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社会性发展对文化心理学的重要影响

对于儿童的社会性发展，父母除了希望儿童具备良好的道德感，能够明辨是非以外，还希望儿童做到两点：第一，能够避免伤害他人，也就是在不伤害、不攻击他人的前提下满足自己的需要；第二，有亲社会的行为表现，也就是能够无私地为他人着想并愿意付诸行动。

在不同的文化场景中，儿童的道德观念、攻击行为与亲社会行为可能受文化的影响从而表现出一定的差别。

1．道德认知与文化

（1）道德认知规律。

道德是调节社会行为的原则或观念。个体发展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体要逐渐学会按照社会规则做事并逐步掌握社会的道德规范。心理学家所研究的道德主要包括三个成分：①情绪或情感成分，包括与正确的或错误的行为相联系的感受（如内疚、关心他人的感觉等）以及能够激发道德观念和行为的情感；②认知成分，包括关注是非概念的界定和对行为做出决定；③行为成分，是指当个体撒谎、欺骗或被诱导做其他违背道德规范的事时的行为表现。心理学对道德发展的研究主要涉及道德认知的发展，并主要沿袭了Piaget和Kohlberg的方法和理论。

Piaget在观察儿童玩游戏的过程中发现，儿童对游戏规则的解释方式随年龄的增长而改变。他以独创的临床研究法（谈话法）为研究方法，给儿童讲述包含道德价值内容的对偶故事，然后在观察和实验过程中提出一些问题，分析儿童的回答，尤其是错误的回答，从中找出规律，揭示儿童道德认知发展的阶段及其影响因素。

经典对偶故事例子：

A．一个叫John的小男孩在他的房间时，家里人叫他去吃饭。餐厅门背后有一把椅子。椅子上有一个放着15个杯子的托盘。约翰并不知道门背后有这些东西。他推门进去时，门撞倒了托盘。结果15个杯子都被摔碎了。

B．从前有一个叫Henry的小男孩。一天，他母亲外出了。他想从碗橱里拿一些果酱。他爬到一把椅子上，然后伸手去拿。由于放果酱的地方太高，他的手臂够不着。在试图取果酱时，他碰倒了一个杯子，结果杯子被摔碎了。

Piaget针对上面两个对偶故事提了两个问题：这两个孩子是否感到同样内疚？这两个孩子哪一个更不好？为什么？

Piaget认为，儿童的道德认知发展必须经历从自律到他律的过程，在此之前，还经历了一个具有以自我为中心的规则概念的阶段——前道德阶段。

另一位著名的道德发展理论学家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Kohlberg。他继承了Piaget的理论，采用纵向研究，以72个10～16岁的男生的道德判断为题，研究了数十年，后来提出了他的三期六段道德发展理论。Kohlberg在研究中给被试讲述故事。这些故事中的人物都处于两难境地，从而使不同的道德原则处于针锋相对的境地。讲完故事后，Kohlberg向被试提出问题，并根据被试的回答来推断其道德发展的阶段。

经典道德两难故事例子：

在欧洲，一位妇女因为得了癌症而濒临死亡。医生认为有一种药也许能救她的生命。这种药是本镇一位药剂师最近发现的。这种药很昂贵，但药剂师所要的价格是制这种药成本的10倍。他制这种药需要花400美元，但卖一点药他就要价4 000美元。这位妇女的丈夫Heinz去找所有他认识的人借钱，尝试了所有合法的手段，但他只能借到大约2 000美元，仅仅是药价的一半。他告诉药剂师，他的妻子快要死了，央求他便宜点卖给他或者晚一点再付钱。但药剂师说：“不，我发现了这种药，要靠它赚钱。”Heinz尝试了所有可能的合法手段却无用，最后他绝望了，于是闯入药店给他妻子偷药。

问题：Heinz应不应该偷药呢？为什么？他是对的还是错的？为什么？他有责任和义务去偷药吗？他竭尽所能去挽救妻子的生命是否重要？为什么？他偷药是违法的吗？他偷药在道义上是否错误？为什么？仔细回想故事中的情景，你认为他最负责任的行为应该是什么？为什么？

Kohlberg分析了被试回答的理由，认为其中主要存在三个道德推理水平，分别是前习俗水平（包括惩罚和服从定向阶段以及工具性的相对主义定向阶段）、习俗水平（包括人际协调的定向阶段和维护权威或秩序的定向阶段）和后习俗水平（包括社会契约定向阶段和普遍道德原则定向阶段）。

（2）道德推理发展阶段的跨文化比较。

Kohlberg提出，道德推理的发展在所有文化中都遵循同样不变的顺序，最终达到最高水平，但发展的速度和所达到的最高水平会有差异。然而，是不是所有的文化中道德推理发展都符合Kohlberg的理论呢？尤其是所有文化中的道德推理发展都遵循同样的顺序吗？

