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语言习得的深远影响

所有人类都有获得语言的普遍能力。虽然语言习得的确切机制尚不清楚，但所有婴儿都能够发出相似的声音。因此我们可以说，所有婴儿在跨文化背景下都能产生相似的音素。通过与他人的互动，婴儿产生的声音被不断地塑造和加强，其中某些声音被强化，而某些声音被渐渐丢弃。这些基本的声音与语素联系在一起，逐渐合并成词汇和句子。实际上，在有限的音素和声音的基础上创造出无限意义的表达正是人类与非人类的不同点之一。

文化在人类很早的发展阶段就影响语言的习得，影响音素和语素的形成，并且影响词汇的创造。文化规定了单词的发音规则，并将它们组合在一起形成符合语法和句法的表达。文化还影响了从词语和陈述中派生的意义规则，及其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中的使用规则。可见，文化对语言的影响十分深远。

人在使用一种语言的同时，也被深深地打上了文化烙印。语言的情感、联想、内涵和细微差别既影响着文化，也受到文化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体通过语言接触到了文化的精髓，在使用语言时，又强化了该语言的文化概念。因此，可以推论，学生在进行第二语言学习时，如果能了解该语言背后的文化知识，那么这个学习过程与仅仅进行语言学习相比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事实上，这确实是在第二语言教育中逐渐普及的一种观点。

语言获得是人类个体学习和掌握特定的语言符号系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儿童的语言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展：刚出生的婴儿不会说话，随着成长他们首先习得母语的发音，然后说词，最后才说句子。不同语言和文化中的儿童是否遵循同样的语言获得规律？

1．语言习得的普遍规律

人类是否先天具有获得语言的能力？这是关于语言获得的一个根本问题。著名语言学家Chomsky提出，人类各种语言中存在一种共同的普遍语法，而人在出生时就已经具有了普遍语法的心理表征。人类先天具有“语言获得装置”，使人能按照普遍的程序获得语言。Chomsky的“语言获得装置”理论尚未得到科学研究的证实，但他所提出的人类语言具有共同的语法以及人类可以按照相同程序获得语言的观点得到了跨文化研究的支持。

已有研究发现，不同语言确实存在一些普遍语法特征。例如，任何语言中都没有宾语—主语—动词这样的词序，这是对词序的约束。同样，所有的语言中都有名词和动词。还有标记负性情感意义词现象。词具有一定的情感意义。具有积极情感意义的词运用得更频繁、更广泛，因此这些词经常不被标记；具有负性情感意义的词运用得较少，因此这些词需要被标记。例如，英语中一个明显的例子是音素前缀“un”（如unhappy或unfair）。研究者在几十种语言中都发现了标记负性情感意义词这一共同特征。

更多的研究发现，人类获得语言的过程也具有普遍性。一般来说，人类语言的早期发展分为前言语阶段、单词句阶段和多词句阶段。前言语阶段包括咕咕发音、咿呀学语和模仿语言阶段。每种语言获得的具体过程中由于其独特的语言复杂性都会表现出复杂的、独特的发展模式，但上述阶段发展顺序普遍存在于不同母语学习过程中。

2．音素获得与文化

音素是言语可识别的最小单位，如单词sad和bad通过第一个音素进行区分。某种特定母语者通常可以毫无困难地正确区分母语中的音素。有趣的是，人们可以准确区分属于不同音素范畴的两个声音，却难于区分在声学上具有同样的区别但属于同一音素范畴的两个声音。

不同的语言中所使用的音素集合并不完全相同。例如，英语中有两个辅音“l”和“r”，但这两个声音在日语中没有区别。阿拉伯语中有一个送气音“b”，但英语中没有这个音。当向被试呈现人造音时，被试会根据他们母语的语音范畴对这些声音进行归类。例如，英语被试可以区分“d”和“t”，而泰国被试能够区分“d”“t”和送气音“t”；美国被试能够很好地区分“la”和“ra”，而日本人却很难进行区分。(www.xing528.com)

