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视错觉研究及其影响力

1．视错觉

视觉感知的跨文化研究表明，文化对感知觉有着巨大的影响，其中重要的研究成果来自Segall，Campbell和Hersokovits对视错觉的研究（1963，

1966）。

视错觉是一种对物体外观的视觉感知和实际物体之间存在明显差异的现象。最著名的视错觉之一是Mueller-lyer错觉（见图5-1），即使在确知两条线段实际长度一样时，人们仍然会看到两个箭头向内的线段比两个箭头向外的线段更长。另一个众所周知的错觉是水平-垂直错觉（见图5-1）。当被试被要求判断哪条线更长时，他们通常会认为垂直线更长，其实两条线的长度是相同的。第三个例子是Ponzo错觉（见图5-1）。当被试观看此图像时，他们通常会报告靠近对角线原点的水平线比远离对角线的水平线长，虽然它们的长度是相同的。

图5-1　常见视错觉

目前有几个重要的理论可解释为什么视错觉会产生。其中之一就是木匠化世界理论。该理论认为人们（特别是美国人）更习惯于看到形状为矩形的东西，并且会无意识地期待物体有着方形的角落。如果我们看到一所房子，即使它由于光线折射的原因无法在眼睛上形成直角，但是我们仍将它看成是一个有方角的房子。在Mueller-lyer错觉中，我们倾向于将这些线段看作具有方角的物体。我们知道看起来大小相同但距离不同的东西实际上是不同的，因而自动地在知觉过程中认为两个箭头向外的线段更小，相应地就缩短了线段距离。另一个理论是前平预缩理论能解释水平-垂直错觉的产生。我们之所以觉得垂直线较长，是因为经验告诉我们，垂直线一般离自己较远，而离我们越远的固定长度线必然更长。

这两种理论有一些共同点。第一，二者都假设经验影响知觉。我们感知到的事物其实是物体将光线反射到我们眼睛的方式和我们如何看事物的学习经验相互结合的产物。尽管学习可以让我们在多数时候正确地识别事物，但它也是导致我们出现视错觉的原因。第二，它们共有的理念是我们生活在一个三维世界中。这个世界以二维方式投射到我们的眼睛中，因此我们需要根据距离和深度两个线索来解释视觉。

许多跨文化研究挑战了我们关于视错觉的传统观念。

1905年，_Rivers在英格兰、印度农村和新几内亚比较了群体的Mueller-lyer和水平-垂直错觉状况。他发现英国人比印度人和新几内亚人更多受Mueller-lyer错觉影响，而印度人和新几内亚人比英国人更多受水平-垂直错觉的影响。这些结果让Rivers感到十分震惊，因为欧洲人和美国人相信印度人和新几内亚人更原始，比受到更多教育的英国人更容易被视错觉愚弄，但其实际研究结果表明错觉的影响因文化而异，而不是因受教育水平而异。

木匠化世界理论和前平预缩理论都可以用来解释Rivers的研究结果。英国人更习惯于规则的形状，而印度人和新几内亚人更习惯于圆形和不规则的物体。因此，在Mueller-lyer错觉中，英国人倾向于将物体看作朝向或者远离他们的有方角的物体，印度人和新几内亚人也会产生相同的感知错误，但倾向程度较小。此外，印度和新几内亚的建筑更少，不容易阻挡远距离景观，印度人和新几内亚人比_英国人在视觉距离判断中更多依赖深度线索，因此他们更有可能将水平垂直的图形看成三维的，因而误判了线段长度。

