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京出版社畅销新书《美国书业观潮》势不可挡

杰奎琳和汤姆·金兹伯格从小就认识，彼此欣赏。金兹伯格认为她能够成为一名优秀的编辑。当然，金兹伯格记得父亲曾经警告过他把朋友带入出版社工作的后果，但他还是雇用了她。他回忆说：“人们对我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这只是一个公关噱头吧？’我说，‘是啊，如果能起到这个作用，也不错。可那不是我雇用她的真正理由。’他们又说，‘哦，那是为什么？’我说，‘我雇用她，是因为在任何一天和她共进午餐或晚餐的人都有可能为我们贡献一部书稿。’”

杰奎琳的头衔是“顾问编辑”（consulting editor），周薪200美元（年薪1万美元），一周工作4天。对她来说，这份年薪简直不值一提，出版业也不是能让人赚大钱的地方。但是她看重的是她喜爱这个职业，能够从中享受到工作的乐趣。维京是一家文学性很强的独立出版社，有索尔·贝娄、托马斯·品钦这样的大作家，她喜欢这样的氛围。

考虑到她之前的经历，杰奎琳不可能一开始就做策划编辑或者高级编辑；而考虑到她的声望和年纪，做助理编辑也是大材小用。老板的初衷是希望她能够利用自己的声望签到名牌作家和名人作者，具体的文字编辑工作自然有大把的人来做。而且，将这样一位名人延揽进出版社里，可以扩大维京的知名度，何乐而不为。

1975年9月22日是杰奎琳进社工作的第一天，她的到来引起了一场轰动。当时维京的每一位女员工都进行了精心的打扮，个个都很漂亮。杰奎琳走了进来，她穿着800美元的宽松长裤，还有300美元的衬衫，看起来好像要成为大家关注的目标似的。走道上全是蜂拥而至的人群。不止于此，据汤姆·金兹伯格的回忆，当时还有炸弹的威胁，安全人员和记者们都伪装成了信使。

不管别人怎么想，自进社的第一天起，杰奎琳就把自己定位为一个编辑，而不是出版社的华丽摆设。为了适应这份新工作，她向同事和朋友们积极求教。著名编辑纳恩·塔里斯（Nan A.Talese）先后供职于兰登书屋、西蒙-舒斯特出版社，有十多年的编辑经验。杰奎琳就让朋友安排与她见面，俩人一见如故，不仅谈了有关书籍出版的事情，而且还“讨论了很多关于孩子的话题，以及汲汲营营的纽约生活”。

戴安娜·弗里兰（Diana Vreeland）曾经担任《时尚芭莎》（Harpers Bazaar）和《时尚》（Vogue）的主编，还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任职，是美国时尚界的第一夫人。约翰·肯尼迪1960年就任总统后，她成为杰奎琳的时尚顾问兼首席设计师。杰奎琳利用自己的时尚触觉，为戴安娜·弗里兰出版了《俄罗斯风格》（In the Russian Style）、《巴黎新款服饰》（Inventive Paris Clothes）。阿尔·西尔弗曼曾任每月一书俱乐部董事长和维京出版社的主编。他回忆说：她来到每月一书俱乐部向我们展示一本她在书展上发现的《俄罗斯风格》。作者把这本书卖给维京出版社，不是因为杰奎琳的名人身份，也不是因为她在书展上的魅力，只是因为这本书本身很有吸引力。(www.xing528.com)

此外，杰奎琳还找前芝加哥神父尤金·肯尼迪出版了获奖传记《理查德·J.戴利的政治生涯》（Himself！ The Life and Times of Richard J.Daley）。她鼓励芭芭拉·蔡斯-里布（Barbara Chase-Riboud）撰写她的成名作《莎丽·海明斯》（Sally Hemings），该书描写的是托马斯·杰斐逊总统的奴隶兼情妇。这些成功的案例证明了杰奎琳偏好名人路线的编辑风格。

在维京出版社，杰奎琳低调的风格和对业务的学习给同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总的来说，她在维京的编辑生涯不太成功，当然和她缺乏出版经验、编辑直觉有关。编辑工作是一份沉下心来才能做好的工作，和繁忙的社交生活是相背离的。她需要不断地适应和调节。她提交的大多数选题都没有什么结果，据说她和同事们相处也不是太融洽。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让她彻底离开了维京出版社。

1977年，汤姆·金兹伯格准备购买杰弗里·阿彻（Jefrey Archer）的书稿《想刺杀美国总统的是谁？》（Shall We Tell the President ？），故事的场景设置在1984年，是个虚构的故事，那时的总统名叫泰德·肯尼迪，书中还有针对他的暗杀情节。金兹伯格怕敏感的杰奎琳难以接受这样的选题，来和她商量说：如果本社不出这本书，别的出版社也同样会出，而且杰奎琳不用接手这部书稿的编辑工作。

取得杰奎琳的谅解后，维京于同年10月出版了这本书。在星期天的《纽约时报·书评版》中，约翰·伦纳德对这本书进行了辛辣的评论，指责书中有关总统夫人的内容。而金兹伯格申明此书是由杰奎琳购买并出版的，《纽约时报》的评论认为杰奎琳必须对此事负责。第二天也就是星期一，她从维京出版社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