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特利布的独特编辑眼光，令他广受赞誉

世上有两类好编辑，其中一类就是好的策划编辑，能够帮作者寻定写作方向、分定章节次序、确定笔调主线，犹如舞台剧导演一样激发出演员最好的表演潜力。戈特利布当之无愧地位列其中。

在从事编辑职业的第二年，年仅26岁的戈特利布就因接手了约瑟夫·海勒的《第22条军规》而在出版界名声大噪。实际上，《第22条军规》原来的名字是《第18条军规》（Catch-18），不巧的是，当时的畅销书作家利昂·尤里斯（Leon Uris）也写了一部名为《米拉18》（Mila 18）的小说，同样准备在西蒙-舒斯特出版。相对与这位业已出版过一部超级畅销书（《出埃及记》）的著名作家，刚刚出道的海勒显然没有任何优势。戈特利布和海勒一起，几乎试遍了所有的数字组合仍未找到合适的书名。后来，戈特利布终于在一个辗转未眠的夜晚想到了“22”这个数字。从“18”改为“22”，其中的道路迂回曲折，但仍值得等待。原因是：22具有18或其他任何数字不具备的主题意义。在《第22条军规》中，所有的事都是成双的。尤索林两次飞越位于费拉拉的桥，他的食物两次被下毒，书中还有一章“一个目睹所有事情两次的士兵”，讲的是一位自我感觉能体验所有事情两次的牧师，尤索林能对快要死去的斯诺登说的是“那儿，那儿”，斯诺登唯一能回答的是“我能，我能”，等等。双数是一种文体工具，它能暗示事实必须的本质。没有东西是单独存在的、清晰明白的。题目由重复的数字组成（2代表双重性，又由两个2组成22），传达了一种《第18条军规》无法企及的意念。

戈特利布还建议海勒不急于出书，应该再花两年时间进行改写，越发使这本书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因为从头到尾只有戈特利布和他的助手读过。每次出版日期延后，戈特利布都聪明地加以处理，并再次加强别人的预期心理，然后偶尔透露一两段情节，登上诸如《巴黎评论》（The Paris Review）之类的高级文学刊物，吊足了大家的胃口。果然，这本书出版后大获成功，成了当代堪称“黑色幽默”的经典著作，而“第22条军规”也成了一个美国成语，被当成是专制权势的象征。

戈特利布广泛的阅读和对编辑工作的全心投入，使他能够即使不看作者的名字，也能精确把握每位作者作品的风格。早在20世纪60年代，多丽丝·莱辛就以《野草在歌唱》《金色笔记》等享誉文坛，深得出版商的青睐。到20世纪80年代初，莱辛陆续完成了两部长篇小说：《一个好邻居的日记》和《如果老年人能够……》。此时，早已功成名就的她想试试出版商出版她的作品，是因为她的名气还是她的作品本身。于是，她化名“简·索默斯”，把它们分别寄给了她在英国伦敦的两个长期出版商。没想到，编辑一看是无名小卒的来稿，看也不看就退回了稿件。1982年，莱辛的代理人又把书稿拿给戈特利布看，他一眼就看出其真正的作者就是莱辛。他说：“我刚一读就大笑了起来，因为这个笔调对我来说太熟悉了。”他不但答应这两本书不加声张地在克诺夫书局出版，还同意与莱辛一起保守秘密，静观事态的发展。果然，两本书问世后没有引起舆论的注意，书的销路极低，每本只有三千多册，根本不能和署名莱辛的著作同日而语。在两年后的1984年，莱辛把这两部小说合二为一，改称《简·索默斯日记》，以真名莱辛出版，各种报刊争相评价，一时洛阳纸贵，也让原来的出版商大为尴尬。戈特利布就此评价说，虽然每本只有三千册，但是实实在在的三千册。

戈特利布还常常以他的编辑直觉，就内容部署、情节设置以及提供选题等为作者提供各种建议。托妮·莫里森曾是戈特利布在兰登书屋的同事，他们的共事始于1973年她的第二部小说《秀拉》（Sula）。戈特利布1987年离职去《纽约客》担任主编之后，一位新编辑被派来负责与莫里森的合作。但是她的《爵士》（Jazz，1992）和《天堂》（Paradise，1998）也反响平平。而她的写作状态的恢复有一部分要归功于戈特利布的再次出现。戈特利布提醒她要恢复书中一个已被删掉的小人物，还让她放弃了一个主要人物说出的“一个异常优美的段落”（戈特利布觉得有点冗长），对于这个人物什么时候（或者是否）变成了鬼，戈特利布希望能描写得更清晰一点。他还鼓励她“要有开放的思想和无畏的精神”，冒一些险，比如在她的小说《所罗门之歌》中描写一个没有肚脐的女人。(www.xing528.com)

克林顿回忆录初撰的时候，克林顿曾经交给戈特利布一份150多页的书稿，里面几乎记下了所有他认识的人的事，后来又有150多页关于他对阿肯色州政界的介绍和他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与各种人的接触。戈特利布对此的答复是：“好家伙！这些很棒。但有多少是你编造的？这简直是故事。你不能在书里乱编，要讲实话。”虽然克林顿保证这是事实，但这些看上去像小说的部分无一例外地被删掉了。

为作者提供图书选题是一项有风险的工作，但在他的指引下，畅销书、长销书频出。正是戈特利布给查姆·波托克（Chaim Potok）推荐了《飘忽不定》（Wanderings）一书的构想；是他让安东尼娅·弗莱瑟（Antonia Fraser）写亨利八世6个老婆的故事；也是他劝说约翰·契弗把他所写的小故事集成一本有趣的书《约翰·契弗短篇小说选》（The Uncollected Short Stories of John Cheever），作者因此而获得1979年的普利策文学奖。

尽管很多编辑在对作者提出自己想法的时候会失败，但由于戈特利布自身的阅读经验，对作者的写作风格非常熟悉，又能对市场有精准的把握，他总能在愉快的合作中让作者接受自己的想法，双双把作品推向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