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心理学：后端校正基本情绪系统

1．原始表达规则研究

文化表达规则是控制普遍情绪如何表达的规则。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人类对适当地表达每一种情绪有潜在的规则。这些规则是人类从早期学习中获得的，决定了我们如何根据社会情况调整基本的情绪表情。

文化表达规则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调整表情：

①表达出来的情绪强度小于实际感受到的情绪强度（缩减）。

②表达出来的情绪强度大于实际感受到的情绪强度（放大）。

③不表达情绪（中性化）。

④表达一种情绪，同时用另一种情绪来修饰（限制）。

⑤用其他情绪表达来掩饰或隐藏真实情绪（掩饰）。

⑥实际上未感觉到情绪时模拟某种情绪（模拟）。

文化表达规则的存在得到了Friesen对美国人和日本人自发表达的研究结果的支持。在其研究中，研究者让美国和日本的被试观看让人产生压力的电影（例如在电影中有人的手被切割），同时在不让被试意识到的情况下记录被试脸上的情绪表情。研究有两个被试内实验条件。在第一个实验条件下，被试独自观察刺激。在第二个实验条件下，有一位年龄较大、地位较高的外人（“权威”）进入房间并要求被试再次观看电影。结果发现：当没有人在场时，同样的影片情节引发了跨文化高度相似的表情，不管美国人还是日本人都做出了痛苦的表情；当有其他人在场的时候，日本被试所表现出的消极面部表情比美国被试的少得多。这些研究结果表明，适当的表情取决于普遍的生物学情绪表达与文化定义的表达规则之间的相互作用。在第一个实验条件下，文化表达规则未被启动，美国人和日本人会表现出相同的表情。在第二个实验条件下，“权威”的在场启动了文化表达规则，迫使日本人微笑以免冒犯“权威”。(www.xing528.com)

此外，哭泣也是文化表达规则调节的内容。哭泣在埃及沙漠的贝多因人中被视为软弱的标志，而在其他伊斯兰文化群体中，比如在土耳其人中，被视为对特定情况的可接受的社会反应。

2．表达规则的跨文化研究

为了进一步研究表达规则，Matsumoto及其同事（Matsumoto，Yoo，Hirayama，et al，2005）创建了表达规则评估量表（DRAI）。在该量表中，被试需要对在不同的社会情景中体验到的不同情绪评估一种行为反应。在初步研究获得了该量表的可靠性和有效性指标之后，研究者用DRAI对30多个国家的被试施测，发现大多数国家被试的平均分都在中点左右，变化较小。这表明了表情调整的普遍规范。而且，所有文化中的个体对群体内的表达比对群体外的表达更认可。这表明了另一个普遍的影响。集体主义文化的情绪表达强度比个人主义文化的更低，表明通过调节情绪表现来维护社会秩序对集体主义文化的重要性。从总体上看，个人主义文化与强度较高的表达规范，尤其与积极情绪呈正相关。个人主义文化与群体内所有消极情绪的认可程度呈负相关，与群体外所有消极情绪的认可程度呈正相关。

一些研究者发现，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尼泊尔人等亚洲人通常不表现出负性的和自我扩张的情绪，因为他们不想损害与亲密群体共有的情感。其他一些研究认为，这是因为亚洲人的自我概念与其他文化中的自我概念不同。例如，亚洲文化及其他的一些文化比较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相互依存，因此对于同情、尊敬和羞耻这样的情绪，这些文化中的人都表现得比西方人普遍。总的来说，这些研究结果表明了文化与表情认可之间的一种相当细微的关系。这种关系随着情绪、互动和整体表情认可水平的变化而变化。

因此，尽管人类具有普遍相同的情感表达基础，但文化通过表达规则调节人类在何时以及如何使用情绪表达。情绪的面部表情受到普遍的生物先天因素和文化特定的、后天习得的表达规则的双重影响。当一种情绪被触发时，信息会被发送到面部情绪程序。该程序存储着每种普遍情绪的原型面部配置信息。这种原型配置构成了情感表达的普遍方面，具有生物学上的先天性。然而，信息同时会被发送到大脑中存储文化表达规则的区域。由此产生的表情代表了两个因素的共同影响。当表达规则不调节表情时，人们将会表现出情绪的通用面部表情。当社会文化被启动时，相应的表达规则可以起到中和、放大、扩大、限定或掩盖普遍表情的作用。

