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心理学：连结文化与个人心理过程的研究设计

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某些心理变量存在差异的研究并不能说明这些心理差异源于文化因素。探索性研究从数据中可以归纳出的解释或理论是非常有限的。因此，大多数研究者已经意识到，在文化内容和感兴趣的变量之间建立实证的联系非常重要，由此关联性研究就产生了。目前常见的关联性研究包括拆箱研究和实验研究。

（一）拆箱研究

拆箱研究是跨文化比较研究基本模式的进一步扩展，其中包括对某个文化变量的测量。这个文化变量被认为是导致因变量在不同文化群体之间发生显著变化的文化内容。这些研究的基本思想是，文化就像洋葱，需要一层又一层地剥皮，直到什么都不剩。

Poortinga等人认为：文化是一个总结性的标签，是对文化群体之间的各种行为差异的一种笼统解释，但它在同一个文化群体内，几乎没有任何解释价值。把群体之间的行为差异（例如测试表现）归因于文化，并不能说明这些差异的本质。剥离跨文化差异是跨文化心理学的主要任务之一，例如用特定的前因变量来解释这些差异，直到最后解释不了为止。随之消失的还有文化这一变量。文化是一个没有核心的概念。从方法论的观点来看，文化可以被看作一组巨大的、联系松散的自变量集合。

在拆箱研究中，文化作为一个笼统的概念被具体的变量替代，从而真正解释文化差异。这些文化变量也称为背景变量。研究者应该对它们进行测量，并通过统计计算它们的效应量，检验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释因变量在文化群体之间的差异。如果背景变量确实在统计学上可以解释因变量的变化，那么研究者就可以根据该实证结果推测文化的某一内容可以解释所观察到的差异；反之，那么研究者就可以知道特定的背景变量无法导致所观察到的因变量差异。不论在哪种情况下，研究人员在提出文化的某些内容与感兴趣的变量存在相关关系时，都是有实证研究可依据的。

拆箱研究中较有代表性的研究领域包括对文化的个体层面维度的测量、对不同文化的自我建构的测量、对文化人格的测量和对具体的文化实践的测量。

1．对文化的个体层面维度的测量

在过去几年中，跨文化研究中常用的一种背景变量是在个体层面上测量获得的文化维度，即在个体层面上评估一个被认为是文化产物的变量。到目前为止，人们使用这种方式已经测量了很多类型的背景变量，其中最常见的变量是个人主义／集体主义（IC）维度。这个维度最初是由Hofstede（2001）提出的。此后，著名的跨文化科学家Harry Triandis支持这一维度的划分，并认为IC理论框架系统化并解释了许多不同类型的文化差异（Triandis，1994，1995）。Krassner等人（2017）在控制了测量工具的等值性后调查了智利、韩国、波兰和美国四个国家的幼儿气质类型的差异，发现：智利的幼儿在外向性和消极情绪因子上的得分高于其他三个国家幼儿的得分；在自我控制因子上，韩国幼儿的得分高于其他三个国家幼儿的得分。这些研究者认为上述结果与这些国家文化中的IC维度密切相关，IC对塑造儿童气质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由于强调将IC作为文化的基础理论框架，科学家们开创了许多在个体层面上测量它的方法。Triandis本人就是运用这一方法的领导者。在多年研究中他使用和提倡_了许多不同类型的个体层面的IC测量方法。Hui（1988）设计了个人主义集体主义（INDCOL）量表来测量个人在六种集体（配偶、父母和孩子、亲属、邻居、朋友、同事和同学）中的IC倾向。1985年，Triandis等人进一步扩展了INDCOL量表，增加了情景等其他评级。在1986年的研究中，Triandis等人综合使用了Hui（1984）的测题、Triandis等人（1985）的测题和其他文化背景研究者提议的IC测题。在1988年的研究中，Triandis等人使用了INDCOL和美国文化版本的IC测题。1990年，Triandis等人采用了一种多重法来测量IC。这种方式不仅代表了方法上的进化，也代表了思维上的进化。这些研究者把IC看作一种文化综合体，包括价值观、信仰、态度和行为。他们把主体文化的各种心理领域看作一个整体，而不是可分割的独立成分。他们的多重法包括对自我的社会内容的评价，对内外群体同质性的感知，对态度和价值的评价，以及对社会行为作为社会距离函数的感知。根据每个方法的得分，参与者被划分为个人主义者和集体主义者。在个体层面，Triandis将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分别称为个人中心主义（Idiocentrism）和他人中心主义（Allocentrism）（Triandis，1986）。

Triandis和他的同事（Singelis，Triandis，Bhawuk，et al，1995）制定的量表包括评估修订后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概念的题目。他们进而提出存在水平和垂直方向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在水平集体主义中，个人把自己视为与群体中其他所有成员相互平等的一员；在垂直集体主义中，个人将自己视为以等级关系或地位关系为特征的一个群体成员。在水平个人主义中，个人是自主平等的；在垂直个人主义中，个人是自主的，但不平等。这种对于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细化是对传统IC理论的发展。

