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文化与一带一路：古代丝绸之路的渊源

现代所称的古代“丝绸之路”，简称丝路，一般指陆上“丝绸之路”，广义上讲又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起源于西汉（前202年—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首都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它的最初作用是运输中国古代出产的丝绸。1877年，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国》一书中，把“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这一名词很快被学术界和大众所接受，并被正式运用。其后，德国历史学家郝尔曼在20世纪初出版的《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根据新发现的文物考古资料，进一步把“丝绸之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确定了“丝绸之路”的基本内涵，即它是中国古代经过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交往的通道。

人们通常以为，中西文化交流是从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始的，广为人知的“丝绸之路”在张骞之后才被打通。其实早于张骞大约4个世纪，楚国就已经开辟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道路。早于北方的“丝绸之路”还有一条南方“丝绸之路”。它的起点是欧洲，经过西亚、南亚，再到中国的云南，终点就是当时的楚国。这说明楚文化虽然是内陆型的，但是它很有开放性，比沿海型的齐文化、吴文化和越文化更有开放性，除了“蜻蜓眼”玻璃珠外，楚国墓葬中还出土过“人骑骆驼铜灯”，泽国楚地当然没有骆驼，所以这种铜灯的设计灵感很有可能是源于遥远西北异域的驼队。正是通过南方“丝绸之路”，楚国与西域进行着密切的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楚国的产品不仅输往大江南北，还销往西伯利亚等中西亚地区甚至远达希腊一带。

据现有资料分析，荆楚之地与“丝绸之路”的关系起源更早，历史更悠久，渊源更深厚。荆楚之地的丝绸技术十分发达，质量上乘，而且与古代“丝绸之路”关系十分密切。邵学海的专著《艺术与文化的区域性视野》，在《“支那”族与“赛利斯”——楚国的丝绸与中外文化交流》专章中指出：春秋战国时期，我国丝绸业非常发达，据《尚书·禹贡》记载：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等九州中，有6个州生产的丝绸作为贡品奉于王室。其中产地在兖州的“锦绮之属”，和产地在荆、豫两州，即楚地的“玄纁”、“纤纊”，是当时的名产。虽然《史记·货殖列传》赞美说：齐国“冠带衣履天下”。意思是，天下人都穿戴齐国制造的顶冠、束带、衣服、鞋子。但太史公的意思是，由于齐国经济发达，四方人像冠盖的辐条集中于轴一样，都到齐国来，所以都穿戴了齐国的服装。这话不免包含了齐国纺织品质量好的意思，但着重表述的是整个经济状况。从《禹贡》看，冀州、梁州、雍州所贡物品中没有丝绸一项，可能因为这些地方纺织品的质量属于下下，或者中下的档次，还达不到贡品的要求。冀指今天河北一带，梁指四川一带，雍则系甘陕一带，即战国时期秦国的属地。《禹贡》中，秦地没有上档次的丝绸贡于王室，哪有上好丝绸令西方倾倒呢？可见，“荆”的可能性是较大的。

假如从考古资料来看，这个可能性就更大了。文献对楚国经济中关于丝和丝织品有更早、更具体、更生动的记载，事见《左传》：公元前655年，晋国发生内乱，公子重耳即后来的晋文公出逃，辗转流亡于宋、齐、郑、卫等地，公元前637年到了楚国，楚成王隆重接待他。不久，重耳决定到秦国去，成王以盛宴为其饯行，席间问重耳：公子有朝一日回到晋国，打算用什么报答我呢？重耳虚与委蛇地说：子女、玉帛，大王都有；羽毛、齿革，盛产在大王的土地上。这些宝物也有流到晋国的，但那是大王多余的，我真不知该用什么来报答大王才好。玉帛指瑞玉与束帛，是古代用于祭典的重要礼品。这段话表明楚国上好的、成捆的丝织品不仅丰富，还有剩余输往中原。

