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关联性的跨文化研究：《文化心理学》的重要成果

在语言与行为研究中最重要、最经久不衰的争论就是语言与思维过程的关系。这二者的关系对于语言的跨文化研究尤为重要，因为每一种文化都与作为载体的某一特定语言相关联。文化如何影响语言？语言如何影响文化？这些问题一直是争论的焦点。

Edward Sapir和Benjamin Whorf在20世纪50年代首次提出Sapir-Whorf假设。该假设也称语言相对论假设（Linguistic Relativity Hypothesis）。该假设的核心论点是不同语言的使用者有不同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语言决定思维。由于不同的文化都有其载体——语言，这个假设对于理解语言对思想和行为的影响尤为重要。如果该假设成立，就说明语言的性质、结构和功能的差异造成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思维方式差异（如思维过程、联想、解释世界的方式和对事物的感知等）。这一假设还可进一步推论，多语者在使用不同的语言时，实际上可能采取不同的思维模式。

Sapir-Whorf假设被提出之后，许多研究开始重视语言与认知的关系，但是，已有研究结果相互矛盾，有些支持或局部支持该假设，有些则不支持该假设。

1．形状编码与分类

Carroll和Casagrande（1958）比较了纳瓦霍语（美国最大的印第安部落的语言）和英语对物品分类的影响。纳瓦霍语中存在一种特殊的动词语法，即根据动作对象（物品）的形状特征来决定动词的语法形式，而且，这种与物品形状匹配的特殊动词语法形式多达11种。Carroll和Casagrande认为这种重视物品形状的语言特征可能影响认知过程。在他们的实验中，他们比较了纳瓦霍语和英语儿童依据形状、类型或材料性质对物体进行分类的频率，发现纳瓦霍语儿童比英语儿童更倾向于按形状对物体进行分类。同时，在该研究中，他们还发现低收入家庭的非裔美国儿童的分类表现与欧裔美国儿童的分类表现相似。这一发现很重要，因为非裔美国儿童与欧洲裔美国儿童不同，他们并不习惯积木和板状玩具，但仍然表现出相似的分类操作。这为研究者将纳瓦霍语儿童和英语儿童的分类操作差异解释为母语语法影响的结果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支持。Carroll和Casagrande的这项研究为语言影响思维的假设提供了早期的支持，该假设亦为后来的一些研究结果所支持。

2．颜色编码与分类

Berlin和Kay（1969）认为：自然界中存在的颜色是连续渐进的，并且这些颜色是用一系列离散的范畴词汇来表示的。无论在光谱中，还是在人类感知中，都没有任何内在的东西会使颜色分裂离散开来。用词汇将连续的事物分类表达是英语结构的一部分。为了检验这个说法，Berlin和Kay研究了20种语言中的颜色词。他们要求在美国的在读留学生用他们各自的母语列出基本的颜色词，然后要求这些学生从一系列玻璃色片中识别出代表基本颜色词的最典型或最好辨认的颜色。Berlin和Kay发现，所有语言中的基本颜色词的数量都是有限的，而且，被选为这些基本颜色词的最佳例子的色片构成了颜色的“聚焦点”。例如，在描述蓝色概念的语言中，被试所选择的最好的颜色例子大同小异，都集中在蓝色连续体上的某处，出现了“聚焦”现象。这个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同的文化中，尽管人们的语言有很大的差异，但人们对颜色的感知方式是相同的。

之后，Rosch进行了一系列研究（Rosch，1973），证实了Berlin和Kay的发现。Rosch的研究考察了英语和达尼语（生活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伊里安贾亚高地的石器时代部落所使用的语言）中的颜色词汇的差异对颜色记忆的影响。这两种语言在基本颜色词的数量上有明显的不同：英语有多个颜色词汇，而在达尼语中只有两个颜色术语：mili，指所有“暗”和“冷色调”意义的颜色（如黑、绿、蓝）；mola，指所有“明亮”和“暖色调”意义的颜色（如白、红、黄）。Rosch认为，如果Whorf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达尼语贫乏的颜色词汇会限制达尼人辨别颜色和记忆颜色的能力。但是，其研究结果表明，达尼人对颜色的辨别和回忆与英语者相比并未出现明显差异，表明母语颜色词汇的差异不影响颜色知觉和记忆。