Matsumoto等还设计了一种个体层面的IC测量方法，用于评估人际交往中特定情景的IC倾向，即IC人际评价量表（ICIAI）。Matsumoto等（2002）在一个拆箱研究中使用这个量表来检验美国人和日本人在情绪判断上的文化差异。研究结果表明，美国人和日本人对面部表情的感知程度不同。更重要的是，他们还证明了这些面部表情感知差异与个人层面IC水平的差异相关。这个结果从实证角度上解释了面部表情判断差异来源于文化差异，即IC水平差异。这类研究表明了拆箱研究设计的效用。

Hess等人评估了文化的自我建构和编码规则功能对面部表情判断的影响（Hess，Blaison，Kafetsios，2016）。在这个研究中，德国和希腊被试给情绪面孔打分（1～7分）。这些面孔要么单独出现，要么被其他一致或不一致的面部表情包围。研究者假设，因为希腊被试在IC维度上的依存水平高于德国被试，根据文化编码规则，希腊被试对愤怒表情的评价不敏感，而对悲伤和厌恶表情的评价很敏感。其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希腊被试，背景为中性表情时，他们对愤怒的感知程度最低，对悲伤表情的感知程度则在表情单独出现的情况下最高；对于德国被试，在一致的背景下面部表情会进一步放大他们对愤怒和快乐表情的感知。这说明，文化在IC维度上的依存水平越高，被试越倾向于使用整体加工方式，即在对目标的知觉过程中容易受到背景信息的影响。但是，如果将个体层面的依存水平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分析时，上述两组文化背景的被试间的差异就消失了。该研究结果证实了在研究文化差异时同时考虑国家层面和个人层面因素的有效性。

对自我的自主性和关联性的感知可能会受到一个人在特定文化环境中的经历和社会期望的影响。Lee等人（2016）研究考察了文化和自主相关的自我建构对三个亚洲国家社交网站（SNS）使用情况（尤其是满足人际关系目标的情况）的影响。这项跨文化研究的参与者包括305名来自马来西亚（105人）、韩国（113人）和中国（87人）的大学生。研究者考察了特定人际社交行为，如浏览联系人的资料、检查更新、增加接触SNS联系人及SNS的使用强度。结果表明，与研究预测一致，自主相关的自我建构预测SNS使用强度。韩国被试的自我建构自主性得分最高，同时他们更倾向于使用社交网络来增加联系。该研究结果表明，文化背景以及在不同文化中对自我的理解方式可能会鼓励人们使用不同类型的社交网络。

有一个元分析研究考察了83个关于IC群体差异以及IC对各种心理过程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欧裔美国人比其他种族者的个人主义水平高且集体主义水平低（Oyserman，Coon，Kemmelmeier，2002）。但就具体的单维比较而言，他们在个人主义维度上的水平并不比非裔美国人或拉丁美洲人的高，在集体主义维度上的水平也不比日本人或韩国人的低。此外，这个元分析研究还表明，在其考察的所有研究中，IC对自我概念和人际关系的影响只有中等程度的效应，但对归因和认知风格的影响有较大的效应量。这个研究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研究者关于IC可能是文化差异的来源的观念，并促使他们寻找其他类型的背景变量。

2．自我建构量表

Markus和Kitayama受到IC理论启发，提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文化的不同在于它们在成长中形成的不同的自我概念，个人主义文化鼓励发展独立型的自我建构，而集体主义文化鼓励发展依存型的自我建构。这个观点的提出促进了在个体层面上测量独立／依存型的自我建构量表的发展，其中最著名的是Singelis的自我建构量表（Self-Construal Scale，1994）。Singelis使用这个量表，在实证上将自尊和尴尬感上的文化差异与不同类型的自我建构联系起来，再次证明了拆箱研究设计的效用（Singelis，Bond，Sharkey，et al，1999）。(www.xing528.com)

3．文化人格

任何被认为在文化层面上有差异的、可能影响心理过程的变量都可以被用作背景变量，其中之一就是人格。不同文化的总体人格特征存在差异。例如，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相对较高水平的外向性著称，而法国、意大利、瑞士则与较高水平的神经质联系在一起。因此，文化差异的产生可能是因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具有不同的人格特征。

Matsumoto（2006）测量了美国和日本被试对情绪的调节和传导能力，发现他们在情绪调节上存在文化差异。他还测量了几种人格特征，证明外向性、神经质和尽责性等人格特征与情绪调节有关，并解释了其中的文化差异。因此，一个变量上显著的文化差异可以用两种文化研究中的总体人格水平的差异来解释。

4．文化实践

在关联性研究中另一种重要的背景变量是那些评估文化实践的变量，如子女养育、人际关系的性质、文化世界观等。例如，Heine和Renshaw（2002）的研究表明，美国人和日本人对他人的喜爱程度是不同的，而喜爱程度的差异与其各自文化实践有关。美国人喜欢与他们相似的人或者有共同观点的人，日本人则更喜欢熟悉的人以及可以相互信赖的人。