Rivers的研究结果也可以用第三种理论来解释，即三维表征经验理论。受过现代教育的西方被试有大量的观看图片的视觉经验，因此有许多三维表征的经验。没有受过现代教育的新几内亚人和印度人只有现实生活的视觉经验。新几内亚人和印度人不太可能被Mueller-lyer错觉愚弄，因为它对他们来说更陌生，但他们更容易被水平-垂直错觉欺骗，因为它更能代表他们的生活方式。为了验证这个理论，Segall及其同事（1963，1966）比较了3个来自工_业化国家的群体与14个来自非工业化国家的群体在Mueller-lyer和水平垂直错觉上的表现，结果发现Mueller-lyer错觉效应对工业化群体更强，而水平-垂直错觉效应对非工业化群体更强。该研究的结果基本支持了Rivers的研究结果，但是也包括无法用前面三种理论来解释的一些结果，例如，老年被试几乎不发生视错觉效应。这个结果出现的原因可能是老年人比年轻人有更多的时间来了解环境，因此他们的错觉效应随年龄的增长而减弱。Wagner（1977）考察了两个不同版本的Ponzo错觉效应在一群来自城市或农村且接受过或未接受过教育的被试之间的差异。一个版本的Ponzo错觉图为简单图形，与图5-1中的例子一样；另一个版本的图形是复杂图形，即Ponzo错觉图被镶嵌在一个完整的图形中。Wagner发现，在简单Ponzo错觉图上，错觉效应随年龄的增长而减弱；在复杂Ponzo错觉图上，错觉效应对于城市人和接受过教育的人而言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强。这项研究为研究城市环境和学校教育对Ponzo错觉的影响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有些研究者试图使用生理原因来解释视错觉的发生。例如，Pollack和Silvar（1967）的研究表明，Mueller-Lyer错觉效应与视觉上检测轮廓的能力有关，这种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弱。他们还指出，随着人们年龄的增长，暴露在阳光下的时间越长，眼睛的透光性越差，这可能会影响人们感知错觉中的线条的能力。此外，他们还发现不同种族的视网膜色素沉着程度与轮廓检测能力有关。非欧洲人有更多的视网膜色素沉着，所以更不善于检测轮廓。但是，Pollack和Silvar界定种族的概念和方法模糊不清，影响了他们的结论的可靠性。

Stewart（1973）指出，为了检验种族理论和环境学习理论哪个更合理，需要直接对比种族和环境的影响，不能在研究中将二者混为一谈。Stewart首先测试了生活在同一个美国城镇（伊利诺伊州的埃文斯顿）的黑人和白人儿童的Mueller-lyer错觉效应，发现两个种族群体之间没有差异。然后，Stewart对生活在赞比亚城市（“木匠化”环境）和农村（非“木匠化”环境）的小学儿童群体进行了比较，发现，错觉效应取决于孩子们的生活环境的“木匠化”程度。Stewart还发现，错觉效应随年龄增长而减弱，表明学习经验和生理因素也对之起作用。(www.xing528.com)

Hudson（1960）进行了一项有趣的研究，表明文化差异对感知的影响。他让班图部落成员观看一些与他们日常生活内容相关的图片，发现班图人观察图片的方式与美国人不同，尤其表现在他们很少使用相对大小作为深度线索。例如，在图5-2中，大多数美国人会看到一个猎人以前方的羚羊为长矛投掷目标，而大象站在背景小山上。然而，许多班图人认为图片中的猎人正准备刺杀小象。Hudson认为上述班图人与美国人的深度感知差异与教育和接触欧美文化程度有关。在欧洲学校接受教育或对欧美文化有接触经验的班图人观看图片的方式与美国人一样，反之则不同。McGurk和Jahoda（1975）的研究也得出近似结果，他们发现不同文化背景的孩子（4～14岁）看事物的方式不同。例如，苏格兰儿童在描述一张一个妇女和一个儿童站在不同相对位置的图片中的空间关系时比加纳儿童更准确。

图5-2　Hudson（1960）的深度感知图片

前面介绍的研究总体上支持文化影响感知的观点。然而，一项较近的研究结果（Biederman，Yue，Davidoff，2009）并不支持这个观点。该研究比较了辛巴人（生活在纳米比亚西北部偏远地区的半游牧民族）与美国人对发达社会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的工业制成品的反应。研究者设计了一个样例匹配任务。在该任务中被试需要从两个图形选项中选出一个与目标图形一致的答案。该研究所使用的图形包括城市环境和自然环境中常见的图形。研究结果表明，辛巴人和美国人在样例匹配任务的操作成绩上并没有差异。研究者据此认为，人类可能拥有不受文化调节的感知不规则人为图形的基因倾向。

