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和军队的关系这一话题，常常让人感情用事，而不是理性思考。爱好和平的人似乎不愿意去研究军人，其逻辑好像是如果你不关注他，他就不存在。并非如此。武装部队是人类好斗天性的有序组织。下午游行抗议的同样一群人，晚上就可能排队去看时下最暴虐的电影，在血肉、谋杀、痛苦和强奸中自得其乐。
一个人要表达对越战的反对，最自然的反应就是表示他讨厌军事，对武器装备毫不感冒。但是这场战争的错误原因，以及有两个发展趋向——第一，军事新近在我们这个社会获得了永久的地位；第二，武装部队向着全志愿兵役转变——都正要有力而急迫地告诉我们，为什么有见识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平民不应该对军事不闻不问，不应该放弃他们左右军事政策的责任。
20世纪初，法国作家朱利安·邦达详细阐明了他名为“知识分子的背叛”的理论。他指责知识分子背叛了精神生活和理性领域，屈尊搞起了政治、社会活动和民族主义。而现在，我们的知识分子开始了反向的背叛。当军工、军政利益团体深入政策制定过程，左右政治决策时，有见识的平民拒绝参与，敬而远之，把战争交给了职业战争人士去操控。
我们来看看发生了什么。
和人们普遍认为的相反，核武器，因为它太过致命，所以是缩减，而不是扩产了；所以无限制战争变为了有限战争，这产生了一个邪恶的副产品：战争不再像过去那样是最后的手段，而变得常规，成为推行某种政策的家常便饭。
这一发展趋势意味着军事武力将比以往更多地为政治和意识形态所用，意味着由于长期的义务保证，自我设定了越来越多的威慑需要，并且要准备打两场半战争的全球战略——不管这周的数字又变成多少了——技术、工业、政府部门都会因为这个事业变得无比庞大，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影响政府的一切行为，从而影响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们如今在33个国家保留了2000个军事基地，在50个国家派有军事顾问团，每年要花费近40亿美元的军费。为了维持以上项目，加上越南战争和美国常备军的开销，这个国家435个选区中的363个都设有国防工业和设施，占总数的5/6。
谁在从中获益？谁得利了？是谁在国会游说，要维持这些基地的运转，并且吸引还没有工厂的地方加入？如果你说是国防部在为此奔走，那么请别忘了，还有当地的商人和生产厂家，当地的工会和雇主，以及当地的国会议员，这些议员是我们让他们当选的，我们也可以让他们下台。是谁支付了目前840亿美元的军费？是纳税人，他们同样也拥有选票。
传统上，美国军队自视为独立于国家政策的一种工具。它的存在是为了执行政府的决议，当命令开始实施时，不问“为什么”“凭什么”。但是，当它越被用于执行最终的政治决定，越深刻地在政府中发挥影响，它就越不能保持无辜的中立。平民也是一样，我们的天真无邪，置身事外，也不是无坚不摧的。
美国治国的基本前提是文官治军。越南战争就是文官政策的产物，是连续三届文官总统和他们的学者顾问和文职顾问的手笔。没能终止这场战争说到底，也是文官的失败，因为国会没有停止战争拨款。
这场失败要追根溯源到哪里呢？要到选票。我听到轻飘飘的、空洞的“权力属于人民”的口号，心里就犯糊涂，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的人民比我们更有权力呢？
因为这是场可耻的战争，所以就要谴责军队，并且嫌恶地与他们的专业撇清关系，这是逃避主义。这让反战的平民自感道德高尚，耻辱事不关己。从而让别人去当兵，而军人的工作对一个国家组织是必不可少的，并且长远来看，保证了那些清高的平民的安全，因为他们认为这是脏活儿，他们不能干。
军方进行的战争导致了毫无人性的事件，民众对其怨声载道（或许正是因为这场战争是无目的和无意义的）。首先，军方不可原谅；其次，校训为“责任，荣誉，国家”的西点军校生和预备军官学校（OCS）毕业的大老粗卡利斯中尉[1]一样，都难辞其咎。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就像一位军官说的：“我们有卡利斯，是因为那些哈佛的浑蛋不打仗。”“哈佛”指的是所有缓期入伍的大学生。
或许，如果有更多的大学生浑蛋参军，而不是卡利斯，或许发生的就是哗变或静坐示威，而不是美莱村惨案——这当然是更好的选择。对于正规美军来说，他们的士气几近无存，职业军官别无所求，只想尽快撤离越南，也许这就是尼克松如今所做之事的原因。
左翼人士（liberal）对军队的嘲笑丝毫不能给他们自己脸上贴金，也不能表明他们就高人一等。军队士兵也是人。他们中间良莠不齐，有聪明的，有愚蠢的，有勇敢忠诚的，有业务熟练的，有学者型的，也有勇士型的，还有夸夸其谈的人造英雄。这个职业可能要求了更多的循规蹈矩，屈从等级，也有更多的超级右翼爱国者，不过，每个群体都有不讨人喜欢的职业病。
不是军人的本性，而是人性需要为战争负责。士兵只不过是本性表露的一个形式。进攻性是人性的一部分，就像吃喝和性爱。我作为学习人类行为记录的学生，我敢自信地说，和平不是人类的传统。历史学家计算过，工业革命以前，战争冲突是人类花费时间第二的活动，仅次于农业耕作。