有研究表明，婴儿在发出连续言语之前已经能够区分音素范畴。他们甚至能够区分周围环境中成人语言中所没有的音素范畴。在发展的过程中，区分超出母语范畴的音素的能力由于再也用不到，就逐渐消失了。如果他们日后需要学习第二语言，区分母语之外的音素范畴就变得相当困难了。

3．词汇获得与文化

从大约6个月开始，婴儿开始发出像言语一样的声音，即咿呀语。这些声音已经与语音差别不大。大约1岁左右，婴儿开始使用词（例如总是指着某物体或做某动作时发出同样的音），而且已经受到母语语音范畴的限制。之后，语言的发展有一个巨大的加速期，婴儿每天掌握的新词汇最多能达到10个。

词汇习得方面具有较大的跨文化差异。Gentner（1982）考察了英语、汉语、德语、日语、土耳其语、卡鲁利调六种语言的儿童的早期词汇，发现在所有语言中，名词的比例都是最高的。后来这种现象被称为“名词优势偏差”。Gentner提出一种自然分割假设来解释这种现象，认为动词和名词获得比例之所以有差异是因为具体概念（如人物、客体）与谓语概念（如行为、状态改变或行为关系）在知觉和概念上有差别。名词获得之所以早于动词获得，是因为名词对应的参照物或概念范畴要比动词简单。

如果名词优势效应的原因如Gentner所解释的，那么这种基于概念和知觉的现象应该存在于所有的语言中。然而有一些研究发现，并非所有的语言中都存在名词优势偏差，不同语言之间有一定的差异。Choi和Gopnik（1995）发现，韩语儿童说出动词的时间相当早，有的儿童说出动词的时间甚至早于名词。而且韩语儿童早期词汇中的动词比例比英语儿童的高。Kim等（2000）也发现，英语儿童与韩语儿童的早期词汇中名词比例都高于动词，但是韩语儿童的动词比例与名词比例更接近，且显著高于英语儿童的动词比例。Tardif等研究者（1996，1999）发现，汉语儿童说出的动词比例显著高于名词比例。名词优势偏差在不同语言中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在不同语言文化背景下父母与婴儿进行言语交流时对名词和动词的强调有所不同。

掌握词汇后的下一跃进是根据语法和句法规则把词组合成句子。刚开始婴儿只能说双词句，然后话语的平均长度逐渐增加。研究表明，语法复杂性的跨语言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不同语言获得的年龄。例如，阿拉伯语的复数标志比英语的更复杂，阿拉伯儿童获得复数表达能力的时间也晚于英语儿童。

在西方文化中，人们把跟婴儿互动的时间看成教婴儿认识物体的机会。成人不断与婴儿互动有助于婴儿更早习得更多的物品词汇。在东方文化中如在中国和日本，家长很强调社交礼仪的养成，如见到长辈时会教婴儿跟叔叔阿姨说“再见”之类的话。Shaffer（2005）提出，日本、中国以及韩国更重视社会和谐，因此儿童对动词和与人际关系／社会交往有关的单词的习得比美国儿童要早。

4．其他语言技能的获得与文化

儿童要顺利地交流，需要全面掌握语言的各个方面，包括韵律（如言语的音调模式）、语用（如转换话题、问候）、肢体语言模式等。在现代社会中，还需要学习阅读和书写。在字母语言中，词的书写往往与发音（音素）相对应，而儿童往往会意识到这一点，这叫作语音意识。然而传统汉字的书写与象形结构对应。Holm和Dodd（1996）研究了以英语为第二语言的澳大利亚留学生英语学习的情况，结果发现，来自中国香港的留学生对声音和字母之间对应的意识明显弱于来自中国内地和越南的留学生。这是因为来自中国香港的留学生在其本土学习的是传统汉字，而来自中国内地和越南的留学生都熟悉书写拼音（用罗马字母来表示发音的一套系统），这有助于中国内地和越南留学生运用语音意识。与之相似，Huang和Hanley（1995）的研究发现，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英国的8岁儿童语音意识任务成绩更多地与学习和阅读英语经验相关，而不是与学习和阅读汉语经验相关。学习和阅读汉语经验更多与视觉技能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