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击性行为与父母关系，文化心理学研究

我们把想要伤害或者危害他人的欲望称为攻击动机。无论我们生活在哪里，人身污蔑、口头攻击、愤怒报复、公开敌对以及许多其他形式的攻击行为都是我们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攻击动机有多种来源和起因，不可能用某一种理论解释。跨文化心理学家试图比较并结合现有数据形成一个全面的观点，同时考虑心理的、政治的、生理的、社会经济的和文化的因素，将他们与攻击动机和行为联系起来。

生物学家发现，当大脑缺少一种特殊的化学物质——含氮氧化物的时候，普通的老鼠也能转变成具有暴力倾向和性侵略倾向的“坏蛋”。同样的现象也见于人类。

尽管在心理上被预先设定为有暴力反应，但大多数个体仍然能够运用社会规范和文化要求去调控暴力反应。在暴力产物很少的文化中，人们会对任何形式的暴力和攻击都非常敏感并且抵制它。相反地，在一个通常采用暴力作为解决问题途径的社会，例如一个充满种族冲突的地区，人们就可能习得这种特殊的行为模式，将暴力行为作为一个社会准则。一些跨文化研究表明，暴力来源于社会制度或社会规则。当攻击行为具有有利价值，且暴力表现得到支持时，攻击会得到一定的增强。在这样的情况下，个体能从中获得力量和控制感，得到物质资源或者能够对抗挑衅。研究发现，来自同一个国家的儿童暴露于不同的社会情景之中时，可能会表现出不同的侵略行为模式。关于两个墨西哥地区儿童的一项研究发现，在暴力水平高的小镇上生活的儿童表现出两倍以上的暴力行为。生活在暴力频率高的地域的父母倾向于鼓励他们的孩子具有侵略性，并对暴力行为采取报复行动进行回应。而且在那些儿童被父母忽略、拒绝，缺少情感支持，父母对于儿童的攻击性行为漠不关心甚至虐待儿童的家庭中，儿童的攻击行为的水平更高。这项研究提供了一个互为因果的范例。一方面，危险的社会环境导致父母鼓励“自我保护”的暴力行为；另一方面，对于攻击行为的鼓励又创造了一种特殊的允许攻击行为的社会风气。然而，这项研究难以解释为什么仍有一些儿童和成人并没有使用攻击去对抗攻击，而是采用非暴力行为来维持他们的生活。

挫折-攻击假说将攻击描述为对挫折的主要反应。许多社会学家试图运用该假设来解释在广泛的挫折环境诸如贫穷、家庭破碎、迁移、城市化、失业和歧视状况下攻击行为的根源。不少研究发现，不良环境增加攻击，良好环境减少攻击。Staub考察了各种文化群体下侵略行为产生的多种原因，包括历史性的歧视、暴露于暴力情景、对权威的态度、教育的缺失、苛刻的待遇、家庭虐待以及失业等。其研究发现，暴力增长主要发生在黑人和白人相邻的贫困地区。研究者认为，在一个致力发展唯物主义价值观的社会里，个人的成功主要取决于个人能挣多少钱，以及个人是否能够获得权力和资源。当一切经济和社会成功的可能性都摆在眼前，但没有能力去利用它们时，人们可能会体验到一种无力感。在这样的心理背景之下，无力感可能进而导致挫折感和攻击。另外，如果个体接受男权主义的价值体系，他／她的挫折感能很容易地通过各种各样的攻击行为得以发泄。而且，研究者在分析美国城市里帮派横行的原因时指出，快速的社会变革时代导致家庭中传统的归属关系遭到破坏，很多青少年开始在别处寻找关联和归属，他们中的一些人最终成了帮派成员。

有一部分研究表明，攻击并不总是由潜在的挫折造成的。Albert Borowitz描述了一种渴望出名或自命不凡造成的特殊攻击症状，即Herostratos综合征。Herostratos综合征指一个人坚信生活欺骗了他，而对这种不公平感的唯一补偿方式是让他人痛苦。

在印度和美国，父母积极的情感与儿童攻击行为呈负相关。父母对儿童攻击行为的反应和控制方法是儿童攻击性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此外，惩罚并不是控制攻击的有效手段，而且，高水平的限制（低水平的容许度）反而可能导致身体攻击。(www.xing528.com)

在与攻击相关的众多心理因素当中，专家经常会提到自尊。一些研究者假设低水平的自尊与高频率的违法行为相关。然而，这个假设并不完全为跨文化比较研究所验证。例如，有人考察了三个族群来确定个体自尊是否与违法行为相关，结果发现假设仅对欧裔美国人有效，对非裔和拉丁裔被试无效（Leung，Drasgow，1986）。

攻击性也可能与社会能力低下有关。缺乏社会能力的儿童不知道如何去解决人际冲突、应对困难的社会情景和控制情感。

暴力冲动作为一种习得的反应模式是可以发展的。经常性的攻击行为可以通过观察他人的攻击行动习得。攻击能在儿童早期生活中的各种行为包括游戏中明显地表现出来。一个对美国、瑞典、德国和印度尼西亚的120个儿童进行的研究要求4岁的孩子分别用带有攻击性和不带攻击性的两个玩具讲故事，结果发现美国儿童讲述的故事比其他组包含了更多的攻击观念、攻击词和敌意词（Farver，Welles-Nystrom，Frosch，et al，1997）。美国儿童偏高的攻击性可能与其早期家庭经历或媒体暴力宣传程度有关。

不同文化对各种暴力和攻击行为的容忍阈限不同。例如，在一些西方国家，堕胎被认为是一种对婴儿的谋杀，会被处予刑罚；而在许多非工业化社会里，杀死婴儿并不被认为是犯罪。在某些文化群体中，以上帝或复仇的名义杀人被认为是恰当、值得赞许的。有人对美国历史上由南、北方人们互相敌视引发的攻击行为进行比较，发现南方人比北方人更可能误解和过高估计对手的攻击意图。一般来说，当攻击更多地来自团体内的权威而不是更低级别的团体成员或团体之外时，集体主义文化下的成员更能够容忍这些攻击。有一个研究比较了中国香港和美国的两个样本，发现中国香港人对具有较高社会地位者的攻击行为的容忍度高于对来自社会地位相同者的攻击行为的容忍度，而美国人却未出现这种现象。研究者认为这种差异的出现与中国香港人的集体主义和高权力距离的文化特征有关（Bond，Wan，Leung，et al，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