迄今所见的先秦丝织品绝大多数是楚国的，保存最好的丝织品也是楚国的，这些实物可以证明，战国时期楚国丝织业的水平，代表了当时丝织工艺技术的最高成就。楚国丝织品的考古发现，从1942年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的一件帛书算起，已有几十件之多，特别是1982年湖北江陵马山楚墓30多件丝织品，包括21件刺绣品出土，充分展示了楚国丝绸的工艺水平。这些织造精细、色彩鲜艳、花纹瑰丽的丝织品或刺绣品都是前所未见的，它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中国古代丝织史和刺绣史的认识。所以，马山墓一出土，就被考古人员称为“丝绸宝库”。有意思的是，这个所谓的宝库，不过是楚国一小型贵族墓葬而已。综合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楚国丝织品的种类有纱、縠、罗、绢、纨、缟、绨、缣、组、绮、锦、绦等，占了中国古代丝织品种类的绝大多数。不同丝绸产品有不同织法，楚国丝织品种类繁多，说明楚国造织技术是非常完备而且十分精湛的。

先秦时期，东西方文化就有所交流，西方文化东进的物证是“蜻蜓眼”式的琉璃珠。据检测，我国境内出土的一种含铅钡成分的琉璃珠，来自于西亚。东方文化传到西方的，就是色彩缤纷的丝织品。虽然不能武断地说公元前3世纪以前，流传到两河流域以及地中海沿岸的丝绸就是楚国的，但却可以说当时传到西方的，使古希腊人、古罗马人艳羡的丝绸中，有一部分是从楚国输出的，楚国或许就是当时的“赛利斯”。因为，在“丝绸之路”沿线的各个民族还不能生产丝绸的历史背景下，唯有楚国精美绝伦的丝织品，才有如此强大的辐射力。迄今境外所公布的，唯一的关于中国丝绸传播的实例可以佐证。(www.xing528.com)

在楚国贵族墓葬中，考古学家经常会发现一种被称为“蜻蜓眼”的玻璃珠，他们胎色或酱黑或褚红或石绿，上面有蓝白相间的眼珠纹，充满了浓郁的异域风情，中国传统的玻璃主要成分是铅、钡，而“蜻蜓眼”的主要成分为钠、钙。“蜻蜓眼”与中国传统的玻璃器皿大相径庭，特别是篮彩钴是中国绝对没有的。而且在埃及发现了同类型的形制和纹饰都一样的。应该是属于西亚传过来的。

