的邓小平和全校同学一块参加了这个运动。他们到卫戍司令部去示威请愿，坚持了两天一夜。回到学校后，他们还集体焚烧了日货。这大概是邓小平参加的第一个革命运动，对此他终生难忘。后来他回忆说，由于参加了这个运动，爱国救国的思想才能有所提高。由此可以认定，15岁的邓小平，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已经具备了初步的爱国思想和进步思想。
经过一年的学习，首期学员中顺利通过学校毕业考试及法国驻重庆领事馆口试和体格检查的，共有80多人。邓小平名列其中，而且是年龄最小的一名。这一年，他刚满16岁。
1920年8月，邓小平回到了广安，向母亲辞行。对于长子，母亲视为掌上明珠，母子感情笃厚。儿子要远离故土留学西洋，母亲似有预感是生离死别，起初说什么也不放儿子去。儿子和亲属们都来做思想工作，终于帮助淡氏以理智战胜了感情，同意儿子远行。母亲为儿子准备了行装，坚持把他一直送到船上。她没想到预感真的应验了。儿子这一走果然是母子的生离死别。从此，邓小平再也没有回过广安。1926年，淡氏思子心切，身心交瘁，不治而逝。当时，邓小平正在苏联学习。亲人们在淡氏的墓前立了一块碑，立碑人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她生前魂牵梦萦的长子邓小平。邓小平一生都怀念、感激他的母亲。
就这样，经过10年时间的刻苦学习，一步一个台阶，邓小平于1920年8月21日，和80多名川东子弟一道在重庆码头登上了开往万县方向的“吉庆”轮，沿宜昌、汉口、九江一路顺水东下，最后抵达上海，乘法国邮船“鸯特莱蓬”号驶出吴淞口，开始了他赴法求学的漫长旅程。
据考证，搭乘这艘邮船去法国的共有90名中国学生，为了节省，他们全部睡在底层的货仓里。这些学生年龄在15岁至25岁之间，全部是第一次出国。他们经中国香港、西贡、新加坡、红海、苏伊士运河、亚平宁半岛，历经39天，行程3万余里，于10月19日到达法国的马赛港。下船后，这批学生即转乘汽车，再行16个小时，终于到达了法国的首都巴黎。
对于人生第一次历经39天的远行，邓小平一直念念不忘。世界之大，天地之新奇，使这位第一次从封闭的四川盆地走出来的农家少年激动不已。行程中，每逢停靠一个码头，他都要上岸观光、猎奇。身临一个全新的境地，他看到了世界各地多种发展模式，他看到资本主义先进的生产力，听到新奇的观念，看到了他的家乡与外部世界的差距，萌发了许多新的念头。这些想法虽然是一闪而过，但对他后来的世界观的形成和革命实践均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旧址（历史图片）
1974年，江青等人借国产万吨轮“风庆”号远航归来之事大做文章，批评周恩来崇洋媚外，炮制了风靡一时的“风庆轮事件”。对此，邓小平十分蔑视。他多次在不同场合公开驳斥江青：“才一万吨的轮船，就到处吹。1920年我到法国去的时候，坐的轮船就有几万吨。”虽然“鸯特莱蓬”号邮船究竟有多大吨位说法不一，无法查实，但这件事却足以说明，第一次接触到的资本主义发达的生产力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印象。
当然，真正了解资本主义，还是他在法国生活的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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