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知识，19世纪大约每隔50年增加一倍；到20世纪上半叶，每隔30年增加一倍；50年代每隔10年增加一倍；70年代每隔5年增加一倍；80年代中期则每隔3年就增加一倍。由于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信息总量的急剧增长，知识的“老化”也加快了。18世纪知识老化周期为80～90年；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为30年，近半个世纪以来为10年。国外有人认为，一个大学生在校学习只能获得10％所需要的知识，其余90％的知识都要在工作中不断学习获得。同样，作为领导，他所需要的知识绝大多数也是只有在工作中不断努力学习才能获得的。
即使是在革命战争年代，信息仍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例如1935年9月，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率领一、三军团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从四川进入甘肃。红军到何处落脚，这是当时十分紧迫而又悬而未决的问题。9月19日，聂荣臻等领导的部队进驻哈达铺，在那里他们得到一张国民党的《山西日报》，其中载有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部的消息。由于当时陕北根据地与中央红军长期失去联系，因而中央红军不知道陕北有根据地。这一消息(信息)使中央红军十分激动，于是决定去陕北与陕北红军会合。正是这一信息，促使中央红军开往陕北。这样，才有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才有了后来中国革命的胜利。
又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由于苏军在苏德战争前对信息重视不够和缺乏准确的分析，结果战争爆发后，造成许多方面军和大本营一个多星期联系不上，各部队下边的信息不能及时上报，上边也找不到下边，使得德军长驱直入数百公里。(www.xing528.com)
从现代社会信息论的角度来看，信息是财富，信息是效率，信息更是金钱。因为信息虽然不是物质，却能创造更多的物质产品；虽然不是能源，却能创造更有效的能源。它是维持和发展人类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必不可少的资源。信息能使现有的人力、物力、财力得到充分、有效地利用，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例如，1980年我国推广“鲁棉一号”，按当时价格计算，为国家增加5．5亿的产值。可见社会财富的增加，主要不是靠劳动者投入越来越多的体力，而是靠劳动者不断更新知识、提高智力和生产技能。
因此，在日常政府工作中，要对信息有强烈的占有欲；对各种变化莫测的因素，要不知疲倦地去追踪；要自觉地、千方百计地去搜集信息、捕捉信息。同样，在政府机关的管理工作中，听和看是向领导者头脑输入信息；想是信息加工，即形成概念，进行修理、判断的思维过程；想出的成品是领导者的打算、主意、决策、方案、计划、指示等信息产品。一个领导者如果有较强的洞察力、较高的阅读、理解、思维能力，较好的文字与口语表达能力，那么，他的领导工作就会富有成效。由此可见，领导应当尽快完成从经验型向科学型转变，逐渐学会利用并建立先进而健全的信息网络系统，对现代社会瞬息万变的信息进行搜集和筛选，做到“广、新、快、实、精”。同时，要有对信息敏捷反应和扩展、引伸的能力，并进一步形成新的概念、新的思想、新的主意，做出决策用来指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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