在一个综述研究中，Snarey（1985）考察了来自27个文化群体的45个研究。他发现相当多的研究支持Kohlberg所提出的不变的顺序。前两个水平在很多社会中都得到确认。关于道德推理的最高水平，收集数据的8个民间或乡村社会中都没有证据表明存在后习俗水平。因此，后习俗水平可能仅仅是复杂的城市社会的特征。然而，即使是在城市样本中，典型的水平也是习俗水平，而不是后习俗水平。其他证据亦表明道德推理在文化之间存在差异。Edwards（1986）认为，文化群体会有道德推理水平的差异，是因为价值观和社会组织不同。从已有研究来看，道德推理发展存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在不同文化中所出现的发展阶段并不完全相同。至少后习俗水平可能是特定社会塑造的结果，并非在所有社会中都会出现。

（3）道德意义的文化差异。(www.xing528.com)

Shweder等人曾在一个研究中向印度和美国的5～13岁的儿童和成人提出39种行为，让他们判断这些行为是对的还是错的，如果是错的，那么错误是否严重。例如其中的三种行为：①一位年轻的已婚妇女未经丈夫允许就去看电影，结果被丈夫打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虽然她的丈夫一再警告她不得这么做。②哥哥和姐姐决定结婚生孩子。③在父亲死的那一天，他的长子去理发，还吃鸡肉。研究结果表明，两种文化的人对于什么行为是对的具有显然不同的认识。随着年龄增长，印度儿童表现出越来越多的普遍道德原则性质的认识，而美国儿童则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常规认识。在另一个研究中，Shweder等人（1990）让一个美国城市社区群体和一个印度奥里萨的群体判断社会规定，例如寡妇是否应该吃鱼，然后比较了二者的判断。研究结果表明，两个社会对道德行为的认识是不同的。研究者提出，道德发展的高级阶段是以自然法则和正义观念为基础的“替代的后习俗道德”，而不是以个人主义、世俗主义、社会契约为基础的道德观念。

Miller等（1990）以印度和美国的儿童和成人为被试研究了道德观念。他们将400名被试分为三组，让被试分别对三种假定情景进行道德推理：某人没有帮助面临生命威胁的另一个人、某人没有帮助非常需要帮助的另一个人、某人没有帮助一个有点需要帮助的人。其中，某人与需要帮助的另一个人的关系在不同情况下分别是父子、好朋友、陌生人。结果发现，印度人认为在上述所有条件下不帮助别人都是不道德的，而美国人认为只有在对方生命受威胁时不帮助才是不道德的行为。印度人的判断反映了倾向于优先考虑社会责任的道德规范，而美国人的判断反映了倾向于优先考虑个人权利的道德规范。但是，如果判断的是严峻的情景（例如威胁生命的时候），总体而言，印度人和美国人的道德判断存在重要的文化差异，表现为适当的道德行为的社会责任的范围不同，以及用以判断这些事情是否构成道德义务的标准有差别。印度人在更大范围的事件上认为自己有道德义务，比美国人更强调他人的需要。

Ma（1988）在Kohlberg理论的基础上对中国人的道德发展进行了研究，后来又对中国内地和香港以及英国的被试进行了研究，并据此提出了对Kohlberg理论的修正。他认为，中国人的道德观念跟西方人的不同，中国人重视“中庸之道”（以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行为方式行事）和“好意”（顺应自然的美德）。中国内地和香港的被试表现出很强的利他行为和遵守法律的倾向。总的来说，中国人重视“情”（人类情感或感受）甚于“理”（理智、理性），他们重视孝道、群体一致性、集体主义和博爱。Ma和其同事（1996）还以620名中国香港人、100名英国伦敦人和353名美国人为被试，考察了Kohlberg的道德推理发展阶段在不同文化中的表现。结果发现，这些被试总体的情况符合Kohlberg提出的层级结构。但在对第四阶段的理解方面，各文化中存在一些差异。中国被试倾向于认为第四阶段的表述很像第五和第六阶段的表述，而英国和美国的被试则认为第四阶段的表述更像第二和第三阶段的表述。研究者认为，这与不同文化的人看待社会秩序、规范和法律的观点的差异有关。

从印度、中国、美国的道德发展研究来看，由于受深层次的价值观、态度等的影响，人们所认同的道德观念以及道德的发展规律并不完全相同。

2．攻击行为与文化

（1）攻击行为概述。

攻击行为是指任何对生物体有意的伤害行为，且被伤害者会力图避免这种行为。这一定义按照行为者的意图而非行为的后果来界定攻击行为。一般来说，攻击行为通常可以分为两类：敌意性攻击和工具性攻击。如果行为者的目的是伤害对方，其行为就是敌意性攻击；如果行为者是通过伤害他人而达到其他目的，其行为就是工具性攻击。