人类历史始于部落——那时就有了“我们”和“他们”的意识分裂。甲部落在认识到乙部落与自己的不同之前是没有自我意识的。据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说，所有生命、思想和行为都是以二元对立为基础的：天和地、土和水、暗和明、右和左，北和南，男和女。这些极点之间并非一定是对抗的，但“我们”和“他们”之间却一定是天然对抗的。当部落之间意识到了各自的差异，他们就开始战争，为了食物，为了地盘，为了统治。这种情况不可避免，也许要世代相袭。全国的学生和同情学生的老师，他们要让后备(www.xing528.com)
名士兵被起诉，他是唯一被判有罪的人。——译者注军官训练团（ROTC）滚出学校，但他们改变不了以上事实，不管他们的动机是如何入情入理。
弗洛伊德称之为求死愿望，意思是自我摧毁。它同样可以被称为求生愿望，因为它是一种积极的本能，一种战斗和征服的欲望，如果说需要杀戮，那么，杀的是他人，而不是自己。本能说：“我要征服，我要活。”这也是男性的本能。女人作为后代的哺育者，天职是存续生命。也许我们的白宫里要是位女总统，国会也由女性统治，我们昨天就已经从越南脱身了。
“我们永恒的敌人，”威廉·詹姆士1904年说，“根植于人性中的好斗。千年的太平也不能把战争的本性剔除出我们的骨髓。”我们所在的世纪有什么事情可以反驳他吗？
这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正视军事事务，而不是对其置之不理，要学习它，甚至通过后备军官团去参与它。如果大学毕业的年轻人成为预备军官，成为军队的骨干，他们就可以发挥作用。那里才是他们发动罢工的地方。如果所有的预备军官出走，军队就无法开动。
最近有个退伍的陆军上校建议，所有现役陆军军官，不仅仅是预备军官，“都应该通过民办大学的学位计划招收，以及直接从大学里的后备军官团招收。”如果现在这件事成真，有文化的平民就真的可以掌握军队。如果年轻人想除旧布新，这才是正确的路径。奥利弗·克伦威尔没有花时间关掉牛津大学，他建立了新模范军。
我们的政治体制、自由的源泉——民主，有赖于平民的参与，而不是排斥，特别是吸纳他们进入武装部队。法国大革命的伟大原则是：全民皆兵，意思是拿起武器的人民和职业的常备军是大不相同的。武装的人民才是共和国的卫士，才能保证国家免受暴君和军事政变的威胁。
同样的思路构成了美国的持枪权的基础，这一权利由《权利法案》所保证，保留了“纪律严明的民兵”来保障“自由州之安全”。服务国家才是宪法这一条的用意所在，而不是反禁枪游说团体（Gun Lobby）口中的，在你枕头下藏一把手枪的权利，这样你就可以打你想打的任何人。所以从这层意义上来说，装备武器地服役不单是权利，而且是成为合格公民的标准。
由于我们的军队被用在了错误的战争中，所以我们要放弃以上的权利，这种想法是可以理解的。没人想参与到一个又坏又傻的活动中去，还有丧命的危险。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拒绝意味着我们放弃了公民的责任，而且为一种已经非常危险的走势火上浇油——常备军的复兴。正在发生的事情将彻底逆转全志愿兵役的目标。我们的军队将同市民社会更加分裂，更加隔绝，更加陌生。军人一直很珍惜他们与非军事部门之间的距离，他们有特别的使命感，因为他们选择了有生命危险的职业。从距离感中他们体会到一种荣誉，多少是对他们职业冒险性的补偿。欧洲军官社会地位极高，他们的军服流光溢彩，华丽炫目，也有这个意思在里面。
对美国来说，征兵是个极好的纠正机制——或者说本来应该是，如果操作得当的话。征兵名字不好听，因为它总是把年轻人拖向邪恶的战场。但如果操作公平，这是唯一保存“全民皆兵”原则的方法。不过，延期入伍的大学生嘲弄了这一制度。延期入伍是反民主的、精英的（用一个自负能当其名的人爱用的词），和美国以往发生的一切一样陈旧。我很高兴我的家人和朋友的孩子都逃过了越南战争，但我仍然以它为耻。
在通常的开放思维中，我们需要再次承认一些关于军务的常识或想法。这对我来说是紧迫的，我们需要不感情用事地理解我们和军人的任务之间的关系。
我一下就理解了，并且非常赞同已故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德说的，“‘压迫’‘帝国主义’这些词是我们时代最愚蠢的口号，它们的本意已经冲洗一空。”他写道，那些大喊着这些口号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
军事于我们的生活重要而严肃，不该用口号化的思维来讨论，更不该不动脑筋就讨论。
威廉姆斯学院的毕业典礼演讲，1972年6月。
【注释】
[1]威廉·卡利斯（William Calleys），越南战争中美莱村惨案的参与者。1968年美军一个连的士兵在南越美莱村制造了屠杀上百平民的惨案（被害人数在347—504人之间）。排长卡利斯等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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