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发表一些观点。第一，我们正在亚洲打一场没人知道目的为何的战争。如果是为了让世界和平，免于侵略，那只是一个口号，不是可能性。如果是要遏制共产主义，但我们却摧毁了一个正在构筑遏制的社会。如果是要保证亚洲对我们和我们企业开放，那就像约翰·海伊的“门户开放”原则一样，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之一；但这个原则往往还有另一条原则与之颉颃：“不要卷入亚洲的地面战争。”我们坚守一条，就要破坏另一条。
我还要说：南越关于“免于侵略的自由”和民主建制的情况，且不提人民的普遍福利情况，在美国进入之后不断恶化。自从我们军事干预之后，那里的事态和美国的声誉就每况愈下。对战争的控制、对政策持续性的保持都掌握在总统的手中，而总统已经把自己锁死在了轨道上，或因为颜面，或因为无法理解事态，总之，他不想改变和调整既定的方向。我等待着事情并不是这样的迹象——比如约翰逊先生还是能倾听历史的前车之鉴的——但没有任何迹象出现。目前为止，总统不能改弦更张的事实几成定局，所以除非政府更迭，否则战争就不会终止，我们也不会撤退。
为什么不能取胜而退呢？因为从军事原理来说，交战方不主动进攻就没法取胜，进攻可以是摧毁敌军的武装力量，也可以果断地切断他们的供给。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不能全力进攻。我们也不可能绕到北越后方切断他们的通信，而不引起苏联或中国，抑或两者同时的报复，从而导致世界大战。至少现在还不错，总统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开始抵制两方面的压力，一方是有理由对职业深感挫败的士兵，一方是狭隘的“让我们把他们全部干掉”的鹰派。
不能全力进攻，我们正在进行的就是付出最大、最为残酷的冲突——消耗战。没人想唤醒这个带回“一战”噩梦记忆的词汇，不过还是挑明这一点为好。首先，战略已经失效了，因为北越人和越共是在为国家和事业而战，比我们更能咬牙坚持，另外他们还有俄国和中国的物质支援。其次，我们无法获胜是因为我们毁掉了这些人的家园、幸福和生活，那些我们本该为其而战的东西。
但我们还在一意孤行，变本加厉我们唯一的手段，就像1914—1918年的将军们对西线的绞肉战的坚持一样，今天的指挥官们重蹈覆辙，不问何时对前线再次发起进攻，而只是想知道他们会在哪面墙上碰得头破血流。今天的约翰逊就是那时的道格拉斯·黑格，他们只有一个显著区别：黑格有虚掷人命的无限权力，而这种权力在今天最终被文官所限制，约翰逊就是限制军队的那个文官。除了全体选民，他说话一言九鼎。
协约国最终赢得了1914—1918年的消耗战，完全是因为新的交战国——美国的加入。而今天，就算我们知道了许多人都不清楚的、赢得这场战争的条件所在，我们也没有胜算，这是明白无误的。《华尔街日报》除了坚定的现实主义，从不倒向任何一种立场，它在2月23日承认，“战场的情况”可能让美国“被迫放弃不堪一击的立场”，国家“准备尝到失败的苦果，这是美国无力避免的”。
我想，这种意见在我们的历史上前所未有，但现在，有人勇于说了出来，其后果——在白宫的保守圈子之外——也并非不可想象。一不丧国土，二不伤政体。受辱而已（这对我们未尝不是一件好事），算不上天大的灾难。这可能会鼓励共产主义，这就是我们付出的最大代价。这场买卖最后赔了本，但也并非像有些人渲染的是个什么大灾大难。说越南会跟着倒向共产主义的观点丝毫不新鲜。北越已经确然展现出了独立精神，绝不会被吸入中国的轨道。如果中国没有变成俄国的傀儡，那为什么北越一定会变成中国的傀儡？害怕被中国吞并是亚洲所有国家的恐惧。有理由相信，一个强大、独立的越南，不管是不是归附共产主义，都将成为遏制中国的缓冲，而不是中国扩张的通道。
靠军事胜利结束战争已不可能，那么谈判呢？看来也不可能。越南各派系的争斗不可调和，再加上牵扯其中的美国的声誉问题，有效谈判的机会不说没有，也是极其渺茫。交战国很少能通过谈判解决争端。朝鲜战争算是个罕见的例子，尽管杜鲁门比约翰逊灵活得多，理性得多，即便如此，当年也是白宫易主谈判才得以成功。如今，只要我们身陷亚洲、持续失血是俄国的利益所在，即是说，让北越继续战斗，只要河内认为控制全国还有一线之机，我们和对手就不可能达成满意的谈判结果，除非谈出一个保存颜面的安排，让我们撤离，在间隔之后，把这块土地最终留给他们。如果他们以此为基础来谈判，从而终结轰炸，终结杀戮，赢得喘息时间，我们又用什么来阻止“民族解放”运动再一次兴起？(www.xing528.com)
答案是我们阻止不了。这就是症结所在。抵抗侵略的意志、动力、精力和能力如果本不存在，是无法人为激发出来的，也是无法替代和由外国给予的。我们对南越的资助和俄国对埃及的资助一样无穷无尽，因为没有我们，他们孱弱之至。而且，只要有大规模的外国势力存在于他们中间，替他们完成他们的任务，自强的意愿也不会凭空生出。
我们必须继续对共产主义的要害施加压力，但是仅限于资助那些有能力、有意愿、有动力保卫自己生活方式的代理人。我们不能让援助像流沙一样流走。在“让乔治（或者山姆大叔）出手”的政策下，我们对亚洲的控制尝试就是自毁行为——并且已经走到了尽头。这是新殖民主义，是反历史潮流的。
那我们能做什么？结束战争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国际社会的停火令，这在目前为止只对小国施加过。如果足够多的国家都愿意和平，那么联合国就没有理由不挺身而出，签署停火命令，下令越南和美国停止战斗。从而给约翰逊一个台阶，如果他够聪明（尽管我不敢打这个赌），他就该接受，并在竞选日来到之前安排好一切。
如果这个办法失败，还有另一条路好走。美国可以有尊严地、诚实地宣布，我们给予了南越一切可以给予的财政和武器帮助，也献出了我们国民的生命，已经履行了对他们的承诺，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计划以一定的速度，比如一个月5万人地，撤出我们的部队。并且在撤出之时我们可以告知南越，他们的地盘将被一些有更为直接利益的国家所占据，比如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等。如果他们缺乏能力，我们现在对他们施加的努力都是白费的，如果我们有足够的勇气和尝试，这样的努力应该告一段落了。
刊于《新闻日报》，1968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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