3．文化对情绪判断的校正

文化不仅校正人们的情绪表达，也可以校正个体对他人情绪的感知。例如，美国人比日本人更善于识别愤怒、厌恶、恐惧和悲伤，但在快乐和惊讶的识别准确率上与日本人没有差别。一些研究发现，个人主义文化与某些面部表情的识别率有着较高的相关性，并且与某些面部表情的强度等级相关。这支持了美国人（个人主义文化）比日本人（集体主义文化）更能识别负面情绪的假设。实际上，面部表情的绝对识别率存在很大的文化差异。有一项研究（Koelkebeck，Kohl，Luettgenall，et al，2015）采用高度模糊的日本面具照片作为情绪识别任务的材料，以德国人和年龄、性别、人格特质与之相匹配的日本人为被试。结果表明，与日本被试相比，德国被试的反应时更长，并倾向于给予面具更高的积极情绪评分。情绪识别率受到感知表情的文化习得解码规则的影响。感知表情的文化习得解码规则与表达规则一样，是人类在生命早期学习的文化生存规则，决定人们如何去识别他人的情绪表达。Hess等人（2016）比较了德国人和希腊人在对自发的情绪面孔（分为面孔单独出现、与情绪一致的其他面孔同时出现、与情绪不一致的其他面孔同时出现三种实验条件）评分上的差异，发现社会情景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两组的评分。集体主义文化程度较高的希腊人对被中性表情伴随的愤怒表情的强度评分最低，而对被中性表情伴随的悲伤表情的强度评分最高。在个人主义文化（德国）中，愤怒或快乐的伴随表情会进一步放大被试对愤怒和快乐表情的感知。Prado等人（2014）比较了澳大利亚白种人、澳大利亚华裔和中国人识别白种人和中国人面部表情的差异，发现在识别中国人和白种人的面部表情方面，澳大利亚白种人和澳大利亚华裔的准确率都明显高于中国人的准确率。该研究结果表明，相对而言，中国本土文化不利于面部表情识别能力的增强。

关于面部表情的情感体验的推理也存在文化差异。有研究者比较了美国人和日本人对表情的强烈程度和表达者实际感受的强烈程度的评分。美国人比日本人更看重外在表现，而日本人更重视内部体验。文化内分析结果显示，日本人在两种评级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而美国人在两种评级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他们对表情强烈程度的评分高于对实际感受程度的评分。虽然之前的研究将美国人和日本人在情绪判断和表达方面的差异解释为日本人压抑了他们的情绪表达强度，但这个研究结果表明，不是日本人压抑了情绪表达强度，而是美国人夸大了他们的情绪表达强度。另一项新近研究比较了生活在荷兰的有集体主义文化背景的人（中国交换生和印度尼西亚的移民）与有个人主义文化背景的人（荷兰本地人）在日常交往中的情绪抑制方面的差异，结果表明来自集体主义文化的人比来自个人主义文化的人更容易抑制情绪（Huwaë，Schaafsma，2018）。

近年来相关研究中的一个重点是考察情绪识别中的内群体优势。情绪识别中的内群体优势指个体识别本文化中他人情绪的能力强于识别外文化中他人情绪的能力。一些研究支持了这一优势的存在。例如，在一个新近的研究中，Zhang等（2015）比较了美国和中国大学生对群体内外成员从低程度到中等程度的愤怒、悲伤和快乐情绪的识别差异，结果发现美国人和中国人对组内成员情绪表达的评判比对组外成员情绪表达的评判更准确。Elfenbein和Ambady（2002）认为，内群体效应的产生是由于不同文化的人在表达特定情绪的情绪语言方式上存在文化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