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情绪系统前端校正

情绪系统前端校准的一个证据来自对情绪诱因的文化差异的研究。如前所述，相同类型的诱因通常会在不同文化中产生相同的情感。但是，文化差异存在于导致情绪产生的各种诱因的出现频率中。

例如，研究者将欧美人与日本人对比时发现：新家庭成员的出生、以身体为中心的“基本快乐”和与成就相关的情景对欧美人来说是更重要的快乐诱因；家人或亲密朋友的死亡、与亲人的物理分离以及消极的世界新闻更能引发欧美人的悲伤；陌生人情景和与成就相关的情景更容易引起美国人的恐惧；人际关系问题更容易给日本人带来悲伤；陌生人情景、陌生环境、交通状况和人际关系更容易引发日本人的愤怒。（Scherer，1997b）在近几年的一项研究中，研究者要求来自柬埔寨、日本、英国和美国的被试描述经历十种情绪时的情况或事件，结果发现美国被试的恐惧情绪与其他国家被试的恐惧情绪差异很大，美国被试所经历的恐惧情绪中还包含了快乐和不满情绪。研究者认为这可能与美国人喜欢观看恐怖电影之类惊心动魄的经历有关（Kikutani，Ikemoto，Russell，et al，2016）。巴西-美国的比较研究结果表明，不寻常的性和食物习惯的故事很可能引起巴西人以及教育程度较低的被试的厌恶反应。情绪诱因的文化差异性体现在很多方面。例如：大多数欧洲以及美洲人认为数字13不吉利，一些人甚至害怕住在门牌号为13的公寓中或者13楼，相反地，其他很多民族的人对这一数字并不介意；俄罗斯人不敢在花瓶里放偶数数目的花朵，因为偶数数目的花朵一般出现在葬礼上；与德国学生相比，数学考试成绩能诱发中国学生更高水平的焦虑情绪或更高水平的享受、自豪和羞耻情绪。

情绪评价过程也存在文化差异。例如，情绪对美国人的自尊和自信的影响比对日本人的影响更为积极。美国人将喜悦、恐惧、羞耻和悲伤的原因归咎于他人；日本人将悲伤的原因归咎于自己，把快乐、恐惧和羞耻的原因归咎于机会或命运。日本人比美国人更加认为在情绪被激发后不需要采取任何行动或行为。对于诸如恐惧之类的情绪，相信自己能以积极的方式影响情景的美国人比日本人多。对于愤怒和厌恶，更多的美国人认为他们无能为力，并被事件及其结果支配。对于羞耻和内疚，更多的日本人会假装什么都没发生，并试图想些别的事情。Stipek（1998）在一项涉及200名来自中国浙江和美国洛杉矶的学生的比较研究中检验了人们如何评价一些假定的情形。研究者向被试呈现了6个书面故事，其中一半的情形涉及被试自己：作为一个作弊被抓的人、一个期待被名校录取的人、一个参加体育比赛的人。另一半情形涉及被试的重要他人。研究表明：总体而言，美国学生倾向于把自豪归因于个人成就；相反地，中国学生更可能对利于他人的结果感到自豪。此外，与美国人相比，中国被试对他人成就表现出更强的积极情绪反应。研究者相信这些情绪体验的差异是中国人强调集体主义文化的结果。

关于情感评估规模最大的跨文化研究来自Scherer。在他的两项研究中，Scherer都报告了情绪评价的文化差异。首先，Scherer（1997a）向来自37个国家的被试呈现事先编好的反应量表，要求被试回想7种情绪经验（喜悦、悲伤、愤怒、恐惧、厌恶、羞愧和内疚），并要求他们回答是否希望这件事情再次发生、这件事情是否令人愉快、这件事情是否有碍于他们目标的实现等。研究者将这37个国家划分为6个地缘政治区域：北欧和中欧、地中海盆地、新大陆、拉丁美洲、亚洲及非洲。结果发现，各区域在评价过程中有很大的相似性，但拉丁美洲和非洲似乎与其他区域略有不同。Scherer（1997b）的进一步分析表明，对于除了快乐之外的所有情绪，非洲国家的被试对引发情绪事件的不公平性、外部原因和不道德行为的评分都高于其他地区的被试的评分。与其他地区的人相比，拉丁美洲的被试对不道德行为的评分较低。Scherer认为，这些差异可能与不同区域的城市化水平有关。(www.xing528.com)

有一项研究考察了在四种文化（德国、以色列、希腊和美国）中对违规行为进行反应的群体情绪表达（愤怒、悲伤、中性）的跨文化差异（Hareli，Kafetsios，Hess，2015）。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这四个国家的被试都认为愤怒是比悲伤或中性情绪更强烈的违规反应信号。但是相较于希腊和美国的被试，德国和以色列的被试愤怒和悲伤的情绪表达更激烈，和相关的规范联系更紧密，而希腊的被试认为悲伤更能作为违规反应信号。

总的来说，这些研究表明，虽然许多情绪评价过程存在普遍性，但文化影响人们对哪些事件产生情绪以及如何解释这些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