（2）攻击行为与文化。

攻击行为是不是在不同的文化中普遍存在？不同文化中的攻击行为有没有差异？跨文化研究和人种志研究都发现，某些社会和亚文化群体会比另外一些社会和亚文化群体有更强的暴力倾向和攻击性。例如Shaffer提到，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阿拉佩什人、锡金国的雷布查人以及中非的卑格米人都用武器狩猎，但他们很少表现出对人的攻击行为；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卡布什人却鼓励孩子好战。

攻击行为出现跨文化差异的原因之一可能是文化通过父母教育施加的影响。1岁左右的幼儿已经开始有一些工具性攻击行为。2岁左右幼儿的工具性攻击行为有增无减，但有时会采用协商而非攻击的方式解决冲突。儿童解决问题的方式受文化的影响，具体表现为不同文化中父母对儿童攻击行为的态度不同。一项研究（Anderson，Sakamoto，Gentile，et al，2008）考察了文化对日本和美国的学前儿童攻击行为的影响。日本文化是一种集体主义文化，强调用协商的方式解决冲突。美国文化是个人主义文化，不强调人际和谐。该研究发现：美国儿童比日本儿童表现出更多的愤怒情绪、攻击行为和语言。同时，美国母亲和日本母亲对儿童的情绪表达具有不同的容忍度。相对来说，日本母亲更加不能容忍儿童的暴力和攻击行为。

攻击行为出现跨文化差异的另一个原因是Bond等人（2004）提出的理论模型。他们认为，任何社会都要在进行资源分配的同时保持社会的稳定，因此进行资源分配必须遵守规则，即社会规范。违反这些规范的行为被称为攻击行为。不同的文化中形成的规范不同，从而影响了攻击行为的发生概率。

3．亲社会行为与文化

（1）亲社会行为概述。

1岁左右的幼儿已经开始表现出亲社会行为，如同情、分享等。尽管2～3岁的幼儿对同伴的悲伤表现出同情和怜悯，但他们不热衷于自我牺牲行为。只有父母教育儿童要考虑他人的需要，或者一个同伴主动要求或强迫他们做出分享行为时，儿童才会表现出利他行为。从全世界多种文化中的研究者进行的研究来看，从小学低年级开始，亲社会行为越来越普遍。

影响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因素很多。首先，婴幼儿表现出的亲社会行为受他们个人气质的影响。其次，父母在儿童伤害他人后的反应也会影响儿童的亲社会行为。而且，在儿童发展过程中，社会认知和情感因素对儿童的利他行为具有重要影响。

（2）亲社会行为与文化。

不同的社会化过程可能表现为重视依附训练和重视独立训练，其结果就是有的文化中的人表现为“尽责、谨慎和保守”，而有的文化中的人表现为“个人主义、自信和冒险”。据此也可以推测，前者可能会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而后者的亲社会行为可能较少。

著名人类学家Whiting等人曾经对肯尼亚、墨西哥、菲律宾、日本、印度和美国这六种文化背景中的儿童进行了观察，发现来自非工业化社会的儿童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实际上，无论在工业社会还是在非工业社会，亲社会行为都受到鼓励，只是程度和人们对之的态度有所不同。例如李康等人对加拿大和中国的儿童进行了一个跨文化研究，要求儿童对四个故事进行评价。在其中两个亲社会故事中，主人公都做了一件好事。当故事中的老师问是谁做的时，其中一个故事中的主人公坦率地承认，另一个故事中的主人公则不承认是自己做的。对于承认还是不承认做好事，两国的儿童表现出显著的差异。中国的儿童更倾向于认为不应该承认，而加拿大的儿童则认为应该承认。上述结果可能与社会化过程有关。在强调依附训练的文化中，人们通常生活在大家庭中。儿童通过做家务和照看弟弟妹妹等方式促进、维持家庭的运转，因此他们习惯于表现出亲社会行为，并倾向于认为这样的行为是应当的，没有必要承认。而在强调独立训练的文化中，社会和家庭不会给儿童分配家庭责任。儿童即使要做一些家务劳动，也是以自我服务为主，跟家庭的关系不大，因而较少表现出亲社会行为，即使有亲社会行为，也认为没有必要掩饰。上述结果也可以用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维度进行解释。西方发达国家大多是个人主义社会，强调竞争和个人的目标，因此自我牺牲并非应尽的义务。而较落后的非工业国家多是集体主义社会，比较强调抑制个人主义，为了集体的利益而与他人合作，因而人们表现出更多利他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