Berlin和Kay（1969）曾研究78种语言的颜色词，发现11个普遍存在的基本颜色词。有些语言如英语和德语使用11个基本颜色词，有些语言如达尼语只使用两个颜色词。此外，他们还发现了这些颜色词在不同语言中出现的规律：①所有语言都有关于白色和黑色的词。②如果一种语言有3个颜色词，那么其中一个词是红色。③如果一种语言有4个颜色词，那么其中就会包含绿色或黄色（但不是两者兼有）。④如果一种语言有5个颜色词，那么其中就会同时包含绿色和黄色。⑤如果一种语言有6个颜色词，那么其中就会包含蓝色。⑥如果一种语言有7个颜色词，那么其中就会包含棕色。⑦如果一种语言有8个或更多的颜色词，那么其中就会包括紫色、粉色、橙色、灰色或由这些颜色组合的词。

3．空间定向

人类主要通过视觉、听觉和前庭系统确定物体方位。当我们用眼睛环视周围时，环境中不同位置的物体在我们的视网膜上的不同位置会形成投影，从而提供了空间方位的信号。另外，由于我们的双耳之间大约有275厘米的距离，因此从不同方向传到两耳的声音有一个时间差和强度差，从而也能给我们提供空间方位信号。

问题是，共同的生理基础是否使所有文化中的人们有同样的空间方位观念呢？实际上，由于生活习惯的影响，不同文化中人们习惯采用的空间定向指标可能不同。例如，中国的南方人习惯用自己的身体定向，喜欢说左边、右边等；而北方人则喜欢用独立于观察者的以地球为中心的空间坐标为参照，喜欢说东边、西边等。(www.xing528.com)

Levinson（1998）发现，不同文化中的人在进行空间定向时所采用的参照物并不相同，其中印欧语系的人们确定方向是以自我为参照物的。Levinson设计了很多任务来确定被试记忆所面对的空间陈设时会采用相对参照系统还是绝对参照系统。其中一项任务是使用两张同样的卡片，且每张卡片上都有一个红色方块和蓝色方块。把两张卡片放在桌子上，使蓝色方块在一张卡片上的左侧，在另一张卡片上的右侧。研究者要求被试记住一张卡片，例如蓝色在右侧／南侧的卡片。然后让被试进入另一个房间，在桌子上呈现跟刚才看到的卡片相似的一对卡片，但方向转移180度，要求被试指出先前选择的卡片。研究结果表明，印欧语被试倾向于选择从自身观察的角度来说是同一位置的方块（例如蓝色在右侧），而偏好绝对参照系统的被试主要选择放在同一地球参照方向的卡片（例如蓝色在南侧）。该结果说明在不同语言系统中编码方位的不同影响了人们具体定向时所采用的参照系统。研究者还发现，澳大利亚土著的一个群体虽然习惯使用绝对参照系统，其母语中也存在某些自我参照定向词汇，例如“这儿”“那儿”“来”“走”这样的词，但是其母语中缺乏英语中常用的自我参照的区分左和右的词汇。

巴厘语中的定向与西方的自我参照定向差别很大。这种语言中存在区分左和右的词汇，但仅用于指与身体接触的物体。在多数时候，巴厘人的参照系统是以地球为中心的上／下轴定位，也就是绝对参照系统。另外一个轴与上／下轴垂直，对应于太阳的升起／降落。但当人围着岛转时，这种坐标系统就会发生变化。巴厘人生活的很多方面都是根据这种定向系统组织的，如村庄和寺庙坐落的方式、建筑群的结构形式、睡觉的传统方向等。在巴厘人的日常语言中谈起空间方向时，主要的参照系统是绝对参照系统，自我参照的描述如左、右、前、后非常少。