（二）实验研究

另一种主要的关联性研究类型是实验研究。实验研究中研究者创造实验条件（即设置包含不同水平的自变量）以建立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被试通常被随机分配到这些实验条件中，然后由研究者比较不同实验条件下的结果。这类研究与跨文化对比研究有着本质区别，因为在跨文化对比研究中，研究者既不能创造文化群体，也不能将被试随机分配到这些群体中（跨文化对比研究通常是准实验设计的例子）。然而，真实验与此不同，因为研究者可以设置自变量的不同水平，并将被试分配到这些水平条件下。当今的跨文化心理学中有不同类型的实验。在这里我们主要讨论两种常用类型的实验：启动范式研究和行为范式研究。

1．启动范式研究

启动范式研究是从实验的角度操纵被试的心理定式，并测量由此产生的行为变化的研究。在文化心理学领域里，研究者试图操纵被认为与文化有关的心理定式，以观察被试的行为是否因启动了不同的心理定式而有所不同。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研究者就可以推断，启动的心理定式导致了观察到的行为差异，从而在文化产品（心理定式）和心理过程（行为）之间建立因果联系。

最早的文化心理学定式研究之一是由Trafimow、Triandis和Goto（1991）所做的关于启动脑海中已有的文化内容研究。在这项研究中，研究者使用指导语引导美国和中国的被试以个人导向或集体／群体导向的方式进行思考。个人导向指导语如下：“在接下来的两分钟里，你不需要写任何东西。请想想是什么让你与你的家人和朋友不一样？”集体／群体指导语如下：“在接下来的两分钟里，你不需要写任何东西。请想想你和你的家人、朋友有什么共同之处。他们希望你做什么？”之后，所有的被试被要求完成一项关于自我态度的测量，填写一系列不完整的句子。这些句子从“我是______”开始。研究者从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维度来对被试的回答进行编码。研究结果表明，正如预期的那样，美国被试在总体上比中国被试产生了显著更多的个人导向的反应，而中国被试则产生了更多的集体／群体导向的反应。此外，研究结果也发现了指导语的启动效应。无论美国人还是中国人，被引导去思考自己与他人有何不同的人，都会产生更多的个人导向的反应。同样地，无论美国人还是中国人，接受集体／群体导向指导语的个体（即思考自己与他人有何相似之处的个体）都会产生更多集体／群体导向的反应。

2．行为范式研究

最严格的实验涉及对实际环境的操纵和观察因环境而变化的行为。这类文化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被称为行为范式研究。例如，人们普遍认为，集体主义文化的成员之间的合作更多，因为群体取向是集体主义的本质，合作是团体有效运作的必要条件。有两个关于合作行为的经典研究表明了实验对确定文化导致行为差异的因果关系的重要性。在第一个研究中，Yamagishi（1986）使用问卷调查结果将一群日本被试划分为高信任被试和低信任被试（即个人诚信水平高／低的被试）。然后要求所有被试参加一个合作实验。在这个实验中，在设置一个惩罚不合作行为的制裁系统和不设置该制裁系统两种实验条件下，被试通过支付金钱的方式选择与他人合作而使双方获益（此时个人获得的利益较少）或不与他人合作而获得更多个人利益（此时对方获得的利益较少或为零）。因此，实验条件就是制裁系统存在与否。研究结果表明，在没有制裁系统的条件下，高信任被试确实比低信任被试表现出更多的合作行为；然而，在有制裁系统的条件下，低信任被试反而比高信任被试表现出更多的合作行为。

Yamagishi（1988）随后在美国重复了这项研究，并比较了美国人和日本人的反应。他发现美国人和日本人的结果是一样的：在没有制裁系统的情况下，高信任美国人比低信任美国人合作得更多；而在有制裁系统的情况下，结果正好相反。此外，在有制裁系统的条件下，美国人和日本人的合作表现并无差异。因此，这个实验的结果表明：在日本文化中观察到较高水平的合作行为是由于该文化存在对不合作行为的制裁系统；当美国人被置于同样类型的文化体系中时，他们与日本人的行为方式是一样的。

（三）文化神经科学研究

文化神经科学研究为文化差异提供神经科学基础的知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大脑活动的某些特定模式与文化因素有关。在一个事件相关势能（ERP）的脑电研究中，Cai等人（2016）考察了自我提升现象的生物脑电基础和东西方文化对其的影响。在该研究中，西方和东方被试对积极和消极的特征做出自我参照判断，研究者则同步记录被试的脑电信号。研究者发现，在判断层面，被试在整体上倾向于选择更多的积极特质为自我描述，选择更多的消极特质为非自我描述。此外，所有的被试对积极的自我描述特质和消极的非自我描述特质的反应较快。这表明自我增强动机在不同文化中同样有效。在神经生理学水平上（N170和LPP成分），与积极的自我描述特质相比，消极的自我描述特质引发了更高振幅的LPP，而消极和积极的非自我描述特质所引发的LPP并无差异。该结果表明，自我增强动机的脑生理基础不受东／西方文化调节。但是，东方被试在评估负性特征时比西方被试产生了更大的N170。这表明注意力资源对处理负性信息优先分配。该特征可能与东方文化关注群体对个体的评价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