此外，有研究者质疑文化影响感知相关研究的可推广性。例如，大多数视觉感知和光学错觉的研究一般都用二维方式来呈现刺激：或者画在纸上，或者投射在屏幕上。使用这些类型的刺激可能确实会发现深度感知中的文化差异，但这些效应未必对真实的三维世界同样有效。

还有研究者认为动机差异可以解释文化影响感知的相关研究结果，也就是说，不同文化的人可能有不同的动机去感知某些类型的物体，或者以某种方式去感知它们。有一项研究证明了这一效应（Broota，Ganuli，1975）。在该研究的预先训练阶段里，生活在印度的印度教儿童、穆斯林儿童和美国儿童观察了一些人脸照片。每张照片随机给被试带来奖励或惩罚。然后在测试阶段里，研究者要求这些儿童再次观察人脸照片，判断照片中的人的性格。研究结果表明，印度教儿童和穆斯林儿童更善于感知与惩罚条件相关的面孔，而美国儿童更善于感知与奖励条件相关的面孔。这说明，文化影响了人们的动机（对奖励或惩罚的敏感性），进而影响了他们的感知。

2注意

已有研究表明，文化影响人们最初的注意点。Masuda及其同事在这个领域做了大量研究。例如，Masuda和Nisbett（2001）要求美国和日本的大学生观看图5-3A中的动画场景。每个场景播放两次，持续时间为20秒。紧接着研究者要求被试尽可能多地回忆场景中的物体。研究者将被试的回忆内容划分为场景中的主要物体和背景物体，然后发现，日本被试和美国被试对主要物体的回忆无显著差异，但是日本被试比美国被试更善于回忆背景物体。在该研究的第二个任务中，研究者让被试看一些场景，并询问他们是否在第一个任务中见过该场景。被试观看的场景的主要物体或者是旧的，或者是新的，同时，这些场景或者是旧背景，或者是新背景，或者无背景。研究者发现，背景变化不影响美国被试的判断，但显著影响日本被试的判断。当日本被试看到新背景或无背景的场景时，他们的识别率明显比在旧背景条件下的差。

图5-3　Masuda和Nisbett（2001）的研究材料样例（A）和Masuda等人（2008）的研究材料样例（B）

在另一项研究中，Masuda和同事（Masuda，Ellsworth，Mesquita，et al．，2008）向美国和日本被试展示了一群人的图片，其中的焦点个体与背景人群的面部情绪表达或者一致或者不一致（图5-3B）。研究者要求被试判断图片中焦点个体的情绪。美国被试多汇报焦点个体的情绪，而日本被试多汇报背景人群的情绪，即使它与焦点个体的情绪表达不一致。研究者认为，日本人关注群体情绪，所以他们的判断会受到背景影响；美国人对群体关注较少，所以能将注意力集中在焦点个体的情绪上。

Nisbett和他的同事认为上述注意的差异可能是由生活环境的不同造成的，日本的生活环境可能比美国的生活环境包含更多的元素。为了检验这些环境特点是否影响知觉，Miyamoto，Nisbett和Masuda（2006）向美国和日本被试展示日本环境图片或美国环境图片（作为启动条件），之后再向被试呈现两张文化中立的场景，要求被试注意它们之间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美国被试和日本被试在观察过日本环境图片后，在之后的场景观察任务中都发现了更多的背景差异。这说明感知和注意的文化之间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生活环境差异导致的。

这类研究进一步引发了人们对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整体性和分析性知觉上是否存在差异的思考和探索。Nisbett认为：西方文化中的人们倾向于将注意的对象与背景分离，进行背景独立的分析性的知觉加工；而东亚文化中的人们往往关注对象与背景的关系，进行背景依存的整体性的知觉加工。目前的相关研究探讨的是这个理论的适用范围。例如，Hsiao和Cottrell（2009）对比了新手与专家在加工汉字时的知觉差异，发现非中文读者（新手）比中国读者（专家）对汉字的加工更具整体性。中国读者可以很好地辨认汉字的组成部分，而非中文读者无法在知觉上将汉字的组成部分从整体中分离出来。这样的研究结果表明，整体性知觉加工并非文化特异经验，而是取决于刺激特征和任务性质的一种知觉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