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便已经开始同域外的其他文化进行广泛的交流，而最能说明这种交流在当时确实发生过，便是各地陆续出土的文物了。由于近来出土的文物数量越来越多，本文不一一列举，仅举各地的代表性的文物发现。当然所举文物时间大致为春秋战国这一时期，下文不一一标注时间。
楚文化与南亚（或东南亚）一带的交流，越南和印度是比较典型的代表。杰里米·戴维森在越南的考古发现：在越南的一个墓中，没有发现铁器，只发现一件青铜手镯的残片，却发现了几个装有大量彩色小串珠的陶罐。[23]另东山文化时期的遗址中曾出土过彩色的玻璃珠、淡青色的玻璃耳坠等物。[24]这些发现与楚墓中出土的甚为相似，那么我们难以否认当时两者之间的关联。而除越南外，谭·夏里臣也曾就自己的考古发现指出：近年来在马来西亚各地发现了大量的琉璃珠（玻璃珠），绝大部分是中东产品，也有一些是来自中国。[25]这些发现结合在一起，就可以确定，这些相似并非只是巧合，这些出土的实物就是楚文化与这些地域文化交流的最好证明。
印度自不必说，在古代是与中国交往最为密切的国家之一，所以在两地间会发现具有对方特色的文物。正如张正明先生所说，在当时从印度到中国的商贩，他们一般会携带体积小而价值大的黄金、宝石、珍珠、料器之类用于交换。那么在长沙一带战国时代的墓葬中，此类料器已成批的出土。[26]这便意味着当时印度与楚国之间确实存在着紧密的贸易关系。公元前320—315年间，印度的商那阖著《政论》一书，说到当时印度已有从中国贩运过去的丝绸。张正明先生认为当时楚国较为强盛，楚国的丝织业又较为发达，所以这些丝绸应是从楚国运送出去的。[27]这些物品是古代楚国与印度联系的媒介，楚文化也通过这些物品与当时印度文化相互交流，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相互吸收。既具有自身特色，又兼采他者之长，这也为两种不同文化后来的交流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www.xing528.com)
通过北方“丝绸之路”，楚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也是有迹可循。“在苏联乌拉干河流域巴泽雷克地方的相当于战国时代的墓葬中，出土了一些丝绸。”[28]张正明先生就此也指出：“这些丝绸的图案酷似江陵马山1号战国楚墓所出丝绸的图案，同出的器物有楚氏山字纹镜，由此可断定，这些丝绸和铜镜都来自楚国。”[29]熊传新先生则认为：“发现的刺绣织物，无论丝纤维、花纹风格还是刺绣工艺，都与长沙烈士公园3号墓中出土的战国时期楚国龙凤刺绣相同，这些丝绸很有可能是楚国、郑国或其他诸侯国的商人携至北方出售的。”[30]两位先生都通过对比，发现在苏联出土的这些丝绸应是来自楚国，这也再一次说明了在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已经与北方的一些域外国家产生联系并进行交流。
在中亚的其他国家也发现类似的文物，在此不一一列举。最后再论述一下楚国与遥远的希腊和埃及的一些联系。“丝路西端的希腊，由于在雕刻和陶器彩绘人像中发现所穿衣服细薄透明，因而有人推测在公元前5世纪中国的丝绸已经成为希腊上层人物喜爱的服装。”[31]“希腊绘画中也有类似的丝质衣料，公元前5世纪雅典也有非常细薄的衣料。”[32]“在雅典西北陶工区的墓葬内，有一座是雅典的富豪阿尔西比亚斯家族的墓葬，出土有6件丝织物和一束可分成三股的丝线。经鉴定，这些丝织品是中国家蚕丝所织，属于公元前430—前400年。”[33]关于在希腊发现的丝织物以及在希腊陶器、雕刻等艺术品上的丝织物形象还有很多，这些丝织物已被证实来自中国，而这些艺术品上的丝织物形象的创作灵感很明显也是反映现实。那么这些丝绸到底出自中国哪个地区，个人认为在春秋晚期战国初期的动乱时代，相对稳定的楚国的可能性是最大的。从现实的区域因素及上文已讨论过的路线问题，更加确定了这些丝织物更多的来自楚国。那么便可以认为楚文化实际上在一定程度影响了当时希腊的风尚，还促进了希腊艺术的发展。在这过程中，除了输出文化，同时也会引进文化，埃及的玻璃制品在春秋战国时期便大量输入中国。如在长沙、衡阳、常德和浏阳楚墓中，常会见到琉璃璧。而在长沙和广州出土的琉璃器还有碗、环、印章等物品。埃及便是这些物品的一个重要来源。由此可见，文化交流是一个双向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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