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美国书业观潮

1959年，阿拉斯加和夏威夷正式加入美国，星条旗上加上了第五十颗星。美国人从此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16年后撤回时已经丢掉近5万名官兵的生命。也是在这一年，卡斯特罗领导古巴人建立新政权，从此一直威胁美国的“后院”，而苏联的赫鲁晓夫则破天荒地从“前门”访问了美国。第一批芭比娃娃在美国玩具博览会上首次亮相，而IBM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台晶体管计算机。同样是在这一年，一个年轻的肯尼亚黑人来到美国寻求他的“美国梦”，结果是：他的儿子、今年50岁的奥巴马已贵为美国总统。

当然，对美国图书出版业说，1959年同样是不寻常的一年。这一年发生的两件事影响深远，最值得一提：一是兰登书屋的上市，一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解禁。

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书业创业的好光景中，不管是兰登书屋，还是西蒙-舒斯特，都是一间房子两个人，一张桌子对面坐，就开办了自己的出版社。而贝内特·瑟夫和唐纳德·克洛普弗这两个合伙人，长期合用一间办公室和一个秘书，被传为书业佳话。他们一开始就拿很低的薪水，多年以后还比一些编辑和发行员低，因为他们宁愿把所有的钱再投入运营，因为他们享受的是“自由做事的乐趣”。但到了50年代末，他们都快60岁，临近退休了，要考虑的问题就不一样了。作为一家私营公司的两个合伙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公司到底值多少钱。从大的方面来说，他们希望他们所定的价值可以影响政府对出版业的正确估价；他们也希望走非常规发展之路，让兰登书屋尽快超越当时美国最大的出版社——双日出版社。从小的方面来说，他们也到了退休的年龄，事业发展的乐趣在逐渐淡化，他们希望给自己的孩子留下足够的非现金遗产，避免过高的遗产税。说到底，这都是人的贪念和自私在作怪。

可是包括他们在内的所有人没想到的是，这是给正处于鼎盛时期的美国书业注入衰退的因子。接下来，他通过并购克诺夫出版社、辛格出版社、潘塞恩出版社等，轻而易举地超过了，最后是收购了双日出版社，这个“家庭作坊”式的文化企业，成了美国最大的出版集团，可是自己也被不懂出版的美国无线电公司、只懂报刊不懂书业的纽豪斯集团先后收购，最后被从印刷厂起家的贝塔斯曼集团收购，贴上了德国人的牌子。而且他们的举动引发了美国书业的并购和合并狂潮，再加上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金融危机加速了这一进程，直接导致了美国出版业的衰落。那些闪闪发光的名字、那些黄金时代的弄潮儿：法勒-斯特劳斯-吉鲁、雅典娜神殿、圣马丁、维京、双日、哈珀、利特尔-布朗、巴兰坦、新美国文库、矮脚鸡等，大多龟缩于大集团的麾下，有的则干脆消失不见了。

1959年10月2日，兰登书屋股票的开盘发行价是每股11.25美元，第二天就涨到14元，最高时涨到45元。让瑟夫的心脏更受不了的是，他收到了超过100万美元的支票，发财了！可是他应该想到的是，股票市场总是有涨有跌，没有永远的牛市。才过了两年，兰登书屋的股票就跌倒了9元。瑟夫开始不敢白天出门，因为人们会说：“那就是没用的瑟夫，他的股票完蛋啦！”到了1965年，兰登的股票又涨到了17元左右。但是股市的动荡也时时威胁着瑟夫的心脏，1971年他不幸猝死。

再看看克诺夫出版社的创办人艾尔弗雷德·克诺夫吧！比瑟夫年长6岁，比他早10年开办出版社，因为早早交班，过起了快乐的退休日子，一直到1986年去世，活了94岁。

再则，瑟夫在自传《我与兰登书屋》中认为自己是“大公小私”，可那些忠心耿耿为他作书的编辑们并不这么想。1958年，贾森·爱泼斯坦因为双日出版社高层不愿接受出版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愤而跳槽到了兰登书屋，为的是这时的它是“一个非常快乐的地方”，百来人的员工通讯录印在一张明信片大小的纸上。办公室不仅属于编辑，也是作者的第二个家，那些任性的作者不用通报就可以见到编辑，可以晚上在办公室随意留宿。编辑们也不用经常开会，只是相互交换新闻和八卦。两位老板对编辑们总是那么尊敬，总是愿意放手让他们干，是因为编辑会帮助他们照顾好那些能下好蛋的母鸡。为了引进罗伯特·卢米斯，他们可以借钱给他买房子。而还钱的“卢米斯方式”就是连续50年对兰登书屋的创造力和贡献。因为瑟夫的大力感召，爱泼斯坦在此开办了“佳酿”书系，与纳博科夫、菲利普·罗斯、诺曼·梅勒、E.L.多克托罗、戈尔·维达尔这些大牌作者打交道，一直做到了编辑总监。他喜欢这里的文化氛围：亲密、轻松、自由、随意。但是1959年兰登书屋的上市，使得他的好梦变成了噩梦。他开始意识到：那种梦幻般的乐趣会越来越少了。

作为整个事情的始作俑者，瑟夫“再也感受不到自由做事的快乐了”“股票只要一下跌，他就痛苦地咬着白亚麻手帕的一角”。他常常去卢米斯的办公室，问他是否还快乐。实际上，他不仅毁了自己的快乐，也毁了编辑们的快乐，还有美国书业的快乐。

