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处的“玻璃之路”主要是借用后德俊先生对于南方与域外文化交流之路的称呼。“……南道则是通过云南、两广等地或海路,经过南亚、东南亚地区再通往西方……然而在南道,通过考古发现的古玻璃的研究,却找到了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点滴线索,笔者称之为‘玻璃之路’而且是萌芽时期的‘玻璃之路’”。所以此处也借用“玻璃之路”来阐述春秋战国时期,荆楚文化与域外文化交流的南方路线。当然,所涉及的不仅仅只是玻璃,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交流。
张正明先生在《料器与先秦的楚滇关系和中印交通》一文中,就先秦时“长沙(南楚)—昆明—缅甸—印度”这条商路结合历史古籍与众多墓葬出土的文物进行考察,证实了其存在的极大可能。[19]而在20世纪40年代,印度的觉月教授也曾说过,中国的楚文化和印度东部和南部的文化或许曾相互交通。刘玉堂先生也指出:“在古代楚国与南亚之间,存在着一条通道,这条通道的东端是长沙,西端是印度,而其中点则是昆明。”[20]仅从地域角度考虑,这条路线的确是最符合常理,也是最可能实现的。当然具体的情况还需实物的印证。既然云南作为当时楚文化与印度及西方等文化交流的中点,那么在此处必然会留有他们交流的痕迹。据《云南省楚雄县万家坝古墓群发掘简报》的介绍,这些棺墓的年代有商代后期,有春秋战国时期,发现玻璃的棺墓主要集中在春秋中晚期到战国前期。如战国前期的第49号墓出土了四颗玻璃珠。[21]而这些出土的玻璃珠很明显是从西方传过来的,并且还受到楚文化的影响,正如孙太初先生在《在云南考古工作中得到的几点认识》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石寨山的这种青铜文化,似乎也受到一些楚文化的影响……在石寨山的古墓中,曾发现几件葫芦勺,它的形制和楚墓中发现的完全相似。”[22]两种不同的文化同时出现在云南,同时两种不同文化之间又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很好地说明了云南作为当时楚文化与域外文化交流重要中转点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因此可以印证上文所提到的路线的确在春秋战国时期是存在的。(www.xing528.com)
以上所探讨的北方“丝绸之路”和南方“玻璃之路”是相对而言较为明确也较为可信的两条文化交流之路。不可否认的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荆楚文化已经不断向外无意识的传播,而传播的路线自然也不可能仅有本文所提到的两条,更多的其他路线还有赖于新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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