与前面介绍的研究不同，一些研究发现，人们所采用的空间定位参照系统取决于任务，与语言无关。例如，有研究发现，对于容易用语言编码的任务，年幼儿童（4～9岁）主要使用绝对参照系统来描述方位，这与80%的年长儿童（7～15岁）和成人的情况是一致的；对于不容易使用语言编码的视觉性的任务，无论儿童还是成人，都会随着任务的要求，或者使用绝对编码，或者使用相对编码。有人在印度和尼泊尔以受过和未受学校教育的545名儿童为被试进行了类似的研究。研究中的儿童有的来自恒河平原的一个村庄，有的来自尼泊尔的山区，还有的来自城市。研究者发现，来自不同生态环境的儿童所采用的空间定向模式有显著的差别，而且他们所采用的空间定向系统显著受任务性质调节。总的来说，这些结果并不支持Sapir-Whorf假设。

4．运动事件的表述

对于不同的运动事件，语言的表述方式有着很大的区别。这些区别是否影响人类的认知活动，是心理学家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Talmy（1985）最早提出，运动事件包括运动本身、实体、场所、路径和方式等五个成分，其中，路径是运动事件的核心图式。Talmy（1991）提出，英语、德语、俄语、瑞典语、汉语主要以动词编码运动的方式，且以小品词这种动词的附属成分编码路径。这类语言叫作附加语架构语言（Satellite-framed Language）。例如：The girl ran outof the house．在这个句子中，ran作为主要动词，编码了运动方式，而out作为一个小品词，编码了运动的路径。西班牙语、现代希腊语、日语、土耳其语、北印度语、希伯来语以动词编码运动的路径，而以动名词编码运动的方式。这类语言叫作动词架构语言（Verb-framed Language）。斯洛宾等提出，语言还存在第三种类型，即等义架构语言（Equipollently-framed Language）。该类型语言使用多个动词分别编码方式和路径。

在上述语言现象中一个与语言关联性有关的问题是：不同语言的学习和使用者是否对方式和路径的细节给予不同的注意呢？一项研究考察了英语和希腊语表述路径和方式的选择是否影响说话者对运动事件的记忆和分类。在实验中，研究者要求以希腊语和英语为母语的儿童和成人记忆图片；并把这些图片与改变了运动路径或运动方式的图片混在一起，要求被试判断图片的异同。结果发现，两组儿童对运动路径和运动方式的记忆成绩没有差别。这表明在运动路径和方式方面的跨语言差异不能改变人的记忆活动，从而否定了语言关联性的假设。在另一个研究中，研究者采用类似的任务，要求被试选择跟样本图片一样的图片，并用语言描述所有场景。结果再次表明，尽管英语被试更倾向于使用方式动词描述，希腊语被试更倾向于使用路径动词描述，但这种语言差异没有产生记忆成绩的差别。

Gennari等（2002）的一项研究考察了英语和西班牙语编码运动事件的不同方式是否影响非语言认知任务。首先，他们要求被试用各自的母语描述运动事件，然后考察他们再认记忆和相似性判断的成绩。结果并未发现语言特征对再认记忆和相似性判断成绩的影响。

总的来说，完全支持Sapir-Whorf假设（强假设）的已有研究很少。语言对思维或认知的影响程度或许并未达到该假设认定的程度。相比之下，支持Sapir-Whorf假设（弱假设），即表明语言对思维或认知存在一定的影响的研究数量较多。

Pinker在一篇综述中驳斥了Sapir-Whorf强假设，指出支持该假设的早期研究存在许多致命的缺陷，并进一步指出人们可以不用语言进行思考，所以思维不受语言控制。例如，缺乏语言能力的失聪儿童能进行思考，并且很快能自己发明交流方式。一些自闭症患者童年时没有语言能力，但仍能进行抽象思维。还有证据表明没有语言能力的婴儿仍能做非常简单的算术思考。这些证据都表明思维不仅是由文字和语言组成的，也可以通过视觉加工和非语言的方式来进行。

对Sapir-Whorf假设的验证存在多种层次。Fishman（1960）曾提出验证该假设从简单到复杂有4种层次，其中最简单的是考察不同语言的词汇或语义差异对言语行为的影响，其次是考察不同语言词汇或语义差异对非言语认知行为的影响，再次是考察不同语言的语法差异对语言行为的影响，最复杂的是考察不同语言的语法差异对非言语认知行为产生的影响。目前对于第一层次的研究数量较多，而对于最复杂的第四层次的研究数量很少。对于证实Sapir-Whorf假设而言，第四层次的研究也许能提供最有力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