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1月,美国的艾奥瓦大学的中国研究生卢某在校园枪杀5人后自杀。这一事件震撼了美国校园甚至全美国。对于为什么发生这件事情,美国人和中国人的解释可能存在差异。
Morris和Peng(1994)在归因领域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对比美国人和中国人的归因差异。在实验室情景中,他们用同样的社会事件的卡通片(鱼群在水里游动)作为实验材料,让中国高中生和美国高中生进行归因。结果发现,中国高中生更多地把目标鱼的运动归因为外部力量,而美国高中生更多地把目标鱼的运动归因为内部力量。研究者认为,代表个人主义文化的美国人倾向于用个人原因来解释社会事件的发生,而代表集体主义文化的中国人则倾向于用环境或外部原因来解释社会事件的发生。研究者还对事件发生后两个月内两家报纸对卢某事件的归因进行了分析归纳。一家美国报纸(The New York Times)代表美国文化,一家中文报纸(World Journal)代表中国文化。结果发现,两家报纸对于悲剧的原因分析完全不同。美国报纸认为:卢某脾气坏,是一个邪恶的、危害他人的人;他脱离社会或反社会是他的人格所驱使的。但中文报纸认为:卢某与导师的关系紧张;他可能与其他亚洲学生一样,因过分追求学业成功而感受到太大的压力,成为尖子学生教育政策的牺牲品;如果环境不同,结果可能不同。由此可见,美国文化和中国文化对于同一事件的归因不同。美国人强调人格因素,中国人则强调环境因素。为了平衡研究,研究者还对另一悲剧(密西根的一名爱尔兰裔的邮政工人对老板不满,枪杀老板和几名同事、路人后自尽)的归因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不同文化下的两家报纸对此事的评论也具有上述区别。(www.xing528.com)
另外一项研究考察了同一社会中不同群体对违反规范的行为的反应(DeRidder,Tripathi,1992)。被试包括四个不同群体,其中两对群体来自印度,另两对来自荷兰。在同一国家的群体中,一组由经理和下属组成,另一组是当地对立的教徒。研究者向被试呈现一些假设情景(这些情景中有本群体或其他群体的成员出现的各种违反规范的行为,如插队、嘲笑他人信仰、保险诈骗、偷用公司汽油等),要求被试回答:看到这样的行为时本群体成员可能会如何反应?为了解释结果的差异,研究者根据四种背景变量收集数据:①感觉到的本群体的力量;②本群体以及其他群体的社会地位;③对本群体的认同程度;④对其他群体的态度。该研究发现,能够解释对违反规范的行为的反应差异的是每一对群体中两个群体的经济和社会力量,而不是认同和态度等心理学变量。很明显,回答者能够意识到自己以及他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这影响了他们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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