如果说兰登书屋的上市谈论的是出版的“形式”，《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出版与解禁关乎的就是出版的“内容”了。

当年30多岁的贝内特·瑟夫为了《尤利西斯》在美国的解禁，挑战图书审查制度，至今为人们津津乐道。1959年临近退休的他功成名就，考虑的是如何使自己、家人、合伙人活得更好。再做这样的事情，真的是有力无心，犯不着去冒这种大险了。但是，替他扛起美国出版业大旗的是同样30多岁的巴尼·罗塞特。

实际上，罗塞特并不喜欢也不了解从英国舶来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他钟爱的是美国作家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米勒1934年在法国写完《北回归线》后，在美国等多个国家被查禁。上大学的那一年，罗塞特在一个地下文学社里找到一本未删节的《北回归线》，完全迷恋上了它，并作为新生英语论文的主题。结果他的教授没看上，给了个“B-”。加上别的原因，他一气之下辍学了。

罗塞特认为，与《北回归线》相比，D.H.劳伦斯在书中表达的是“阶级意识”，有关“紧张激烈的性事”的描写并不令人心驰神往。只是劳伦斯在文学界的名气比较大，将来打起官司来，在法庭上更容易呈现其“文学”的一面。如果打赢《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解禁官司，再打《北回归线》的官司就好办了。(www.xing528.com)

1928年年初书稿完成之后，劳伦斯因为之前《虹》的被禁，一直为书稿的修订和出版为奔忙。他曾想把书名改为《款款柔情》（Tenderness），向大家表明该书的立论是“站在真正合乎道德和宗教的立场上的”，出版商奥瑞欧里只印了1000册限量版，无非是想低调一些，但是《约翰牛》杂志刊文仍然认为它“这种邪恶思想感情最充分的流露，玷污并亵渎了我国的文学”。第二年1月，英国警察当局因有伤风化查封了此书。而美国当时则没有出版商敢碰这本书，因此盗版横行，要么人们从欧洲偷偷带回来。后来，虽然克诺夫出版社在美国出版了此书，但是是删节版。

当年，瑟夫之于《尤利西斯》，是先取得作者詹姆斯·乔伊斯授权，再选定律师和法官，设法让该书被海关没收，通过判决解禁，然后出版。罗塞特的做法还是有所不同。

劳伦斯的遗孀弗丽达·劳伦斯-拉瓦格利就住在新墨西哥州的陶斯。他本来想首先取得弗丽达的授权，可是弗丽达还未来得及授权就去世了，劳伦斯的英国代理人又拒绝授权。巴尼下定决心自己出这本书。

十分凑巧的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文学教授马克·肖勒是研究劳伦斯的权威，1954年给罗塞特写信要求出版此书的未删节版。罗赛特有意识地在自己主办的《常青评论》创刊号上发表肖勒的《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文，希望引来足够的评论材料。随后，他就在美国出版了《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立即成了一本畅销书，是那年美国文学畅销书榜的第五名。可是这还不够，罗塞特千方百计想通过合适的方式成为被告。这个合适的方式就是通过邮局把这本书寄出去，这样一来它会被邮局扣押。邮局就会援引猥亵法令控告格罗夫出版社。那么他就有可能去挑战美国政府的权威。

本案的审理定于1959年5月14日进行，整整持续了一天。而为格罗夫打官司的就是著名律师查尔斯·兰巴尔。兰巴尔自身也喜欢这样的挑战，试图去推翻猥亵法令，让作者和出版商在美国广大读者中享有最广泛的声誉。兰巴尔向美国邮政部长清楚地表明：“引起性趣并不至于猥亵。”在法庭上，罗塞特阐述了该书的出版动机：“本人认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是一部伟大的著作，也是所有说英语的人们的一份重要精神财富。作为一个在自由市场上的出版人，本人也在寻求因出版好书而带来的刺激和挑战，还有可能营利的机会。”

著名文学评论家马尔科姆·考利也到庭作证，认为“劳伦斯在书中试图倡导婚姻中的性满足。这就是性描写贯穿全书的目的”。书中使用的所谓四字脏词，“对劳伦斯来说这种使用是必需的，而对于其他作家来说可能就不是必需的了；他的目的在于从性行为中剔除滥交，同时揭示出激情与爱意。你知道，这本书最初的名字是《款款柔情》”。

无视于包括考利在内的许多名人为此辩护，邮政局长仍然下令该书不能通过邮政系统发行。兰巴尔立刻提起上诉并且要求联邦法院受理此案。随着格罗夫出版社赢了这回又输了下回，上诉来来回回折腾了好几次。但是到1960年3月6日，案子最终有了了结。上诉法院准许出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此时的格罗夫出版社赚的已是盆满钵满。此案的审理不仅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在英国等其他国家的解禁扫清了道路，而且为格罗夫解禁《北回归线》以及其他类似图书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当然，美国书业的“元老们”对此很不以为然。他们认为罗塞特“弄脏了书业的脸面”。1969年，《生活》杂志发表了一篇传记文章，称罗塞特为“贩卖脏货的老东西”。确实的，此后美国的许多出版社把出版此类书籍作为生财之道，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然也使得美国人的道德底线一再被突破。这也成为美国书业在80年代迅速衰落的原因之一。

（原载于《粤海风》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