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心理学：年龄和文化对记忆的影响

人们有一种传统看法，认为来自无文字社会的个体的记忆能力更强，因为他们不能用笔记录事情，只能用头脑来记忆。Ross和Millson为了检测上述看法的真伪，比较了美国和加纳的大学生记忆有声读物内容的差异，发现在总体上加纳大学生对故事内容的记忆效果确实比美国大学生的好。但Cole等人（1974）的研究发现，在记忆词条时，来自无文字社会的非洲被试并不比来自有文字社会的被试表现得更好。这说明记忆能力在有文字文化和无文字文化之间的差异可能仅限于有意义的语言材料。

在记忆研究领域里最著名的一个现象就是序列位置效应：在一组记忆对象中我们记得最清楚的往往是第一个对象（首因效应）或最后一个对象（近因效应）。早期的跨文化比较挑战了这种效应的普遍性。例如，Cole和Scribner（1974）发现利比里亚的格贝列（Kpelle）部落居民的记忆没有出现序列位置效应。Wagner（1981）认为序列位置效应产生的原因在于默声重复行为这种记忆策略，而这一记忆策略与学校教育有关。为了验证这一假设，他比较了摩洛哥受过和未受过学校教育的儿童的记忆情况，发现受过学校教育的儿童确实表现出更大的首因效应。Scribner（1974）考察了受过教育和未受过教育的非洲人记忆单词表的情况，也发现同样的结果。但是，受过教育的非洲人记住的单词数量几乎与美国被试的一样，没有受过教育的非洲人能记住的单词很少，所以Scribner研究结果的影响因素到底是文化差异还是单纯的教育差异，或者二者兼有，不得而知。

跨文化研究也发现了一些稳定的记忆现象。例如，随着人们年龄的增长，记忆水平往往会下降。这种记忆水平随着年龄增长而下降的趋势在不同文化中是一致的。另一个稳定的记忆现象是后视偏差。它是指个体在发现真实结果后调整相应记忆的过程。例如，当要求人们猜测罐子中的珠子的数量时，他们可能会说350颗。当他们后来发现实际数量是687颗时，他们可能回忆说自己原来估计的是450颗。尽管Choi和Nisbett（2000）曾汇报韩国人表现出比美国人更多的后视偏见，但Heine和Lehman的研究（1996）未发现日本人和加拿大人之间有后视偏见程度差异。一项研究对比了来自亚洲、澳大利亚、欧洲和北美的被试，也没有发现后视偏见上的文化差异（Pohl，Bender，Lachmann，2002）。这表明后视偏见可能是跨文化稳定的一个回忆现象。(www.xing528.com)

上述研究涉及与自我无关的记忆材料。那么与人们的自我有关的内容，如时代重要事件，是否存在跨文化差异呢？在两项研究中，Liu和他的同事（2005，2009）询问了24种文化背景的被试对“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和“在过去的1 000年里世界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的答案，发现人们对这两个问题有很大的跨文化共识。被试汇报的事件集中在最近的过去，围绕政治和世界战争。被试汇报最有影响力的人是希特勒。近因效应非常普遍，72%的被试汇报的事件和78%的被试汇报的人物都发生和出现在过去100年以内。

Wang及其同事对自我相关的情景记忆进行研究，发现了有趣的文化差异。情景记忆是对过去某个特定时间和地点发生的特定事件的回忆。这些研究者发现，在进行自传式记忆（即对自己经历的生活历史的记忆）时，欧美的成人与儿童往往比亚洲和亚裔美国人有更多的情景记忆（Wang，2001，2004；Wang，Ross，2005）。在一个研究中，研究者要求加拿大和中国的8岁、11岁和14岁的儿童回忆他们上学前发生的早期童年事件。在所有年龄组中，加拿大儿童产生的情景记忆比中国儿童的多，文化差异随年龄增长而增加。而且，上述差异与儿童的认知或记忆能力、语言能力和描述风格、表达方式、生活经验及测试方式等因素无关，而与自我建构、情绪认知和人际认知的文化差异有关。例如，集体主义的被试的自传式记忆中有更多关于参加社会活动、与人互动的情景记忆，而个人主义的被试的自传式记忆中则有更多将自己与他人区别开来的情景记忆。其他研究发现，中国被试受到个人主义观念启动的影响时，在与“母亲”概念有关的记忆再认任务中的表现更差（Sui，Zhu，Chiu，2007）。这表明个人主义观念的启动妨碍了他们与重要社会关系人有关的认知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