楚国与“丝绸之路”的关系，还有另外考证。如楚—印“丝绸之路”，这条古“丝绸之路”，从今天的湖北、湖南经贵州、云南、缅甸到印度，是我国最早的“丝绸之路”。是春秋时楚国商人将本国所产的丝和丝织品，经滇池、禅人地运往印度，又从印度贩回琉璃、玑、珠等商品。丝是我国最早向欧洲输出的商品。可是在国外，最早记载我国的丝和丝织品的是印度。约公元前6世纪前后，印度《摩诃婆罗多》等古文献中，已有“丝”和“支那”的记载，是我国蚕丝运输到印度的最早记录。由于“支那”一词产生于印度，所以一些学者认为“支那”一词导源于“荆”。在《诗经》《国语》《战国策》和《史记》中都称楚为荆，或者称荆楚，那么“支那出丝”也就是荆楚出丝了。从湖北江陵马山一号墓出土的文物看，当时楚国的蚕丝和丝织品工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公元前518年，《史记·楚世家》中有：“初吴之边邑卑梁与楚边邑钟离，因小童争桑，两家交怒相攻灭”的记载。“桑”是蚕的主要饲料，为了“争桑”而发动战争。可见，在公元前6世纪，蚕丝工业已在楚国的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史记·货殖传》记载：“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通渔盐之货，其民多贾。”可见楚国人善于经商，在谋利的驱使下，楚国商人将本国所产的丝和丝织品贩往印度。从江陵望上一号楚墓出土的越王勾践剑，在剑柄上装饰有蓝色琉璃，以及长沙战国墓出土的琉璃耳，都可以佐证当时楚—印商道贸易的存在。日本藤田丰八在《中国南海交通考》中，推论楚、印交往早于春秋以前。如琉璃，过去湖北、湖南和贵州都称之为“料”或“烧料”，“料”就是梵语“宝石”（bery）的音译。这更可证明琉璃来自印度，也更可证明楚—印“丝绸之路”的存在。根据《史记·楚世家》记载，到楚威王时，楚国急需从经济上充实国力，因而一面灭越，夺取吴越的财富，从而拥有后人称为“苏绣”和“湘绣”的两个丝和丝织品的生产基地；一面将丝和丝织品运往印度。由于这条楚—印“丝绸之路”关系到楚国的经济命脉，秦国曾连续四次要夺取黔中郡。黔中郡故城，在今湖南沅陵县西。按秦黔中郡的行政区划，贵州的旧黎平、思南、镇远等州府皆是其地。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应在楚而不在蜀。《史记》《汉书》和《后汉书》均记载：“元狩元年，张骞言：‘在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未见“丝”的记载。而曹操派人到蜀购买蜀锦，是三国时，其中间隔了一个东汉时期。所以说，当时的楚国经今天的贵州、云南、缅甸到印度的“丝绸之路”，是我国最早的“丝绸之路”。在公元前3世纪时，秦攻占楚黔中郡后，楚—印这条古“丝绸之路”就中断了。秦统一全国后，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都在西北一带；而经过河西走廊、通往中亚各国的距离较近，所以形成了西汉以来的“丝绸之路”。

总之，楚国与“丝绸之路”的渊源深厚，联系十分紧密。这也与楚国丝织品质量有很大关系。楚国丝织品如何好？屈原的诗歌《招魂》有美轮美奂的描绘。而宋玉刻画女子的美丽，则强调了服装的效果，他在《神女赋》里写道：“罗纨绮缋盛文章，极服妙乎照万方。”楚国丝织品有多丰富？见《史记·滑稽列传》：“楚庄王之时，有所爱马，衣以文绣，置之华屋之下。”连马匹都穿着刺绣或染整美丽的服装，且住在美丽的屋子里，可见“君之余也”的富足程度。

随后自两汉时期到大明王朝，约一千五百年的岁月里，“丝绸之路”一直承担着中国内地与西域、欧亚各国间文化和经贸往来的桥梁作用，尤其是在西汉，这条路将世界最强盛的四个文明国度紧密相连，从此，中国、贵霜、安息和罗马唇齿相依，经贸交流达到空前繁荣。据史料记载，当时在漫长的东西方陆路商道上从事商队贩运贸易的，有欧洲商人、有西亚、中亚地区的商人以及中国色目商人等。欧洲和中、西亚商人一般都携带大量金银、珠宝、药物、奇禽异兽、香料、竹布等商品来中国或在沿途出售，他们所购买的主要是中国的缎匹、绣彩、金锦、丝绸、茶叶、瓷器、药材等商品。“丝绸之路”，作为中西方文化交流与经贸往来的重要通道，千百年来一直广受人们的重视。“丝绸之路”的重要地位之所以如此突出，其关键原因在于，“丝绸之路”的开辟，打通了欧亚大陆的贸易交通线，有力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经济的繁荣，对促成汉朝的兴盛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因而不得不说，“丝绸之路”的开辟具有鲜明的划时代意义。对于世界来说，“丝绸之路”的重要地位亦不可忽视，只因这条东西走向的道路将中原、西域与阿拉伯、波斯湾等地紧密联系在一起，历经几个世纪的通商往来，这条路已然向西延伸到了地中海，将贸易的触角伸展到欧亚各国，更成为亚洲与欧洲、非洲各国经贸往来的友谊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